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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史学大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马班也各有见解。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而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结论。
【关键词】生态观；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
以《史记》、《汉书》为标本进行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比较，历来多有论著发表。如果我们认识到生态也是秦汉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生态观也是秦汉思想值得重视的内容，则不妨试就这两位史学大家的生态观进行比较研究。
进行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个性，也可以探讨两汉生态观的时代差异，进而有助于说明汉代思想史和生态史的相关问题。或许由此又可以切入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学史和生态史的交点，获得有意义的新发现。
关于先秦时期人与生态关系的追述：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一
对于生态环境之作用和意义，以及人与生态环境之合理关系的自觉认识，是在历史前进至于一定阶段方才产生的社会观念。这种观念的生成，应当看作文明发生和进步的标志之一。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到轩辕黄帝功德，有“治五气，蓺五种”的说法，其文意其实涉及社会进步与生态条件的关系。司马迁又写道，轩辕以军事政治的突出成就，实现了“万国和”的局面，“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其事迹又包括：
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有学者指出，这段话，“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点。”[1]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段文字之中，还表露了积极的生态意识。如所谓“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体现出顺应自然的原则。所谓“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 [2]，也体现出与自然相亲和的倾向。关于所谓“节用水火材物”，似乎也是为孔子所肯定的。张守节《正义》引《大戴礼》云：“宰我问于孔子曰：‘予闻荣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
司马迁所论先古圣王与“节用水火材物”相关事迹，又有：
（帝颛顼）养材以任地。[3]
（帝高辛）取地之财而节用之。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又引录范蠡的话：“节事者以地。”司马贞《索隐》：“《国语》‘以’作‘与’，此作‘以’，亦‘与’义也。言地能财成万物，人主宜节用以法地，故地与之。”司马贞的解释强调了人与“地”，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示应当有节制地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4]这样的说法，可能比较接近司马迁所记述范蠡语的原意。
班固《汉书》作为以汉代历史为主题的断代史，并不直接记录远古时代的传说，因而没有与《史记》“节用水火材物”，“养材以任地”，“取地之财而节用之”一类内容。《汉书》屡见“节用”一语，但是已经大多并非取与“地”有关的强调节约生态资源的意义，而只是就经济角度言财富。[5]当然，其中有些作为西汉人言辞，不能完全归结于班固的认识。
不过，我们看到，《汉书》其实也有间接涉及传说时代相关现象的内容。如《律历志上》：“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六相生，阴阳之应也。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其传曰，黄帝之所作也。”“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6]“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7]又如：“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也都说到黄帝时代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和谐。
《汉书》中“黄帝”凡134见，出现频率不可谓不高。但是班固笔下的黄帝及其言行已经神化，对于黄帝事迹的解说也已经神学化，与司马迁所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8]，得自于民间所传诵，因而富于自然气息有明显的不同。
又如《汉书·郊祀志上》写道：“秦始皇帝既即位”，有人说，“夏得木德”，“草木鬯茂。”[9]也可以看作文明初期人与自然生态之关系的历史记载的片段遗存，但是这样的记载已经为浓重的五行学说的色彩所涂抹，历史的本色已经被掩盖了。
关于灾异史的记录：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二
对于以农耕为主体经济形式的社会来说，自然灾异无疑形成对安定和发展的极大威胁。
《史记·六国年表》中秦史的部分有关灾异的记录，我们现在看到的有22例。远较周王朝和其它六国密集。[10]确实可以证实有的学者曾经提出的《六国年表》主要依据《秦记》的说法。[11]其中5例涉及与生态形式相关的灾异，即秦躁公元年（前435）“六月雨雪”；秦献公十六年（前369）“民大疫”；秦昭襄王九年（前298）“河、渭绝一日”；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地动，坏城”；秦始皇帝四年（前243）“蝗蔽天下”。对于最后一例，《史记·秦始皇本纪》写作：“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
此外，《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以及《十二诸侯年表》中又可见《六国年表》未记载的灾异。如《秦本纪》记载：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饥”；秦献公十六年（前369）“桃冬花”。《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孝公十六年（前 346）“桃李冬华”；秦悼武王三年（前308）“渭水赤三日”；秦始皇帝七年（前240）“河鱼大上”；秦始皇帝九年（前238）“（四月）是月寒冻，有死者”；秦始皇帝十一年（前236）“当是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秦始皇帝十五年（前232）“地动”；秦始皇帝十七年（前230）“地动，……民大饥”；秦始皇帝二十一年（前226）“大雨雪，深二尺五寸”；秦始皇帝三十一年（前216）“米石千六百”。
所谓秦穆公十四年 “秦饥”，《秦本纪》中有相应的记载：“（十三年）[12]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傒、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十五年，兴兵将攻秦。缪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驇。缪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晋击缪公，缪公伤。于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十一月，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时秦地东至河。”“秦饥”在著名的“泛舟之役”之后，因“晋旱”而“饥”推想，“秦饥”很可能也是因为旱灾所导致。
至于所谓秦献公十六年“桃冬花”和秦孝公十六年“桃李冬华”，所记当为一事，年代之异，当有一误。
关于秦史的灾异记录，是《史记》包涵生态史记录因而具有特殊历史文献价值的证明。[13]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司马迁对灾异史的记录是相当重视的。当然，班固对秦史中的灾异，记载不如司马迁完整，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秦史本不是第一部断代史专著《汉书》记述的对象。此外，我们又应当注意到，班固《汉书》对于秦史灾异其实也并非完全未曾涉及。
例如，对于司马迁《史记》记录秦悼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一事，《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写道：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京房《易传》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
所谓“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事，未见于《史记》，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至于“渭水赤”的情状及原因，我们目前还不能明了。[14]《汉书·五行志中之下》中另一则有关记录，是：
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
此事也未见于《史记》。
《史记》有八“书”，《汉书》有十“志”。班固《汉书》的“志”，是司马迁《史记》之后的新创史书文体。其中有六篇“志”受到《史记》“书”的影响。而《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则皆为班固新创。[15]《汉书》的“志”，公认内容“博赡”[16]、“该富”[17]，有学者评论说，“超过了《史记》八书，可谓后来者居上。”[18]以往以为其“芜累”的指责[19]，或许是将优异看作缺失了。
至于汉初史事记述的比较，“《汉》纪比《史》纪增补了一些史实，是应该肯定的。”如“《汉》纪比《史》纪增写了一系列诏、令，有的很值得注意”，又如《汉书》所立《惠帝纪》，其中有的史家所谓“记惠帝七年间四十三条大小不等的杂碎之事”，就包括“自然现象与灾异”等。[20]
有学者评论马班优劣，说到《史记》和《汉书》叙事的特点：“马疏班密，向有定论，然亦论其行文耳，其叙事处互有疏密。”[21]就灾异史的记录比较《史》《汉》，确实可以说是“互有疏密”。而以为《史》《汉》“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的意见[22]，从记录灾异史的角度说，也可以看作中肯的评价。
关于灾异的理解：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三
司马迁对于历史遗存中的灾异现象，是取审慎的态度的。
《史记·天官书》说：西周晚期以来，星气阴阳之说盛行，“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23]《太史公自序》又写道：“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儒林列传》中记录了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斥董著《灾异之记》“下愚”，致使董仲舒大受惊吓，“不敢复言灾异”的故事[24]，也表明了这种态度。有的学者说，董仲舒的灾异学说恰与最高权力者汉武帝的政治需要相合，“为什么《史记》不录《天人三策》，除取裁侧重点与他书（如《汉书》）不同方面的原因外，司马迁对于这种政治思想上的彼此结合，采取轻蔑的态度也是不可忽视的。”[25]这样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绝对地断定司马迁完全排斥灾异之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封禅书》之言祥瑞灾异之说，令人确信司马迁是相信天人对应关系的。”[26]
