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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史学大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马班也各有见解。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而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结论。

  【关键词】生态观;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


  以《史记》、《汉书》为标本进行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比较,历来多有论著发表。如果我们认识到生态也是秦汉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生态观也是秦汉思想值得重视的内容,则不妨试就这两位史学大家的生态观进行比较研究。
  进行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个性,也可以探讨两汉生态观的时代差异,进而有助于说明汉代思想史和生态史的相关问题。或许由此又可以切入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学史和生态史的交点,获得有意义的新发现。

关于先秦时期人与生态关系的追述: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一

  对于生态环境之作用和意义,以及人与生态环境之合理关系的自觉认识,是在历史前进至于一定阶段方才产生的社会观念。这种观念的生成,应当看作文明发生和进步的标志之一。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到轩辕黄帝功德,有“治五气,蓺五种”的说法,其文意其实涉及社会进步与生态条件的关系。司马迁又写道,轩辕以军事政治的突出成就,实现了“万国和”的局面,“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其事迹又包括:

  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有学者指出,这段话,“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点。”[1]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段文字之中,还表露了积极的生态意识。如所谓“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体现出顺应自然的原则。所谓“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 [2],也体现出与自然相亲和的倾向。关于所谓“节用水火材物”,似乎也是为孔子所肯定的。张守节《正义》引《大戴礼》云:“宰我问于孔子曰:‘予闻荣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
  司马迁所论先古圣王与“节用水火材物”相关事迹,又有:

  (帝颛顼)养材以任地。[3]
  (帝高辛)取地之财而节用之。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又引录范蠡的话:“节事者以地。”司马贞《索隐》:“《国语》‘以’作‘与’,此作‘以’,亦‘与’义也。言地能财成万物,人主宜节用以法地,故地与之。”司马贞的解释强调了人与“地”,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示应当有节制地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4]这样的说法,可能比较接近司马迁所记述范蠡语的原意。
  班固《汉书》作为以汉代历史为主题的断代史,并不直接记录远古时代的传说,因而没有与《史记》“节用水火材物”,“养材以任地”,“取地之财而节用之”一类内容。《汉书》屡见“节用”一语,但是已经大多并非取与“地”有关的强调节约生态资源的意义,而只是就经济角度言财富。[5]当然,其中有些作为西汉人言辞,不能完全归结于班固的认识。
  不过,我们看到,《汉书》其实也有间接涉及传说时代相关现象的内容。如《律历志上》:“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六相生,阴阳之应也。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其传曰,黄帝之所作也。”“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6]“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7]又如:“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也都说到黄帝时代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和谐。
  《汉书》中“黄帝”凡134见,出现频率不可谓不高。但是班固笔下的黄帝及其言行已经神化,对于黄帝事迹的解说也已经神学化,与司马迁所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8],得自于民间所传诵,因而富于自然气息有明显的不同。
  又如《汉书·郊祀志上》写道:“秦始皇帝既即位”,有人说,“夏得木德”,“草木鬯茂。”[9]也可以看作文明初期人与自然生态之关系的历史记载的片段遗存,但是这样的记载已经为浓重的五行学说的色彩所涂抹,历史的本色已经被掩盖了。

