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中國經濟史論壇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9850

  [摘 要] 笔者提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说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但也有人如管怀伦、张进教授对此提出了批评。此问题关系重大,应当深入探讨。笔者最新研究表明: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的第一名确是公孙弘,董仲舒没参加过“举贤良”对策。《天人三策》无内在联系,矛盾重重,不能自圆其说。前两策是无名氏的“举贤良”对策,第三策是董仲舒的真作,但是其晚年答汉武帝的诏对,所以《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无疑。

  [关键词] 天人三策;董仲舒;乐经;喻巴蜀檄;限民名田疏

  [中图分类号] 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09)02-0103-07

  十年前,笔者提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说,[1]主要理论根据是“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2]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①但也有人,如管怀伦和张进(笔名晋文)教授等提出了批评。由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里想再谈点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董仲舒没有参加过汉武帝时期的举贤良对策

  董仲舒是否参加过汉武帝时期的举贤良对策,以及对策的时间,是研究《天人三策》真伪的重要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传统至今,说法很多。

  《汉书·武帝纪》说: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参加了“举贤良”对策。管怀伦和张进都持此说,[3]但有几个问题:第一,元光元年“举贤良”的第一名是公孙弘。尽管《史记》和《汉书》的公孙弘本传都说他第二次对策时间在元光五年,但是:(一)《史记·封禅书》载:元光元年,“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汉书·武帝纪》也载:元光元年,“公孙弘出焉。”(二)公孙弘的考卷与元光元年的考试大纲基本相同。《汉书·武帝纪》载,该年考试大纲说:“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汉书》公孙弘本传载,公孙弘的考卷说: “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三)《史记》公孙弘本传说:他从考中第一到元朔三年任御史大夫,约用时8年左右。如果说他第二次对策时间在元光五年,与他的为官履历不合。[4]对此,张进说:“笔者却看不出其中有什么‘不合’。《汉书·百官公卿表下》记载得很清楚: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公孙弘为左内史,四年迁’。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左内史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二年迁’……据此可知,公孙弘从元光五年对策到任为御史大夫,前后共用了五个年头,这与《史记》、《汉书》本传的记载没有任何矛盾。而如果按孙教授所说……则前后共用了九个年头(孙教授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故意把九个年头改为‘8年左右’,不仅误导读者,而且有违反学术道德之嫌。因为九个年头尚可以说成八年,但绝不能说成不到八年)。”[5]笔者承认表述不准,但无伤大雅。《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明载:公孙弘及第,“是时通西南夷道……诏使弘视之。……后母死,服丧三年。……二岁中,至左内史。”即,他先出使西南夷,接着为后母守三年孝,又过两年,被提升为左内史。如张进所引,元光五年,“公孙弘为左内史。”由此,公孙弘考试时间是元光元年,花了五年当的左内史,又过四年,元朔三年当的御史大夫,共用时九个年头。张先生硬说公孙弘的对策在元光五年,一年不到就当了左内史,与《史记》所记他的为官履历相符,是否“误导读者,而且有违反学术道德之嫌”呢?

  第二,董仲舒不是元光元年对策的第一名。张进说:“孙教授考证公孙弘参加了元光元年的对策,得了第一名,但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难道公孙弘参加了对策,董仲舒就肯定不能参加?”[6]此说不妥。每次“举贤良”对策,只有一个第一名。董仲舒不会与公孙弘同是第一名。而且,《天人三策》的策问无一与该年的考试大纲相同或相近。

  第三,与三策所反映出的写作时间不合。最能证明董仲舒对策时间的是《天人三策》,但三策无一是元光元年的作品。如:

  策问一说:“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根据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载,从刘邦建立汉朝到建元元年是62年,元光元年只有68年。[7]张进说:“七十余岁”应从刘邦当汉王算起。“难道因为前面说过‘汉得天下以来’,后面再说‘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就必须绝对从‘汉得天下’算起,这是哪家的逻辑?”“至于说‘司马迁和班固等计算汉朝的历史,都是从公元前202年算起的’,这更是闭着眼睛想当然。”“这恐怕只能用孙教授的特殊思维来说明了。实际上,……现有史料还没有发现到武帝元年把它们说成‘六十二岁’或‘六十二载’的记载;相反,倒可以找到把‘六十余岁’说成六十七个年头的佐证。如孙教授所引《史记·封禅书》说:武帝‘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这段史料曾被原文辑入《史记·孝武本纪》,而《史记集解》即注引徐广曰:‘六十七年,岁在辛丑。’事实究竟如何,大概也就不用再说了。此外,孙教授的四则运算恐怕也还要温习。”[8]必须指出:从“汉得天下”到“今临政”,是一小段话中紧密相连的上下文,意思通贯,而且“得天下”才能叫“临政”,没“得天下”不能叫“临政”,二者是一个意思,难于割裂。至于汉人究竟怎样计算“汉兴”的历史,《汉书·律历志》说:“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于是乃诏御史曰:‘……其以七年为元年。’”元封七年,是“汉兴”的“百二岁”,即102年。这一年,汉武帝改了律历,后将该年定为太初元年。太初元年是公元前104年,将该年上推102年,正是刘邦称帝的公元前202年。这是班固关于如何计算汉朝史的最精确说法,且用的是“汉兴”一词,比“汉得天下”和“临政”还模糊。作为秦汉史专家的张教授,为什么对班固科学的说法不读,却非要将徐广的错误注释奉为至宝,岂非咄咄怪事?至此,是谁在“闭着眼睛想当然”、思维“特殊”、需要“温习四则运算”,“大概也就不用再说了。”

  对策一说:“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在元光元年之前,没有“独任执法之吏”大量杀人的现象,只有元光五年,酷吏张汤处理陈皇后案,“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天下震惊。[9]

  策问二说:“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对策说:“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这不像刚刚实行儒治的现象,应是儒治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现象。

  对策二还说:“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且不说汉与夜郎在元光元年并没真通,与康居通谊就更迟了。张进说:康居与汉通谊是在东汉时期,此处说法有误。[10]此说不妥。如,司马相如《喻巴蜀檄》说,“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讲的就是这件事。《喻巴蜀檄》是司马相如第一次出使西南夷的作品,时间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约元朔二年。[11]

  对策三说:“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张进说:“虽然说武帝初年是‘黄老之治’,但这种‘一岁之狱以万千数’的情况在当时却完全可能。”[12]不妥。《汉书·刑法志》对“黄老之治”法制情况的描述是:“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此说与董仲舒《限民名田疏》说的“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的情况相同。《限民名田疏》是董仲舒晚年和汉武帝后期的作品。[13]

  对策三又说:“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法制变得让下面的官员不知怎么执行好,也不是元光元年的法制现象。《汉书•刑法志》说:“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网)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附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这也是汉武帝后期的法制现象。

  对策三还说:“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这与《限民名田疏》所说“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的思想相同。又,《史记·平准书》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这种“与民争利”亦是汉武帝后期的经济现象。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认为,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在建元元年;也有人认为在建元五年,都不妥。如前所述:三策无一是元光元年前的作品;《汉书·百官公卿表下》说:建元四年,“江都相郑当时为右内史”,说明建元元年的江都相不是董仲舒;建元六年前,汉朝是窦太皇太后“称制”,她是黄老的死硬分子,曾处死过“尊儒”的王臧、赵绾,汉武帝也再没有进行过“举贤良”考试。

  还有人认为: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在元光元年之后,如元光五年对策说等,但也不妥。《春秋繁露·止雨》说:“二十一年……江都相仲舒告内史……。”江都王二十一年,是元光二年,说明这时董仲舒已是江都相。董仲舒对策是在任江都相之前,不是在此之后。仅此一点,就可否定有关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后参加“举贤良”对策的所有说法,因为这是铁证。