《汉书·五行志》中有比较集中的灾异记录。我们看到，班固对于灾异的分析，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理解不同，大多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的色彩。[27]
如《汉书·五行志中之下》：
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刘向以为雷当托于云，犹君托于臣，阴阳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万民有怨畔之心。是岁陈胜起，天下畔，赵高作乱，秦遂以亡。一曰，易震为雷，为貌不恭也。
史记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刘向以为近鱼孽也。是岁，始皇弟长安君将兵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迁其民于临洮。明年有嫪毐之诛。鱼阴类，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将不从君令为逆行也。其在天文，鱼星中河而处，车骑满野。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终用急亡。京房《易传》曰：“众逆同志，厥妖河鱼逆流上。”
……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京房《易传》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
天象被看作对人事的警告。《汉书·叙传下》说：“《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逌叙。世代寔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可知班固著作《五行志》的宗旨，是服务于“王事”，作为“告往知来”的历史鉴诫。如刘知几所说，“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诫将来”，于是有“穿凿成文，强生异义”，“徒有解释，无足观采”之处。[28]其论说，有的学者认为，是运用“阴阳五行说”“将自然灾异、儒家经传、社会政治搅拌在一起，予以唯心主义的解释”。于是断言：“《五行志》是班固唯心史观的大暴露。”[29]
如果人们注意到汉代文化的时代风格，或许会同意这种批判的严厉性应予减缓。应当看到，这种现象是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具体的说，是西汉中期以来天人感应学说的盛起和两汉之际谶纬思潮的泛滥，在影响社会文化总体的同时，也消弱了史学的科学性。
当然，通过对《史》《汉》关于灾异解说之差异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司马迁和班固学术个性的不同。虽然《汉书·五行志》动辄标榜《春秋》之义，但是就史学理念而言，也许《史记》继承《春秋》的原则还要更多一些。有学者分析说，“孔子对鬼神迷信一直取慎重态度”[30]，“孔子修撰的《春秋》记有怪异现象，如 ‘六鹢退飞过宋都’之类，但没有加以神秘化。后来的公羊家记灾记异，不绝于书，但也没有把灾异与治乱联系起来。司马迁比孔子更有科学头脑，在史料的抉择上剔除了大量迷信成分”。[31]
对于司马迁和班固的比较，多有学者专注于史事记录的详略和繁简，有人则指出：“愚以为班马之优劣更系于识而非徒系于文。”[32]强调更应当在史识的比较方面用心。对比司马迁和班固的灾异观，确可发现差距。但是，尽管班固《五行志》中关于灾异的认识多有非科学的谬说，“然而他罗列的历史上的种种异常的自然现象……，却是历史上的事实，为后人研究古代自然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33]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34]
关于生态条件同社会经济的关系：马班生态观异同之四
《禹贡》是中国早期地理学的名著。大致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这部地理书[35]，有值得珍视的对于各地生态状况的考察记录，例如有关各地土壤、植被、水资源和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矿业物产的记载多有重要价值，于是成为上古生态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史记·夏本纪》引录了《禹贡》。《汉书·地理志》也引录了《禹贡》。都体现出对生态状况考察的重视。
司马迁《史记》秉承《禹贡》所代表的先秦学术重视实证、重视实用、重视实利的传统，在总结生态条件同社会经济的关系方面又有新的学术推进。
在这一方面集中体现司马迁史学新识的论著，是《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对于基本经济区的划分，是最早的区域经济研究的成就。司马迁在综述各地物产时说：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
这里所说的“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也就是秦汉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四个基本经济区。其中说到的生态条件的地理分布，司马迁是以经济的眼光，作为“大自然所提供的”“物资财富”，作为“人们奉生送死的物质生活资料分布”[36]予以考察和认识的。
“山西”的重心区域是关中。我们可以以对关中生态的分析为例，尝试比较《史记》和《汉书》作者的生态意识。
关中平原号称沃野，传统农业在这里有悠久的历史。《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亦玩巧而事末也。”
关中之富足，首先在于以“膏壤沃野千里”为条件的农耕事业的发展。不仅由于农业先进，矿产及林业、渔业资源之丰盛也是重要原因。有关论述，同样见于《汉书》。《汉书·地理志下》有沿袭《史记·货殖列传》体例的内容，而且占有更多的文字篇幅。班固写道：“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历经后稷、公刘、大王、文王、武王的经营，“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
司马迁笔下的“大关中”概念，“关中”指包括巴蜀在内的“殽函”以西的西部地区。[37]
关于巴蜀地方，司马迁写道：“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汉书·地理志下》也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阨。”
关于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地方，司马迁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汉书·地理志下》：“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
大致看来，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38]，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而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其说从政治角度理解民俗，以为了解民俗的目的，是政治管理的方便。
对于《史记·货殖列传》关于生态条件作用的肯定，有学者分析说，“《货殖列传》对我国划分经济地区作了尝试。地理因素可能不恰当地被夸大了，……。”[39]
但是，就对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具体的生态形势而言，班固其实有更为详细的记述。《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汉武帝准备在盩厔和鄠县、杜陵一带扩建上林苑时，东方朔曾加以谏阻：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功能鼃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
班固在《两都赋》中，虽然“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但是对关中地区形胜和物产也大加赞誉，称美其“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有“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敷棻”，又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肯定关中“华实之毛，则九州岛之上腴焉”。[40]
《史记》对于经济生活的重视，史无前例。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历史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货殖列传》“盖开《汉书》以下《食货志》之先河”。[41]又有人称赞《货殖列传》说，“若《食货志》，乃此《书》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42]而将生态环境与经济形势相联系以分析历史，可能正是《货殖列传》特有的优长之处。有的学者于是曾经发表“以自然主义笼罩一切经济主义”的评价，并赞美其中对“各地的环境”的重视，从而感叹道：“美哉《货殖传》！美哉《货殖传》！”[43]
关于生态保护：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五
对于“大关中”的地理特征，班固在司马迁附论巴蜀地区和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之外，还说到武都地区和“自武威以西”地区。对于后者，《地理志下》写道：“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屮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其中“是以其俗风雨时节”句，“其俗”之后似有缺文。
所谓“风雨时节”，是汉代民间对理想生态的习惯表达形式。《淮南子·览冥》说到“风雨时节，五谷丰孰”。《汉书·地理志下》说到地方地理人文条件“有和气之应”时，也使用了“风雨时节，谷籴常贱”的说法。汉镜铭文中常见“风雨时节五谷孰”， “风雨时节五谷熟”的文句，或者又写作“风雨常节五谷熟”，“风雨时，五谷孰，得天力”，“风雨时节五谷成，家给人足天下平”等，都表达了对气候正常的祈祝。袁宏《后汉纪》卷二二载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刘淑对策，以“仁义立则阴阳和而风雨时”为主题，也体现了同样的社会愿望。《史记·乐书》：“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张守节《正义》：“寒暑，天地之气也。若寒暑不时，则民多疾疫也。”“风雨，天事也。风雨有声形，故为事也。若飘洒凄厉，不有时节，则谷损民饥也。”