关于灾异史的记录: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二

  对于以农耕为主体经济形式的社会来说,自然灾异无疑形成对安定和发展的极大威胁。
  《史记·六国年表》中秦史的部分有关灾异的记录,我们现在看到的有22例。远较周王朝和其它六国密集。[10]确实可以证实有的学者曾经提出的《六国年表》主要依据《秦记》的说法。[11]其中5例涉及与生态形式相关的灾异,即秦躁公元年(前435)“六月雨雪”;秦献公十六年(前369)“民大疫”;秦昭襄王九年(前298)“河、渭绝一日”;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地动,坏城”;秦始皇帝四年(前243)“蝗蔽天下”。对于最后一例,《史记·秦始皇本纪》写作:“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
  此外,《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以及《十二诸侯年表》中又可见《六国年表》未记载的灾异。如《秦本纪》记载: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饥”;秦献公十六年(前369)“桃冬花”。《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孝公十六年(前 346)“桃李冬华”;秦悼武王三年(前308)“渭水赤三日”;秦始皇帝七年(前240)“河鱼大上”;秦始皇帝九年(前238)“(四月)是月寒冻,有死者”;秦始皇帝十一年(前236)“当是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秦始皇帝十五年(前232)“地动”;秦始皇帝十七年(前230)“地动,……民大饥”;秦始皇帝二十一年(前226)“大雨雪,深二尺五寸”;秦始皇帝三十一年(前216)“米石千六百”。
  所谓秦穆公十四年 “秦饥”,《秦本纪》中有相应的记载:“(十三年)[12]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傒、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十五年,兴兵将攻秦。缪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驇。缪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晋击缪公,缪公伤。于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十一月,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时秦地东至河。”“秦饥”在著名的“泛舟之役”之后,因“晋旱”而“饥”推想,“秦饥”很可能也是因为旱灾所导致。
  至于所谓秦献公十六年“桃冬花”和秦孝公十六年“桃李冬华”,所记当为一事,年代之异,当有一误。
  关于秦史的灾异记录,是《史记》包涵生态史记录因而具有特殊历史文献价值的证明。[13]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司马迁对灾异史的记录是相当重视的。当然,班固对秦史中的灾异,记载不如司马迁完整,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秦史本不是第一部断代史专著《汉书》记述的对象。此外,我们又应当注意到,班固《汉书》对于秦史灾异其实也并非完全未曾涉及。
  例如,对于司马迁《史记》记录秦悼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一事,《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写道: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京房《易传》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

所谓“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事,未见于《史记》,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至于“渭水赤”的情状及原因,我们目前还不能明了。[14]《汉书·五行志中之下》中另一则有关记录,是:

  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

此事也未见于《史记》。
  《史记》有八“书”,《汉书》有十“志”。班固《汉书》的“志”,是司马迁《史记》之后的新创史书文体。其中有六篇“志”受到《史记》“书”的影响。而《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则皆为班固新创。[15]《汉书》的“志”,公认内容“博赡”[16]、“该富”[17],有学者评论说,“超过了《史记》八书,可谓后来者居上。”[18]以往以为其“芜累”的指责[19],或许是将优异看作缺失了。
  至于汉初史事记述的比较,“《汉》纪比《史》纪增补了一些史实,是应该肯定的。”如“《汉》纪比《史》纪增写了一系列诏、令,有的很值得注意”,又如《汉书》所立《惠帝纪》,其中有的史家所谓“记惠帝七年间四十三条大小不等的杂碎之事”,就包括“自然现象与灾异”等。[20]
  有学者评论马班优劣,说到《史记》和《汉书》叙事的特点:“马疏班密,向有定论,然亦论其行文耳,其叙事处互有疏密。”[21]就灾异史的记录比较《史》《汉》,确实可以说是“互有疏密”。而以为《史》《汉》“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的意见[22],从记录灾异史的角度说,也可以看作中肯的评价。

关于灾异的理解: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三

  司马迁对于历史遗存中的灾异现象,是取审慎的态度的。
  《史记·天官书》说:西周晚期以来,星气阴阳之说盛行,“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23]《太史公自序》又写道:“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儒林列传》中记录了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斥董著《灾异之记》“下愚”,致使董仲舒大受惊吓,“不敢复言灾异”的故事[24],也表明了这种态度。有的学者说,董仲舒的灾异学说恰与最高权力者汉武帝的政治需要相合,“为什么《史记》不录《天人三策》,除取裁侧重点与他书(如《汉书》)不同方面的原因外,司马迁对于这种政治思想上的彼此结合,采取轻蔑的态度也是不可忽视的。”[25]这样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绝对地断定司马迁完全排斥灾异之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封禅书》之言祥瑞灾异之说,令人确信司马迁是相信天人对应关系的。”[26]
  《汉书·五行志》中有比较集中的灾异记录。我们看到,班固对于灾异的分析,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理解不同,大多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的色彩。[27]
  如《汉书·五行志中之下》:

  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刘向以为雷当托于云,犹君托于臣,阴阳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万民有怨畔之心。是岁陈胜起,天下畔,赵高作乱,秦遂以亡。一曰,易震为雷,为貌不恭也。

  史记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刘向以为近鱼孽也。是岁,始皇弟长安君将兵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迁其民于临洮。明年有嫪毐之诛。鱼阴类,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将不从君令为逆行也。其在天文,鱼星中河而处,车骑满野。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终用急亡。京房《易传》曰:“众逆同志,厥妖河鱼逆流上。”
……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京房《易传》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

