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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内容提要：本文对陈直《汉书新证》的有关论述提出商榷，指出“大市”渊源于战国，延续至秦汉及以后，并非汉初的新创；它或泛指城市市场，或指某种开市制度，看不出它包含大都会中跨郡国的大范围地区市场的意义。“狱市”或称“市狱”，普遍存在于各地，大体上是“市”与“狱”的合称，并非齐地“大市”的别称。
关键词：大市、狱市、城市市场，《汉书新证》
“大市”
陈直《汉书新证》云：
西汉初年，在各郡重大都会设有大市。《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大事记》：‘高祖六年，立大市。’此条材料，甚为重要，一般学者，多不注意。证之《季木藏陶》，103 页有‘曹市’、‘东武市’，104页有‘都市’、‘代市’等陶片。洛阳王城出土有‘河市’陶片（见《考古学通论》创刊号）……所谓‘曹市’‘代市’‘河市’，皆泛指大范围地区之名词，不是郡国专称之名词，与《史记》高祖六年立大市的记载正合。大市制度不久即废，故为《汉书》所未详。[1]
这一观点颇有影响，屡为论者所征引[2]。我认为它的正确性值得怀疑，且关系到对汉代市场发育程度的理解，有必要进行讨论。
陈直先生把古陶中的“曹市”、“代市”、“河市”说成是刘邦所立的“大市”，又把“大市”解释为超越郡国的大范围地区的市，并没有提供多少证据，其实只是一种推测。从文献记载和考古文物看，战国秦汉以来的“市”，一般以它所在的城邑来命名；大城市有几个市的，则以其所处方位或地点命名。俞伟超根据大量出土文物的调查指出，“调查从出土地点明确的标本来看，大凡地名为二字者，大扺省略一字”，“曹市”是“曹阳市”的略称，“代市”是代郡代县的市之略称，“河市”是“河南市”的略称等等[3]。说“曹市”、“代市”、“河市”是超越郡国范围的市，并没有确切的证据。何况市场范围的大小，未必是从名字上能够反映出来的。
其实，“大市”并非汉高祖发明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地官·司市》载：
司市掌市之治、教、刑、量度、禁令……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为主，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
郑玄注：日昃，眣中也。市，杂聚之处。言主者，谓其多也。百族必容来去，商贾居于市城，贩夫贩妇朝资夕卖，因其便而为三时之市，所以了物极众。[4]
上述记载表明，先秦城市中的“市”一日开放三次，有朝市、夕市和大市。在朝市出售货物的主要是商贾，因为他们居于城中市的附近。在夕市出售货物的主要是小商贩，因为他们要“朝资夕卖”。在大市出售货物的则是范围更广大地区的老百姓（“百族”），大市的时间是太阳当午而开始西斜的时候（“日昃”），因为这时候最便于各地老百姓赶来做生意。由于这次开市范围和规模都比较大，所以称为“大市”。这种“大市”制度看来延续到汉代。因为郑玄是东汉著名学者，如果汉代的“大市”与《周礼》的“大市”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他应该有所说明。《后汉书》卷31《石奋传》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唐李贤作注时就是引用《周礼》来解释的，他说：“古者为市一日三合。《周礼》曰：‘大市日侧而市，百族为主。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今既人货殷繁，故一日四合也。”因此，《周礼》的记载和郑玄的解释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和理解战国秦汉“大市”制度的基础。所谓“大市”不是在普通的市之外又建立一个跨郡国的特殊的大型市场，而是一般的市中每天三次开市中的范围和规模较大的一次。
由于一日三市的“大市”开市的规模较大，所以人们又往往用“大市”来称呼城市中的市场。这种情况，春秋战国已然。《荀子·非相》描述形容佼好的浪荡子，“俄则束乎有司而戳乎大市”。这里的“大市”就不是专指“日昃而市”的市，而是指城里的市肆。战国市印中有“夻”的印文。裘锡圭据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目录》释“夻”为“大”，指出“夻”即“大市”，并推测此市属齐都临淄[5]。这“大市”也是作为城市市场的称呼，而不是指某种开市制度。