在“风雨”是否“时节”的天运面前，当时的人只能完全被动地顺从，对于创造“风雨时节”的形势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司马迁曾经利用农耕社会久已普及的“风雨时节”的思想，阐发了对于维护生态条件的深刻认识。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44]所谓“天道”“四时”，不仅不能“弗顺”，而且应当“大顺”。又《史记·龟策列传》禇少孙补述：“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贼气相奸。同岁异节，其时使然。故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或为仁义，或为暴强。暴强有乡，仁义有时。万物尽然，不可胜治。”这样的文句，其实也是照应了司马迁的思想的。
但是，人又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在一定限度内影响生态，改变生态。这首先应当认识自然规律，理解自然规律。
《汉书·晁错传》记录晁错对策，其中有反映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内容：
诏策曰“明于国家大体”，愚臣窃以古之五帝明之。臣闻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故众生之类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载也；烛以光明，亡偏异也；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孰，祅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
所谓“动静上配天，下顺地”，“四时节”，“风雨时”诸语，和上文引录的司马迁“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的思想是一致的。而所谓“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 中，则体现出生态保护的意识。特别是将有关措施和“国家大体”、“治国大体”联系起来，应当说在生态保护史上，发表了一种开明的见解。尽管这是在传统天人关系背景下形成的思想，还不能说是一种自觉的意识。
这是一段对于讨论生态思想史极有意义的文字，然而《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并未载录。这或许也可以作为上文引述《史记》“残阙盖多”之说的一条佐证。
据《汉书·文帝纪》，汉文帝元年（前179）三月，“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这是一种“顺四时”的举动，而司马迁《史记》也没有记载。
古来有以“四时”为原则的礼俗制度，以调整和确定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秩序。其规则通常称之为“月令”，《逸周书》的《周月》、《时训》、《月令》等篇，《礼记·月令》，《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淮南子·时则》等，都有相应的内容。 《汉书·魏相传》记载，汉宣帝时，御史大夫魏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主张顺应阴阳四时执政，他说：
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屮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
以《月令》指导政策，可能在西汉中期以后更为明确。《汉书·宣帝纪》记录元康三年（前63）六月诏：
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
其中所谓“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正是《月令》所强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禁令。如《礼记·月令》：“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吕氏春秋·孟春纪》：“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
《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六月，以“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诏令：“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又永光三年（前41）十一月颁布的诏书也说道：“乃者己丑地动，中冬雨水，大雾，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颜师古注：“‘时禁’，谓《月令》所当禁断者也。”《汉书·成帝纪》记载：阳朔二年（前23）春，寒。诏曰：“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于蕃时雍’，明以阴阳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对于所谓“多违时政”的指责，颜师古注：“李奇曰：‘时政，《月令》也。’”汉哀帝初即位，李寻就“间者水出地动，日月失度，星辰乱行，灾异仍重”发表意见，以为“四时失序”，与“号令不顺四时”有关。他说：“夫以喜怒赏罚，而不顾时禁，虽有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于人。设上农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然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书》曰：‘敬授民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枹鼓之相应也。今朝廷忽于时月之令，诸侍中尚书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设群下请事；若陛下出令有谬于时者，当知争之，以顺时气。”[45]李寻的论点，也强调了《月令》的权威。
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月令》有关生态保护的原则未必不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影响，而《史记》未见直接的记录，可能有多种原因。或许在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盛行之前，最高执政集团并未发布有关的宣传。或许司马迁更为关注的，是人的生命的保护。[46]
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班固在汉宣帝以后的历史记录中虽然有多则涉及生态保护，但是依然有所遗漏。例如近年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发掘出土的泥墙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其中有关于生态保护的内容。如“孟春月令”有：“·禁止伐木。·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九行）“·毋挞剿。·谓剿空实皆不得挞也。空剿尽夏，实者四时常禁。”（一○行）“·毋杀□虫。·谓幼小之虫、不为人害者也，尽九〔月〕。”（一一行）“·毋杀孡。·谓禽兽、六畜怀任有孡者也，尽十二月常禁。”（一二行）“·毋夭蜚鸟。·谓夭蜚鸟不得使长大也，尽十二月常禁。”（一三行）“·毋麛。·谓四足……及畜幼小未安者也，尽九月。”（一四行）“·毋卵。·谓蜚鸟及鸡□卵之属也，尽九月。”（一五行）“中春月令”有：“·毋□水泽，□陂池、□□。·四方乃得以取鱼，尽十一月常禁。”（二六行）“·毋焚山林。·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虫草木……〔正〕月尽。”（二七行）“季春月令” 有：“·毋弹射蜚鸟，及张网，为他巧以捕取之。·谓□鸟也……”（三二行）“孟夏月令”有：“·毋大田猎。·尽八（？）月。……”（四二行）等等。开篇称 “大皇大后诏曰”，日期为“元始五年五月甲子朔丁丑”[47]，明确是作为诏书颁布，然而却并不见于《汉书》。或说“《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 [48]，或说“《史记》宏放，《汉书》详整”[49]，或比较《史》《汉》，指出“班掾《汉书》，严密过之”[50]，而“详”“密”之中竟然也有我们今天看来不应当出现的遗缺，是值得注意的。有人曾经评价班固《汉书》，谓“固记事详备而删削精当”，“固似繁而实简也”。[51]而其“删削”之选，也是可以体现著者的观念倾向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就彼此相互制约。”[52]如果否认自然史对于人类史的“制约” 作用，只承认人类史对于自然史的影响，以为无视自然史的背景亦可以真正认识人类史的进程，掌握人类史的规律，则显然难以使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理想，对于其真实意义，解说者甚多，众议纷纭，至今莫衷一是。如果我们从自然史和人类史“密切关联”、“相互制约”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所谓“天人之际”，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层面认识司马迁的思想。
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53]，近数十年则抬高司马迁、贬低班固的意见明显占上风。论者多从阶级性角度进行评价。有人说：“司马迁和班固的政治态度不一样，历史态度也不一样。”“政治态度和历史态度的不同，是马班异趣中一个最大的区别。”[54]这样的结论也许还有讨论的必要。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借用邱逢年《史记阐要·班马优劣》中的话：“马班二史互有得失，有马得而班失者，亦有马班同得者，且有马失而班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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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学勤：《论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1页。
[2]“虫蛾”，即“虫蚁”。
[3] 司马贞《索隐》：“言能养材物以任地。《大戴礼》作‘养财’。”
[4]裴骃《集解》引韦昭曰：“时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司马贞《索隐》以为“韦昭等解恐非。”
[5] 如《武帝纪》“景公以节用”，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仲尼曰政在节财。”《食货志上》“节用而爱人”，颜师古注：“不为奢侈，爱养其民。”（《汉书·王嘉传》也有同样的文句，颜师古注：“《论语》载孔子之言也。”）《五行志下之下》“节用俭服，以惠百姓”，说的大致是同样的意思。又《晁错传》：“亲耕节用，视民不奢。”（颜师古注：“‘视’，读曰‘示’。”）《司马迁传》：“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循吏传·黄霸》：“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节用”语义，都未能明确指定自然资源。
[6]颜师古注：“孟康曰：‘律得风气而成声，风和乃律调也。’臣瓒曰：‘风气正则十二月之气各应其律，不失其序。’”
[7] 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言黄帝造历得仙，名节会，察寒暑，致启分，发敛至，定清浊，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气物分数，皆叙历之意也。”又孟康曰：“合，作也。黄帝作历，历终而复始，无穷已也，故曰不死。名春夏为发，秋冬为敛。清浊，谓律声之清浊也。五部，谓五行也。天有四时，分为五行也。气，二十四气也。物，万物也。分，历数之分也。”又晋灼曰：“蔡邕《天文志》：‘浑天名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臣瓒曰：“黄帝圣德，与神灵合契，升龙登仙，故曰合而不死。题名宿度，候察进退。史记曰‘名察宿度’，谓三辰之度，吉凶之验也。”