天象被看作对人事的警告。《汉书·叙传下》说:“《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逌叙。世代寔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可知班固著作《五行志》的宗旨,是服务于“王事”,作为“告往知来”的历史鉴诫。如刘知几所说,“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诫将来”,于是有“穿凿成文,强生异义”,“徒有解释,无足观采”之处。[28]其论说,有的学者认为,是运用“阴阳五行说”“将自然灾异、儒家经传、社会政治搅拌在一起,予以唯心主义的解释”。于是断言:“《五行志》是班固唯心史观的大暴露。”[29]
  如果人们注意到汉代文化的时代风格,或许会同意这种批判的严厉性应予减缓。应当看到,这种现象是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具体的说,是西汉中期以来天人感应学说的盛起和两汉之际谶纬思潮的泛滥,在影响社会文化总体的同时,也消弱了史学的科学性。
  当然,通过对《史》《汉》关于灾异解说之差异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司马迁和班固学术个性的不同。虽然《汉书·五行志》动辄标榜《春秋》之义,但是就史学理念而言,也许《史记》继承《春秋》的原则还要更多一些。有学者分析说,“孔子对鬼神迷信一直取慎重态度”[30],“孔子修撰的《春秋》记有怪异现象,如 ‘六鹢退飞过宋都’之类,但没有加以神秘化。后来的公羊家记灾记异,不绝于书,但也没有把灾异与治乱联系起来。司马迁比孔子更有科学头脑,在史料的抉择上剔除了大量迷信成分”。[31]
  对于司马迁和班固的比较,多有学者专注于史事记录的详略和繁简,有人则指出:“愚以为班马之优劣更系于识而非徒系于文。”[32]强调更应当在史识的比较方面用心。对比司马迁和班固的灾异观,确可发现差距。但是,尽管班固《五行志》中关于灾异的认识多有非科学的谬说,“然而他罗列的历史上的种种异常的自然现象……,却是历史上的事实,为后人研究古代自然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33]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34]

关于生态条件同社会经济的关系:马班生态观异同之四

  《禹贡》是中国早期地理学的名著。大致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这部地理书[35],有值得珍视的对于各地生态状况的考察记录,例如有关各地土壤、植被、水资源和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矿业物产的记载多有重要价值,于是成为上古生态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史记·夏本纪》引录了《禹贡》。《汉书·地理志》也引录了《禹贡》。都体现出对生态状况考察的重视。
  司马迁《史记》秉承《禹贡》所代表的先秦学术重视实证、重视实用、重视实利的传统,在总结生态条件同社会经济的关系方面又有新的学术推进。
  在这一方面集中体现司马迁史学新识的论著,是《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对于基本经济区的划分,是最早的区域经济研究的成就。司马迁在综述各地物产时说: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

这里所说的“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也就是秦汉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四个基本经济区。其中说到的生态条件的地理分布,司马迁是以经济的眼光,作为“大自然所提供的”“物资财富”,作为“人们奉生送死的物质生活资料分布”[36]予以考察和认识的。
  “山西”的重心区域是关中。我们可以以对关中生态的分析为例,尝试比较《史记》和《汉书》作者的生态意识。
  关中平原号称沃野,传统农业在这里有悠久的历史。《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亦玩巧而事末也。”
  关中之富足,首先在于以“膏壤沃野千里”为条件的农耕事业的发展。不仅由于农业先进,矿产及林业、渔业资源之丰盛也是重要原因。有关论述,同样见于《汉书》。《汉书·地理志下》有沿袭《史记·货殖列传》体例的内容,而且占有更多的文字篇幅。班固写道:“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历经后稷、公刘、大王、文王、武王的经营,“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
  司马迁笔下的“大关中”概念,“关中”指包括巴蜀在内的“殽函”以西的西部地区。[37]
  关于巴蜀地方,司马迁写道:“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汉书·地理志下》也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阨。”
  关于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地方,司马迁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汉书·地理志下》:“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
  大致看来,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38],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而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其说从政治角度理解民俗,以为了解民俗的目的,是政治管理的方便。
  对于《史记·货殖列传》关于生态条件作用的肯定,有学者分析说,“《货殖列传》对我国划分经济地区作了尝试。地理因素可能不恰当地被夸大了,……。”[39]
  但是,就对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具体的生态形势而言,班固其实有更为详细的记述。《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汉武帝准备在盩厔和鄠县、杜陵一带扩建上林苑时,东方朔曾加以谏阻: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功能鼃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