最有意思的是陈直先生自己曾收藏过凤翔出土的秦陶井盖三枚，陶盖铭文曰：“大市中四，井器大利，日利千万。”陶盖中部绘有市场图形，市场周围有市墙围绕，呈方形，靠近市墙每边的中部绘一小圆圈，中有一点[6]。凤翔是故秦都雍城[7]所在地，铭文中的“大市”应该就是指雍城的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凤翔发现了故秦雍城的市场遗址，该市场遗址位于雍城后部，面积近三万平方米，四周有土围墙，呈方形，南北宽160米，东西长180米，四面墙中部各有市门一座，市门上有四坡式大建筑，围墙内是封闭的露天市场[8]。正可与井器陶盖相互印证，说明雍城的市是被称为“大市”的。陈直先生的《汉书新证》写成于上世纪的50年代，在该书中他没有提到这些“大市”井盖；看来，他获得和收藏这些陶井盖可能是在《汉书新证》写成之后。他得到了这些陶井盖以后，观点是否有所改变，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点并不重要。因为定陶井盖为秦器本身，实际上已否定了汉初始作“大市”的观点[9]。
刘邦“立大市”在高祖6年，垓下之战的次年。长期战乱使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商业萧条，商贾活动较少，市场可能受到破坏，不能正常合市，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刘邦故有“立大市”之举。立大市可能是重新建立长安等城市的市场，恢复了原来的“合市”制度，用意似乎是招徕更大范围的老百姓参加贸易，加强物资交流，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至于“大市”制度比战国时代是否有什么发展，难考其详，但“大市”制度确实延续下来了。
在汉代的史籍中，刘邦“立大市”的记载外，我所看到的关于“大市”的材料还有两条。其一是西汉文帝时代贾谊的《新书·匈奴》：
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愿上遣使厚与之和，以不得已，许之大市。使者反，因于要险之所多为凿开，众而延之，关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美臛炙膹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着于长城下矣。是王将强比之，必攻其王矣。
上述记载在文字上还需要进行一些校勘。不过，《匈奴》篇的主旨很清楚，贾谊是想用汉朝的物质文明和物质享受来吸引和分化匈奴人，设立关市就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所以要在关市中集中一批“屠沽者、卖饭食者、美臛炙膹者”作为诱饵。贾谊称这种关市为“大市”，大概是因为关市是要吸引广大地区的各族人民来做生意，其意义和《周礼》的有关记载是相通的。上引姑臧“一日四合”的交易活动中，当然也包括了“大市”。这样看来，“通货羌胡”的关市，也可以称之为“大市”。
其二是东汉王充的《论衡·别通》：
人之游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观也。入都必欲见市，市多异货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市也。游於都邑者心厌，观於大市者意饱，况游於道艺之际哉？
在这一记载中，前面说“都”中之“市”，后面说“大市”；“大市”就是前面说的“都”中之“市”。而且，这里是泛指都市，而不是特指某一都市。这说明都邑之中的“市”，一般都可称为“大市”；它大概是用以区别乡村中规模较小的集市，或新兴小城中规模较小的集市。
上面两条材料中的“大市”，或泛指城市市场，或指某种开市制度，都是渊源于战国的制度，并非汉初的新创，看不出它包含大都会中跨郡国的大范围地区市场的意义。而且“大市”并非“不久即废”，而是在整个汉代延续下来。