[8]《史记·五帝本纪》。
[9]颜师古注：“鬯与畅同。”
[10] 《六国年表》中关于周王朝和其他六国灾异的记录，合计只有韩庄侯九年（公元前362年）“大雨三月”，魏惠王十二年（公元前359年）“星昼堕，有声”，魏襄王十三年（公元前322年）“周女化为丈夫”，魏哀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98年）“河、渭绝一日”4例。其中所谓“河、渭绝一日”，虽然列入魏国栏中，其实也是秦国灾异。
[11]金德建说：“《史记》的《六国年表》纯然是以《秦记》的史料做骨干写成的。秦国的事迹，只见纪于《六国年表》里而不见于别篇，也正可以说明司马迁照录了《秦记》中原有的文字。”金德建：《〈秦记〉考征》，《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5页至416页。参看王子今：《〈秦记〉考识》，《史学史研究》1997年1期；《〈秦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秦文化论丛》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年6月版。
[12]据《十二诸侯年表》，事在秦穆公十三年。
[13]参看王子今：《秦史的灾异记录》，《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14]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其中“史记曰”，拙文《秦史的灾异记录》误作“《史记》曰”。是不应当出现的疏误。陈直先生曾经论证，《太史公书》正式改称《史记》，“在东汉桓灵时代”。“王国维先生《太史公行年考》，谓《史记》名称，开始于曹魏时王肃，这是千虑的一失。”《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司马迁与〈史记〉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222页。
[15]〔韩〕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07页。
[16]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班氏最有高名”，“唯十‘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
[17]《文心雕龙·史传》：“其十‘志’该富。”
[18]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7页。
[19]《史通·外篇·汉书五行志错误》：“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甚。”
[20]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11页，第215页。
[21]黄淳耀：《史记论略·高帝本纪》。
[22]《史通·鉴识》。
[23]张守节《正义》：“顾野王云‘禨祥，吉凶之先见也’。案：自古以来所见天变，国皆异具，所说不同，及家占物怪，用合时应者书，其文并图籍，凶吉并不可法则。故孔子论六经，记异事而说其所应，不书变见之踪也。”
[24] 《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25]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98页。
[26]钟宗宪：《〈史记·天官书〉的天象占候及其礼治思想》，《纪实与浪漫——史记国际研讨会论文》，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3月版，第249页。
[27] 有学者认为，“司马迁的天地观”，是“朴素的唯物的自然观”。霍有光：《司马迁与地学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269页。认识司马迁的灾异观，还可以参考以下论述，只是其中对于司马迁反迷信思想的自觉性的肯定，不免过度拔高之嫌，似乎还可以商榷：“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实际上是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禁忌学说相对立的。董仲舒把天和人结合起来，标榜‘天人感应’，司马迁却要把它们分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自然现象的天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分开，并把迷信学说的历史来源、迷信活动的历史过程加以揭露，是对汉武帝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打击，本质上是和正统的统治阶级思想对立的。”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1页，第30页。以客观的视角分析，有的学者注意到“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模糊性”。徐兴海：《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模糊性》，《唐都学刊》1988年2期。有的学者提醒我们，分析司马迁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应当考察“中国史官的天人文化传统”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验的线索，即史官所履行的天文术数方面的天官职能；其二是理论的线索，又可分为《周易》的天人宇宙观和阴阳五行学说、春秋公羊学的宇宙论及其历史哲学这两个方面。”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页。
[28]《史通·外篇·汉书五行志错误》。
[29]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4页。
[30]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被看作这种识见的表现。
[31] 论者举例说：《刺客列传》写豫让行刺赵襄子未遂，豫让要求击襄子的衣服然后自杀。襄子同意了他的要求。司马贞《索隐》在“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下曰： “《战国策》云：‘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吴汝煜：《司马迁与孔子治史态度的比较》，《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19页。
[32]蒋中和：《眉三子半农斋集》卷二《马班异同议》。
[33]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5页。
[34]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说，太史公纪事，“其间残阙盖多”，以致有“词省”、“事核而文微”的特点，“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而《汉书》成书晚，“所以条流更明，是兼采众贤，群理毕备”。就灾异史料的集中而言，确实如此。
[35] 史念海曾经对于《禹贡》著作年代进行过研究。他认为《禹贡》的成书当出于魏国人士之手，其成书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70年至前362年之间。这一期间，魏惠王上承晋国旧风，积极图霸。“《禹贡》这篇地理名著就是魏国人士在这期间于安邑撰著成书的，是在魏国霸业基础上设想出来大一统事业的宏图。迁都大梁之后，也许还继续有所增删修订。”不过其著作年代至迟不能晚于公元前334年。这一年魏齐两国在“徐州相王”。“相王”是互相承认霸业。这显示魏国霸业的衰落，大一统事业已经无从说起。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91页至第434页。
[36]张大可：《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述论》，《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404页。
[37]《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分关中为四国”，“分关中为汉”，《项羽本纪》：“巴、蜀亦关中地也。”
[38] 据刘朝阳统计，《史记·天官书》中占候之事关于年之丰歉者多至49则，仅次于用兵，在总计18类中，占总数的15.86％。刘朝阳：《史记天官书之研究》，《国立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刊》第7卷第73、74期合刊本，1929年。这一情形，也说明司马迁对于天象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司马迁重视社会物质利益，重视财富”，“司马迁把人对生活利益的要求放在第一位”。聂石樵：《司马迁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140页，第139页。
[39]徐朔方：《读〈史记·货殖列传〉》，《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69页。
[40]《后汉书·班固传上》。
[41]杨启高：《史记通论》，清山阁．1926年7月版，第269页。
[42]赵汸：《读货殖传》，《明文衡》卷四六。
[43] 论者对《史记·货殖列传》有关“环境”记述的评价是：“《史记》里头别的文章，讲的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事情，或是就一件事说，惟有《货殖传》一篇，讲的是种种社会的事情，且一一说明他的原理。所写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汉代。所写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脚色，各地有各地的环境。”潘吟阁：《史记货殖传新诠》，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编者弁言》。
[44]是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语。司马迁的思想与其相合。
[45]《汉书·李寻传》。
[46]《史记·酷吏列传》记载，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捕杀郡中奸猾，“相连坐千余家”，“论报，至流血十余里。”“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春月禁止杀伐，也是《月令》的原则。
[47]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华书局2001年8月版，第4页至第8页。
[48]《朱子全书》卷六。
[49]王鏊：《震泽长语》卷下。
[50]茅坤：《史记钞·序》。
[51]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一五《史记辨惑》。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版，第20页。
[53]《史通·鉴识》。又《通志·总叙》又有“尊班而抑马”之说。
[54]白寿彝：《司马迁和班固》，《人民日报》1964年1月23日。
编辑：陈爽
作者提供，原载《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1期
出处：国史探微2003/10/12