  由此可见,董仲舒根本没有参加过汉武帝时期的“举贤良”对策。(一)《史记》没有此说。(二)东汉初期之前,任何一个学者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三)《汉书》的说法晚出(东汉中期),可信度低。(四)王充的董仲舒对策说也不可靠。有人认为:东汉王充在《论衡·佚文》中说:“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能否证明董仲舒确实参加过“举贤良”对策?因为王充与班固是同时代人,班固死时《汉书》还没完成,王充不可能看到《汉书》,他是怎么知道董仲舒对策的呢?这里:1、不能证明王充说的董仲舒对策指的就是“举贤良”对策。班固所说董仲舒的对策,特指“举贤良”对策,王充所说的对策,比较含混,不一定专指“举贤良”对策。因为汉武帝当时除“举贤良”对策外,还有征询意见性的诏对,董仲舒确实多次回答过汉武帝征询意见的诏对,不能排除王充讲的就是后者。2、假定王充说的董仲舒对策就是“举贤良”对策,信息源仍是班氏父子。王充是班固父亲班彪的学生。只要翻翻《后汉书》王充本传,就不难明白:“王充……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班彪是《汉书》的最先创意者,也搜集了相当多的资料,可能其中就有《天人三策》的雏形,王充可能是在班彪那里看到董仲舒的对策的。3、王充知道《汉书》内容是肯定的。王充自己就记载过当时皇帝和大臣讨论读《汉书》的问题。《论衡·别通篇》说:“孝明之时,读《苏武传》,见武官名曰‘栘中监’,以问百家,百官莫知……”。

  《天人三策》内在矛盾重重,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

  《天人三策》作为一组“举贤良”或“《五经》博士”对策,内在矛盾重重,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

  第一,班固对三策的原始排序有矛盾。《汉书·董仲舒传》说:“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制曰:……仲舒对曰……。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仲舒对曰 ……。于是天子复册之,……仲舒复对曰……。”从班固的话中可知:第一策是公共初试考卷,第二策是汉武帝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异焉”,专给他个人出的复试卷,第三策亦然。但有个矛盾:策问一说“子大夫褎然为举首”,可证其不是公共初试考卷,专对“举首”的考卷应是给某个人的单独复试卷。策问二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各悉对。”说明这不是对某个人的单独复试卷,而是公共初试考卷。

  第二,三策不都是儒学策问。策问二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这里的“异术”、 “殊方”,表明可以让考生不用主流思想答题,用什么思想答题都可以,不要害怕。三策的策问是汉武帝首次进行儒学对策的试卷,怎么会出现非儒学考试内容?

  第三,三策无法逻辑地排序。针对笔者对班固排序矛盾的批评,张进说:“班固在什么时候说过,所谓‘复试’、‘三试’就仅有董仲舒一人?” “只看到班固记载汉武帝的第二策和第三策是复试,就错误并固执地认为仅仅是对董仲舒策问。”[14]“孙教授……想当然地臆断,甚至竟盗用史学界的名义。”[15]策问一中的“子大夫”只能解作复数,解作单数是错误的,三策都是公共试卷,策问一是公共初试卷,策问二、三分别是公共复试卷一,公共复试卷二。[16]此说不妥。

  (一)有曲解《汉书》之嫌。如上所述,班固说:“制曰:……仲舒对曰……。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这里的意思明确:第一策就是公共初试卷,第二、三策是单独复试卷,无可置疑。这里的“异焉”,就是对单个人说的,对一百多考生怎么能说“异焉”呢,难道他们的答卷都不分上下?都是用计算机复制的同一答案?

  (二)有忽视三策内容之嫌。如,策问三说:“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这里,只有对个人才好说“著大道之极”,对一百多人能用这种美言吗?对策三说:“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这里明确说:此策是皇帝的“加惠”,即对他的荣宠,才又下的诏问。“留听于承学之臣”,是皇帝想再听听他这个对此有专门研究者的意见。而且,皇帝此前已给他单独下过诏问。所以,不能说策问三是“公共复试卷。”

  (三)有忘典忘祖之嫌。笔者对班固关于董仲舒对策排序法的理解,不是自己的新发明,是与传统史学对此的解读相一致的。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选举考》中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策之,对毕复策之,遂以为江都相。”明确说:汉武帝是看了董仲舒的对策,感到“异焉”,才对他“复策之”的。已故史学家张维华认为:“《通考》之言可从。”[17]张先生总不敢说《文献通考》和张维华不代表史学界吧?怎能诬我“盗用史学界的名义”呢!

  (四)有贬低董仲舒之嫌。班固对三策的排序是:公共初试卷,单独复试卷,再单独复试卷,目的是抬高董仲舒。如果按张进的“公共初试卷、公共复试卷一、公共复试卷二”排序,考了两场,一百多人都不分胜负,而汉武帝却看他们的对策都“异焉”,到第三次公共复试,才录取出董仲舒,岂不荒唐?董仲舒的成绩是优异还是平庸?