班固在《两都赋》中,虽然“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但是对关中地区形胜和物产也大加赞誉,称美其“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有“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敷棻”,又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肯定关中“华实之毛,则九州岛之上腴焉”。[40]
  《史记》对于经济生活的重视,史无前例。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历史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货殖列传》“盖开《汉书》以下《食货志》之先河”。[41]又有人称赞《货殖列传》说,“若《食货志》,乃此《书》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42]而将生态环境与经济形势相联系以分析历史,可能正是《货殖列传》特有的优长之处。有的学者于是曾经发表“以自然主义笼罩一切经济主义”的评价,并赞美其中对“各地的环境”的重视,从而感叹道:“美哉《货殖传》!美哉《货殖传》!”[43]

关于生态保护: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五

  对于“大关中”的地理特征,班固在司马迁附论巴蜀地区和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之外,还说到武都地区和“自武威以西”地区。对于后者,《地理志下》写道:“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屮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其中“是以其俗风雨时节”句,“其俗”之后似有缺文。
  所谓“风雨时节”,是汉代民间对理想生态的习惯表达形式。《淮南子·览冥》说到“风雨时节,五谷丰孰”。《汉书·地理志下》说到地方地理人文条件“有和气之应”时,也使用了“风雨时节,谷籴常贱”的说法。汉镜铭文中常见“风雨时节五谷孰”, “风雨时节五谷熟”的文句,或者又写作“风雨常节五谷熟”,“风雨时,五谷孰,得天力”,“风雨时节五谷成,家给人足天下平”等,都表达了对气候正常的祈祝。袁宏《后汉纪》卷二二载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刘淑对策,以“仁义立则阴阳和而风雨时”为主题,也体现了同样的社会愿望。《史记·乐书》:“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张守节《正义》:“寒暑,天地之气也。若寒暑不时,则民多疾疫也。”“风雨,天事也。风雨有声形,故为事也。若飘洒凄厉,不有时节,则谷损民饥也。”
  在“风雨”是否“时节”的天运面前,当时的人只能完全被动地顺从,对于创造“风雨时节”的形势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司马迁曾经利用农耕社会久已普及的“风雨时节”的思想,阐发了对于维护生态条件的深刻认识。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44]所谓“天道”“四时”,不仅不能“弗顺”,而且应当“大顺”。又《史记·龟策列传》禇少孙补述:“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贼气相奸。同岁异节,其时使然。故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或为仁义,或为暴强。暴强有乡,仁义有时。万物尽然,不可胜治。”这样的文句,其实也是照应了司马迁的思想的。
  但是,人又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在一定限度内影响生态,改变生态。这首先应当认识自然规律,理解自然规律。
  《汉书·晁错传》记录晁错对策,其中有反映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内容:

  诏策曰“明于国家大体”,愚臣窃以古之五帝明之。臣闻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故众生之类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载也;烛以光明,亡偏异也;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孰,祅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

所谓“动静上配天,下顺地”,“四时节”,“风雨时”诸语,和上文引录的司马迁“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的思想是一致的。而所谓“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 中,则体现出生态保护的意识。特别是将有关措施和“国家大体”、“治国大体”联系起来,应当说在生态保护史上,发表了一种开明的见解。尽管这是在传统天人关系背景下形成的思想,还不能说是一种自觉的意识。
  这是一段对于讨论生态思想史极有意义的文字,然而《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并未载录。这或许也可以作为上文引述《史记》“残阙盖多”之说的一条佐证。
  据《汉书·文帝纪》,汉文帝元年(前179)三月,“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这是一种“顺四时”的举动,而司马迁《史记》也没有记载。
  古来有以“四时”为原则的礼俗制度,以调整和确定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秩序。其规则通常称之为“月令”,《逸周书》的《周月》、《时训》、《月令》等篇,《礼记·月令》,《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淮南子·时则》等,都有相应的内容。  《汉书·魏相传》记载,汉宣帝时,御史大夫魏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主张顺应阴阳四时执政,他说:

  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屮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

以《月令》指导政策,可能在西汉中期以后更为明确。《汉书·宣帝纪》记录元康三年(前63)六月诏:

  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

其中所谓“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正是《月令》所强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禁令。如《礼记·月令》:“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吕氏春秋·孟春纪》:“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
  《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六月,以“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诏令:“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又永光三年(前41)十一月颁布的诏书也说道:“乃者己丑地动,中冬雨水,大雾,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颜师古注:“‘时禁’,谓《月令》所当禁断者也。”《汉书·成帝纪》记载:阳朔二年(前23)春,寒。诏曰:“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于蕃时雍’,明以阴阳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对于所谓“多违时政”的指责,颜师古注:“李奇曰:‘时政,《月令》也。’”汉哀帝初即位,李寻就“间者水出地动,日月失度,星辰乱行,灾异仍重”发表意见,以为“四时失序”,与“号令不顺四时”有关。他说:“夫以喜怒赏罚,而不顾时禁,虽有尧舜之心,犹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于人。设上农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种之,然犹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时不得也。《易》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书》曰:‘敬授民时。’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顺之以善政,则和气可立致,犹枹鼓之相应也。今朝廷忽于时月之令,诸侍中尚书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设群下请事;若陛下出令有谬于时者,当知争之,以顺时气。”[45]李寻的论点,也强调了《月令》的权威。
  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月令》有关生态保护的原则未必不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影响,而《史记》未见直接的记录,可能有多种原因。或许在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盛行之前,最高执政集团并未发布有关的宣传。或许司马迁更为关注的,是人的生命的保护。[46]
  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班固在汉宣帝以后的历史记录中虽然有多则涉及生态保护,但是依然有所遗漏。例如近年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发掘出土的泥墙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其中有关于生态保护的内容。如“孟春月令”有:“·禁止伐木。·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九行)“·毋挞剿。·谓剿空实皆不得挞也。空剿尽夏,实者四时常禁。”(一○行)“·毋杀□虫。·谓幼小之虫、不为人害者也,尽九〔月〕。”(一一行)“·毋杀孡。·谓禽兽、六畜怀任有孡者也,尽十二月常禁。”(一二行)“·毋夭蜚鸟。·谓夭蜚鸟不得使长大也,尽十二月常禁。”(一三行)“·毋麛。·谓四足……及畜幼小未安者也,尽九月。”(一四行)“·毋卵。·谓蜚鸟及鸡□卵之属也,尽九月。”(一五行)“中春月令”有:“·毋□水泽,□陂池、□□。·四方乃得以取鱼,尽十一月常禁。”(二六行)“·毋焚山林。·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虫草木……〔正〕月尽。”(二七行)“季春月令” 有:“·毋弹射蜚鸟,及张网,为他巧以捕取之。·谓□鸟也……”(三二行)“孟夏月令”有:“·毋大田猎。·尽八(?)月。……”(四二行)等等。开篇称 “大皇大后诏曰”,日期为“元始五年五月甲子朔丁丑”[47],明确是作为诏书颁布,然而却并不见于《汉书》。或说“《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 [48],或说“《史记》宏放,《汉书》详整”[49],或比较《史》《汉》,指出“班掾《汉书》,严密过之”[50],而“详”“密”之中竟然也有我们今天看来不应当出现的遗缺,是值得注意的。有人曾经评价班固《汉书》,谓“固记事详备而删削精当”,“固似繁而实简也”。[51]而其“删削”之选,也是可以体现著者的观念倾向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就彼此相互制约。”[52]如果否认自然史对于人类史的“制约” 作用,只承认人类史对于自然史的影响,以为无视自然史的背景亦可以真正认识人类史的进程,掌握人类史的规律,则显然难以使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理想,对于其真实意义,解说者甚多,众议纷纭,至今莫衷一是。如果我们从自然史和人类史“密切关联”、“相互制约”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所谓“天人之际”,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层面认识司马迁的思想。
  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53],近数十年则抬高司马迁、贬低班固的意见明显占上风。论者多从阶级性角度进行评价。有人说:“司马迁和班固的政治态度不一样,历史态度也不一样。”“政治态度和历史态度的不同,是马班异趣中一个最大的区别。”[54]这样的结论也许还有讨论的必要。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借用邱逢年《史记阐要·班马优劣》中的话:“马班二史互有得失,有马得而班失者,亦有马班同得者,且有马失而班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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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学勤:《论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1页。