【摘 要】作为史学大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马班也各有见解。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而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结论。
【关键词】生态观；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
以《史记》、《汉书》为标本进行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比较，历来多有论著发表。如果我们认识到生态也是秦汉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生态观也是秦汉思想值得重视的内容，则不妨试就这两位史学大家的生态观进行比较研究。
进行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个性，也可以探讨两汉生态观的时代差异，进而有助于说明汉代思想史和生态史的相关问题。或许由此又可以切入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学史和生态史的交点，获得有意义的新发现。
关于先秦时期人与生态关系的追述：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一
对于生态环境之作用和意义，以及人与生态环境之合理关系的自觉认识，是在历史前进至于一定阶段方才产生的社会观念。这种观念的生成，应当看作文明发生和进步的标志之一。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到轩辕黄帝功德，有“治五气，蓺五种”的说法，其文意其实涉及社会进步与生态条件的关系。司马迁又写道，轩辕以军事政治的突出成就，实现了“万国和”的局面，“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其事迹又包括：
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有学者指出，这段话，“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点。”[1]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段文字之中，还表露了积极的生态意识。如所谓“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体现出顺应自然的原则。所谓“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 [2]，也体现出与自然相亲和的倾向。关于所谓“节用水火材物”，似乎也是为孔子所肯定的。张守节《正义》引《大戴礼》云：“宰我问于孔子曰：‘予闻荣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
司马迁所论先古圣王与“节用水火材物”相关事迹，又有：
（帝颛顼）养材以任地。[3]
（帝高辛）取地之财而节用之。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又引录范蠡的话：“节事者以地。”司马贞《索隐》：“《国语》‘以’作‘与’，此作‘以’，亦‘与’义也。言地能财成万物，人主宜节用以法地，故地与之。”司马贞的解释强调了人与“地”，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示应当有节制地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4]这样的说法，可能比较接近司马迁所记述范蠡语的原意。
班固《汉书》作为以汉代历史为主题的断代史，并不直接记录远古时代的传说，因而没有与《史记》“节用水火材物”，“养材以任地”，“取地之财而节用之”一类内容。《汉书》屡见“节用”一语，但是已经大多并非取与“地”有关的强调节约生态资源的意义，而只是就经济角度言财富。[5]当然，其中有些作为西汉人言辞，不能完全归结于班固的认识。
不过，我们看到，《汉书》其实也有间接涉及传说时代相关现象的内容。如《律历志上》：“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六相生，阴阳之应也。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其传曰，黄帝之所作也。”“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6]“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7]又如：“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也都说到黄帝时代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和谐。
《汉书》中“黄帝”凡134见，出现频率不可谓不高。但是班固笔下的黄帝及其言行已经神化，对于黄帝事迹的解说也已经神学化，与司马迁所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8]，得自于民间所传诵，因而富于自然气息有明显的不同。
又如《汉书·郊祀志上》写道：“秦始皇帝既即位”，有人说，“夏得木德”，“草木鬯茂。”[9]也可以看作文明初期人与自然生态之关系的历史记载的片段遗存，但是这样的记载已经为浓重的五行学说的色彩所涂抹，历史的本色已经被掩盖了。
关于灾异史的记录：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二
对于以农耕为主体经济形式的社会来说，自然灾异无疑形成对安定和发展的极大威胁。
《史记·六国年表》中秦史的部分有关灾异的记录，我们现在看到的有22例。远较周王朝和其它六国密集。[10]确实可以证实有的学者曾经提出的《六国年表》主要依据《秦记》的说法。[11]其中5例涉及与生态形式相关的灾异，即秦躁公元年（前435）“六月雨雪”；秦献公十六年（前369）“民大疫”；秦昭襄王九年（前298）“河、渭绝一日”；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地动，坏城”；秦始皇帝四年（前243）“蝗蔽天下”。对于最后一例，《史记·秦始皇本纪》写作：“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
此外，《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以及《十二诸侯年表》中又可见《六国年表》未记载的灾异。如《秦本纪》记载：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饥”；秦献公十六年（前369）“桃冬花”。《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孝公十六年（前 346）“桃李冬华”；秦悼武王三年（前308）“渭水赤三日”；秦始皇帝七年（前240）“河鱼大上”；秦始皇帝九年（前238）“（四月）是月寒冻，有死者”；秦始皇帝十一年（前236）“当是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秦始皇帝十五年（前232）“地动”；秦始皇帝十七年（前230）“地动，……民大饥”；秦始皇帝二十一年（前226）“大雨雪，深二尺五寸”；秦始皇帝三十一年（前216）“米石千六百”。
所谓秦穆公十四年 “秦饥”，《秦本纪》中有相应的记载：“（十三年）[12]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傒、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十五年，兴兵将攻秦。缪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驇。缪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晋击缪公，缪公伤。于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十一月，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时秦地东至河。”“秦饥”在著名的“泛舟之役”之后，因“晋旱”而“饥”推想，“秦饥”很可能也是因为旱灾所导致。
至于所谓秦献公十六年“桃冬花”和秦孝公十六年“桃李冬华”，所记当为一事，年代之异，当有一误。
关于秦史的灾异记录，是《史记》包涵生态史记录因而具有特殊历史文献价值的证明。[13]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司马迁对灾异史的记录是相当重视的。当然，班固对秦史中的灾异，记载不如司马迁完整，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秦史本不是第一部断代史专著《汉书》记述的对象。此外，我们又应当注意到，班固《汉书》对于秦史灾异其实也并非完全未曾涉及。
例如，对于司马迁《史记》记录秦悼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一事，《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写道：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京房《易传》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
所谓“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事，未见于《史记》，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至于“渭水赤”的情状及原因，我们目前还不能明了。[14]《汉书·五行志中之下》中另一则有关记录，是：
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
此事也未见于《史记》。
《史记》有八“书”，《汉书》有十“志”。班固《汉书》的“志”，是司马迁《史记》之后的新创史书文体。其中有六篇“志”受到《史记》“书”的影响。而《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则皆为班固新创。[15]《汉书》的“志”，公认内容“博赡”[16]、“该富”[17]，有学者评论说，“超过了《史记》八书，可谓后来者居上。”[18]以往以为其“芜累”的指责[19]，或许是将优异看作缺失了。
至于汉初史事记述的比较，“《汉》纪比《史》纪增补了一些史实，是应该肯定的。”如“《汉》纪比《史》纪增写了一系列诏、令，有的很值得注意”，又如《汉书》所立《惠帝纪》，其中有的史家所谓“记惠帝七年间四十三条大小不等的杂碎之事”，就包括“自然现象与灾异”等。[20]
有学者评论马班优劣，说到《史记》和《汉书》叙事的特点：“马疏班密，向有定论，然亦论其行文耳，其叙事处互有疏密。”[21]就灾异史的记录比较《史》《汉》，确实可以说是“互有疏密”。而以为《史》《汉》“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的意见[22]，从记录灾异史的角度说，也可以看作中肯的评价。
关于灾异的理解：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三
司马迁对于历史遗存中的灾异现象，是取审慎的态度的。
《史记·天官书》说：西周晚期以来，星气阴阳之说盛行，“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23]《太史公自序》又写道：“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儒林列传》中记录了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斥董著《灾异之记》“下愚”，致使董仲舒大受惊吓，“不敢复言灾异”的故事[24]，也表明了这种态度。有的学者说，董仲舒的灾异学说恰与最高权力者汉武帝的政治需要相合，“为什么《史记》不录《天人三策》，除取裁侧重点与他书（如《汉书》）不同方面的原因外，司马迁对于这种政治思想上的彼此结合，采取轻蔑的态度也是不可忽视的。”[25]这样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绝对地断定司马迁完全排斥灾异之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封禅书》之言祥瑞灾异之说，令人确信司马迁是相信天人对应关系的。”[26]