  (五)有贼喊捉贼之嫌。张进的说法,不是新发明,如《中国哲学三百题》中说:“武帝三次下制书‘册问’,董仲舒三次上书对策。”[18]这里首次模糊了后两策是否是给董仲舒个人的策问问题。《中国哲学三百题》所说的话,是学哲学的人“对秦汉史研究却并不真正在行”[19]的产物,而秦汉史专家张教授却把它当作至宝,究竟谁在“盗用史学界的名义”,贩卖私货,读者自会明白。

  (六)关于第一策不是公共初试卷的铁证。必须指出,“子大夫”在古文中,既可解作单数,也可解作复数,张进认为只能解作复数不妥。自从笔者将其解作单数后,学术界普遍认可,如当今学界名人周桂钿和王立群等先生也都这样解。[20]而且,还有其他佐证,如策问一说:“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这说明策问一还包含了《五经》之外《乐经》的考试内容。元光元年的“举贤良”是首次“《五经》博士”考试,首次考试的公共初试卷怎么会超范围,考到《乐经》上?这样的考题太深、太难、太偏了,不合常理,只有将其当作对某个人的单独复试卷才能说通。

  (七)第二策也与张进说的“公共复试卷”不合。张进认为第二策是公共复试卷,好像能解释“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实则不然。如前所述,策问二有“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说明不是儒学考试试卷,首次“《五经》博士”考试,出现非儒学考试内容,更不合情理。

  (八)策问一与策问二不能相互置换。有人说:把第一策与第二策对调一下,一个是公共初试卷,一个是单独复试卷,不就行了吗?事情真这样简单就好了。这位先生忘了:第二策不是儒学考试卷,这是“《五经》博士”对策,换了没用。

  另外,还有人认为:三策都是给董仲舒个人的复试卷,无一是公共初试卷,也不妥。因为不能回答策问二的“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等问题,不赘。

  第四,策问一和二是考试卷,但前者是单独复试卷,后者是公共初试卷。第一策考题有“举首”和《乐经》等内容是铁证;第二策有“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是铁证,无可置疑。

  第五,三策不都是“举贤良”对策。如,策问三说:“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不像考试题,因为皇帝过分卑谦,对考生有过分吹捧之嫌。而对策说:“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也不是谦辞,因为这不是答题用语,明显在发牢骚。哪一个考生会在考卷中发牢骚?除了文革中的张铁生!张铁生是答不出来才发牢骚的,董仲舒能答不出来吗?这里出现非答卷用语,说明该策不是“举贤良”考卷,只能是回答汉武帝一般请教问题的诏对。[21]

  第六,三策写作年代不一。如前所述,第一策:根据“七十余岁”和“独任执法之吏”,可知其约作于元光五年;第二策:根据“康居……说德归谊”与司马相如的“康居西域……稽首来享”比对,可知其约作于元朔二年;第三策:根据“一岁之狱以万千数”、“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与民争利”与《限民名田疏》、《汉书•刑法志》、《史记•平准书》比对,可知其约作于元鼎三年。[22]

  第七,三策对历史背景的描述迥异。如第二策说:“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而第三策却说“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等。这显然是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

  第八,三策在风格上也不同。如三策都批评酷吏和严刑,第一、三两策在批评时都口无遮拦,如第一策说:“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第三策说:“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等。而第二策则比较隐讳,用秦始皇来含沙射影,说:“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

《天人三策》各篇的真伪及班固作伪的手法和目的

  接下来就是:《天人三策》各篇的真伪、班固作伪的手法和目的究竟是什么?

  应当说,第一策和第二策,根据其为“举贤良”对策看,董仲舒没有参加过举贤良,可否定其为董仲舒的真作。所以,我们不妨称第一策为《元光后期无名氏“举贤良”儒学考试单独复试对策》,第二策为《元朔中无名氏“举贤良”考试公共初试对策》。第三策,由于不是“举贤良”对策,年代为董仲舒晚年和汉武帝后期,可断为董仲舒的真作。所以,我们不妨称其为《董仲舒晚答今上“天人之应”诏对书》。