[2]“虫蛾”,即“虫蚁”。
[3] 司马贞《索隐》:“言能养材物以任地。《大戴礼》作‘养财’。”
[4]裴骃《集解》引韦昭曰:“时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司马贞《索隐》以为“韦昭等解恐非。”
[5] 如《武帝纪》“景公以节用”,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仲尼曰政在节财。”《食货志上》“节用而爱人”,颜师古注:“不为奢侈,爱养其民。”(《汉书·王嘉传》也有同样的文句,颜师古注:“《论语》载孔子之言也。”)《五行志下之下》“节用俭服,以惠百姓”,说的大致是同样的意思。又《晁错传》:“亲耕节用,视民不奢。”(颜师古注:“‘视’,读曰‘示’。”)《司马迁传》:“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循吏传·黄霸》:“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节用”语义,都未能明确指定自然资源。
[6]颜师古注:“孟康曰:‘律得风气而成声,风和乃律调也。’臣瓒曰:‘风气正则十二月之气各应其律,不失其序。’”
[7] 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言黄帝造历得仙,名节会,察寒暑,致启分,发敛至,定清浊,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气物分数,皆叙历之意也。”又孟康曰:“合,作也。黄帝作历,历终而复始,无穷已也,故曰不死。名春夏为发,秋冬为敛。清浊,谓律声之清浊也。五部,谓五行也。天有四时,分为五行也。气,二十四气也。物,万物也。分,历数之分也。”又晋灼曰:“蔡邕《天文志》:‘浑天名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臣瓒曰:“黄帝圣德,与神灵合契,升龙登仙,故曰合而不死。题名宿度,候察进退。史记曰‘名察宿度’,谓三辰之度,吉凶之验也。”
[8]《史记·五帝本纪》。
[9]颜师古注:“鬯与畅同。”
[10] 《六国年表》中关于周王朝和其他六国灾异的记录,合计只有韩庄侯九年(公元前362年)“大雨三月”,魏惠王十二年(公元前359年)“星昼堕,有声”,魏襄王十三年(公元前322年)“周女化为丈夫”,魏哀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98年)“河、渭绝一日”4例。其中所谓“河、渭绝一日”,虽然列入魏国栏中,其实也是秦国灾异。
[11]金德建说:“《史记》的《六国年表》纯然是以《秦记》的史料做骨干写成的。秦国的事迹,只见纪于《六国年表》里而不见于别篇,也正可以说明司马迁照录了《秦记》中原有的文字。”金德建:《〈秦记〉考征》,《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5页至416页。参看王子今:《〈秦记〉考识》,《史学史研究》1997年1期;《〈秦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秦文化论丛》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年6月版。
[12]据《十二诸侯年表》,事在秦穆公十三年。
[13]参看王子今:《秦史的灾异记录》,《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14]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其中“史记曰”,拙文《秦史的灾异记录》误作“《史记》曰”。是不应当出现的疏误。陈直先生曾经论证,《太史公书》正式改称《史记》,“在东汉桓灵时代”。“王国维先生《太史公行年考》,谓《史记》名称,开始于曹魏时王肃,这是千虑的一失。”《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司马迁与〈史记〉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222页。
[15]〔韩〕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07页。
[16]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班氏最有高名”,“唯十‘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
[17]《文心雕龙·史传》:“其十‘志’该富。”
[18]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7页。
[19]《史通·外篇·汉书五行志错误》:“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甚。”
[20]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11页,第215页。
[21]黄淳耀:《史记论略·高帝本纪》。
[22]《史通·鉴识》。
[23]张守节《正义》:“顾野王云‘禨祥,吉凶之先见也’。案:自古以来所见天变,国皆异具,所说不同,及家占物怪,用合时应者书,其文并图籍,凶吉并不可法则。故孔子论六经,记异事而说其所应,不书变见之踪也。”
[24] 《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25]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98页。
[26]钟宗宪:《〈史记·天官书〉的天象占候及其礼治思想》,《纪实与浪漫——史记国际研讨会论文》,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3月版,第249页。
[27] 有学者认为,“司马迁的天地观”,是“朴素的唯物的自然观”。霍有光:《司马迁与地学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269页。认识司马迁的灾异观,还可以参考以下论述,只是其中对于司马迁反迷信思想的自觉性的肯定,不免过度拔高之嫌,似乎还可以商榷:“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实际上是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禁忌学说相对立的。董仲舒把天和人结合起来,标榜‘天人感应’,司马迁却要把它们分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自然现象的天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分开,并把迷信学说的历史来源、迷信活动的历史过程加以揭露,是对汉武帝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打击,本质上是和正统的统治阶级思想对立的。”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1页,第30页。以客观的视角分析,有的学者注意到“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模糊性”。徐兴海:《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模糊性》,《唐都学刊》1988年2期。有的学者提醒我们,分析司马迁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应当考察“中国史官的天人文化传统”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验的线索,即史官所履行的天文术数方面的天官职能;其二是理论的线索,又可分为《周易》的天人宇宙观和阴阳五行学说、春秋公羊学的宇宙论及其历史哲学这两个方面。”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页。