《汉书·五行志》中有比较集中的灾异记录。我们看到，班固对于灾异的分析，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理解不同，大多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的色彩。[27]
如《汉书·五行志中之下》：
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刘向以为雷当托于云，犹君托于臣，阴阳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万民有怨畔之心。是岁陈胜起，天下畔，赵高作乱，秦遂以亡。一曰，易震为雷，为貌不恭也。
史记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刘向以为近鱼孽也。是岁，始皇弟长安君将兵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迁其民于临洮。明年有嫪毐之诛。鱼阴类，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将不从君令为逆行也。其在天文，鱼星中河而处，车骑满野。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终用急亡。京房《易传》曰：“众逆同志，厥妖河鱼逆流上。”
……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京房《易传》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
天象被看作对人事的警告。《汉书·叙传下》说：“《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逌叙。世代寔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可知班固著作《五行志》的宗旨，是服务于“王事”，作为“告往知来”的历史鉴诫。如刘知几所说，“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诫将来”，于是有“穿凿成文，强生异义”，“徒有解释，无足观采”之处。[28]其论说，有的学者认为，是运用“阴阳五行说”“将自然灾异、儒家经传、社会政治搅拌在一起，予以唯心主义的解释”。于是断言：“《五行志》是班固唯心史观的大暴露。”[29]
如果人们注意到汉代文化的时代风格，或许会同意这种批判的严厉性应予减缓。应当看到，这种现象是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具体的说，是西汉中期以来天人感应学说的盛起和两汉之际谶纬思潮的泛滥，在影响社会文化总体的同时，也消弱了史学的科学性。
当然，通过对《史》《汉》关于灾异解说之差异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司马迁和班固学术个性的不同。虽然《汉书·五行志》动辄标榜《春秋》之义，但是就史学理念而言，也许《史记》继承《春秋》的原则还要更多一些。有学者分析说，“孔子对鬼神迷信一直取慎重态度”[30]，“孔子修撰的《春秋》记有怪异现象，如 ‘六鹢退飞过宋都’之类，但没有加以神秘化。后来的公羊家记灾记异，不绝于书，但也没有把灾异与治乱联系起来。司马迁比孔子更有科学头脑，在史料的抉择上剔除了大量迷信成分”。[31]
对于司马迁和班固的比较，多有学者专注于史事记录的详略和繁简，有人则指出：“愚以为班马之优劣更系于识而非徒系于文。”[32]强调更应当在史识的比较方面用心。对比司马迁和班固的灾异观，确可发现差距。但是，尽管班固《五行志》中关于灾异的认识多有非科学的谬说，“然而他罗列的历史上的种种异常的自然现象……，却是历史上的事实，为后人研究古代自然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33]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34]
关于生态条件同社会经济的关系：马班生态观异同之四
《禹贡》是中国早期地理学的名著。大致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这部地理书[35]，有值得珍视的对于各地生态状况的考察记录，例如有关各地土壤、植被、水资源和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矿业物产的记载多有重要价值，于是成为上古生态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史记·夏本纪》引录了《禹贡》。《汉书·地理志》也引录了《禹贡》。都体现出对生态状况考察的重视。
司马迁《史记》秉承《禹贡》所代表的先秦学术重视实证、重视实用、重视实利的传统，在总结生态条件同社会经济的关系方面又有新的学术推进。
在这一方面集中体现司马迁史学新识的论著，是《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对于基本经济区的划分，是最早的区域经济研究的成就。司马迁在综述各地物产时说：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
这里所说的“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也就是秦汉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四个基本经济区。其中说到的生态条件的地理分布，司马迁是以经济的眼光，作为“大自然所提供的”“物资财富”，作为“人们奉生送死的物质生活资料分布”[36]予以考察和认识的。
“山西”的重心区域是关中。我们可以以对关中生态的分析为例，尝试比较《史记》和《汉书》作者的生态意识。
关中平原号称沃野，传统农业在这里有悠久的历史。《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亦玩巧而事末也。”
关中之富足，首先在于以“膏壤沃野千里”为条件的农耕事业的发展。不仅由于农业先进，矿产及林业、渔业资源之丰盛也是重要原因。有关论述，同样见于《汉书》。《汉书·地理志下》有沿袭《史记·货殖列传》体例的内容，而且占有更多的文字篇幅。班固写道：“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历经后稷、公刘、大王、文王、武王的经营，“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
司马迁笔下的“大关中”概念，“关中”指包括巴蜀在内的“殽函”以西的西部地区。[37]
关于巴蜀地方，司马迁写道：“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汉书·地理志下》也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阨。”
关于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地方，司马迁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汉书·地理志下》：“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
大致看来，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38]，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而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其说从政治角度理解民俗，以为了解民俗的目的，是政治管理的方便。
对于《史记·货殖列传》关于生态条件作用的肯定，有学者分析说，“《货殖列传》对我国划分经济地区作了尝试。地理因素可能不恰当地被夸大了，……。”[39]
但是，就对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具体的生态形势而言，班固其实有更为详细的记述。《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汉武帝准备在盩厔和鄠县、杜陵一带扩建上林苑时，东方朔曾加以谏阻：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功能鼃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
班固在《两都赋》中，虽然“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但是对关中地区形胜和物产也大加赞誉，称美其“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有“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敷棻”，又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肯定关中“华实之毛，则九州岛之上腴焉”。[40]
《史记》对于经济生活的重视，史无前例。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历史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货殖列传》“盖开《汉书》以下《食货志》之先河”。[41]又有人称赞《货殖列传》说，“若《食货志》，乃此《书》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42]而将生态环境与经济形势相联系以分析历史，可能正是《货殖列传》特有的优长之处。有的学者于是曾经发表“以自然主义笼罩一切经济主义”的评价，并赞美其中对“各地的环境”的重视，从而感叹道：“美哉《货殖传》！美哉《货殖传》！”[43]
关于生态保护：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五
对于“大关中”的地理特征，班固在司马迁附论巴蜀地区和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之外，还说到武都地区和“自武威以西”地区。对于后者，《地理志下》写道：“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屮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其中“是以其俗风雨时节”句，“其俗”之后似有缺文。
所谓“风雨时节”，是汉代民间对理想生态的习惯表达形式。《淮南子·览冥》说到“风雨时节，五谷丰孰”。《汉书·地理志下》说到地方地理人文条件“有和气之应”时，也使用了“风雨时节，谷籴常贱”的说法。汉镜铭文中常见“风雨时节五谷孰”， “风雨时节五谷熟”的文句，或者又写作“风雨常节五谷熟”，“风雨时，五谷孰，得天力”，“风雨时节五谷成，家给人足天下平”等，都表达了对气候正常的祈祝。袁宏《后汉纪》卷二二载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刘淑对策，以“仁义立则阴阳和而风雨时”为主题，也体现了同样的社会愿望。《史记·乐书》：“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张守节《正义》：“寒暑，天地之气也。若寒暑不时，则民多疾疫也。”“风雨，天事也。风雨有声形，故为事也。若飘洒凄厉，不有时节，则谷损民饥也。”
在“风雨”是否“时节”的天运面前，当时的人只能完全被动地顺从，对于创造“风雨时节”的形势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司马迁曾经利用农耕社会久已普及的“风雨时节”的思想，阐发了对于维护生态条件的深刻认识。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44]所谓“天道”“四时”，不仅不能“弗顺”，而且应当“大顺”。又《史记·龟策列传》禇少孙补述：“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贼气相奸。同岁异节，其时使然。故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或为仁义，或为暴强。暴强有乡，仁义有时。万物尽然，不可胜治。”这样的文句，其实也是照应了司马迁的思想的。