  关于第三策,笔者最初认为它是董仲舒晚年与汉武帝的通信,后来由于其他证据不充分,一度否定了该说,认为“仲舒”二字是班固作的伪。[23]对此,张进说:孙教授认为第三策是伪作,“最重要的论据,就是班固在第三策中‘画蛇添足’地加了‘仲舒’二字,暴露了作伪的马脚。但实际上,汉人在对策中加上自己的名字乃是一种常见现象。例如公孙弘,他在……对策中就加上自己的名字说:‘臣弘愚戅,不足以奉大对。’而如果说在对策中加上自己的名字就肯定是作伪,那么公孙弘乃至其他一些人的对策岂不都是作伪?这显然是讲不通的。”[24]还批评笔者:“则是没有想到一个口口声声标榜自己‘做学问,别人说得不妥,我商榷对了,岂不快哉;我说错了,别人指正对了,岂不快哉’的学者竟然真的开始耍赖!”[25]笔者当时为什么不接受张进对第三策为董仲舒真作的论证呢?因为:1、“仲舒”二字不是笔者当时否定第三策为真的“最重要的论据。”笔者反复向张教授过:第三策为伪的主要证据是“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不是元光元年前的法制现象。可是,张教授硬要把它当作笔者“最重要的论据”,有公然歪曲笔者原意之嫌。2、笔者还说过:以“仲舒”二字判定第三策为伪,是与其他所有证据相结合的结论,不是独立证据。可是,张教授非要把此证据当作笔者的独立证据来批评,还说笔者是“捆绑销售”,有混淆学术研究中“证据链”的作用之嫌。3、他的证明是简单类比,没有说服力。笔者曾指出班固篡改严安上书的事实,他将第三策加上“仲舒”二字,不是没有可能。“仲舒”二字不是证明第三策真伪的关键。张教授故意在这个问题上诡辩,如果笔者接受了他的证明,岂不让学术界耻笑?

  现在为什么又重新肯定第三策是董仲舒的真作呢?主要根据是:第一,司马迁的外甥杨恽引过该策。杨恽说:“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26]该文即出自第三策:“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文字虽略有出入,但明确说是董仲舒的话,这是此策为董仲舒真作的铁证之一。

  第二,与董仲舒的《限民名田疏》可相互印证。如上所述,第三策说“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与民争利”与该疏说的“断狱岁以千万数”、“限民名田”等内容相同。第三策与《限民名田疏》是孪生姊妹,《限民名田疏》是姐姐,第三策是妹妹。可能是,董仲舒在晚年,看到法制大坏,与民争利,于是上《限民名田疏》。汉武帝读后,接连向他咨询治国方略,这才有了此策。根据第三策的“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说明汉武帝可能至少对他有两次诏问,第三策应是第二次诏问。这是此策为董仲舒真作的铁证之二。

  第三,与董仲舒晚年的《士不遇赋》相吻合。第三策发牢骚说:“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而《士不遇赋》也说:“正身俟时,将就木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圣贤亦不能开愚夫之违惑。”二者珠联璧合。这是此策为董仲舒真作的铁证之三。

  在搞清了《天人三策》的真伪和来历之后,我们就知道了班固作伪的手法:是以《董仲舒晚答今上“天人之应”诏对书》为依据,从汉武帝前期网罗了两篇无名氏对策,这种对策当时很多,便拼凑成了《天人三策》,但没有改动其中的文字,并伪造了董仲舒参加过汉武帝初期“举贤良”对策一事。于是,就形成了后来被学术界奉为圭臬的董仲舒之《天人三策》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等学术谎言。

  张进说:“孙教授反复强调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作伪,殊不知若班固真是作伪,伪造诏书,那是要犯死罪的,因为诏书都有‘尚书’存档,可以随时核查。”[27]这有当面说谎之嫌,笔者从未说过班固伪造诏书,只说他作伪《天人三策》,三策中的诏书都是真作,伪在他将其拼成了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张先生用“莫须有”的说法来诋毁笔者,是不是“学者竟然真的开始耍赖”,要让读者评评理了。

  张进又说:“班固家自成帝时即被‘赐以祕书之副’,班固本人亦担任掌管皇家图书整理的兰台令史……不可能伪造‘天人三策。’”[28]不妥。《天人三策》不是“祕书”,“祕书”不是三策为真的铁证。班固是“兰太令”,司马迁是“太史公”,班固能见到的资料,司马迁都能见到。从杨恽引过第三策来看,司马迁是见过第三策的,没有把其写进《史记》,就是因为它不是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