[28]《史通·外篇·汉书五行志错误》。
[29]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4页。
[30]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被看作这种识见的表现。
[31] 论者举例说:《刺客列传》写豫让行刺赵襄子未遂,豫让要求击襄子的衣服然后自杀。襄子同意了他的要求。司马贞《索隐》在“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下曰: “《战国策》云:‘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吴汝煜:《司马迁与孔子治史态度的比较》,《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19页。
[32]蒋中和:《眉三子半农斋集》卷二《马班异同议》。
[33]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5页。
[34]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说,太史公纪事,“其间残阙盖多”,以致有“词省”、“事核而文微”的特点,“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而《汉书》成书晚,“所以条流更明,是兼采众贤,群理毕备”。就灾异史料的集中而言,确实如此。
[35] 史念海曾经对于《禹贡》著作年代进行过研究。他认为《禹贡》的成书当出于魏国人士之手,其成书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70年至前362年之间。这一期间,魏惠王上承晋国旧风,积极图霸。“《禹贡》这篇地理名著就是魏国人士在这期间于安邑撰著成书的,是在魏国霸业基础上设想出来大一统事业的宏图。迁都大梁之后,也许还继续有所增删修订。”不过其著作年代至迟不能晚于公元前334年。这一年魏齐两国在“徐州相王”。“相王”是互相承认霸业。这显示魏国霸业的衰落,大一统事业已经无从说起。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91页至第434页。
[36]张大可:《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述论》,《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404页。
[37]《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分关中为四国”,“分关中为汉”,《项羽本纪》:“巴、蜀亦关中地也。”
[38] 据刘朝阳统计,《史记·天官书》中占候之事关于年之丰歉者多至49则,仅次于用兵,在总计18类中,占总数的15.86%。刘朝阳:《史记天官书之研究》,《国立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刊》第7卷第73、74期合刊本,1929年。这一情形,也说明司马迁对于天象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司马迁重视社会物质利益,重视财富”,“司马迁把人对生活利益的要求放在第一位”。聂石樵:《司马迁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140页,第139页。
[39]徐朔方:《读〈史记·货殖列传〉》,《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69页。
[40]《后汉书·班固传上》。
[41]杨启高:《史记通论》,清山阁.1926年7月版,第269页。
[42]赵汸:《读货殖传》,《明文衡》卷四六。
[43] 论者对《史记·货殖列传》有关“环境”记述的评价是:“《史记》里头别的文章,讲的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事情,或是就一件事说,惟有《货殖传》一篇,讲的是种种社会的事情,且一一说明他的原理。所写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汉代。所写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脚色,各地有各地的环境。”潘吟阁:《史记货殖传新诠》,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编者弁言》。
[44]是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语。司马迁的思想与其相合。
[45]《汉书·李寻传》。
[46]《史记·酷吏列传》记载,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捕杀郡中奸猾,“相连坐千余家”,“论报,至流血十余里。”“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春月禁止杀伐,也是《月令》的原则。
[47]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华书局2001年8月版,第4页至第8页。
[48]《朱子全书》卷六。
[49]王鏊:《震泽长语》卷下。
[50]茅坤:《史记钞·序》。
[51]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一五《史记辨惑》。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版,第20页。
[53]《史通·鉴识》。又《通志·总叙》又有“尊班而抑马”之说。
[54]白寿彝:《司马迁和班固》,《人民日报》1964年1月23日。

编辑:陈爽

作者提供,原载《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1期

出处:国史探微200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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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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