但是，人又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在一定限度内影响生态，改变生态。这首先应当认识自然规律，理解自然规律。
《汉书·晁错传》记录晁错对策，其中有反映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内容：
诏策曰“明于国家大体”，愚臣窃以古之五帝明之。臣闻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故众生之类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载也；烛以光明，亡偏异也；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孰，祅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
所谓“动静上配天，下顺地”，“四时节”，“风雨时”诸语，和上文引录的司马迁“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的思想是一致的。而所谓“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 中，则体现出生态保护的意识。特别是将有关措施和“国家大体”、“治国大体”联系起来，应当说在生态保护史上，发表了一种开明的见解。尽管这是在传统天人关系背景下形成的思想，还不能说是一种自觉的意识。
这是一段对于讨论生态思想史极有意义的文字，然而《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并未载录。这或许也可以作为上文引述《史记》“残阙盖多”之说的一条佐证。
据《汉书·文帝纪》，汉文帝元年（前179）三月，“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这是一种“顺四时”的举动，而司马迁《史记》也没有记载。
古来有以“四时”为原则的礼俗制度，以调整和确定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秩序。其规则通常称之为“月令”，《逸周书》的《周月》、《时训》、《月令》等篇，《礼记·月令》，《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淮南子·时则》等，都有相应的内容。 《汉书·魏相传》记载，汉宣帝时，御史大夫魏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主张顺应阴阳四时执政，他说：
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屮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
以《月令》指导政策，可能在西汉中期以后更为明确。《汉书·宣帝纪》记录元康三年（前63）六月诏：
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
其中所谓“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正是《月令》所强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禁令。如《礼记·月令》：“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吕氏春秋·孟春纪》：“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
《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六月，以“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诏令：“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又永光三年（前41）十一月颁布的诏书也说道：“乃者己丑地动，中冬雨水，大雾，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颜师古注：“‘时禁’，谓《月令》所当禁断者也。”《汉书·成帝纪》记载：阳朔二年（前23）春，寒。诏曰：“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于蕃时雍’，明以阴阳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对于所谓“多违时政”的指责，颜师古注：“李奇曰：‘时政，《月令》也。’”汉哀帝初即位，李寻就“间者水出地动，日月失度，星辰乱行，灾异仍重”发表意见，以为“四时失序”，与“号令不顺四时”有关。他说：“夫以喜怒赏罚，而不顾时禁，虽有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于人。设上农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然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书》曰：‘敬授民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枹鼓之相应也。今朝廷忽于时月之令，诸侍中尚书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设群下请事；若陛下出令有谬于时者，当知争之，以顺时气。”[45]李寻的论点，也强调了《月令》的权威。
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月令》有关生态保护的原则未必不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影响，而《史记》未见直接的记录，可能有多种原因。或许在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盛行之前，最高执政集团并未发布有关的宣传。或许司马迁更为关注的，是人的生命的保护。[46]
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班固在汉宣帝以后的历史记录中虽然有多则涉及生态保护，但是依然有所遗漏。例如近年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发掘出土的泥墙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其中有关于生态保护的内容。如“孟春月令”有：“·禁止伐木。·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九行）“·毋挞剿。·谓剿空实皆不得挞也。空剿尽夏，实者四时常禁。”（一○行）“·毋杀□虫。·谓幼小之虫、不为人害者也，尽九〔月〕。”（一一行）“·毋杀孡。·谓禽兽、六畜怀任有孡者也，尽十二月常禁。”（一二行）“·毋夭蜚鸟。·谓夭蜚鸟不得使长大也，尽十二月常禁。”（一三行）“·毋麛。·谓四足……及畜幼小未安者也，尽九月。”（一四行）“·毋卵。·谓蜚鸟及鸡□卵之属也，尽九月。”（一五行）“中春月令”有：“·毋□水泽，□陂池、□□。·四方乃得以取鱼，尽十一月常禁。”（二六行）“·毋焚山林。·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虫草木……〔正〕月尽。”（二七行）“季春月令” 有：“·毋弹射蜚鸟，及张网，为他巧以捕取之。·谓□鸟也……”（三二行）“孟夏月令”有：“·毋大田猎。·尽八（？）月。……”（四二行）等等。开篇称 “大皇大后诏曰”，日期为“元始五年五月甲子朔丁丑”[47]，明确是作为诏书颁布，然而却并不见于《汉书》。或说“《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 [48]，或说“《史记》宏放，《汉书》详整”[49]，或比较《史》《汉》，指出“班掾《汉书》，严密过之”[50]，而“详”“密”之中竟然也有我们今天看来不应当出现的遗缺，是值得注意的。有人曾经评价班固《汉书》，谓“固记事详备而删削精当”，“固似繁而实简也”。[51]而其“删削”之选，也是可以体现著者的观念倾向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就彼此相互制约。”[52]如果否认自然史对于人类史的“制约” 作用，只承认人类史对于自然史的影响，以为无视自然史的背景亦可以真正认识人类史的进程，掌握人类史的规律，则显然难以使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理想，对于其真实意义，解说者甚多，众议纷纭，至今莫衷一是。如果我们从自然史和人类史“密切关联”、“相互制约”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所谓“天人之际”，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层面认识司马迁的思想。
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53]，近数十年则抬高司马迁、贬低班固的意见明显占上风。论者多从阶级性角度进行评价。有人说：“司马迁和班固的政治态度不一样，历史态度也不一样。”“政治态度和历史态度的不同，是马班异趣中一个最大的区别。”[54]这样的结论也许还有讨论的必要。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借用邱逢年《史记阐要·班马优劣》中的话：“马班二史互有得失，有马得而班失者，亦有马班同得者，且有马失而班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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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学勤：《论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1页。
[2]“虫蛾”，即“虫蚁”。
[3] 司马贞《索隐》：“言能养材物以任地。《大戴礼》作‘养财’。”
[4]裴骃《集解》引韦昭曰：“时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司马贞《索隐》以为“韦昭等解恐非。”
[5] 如《武帝纪》“景公以节用”，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仲尼曰政在节财。”《食货志上》“节用而爱人”，颜师古注：“不为奢侈，爱养其民。”（《汉书·王嘉传》也有同样的文句，颜师古注：“《论语》载孔子之言也。”）《五行志下之下》“节用俭服，以惠百姓”，说的大致是同样的意思。又《晁错传》：“亲耕节用，视民不奢。”（颜师古注：“‘视’，读曰‘示’。”）《司马迁传》：“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循吏传·黄霸》：“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节用”语义，都未能明确指定自然资源。
[6]颜师古注：“孟康曰：‘律得风气而成声，风和乃律调也。’臣瓒曰：‘风气正则十二月之气各应其律，不失其序。’”
[7] 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言黄帝造历得仙，名节会，察寒暑，致启分，发敛至，定清浊，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气物分数，皆叙历之意也。”又孟康曰：“合，作也。黄帝作历，历终而复始，无穷已也，故曰不死。名春夏为发，秋冬为敛。清浊，谓律声之清浊也。五部，谓五行也。天有四时，分为五行也。气，二十四气也。物，万物也。分，历数之分也。”又晋灼曰：“蔡邕《天文志》：‘浑天名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臣瓒曰：“黄帝圣德，与神灵合契，升龙登仙，故曰合而不死。题名宿度，候察进退。史记曰‘名察宿度’，谓三辰之度，吉凶之验也。”