  张进还说:“数百人参加的大型对策,是无法私自伪造的。”[29]也不妥。张教授在模糊班固作伪《天人三策》的背景:公羊派在白虎观会上占了上风,《白虎通》已面世,在班固等人的鼓吹下,汉章帝下令将《史记》由五六十万字,删改成了十几万字,[30]如果不想伪造历史,为什么要这样?《史记》被删改,就不能证明班固作伪了!后来,《史记》虽大致被恢复了原貌,但学术界都用《汉书》注解《史记》,不是用《史记》注解《汉书》,以《汉书》先入为主思考问题,怎么能发现班固作伪?[31]

  班固作伪《天人三策》的目的是一箭多雕,除为“公羊学”翻案和争正统、神化董仲舒、为自己正名以及争政治和学术地位外:第一,掩盖《公羊》和董仲舒非儒学性质。虽然《公羊》自称儒家经典,但是,经董仲舒发挥后,西汉人就已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学术性质上不是儒家。所以,石渠阁经学会上《公羊》遭贬抑,《谶纬》假借孔子说:“董仲舒乱我书。”[32]为了掩盖一个谎言就要编造个更大的谎言。班固这样做,目的就是想掩盖《公羊》和董仲舒的非儒性质,让人对此不容置疑。第二,虚拟《公羊》的社会实践效果。一种灵丹妙药为什么会成为灵丹妙药,就因为能包治百病,药到病除,起死回生。公羊派为了宣传《公羊》,当然要在社会实践上下功夫。班固这样做,目的就想说明:汉武帝之所以能成为雄才大略的皇帝,就是因为采纳了公羊学家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第三,为打击其他儒家派别和百家思想制造舆论。公羊学打的是儒家旗号,实际上,他们宣扬的只是《公羊》一派思想,对《公羊》以外的儒家以及百家学说,都完全持否定态度,不给这些派别或学派生存。班固这样做,目的就是想为《公羊》学派搞思想专制制造舆论。第四,树立“影射史学”的样板。《公羊》史观实质是“影射史学”,根本特点是,打着“古为今用”的旗号,把史学信仰化,以史论的形式,用歪曲、篡改和作伪的方法编造历史,为极端的政治信仰提供理论基础。班固这样做,目的就是想把《汉书·董仲舒传》打造成“影射史学”的活标本。

  综上可见:董仲舒没有参加汉武帝时期“举贤良”对策,元光元年对策的第一名是公孙弘,《天人三策》不能自圆其说,是班固的伪作无疑。同时,也再次从思想源头上证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33]

  注 释:
如:《新华文摘》2001年2月转摘。张星海记者(采访孙景坛):《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北京科技报》,2005年3月16日(探索 真相版);吉米(采访孙景坛):《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语文新圃》,2005年第11期等。

  参考文献:
[1]孙景坛.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J]. 南京社会科学,1993,(6).
[2]孙景坛.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J]. 南京社会科学,2000,(1).
[3]管怀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J].南京社会科学,1994,(6).
[4][7][11][13][21[22]] 孙景坛.元光元年儒学考试的第一名是公孙弘——再谈董仲舒没有参加汉武帝时的儒学对策兼答张进(晋文)教授,[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8,(1).
[5][6][8][11][27][28]张进. 还要再谈汉武帝“尊儒”问题吗?——关于我与孙景坛教授商榷的最后答复[J].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558.
[9][26]班固 汉书 外戚传、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3.
[10][12][20][24]张进 也谈汉武帝“尊儒”问题——与孙景坛教授商榷[J].南京社会科学,2005,(10).
[14][16][25]张进. 五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谎言——四答南京市委党校孙景坛教授[J].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940
[17]张维华 .汉史论集[M].济南:齐鲁书社,1980.64.
[18]夏乃儒.中国哲学三百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63.
[19][29]张进 再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谎言——答南京市委党校孙景坛教授[J/OL].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870.
[23]孙景坛 汉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新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5,(6)
[30]后汉书 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 M ].长沙:岳麓书社,1994.
[31]孙景坛. 汉武帝采纳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J].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7,(01).
[32] 王充《论衡·案书》.
[33]孙景坛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新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9,(04)

  本文已发表于《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孙按:补充了两个参考文献[32]和 [33]
創作者介紹

《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FGUShihchi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