[8]《史记·五帝本纪》。
[9]颜师古注：“鬯与畅同。”
[10] 《六国年表》中关于周王朝和其他六国灾异的记录，合计只有韩庄侯九年（公元前362年）“大雨三月”，魏惠王十二年（公元前359年）“星昼堕，有声”，魏襄王十三年（公元前322年）“周女化为丈夫”，魏哀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98年）“河、渭绝一日”4例。其中所谓“河、渭绝一日”，虽然列入魏国栏中，其实也是秦国灾异。
[11]金德建说：“《史记》的《六国年表》纯然是以《秦记》的史料做骨干写成的。秦国的事迹，只见纪于《六国年表》里而不见于别篇，也正可以说明司马迁照录了《秦记》中原有的文字。”金德建：《〈秦记〉考征》，《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5页至416页。参看王子今：《〈秦记〉考识》，《史学史研究》1997年1期；《〈秦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秦文化论丛》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年6月版。
[12]据《十二诸侯年表》，事在秦穆公十三年。
[13]参看王子今：《秦史的灾异记录》，《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14]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其中“史记曰”，拙文《秦史的灾异记录》误作“《史记》曰”。是不应当出现的疏误。陈直先生曾经论证，《太史公书》正式改称《史记》，“在东汉桓灵时代”。“王国维先生《太史公行年考》，谓《史记》名称，开始于曹魏时王肃，这是千虑的一失。”《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司马迁与〈史记〉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222页。
[15]〔韩〕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07页。
[16]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班氏最有高名”，“唯十‘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
[17]《文心雕龙·史传》：“其十‘志’该富。”
[18]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7页。
[19]《史通·外篇·汉书五行志错误》：“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甚。”
[20]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11页，第215页。
[21]黄淳耀：《史记论略·高帝本纪》。
[22]《史通·鉴识》。
[23]张守节《正义》：“顾野王云‘禨祥，吉凶之先见也’。案：自古以来所见天变，国皆异具，所说不同，及家占物怪，用合时应者书，其文并图籍，凶吉并不可法则。故孔子论六经，记异事而说其所应，不书变见之踪也。”
[24] 《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25]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98页。
[26]钟宗宪：《〈史记·天官书〉的天象占候及其礼治思想》，《纪实与浪漫——史记国际研讨会论文》，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3月版，第249页。
[27] 有学者认为，“司马迁的天地观”，是“朴素的唯物的自然观”。霍有光：《司马迁与地学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269页。认识司马迁的灾异观，还可以参考以下论述，只是其中对于司马迁反迷信思想的自觉性的肯定，不免过度拔高之嫌，似乎还可以商榷：“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实际上是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禁忌学说相对立的。董仲舒把天和人结合起来，标榜‘天人感应’，司马迁却要把它们分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自然现象的天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分开，并把迷信学说的历史来源、迷信活动的历史过程加以揭露，是对汉武帝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打击，本质上是和正统的统治阶级思想对立的。”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1页，第30页。以客观的视角分析，有的学者注意到“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模糊性”。徐兴海：《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模糊性》，《唐都学刊》1988年2期。有的学者提醒我们，分析司马迁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应当考察“中国史官的天人文化传统”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验的线索，即史官所履行的天文术数方面的天官职能；其二是理论的线索，又可分为《周易》的天人宇宙观和阴阳五行学说、春秋公羊学的宇宙论及其历史哲学这两个方面。”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页。
[28]《史通·外篇·汉书五行志错误》。
[29]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4页。
[30]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被看作这种识见的表现。
[31] 论者举例说：《刺客列传》写豫让行刺赵襄子未遂，豫让要求击襄子的衣服然后自杀。襄子同意了他的要求。司马贞《索隐》在“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下曰： “《战国策》云：‘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吴汝煜：《司马迁与孔子治史态度的比较》，《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19页。
[32]蒋中和：《眉三子半农斋集》卷二《马班异同议》。
[33]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5页。
[34]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说，太史公纪事，“其间残阙盖多”，以致有“词省”、“事核而文微”的特点，“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而《汉书》成书晚，“所以条流更明，是兼采众贤，群理毕备”。就灾异史料的集中而言，确实如此。
[35] 史念海曾经对于《禹贡》著作年代进行过研究。他认为《禹贡》的成书当出于魏国人士之手，其成书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70年至前362年之间。这一期间，魏惠王上承晋国旧风，积极图霸。“《禹贡》这篇地理名著就是魏国人士在这期间于安邑撰著成书的，是在魏国霸业基础上设想出来大一统事业的宏图。迁都大梁之后，也许还继续有所增删修订。”不过其著作年代至迟不能晚于公元前334年。这一年魏齐两国在“徐州相王”。“相王”是互相承认霸业。这显示魏国霸业的衰落，大一统事业已经无从说起。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91页至第434页。
[36]张大可：《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述论》，《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404页。
[37]《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分关中为四国”，“分关中为汉”，《项羽本纪》：“巴、蜀亦关中地也。”
[38] 据刘朝阳统计，《史记·天官书》中占候之事关于年之丰歉者多至49则，仅次于用兵，在总计18类中，占总数的15.86％。刘朝阳：《史记天官书之研究》，《国立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刊》第7卷第73、74期合刊本，1929年。这一情形，也说明司马迁对于天象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司马迁重视社会物质利益，重视财富”，“司马迁把人对生活利益的要求放在第一位”。聂石樵：《司马迁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140页，第139页。
[39]徐朔方：《读〈史记·货殖列传〉》，《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69页。
[40]《后汉书·班固传上》。
[41]杨启高：《史记通论》，清山阁．1926年7月版，第269页。
[42]赵汸：《读货殖传》，《明文衡》卷四六。
[43] 论者对《史记·货殖列传》有关“环境”记述的评价是：“《史记》里头别的文章，讲的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事情，或是就一件事说，惟有《货殖传》一篇，讲的是种种社会的事情，且一一说明他的原理。所写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汉代。所写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脚色，各地有各地的环境。”潘吟阁：《史记货殖传新诠》，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编者弁言》。
[44]是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语。司马迁的思想与其相合。
[45]《汉书·李寻传》。
[46]《史记·酷吏列传》记载，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捕杀郡中奸猾，“相连坐千余家”，“论报，至流血十余里。”“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春月禁止杀伐，也是《月令》的原则。
[47]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华书局2001年8月版，第4页至第8页。
[48]《朱子全书》卷六。
[49]王鏊：《震泽长语》卷下。
[50]茅坤：《史记钞·序》。
[51]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一五《史记辨惑》。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版，第20页。
[53]《史通·鉴识》。又《通志·总叙》又有“尊班而抑马”之说。
[54]白寿彝：《司马迁和班固》，《人民日报》1964年1月23日。
编辑：陈爽
作者提供，原载《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1期
出处：国史探微200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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