不但如此，“大市”在秦汉以后仍然继续存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各地皆有大市。《北史》卷18载司州牧、高阳王臣雍“往年在州，于大市鞭杀五人……”，是北方州郡有大市例。[10]南方大市尤多，且有“大市令”之设。如东吴名将潘璋就曾“为吴大市（按指管理大市的官吏）”[11]，吴兴章华也当过陈的“大市令”[12]。由于“大市”热闹非凡，连皇帝老子模仿大市作乐[13]。同时，这时“大市”的含义也发生了某种变化，某些大城市由于出现多个市场，“大市”遂由都邑市的泛称转变为这些城市中规模较大的中心市场的特称。例如洛阳有三市，其中的“金市”亦称“大市”[14]。又《隋书·食货志》载：
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
这里与“小市”对应的“大市”，则是“备置官司”的市，即比较正规的官市。以上这些变化可能从汉代已经开始，但目前尚难考其详。
[1] 陈直：《汉书新注》第13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如段渝的《汉代集市考略》（载《文史杂志》1991年第5期），即征引和推衍陈直先生的说法，把跨地区的“大市”作为汉代第一级的集市。
[3] 俞伟超：《汉代的“亭”“市”陶文》，《文物》1963年第2期。
[4] 《周礼·质人》也有“大市”记载：“凡卖儥者质剂焉，大市用质，小市用剂。”按，这里的“大市”和“小市”是指大宗买卖和小宗买卖，与《司市》所言意义有别。
[5] 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6] 《摹庐藏陶捃存》，30，“大市中四井器陶盖”。齐鲁书社，1983年。
[7] 雍城始建于公元前677年。
[8] 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87》第348页，“凤翔发现秦都雍城市场和街道遗址”。
[9] 陈怀邦在“摹庐藏陶考释补正”中囿于汉高祖立大市之说，否定此陶井盖为秦器，无视春秋战国已存在大市的事实，误。见《摹庐藏陶捃存》书后。
[10] 《魏书》卷19中《任城王云列传》亦记此事。
[11] 《三国志》卷55《吴书·潘璋传》说：潘璋“后为吴大市，刺奸，盗贼断绝，由是知名”。
[12] 《陈书》卷30《傅縡列传》载：“后主即位，朝臣以华素无伐阅，竞排诋之，乃除大市令，既雅非所好，乃辞以疾，郁郁不得志。”
[13] 《南史》卷5《齐本纪下》记废帝东昏侯潘妃等，“又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宫人阉竖共为裨贩”。
[14] 《洛阳伽蓝记》卷四：“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文选》16《闲居赋》“陪京泝伊，面郊後市”注引西晋陆机《洛阳记》曰：“洛阳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观之西；城中马市，在大城之东；洛阳县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阳县也。”关于洛阳“大市”的记载还有不少。例如《晋诸公别传·高坐》记胡僧尸黎密“永嘉中，进到此土，止于大市中”（《九家旧晋书辑本》）。这“大市”，就是指晋都洛阳的大市。
“狱市”
陈直先生的跨地区“大市”论的另一条论据是齐的“狱市”。《汉书》卷39《曹参传》载曹参离开齐国到中央政府担任丞相以前，“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陈直先生说：
狱市，注家多不加解释，或分解为刑狱和都市。然骚扰监狱，则事所不恒有。余疑狱市为齐国大市之名，狱为‘嶽’（按简化字为‘岳’）字省文，即齐国庄岳之市。……西汉初期，在郡县之外，曾一度选择大都会立为大市……以齐国之富庶，当然可在立大市之列，故曹参云狱市勿扰。[1]
有的是学者伸张其说，谓曹参在齐国实行了集市开放政策云云[2]
按，齐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即有“庄岳之市”。前代学者已有人把“狱市”与“庄岳之市”联系起来。《史记会注考证》引梁玉绳曰：《梁溪漫志》云：“《孟子》‘庄岳之间’，注：‘齐街里名。’《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反陈于岳。’注：‘里名。’岳字合从狱音，盖谓岳市乃齐阛阓之地，奷人所容，故当勿扰之。”《考证》指出：此说颇新而非也。岳狱二字，未见通用。《猗觉寮杂记》云：“狱市二事，狱如教唆词讼资给盗贼，市如用私斗秤欺谩变易之类，皆奷人图利之所，若穷治尽，则事必枝蔓，此等无所容，必为乱，非省事之术也。”《考证》对梁氏的批评是正确的。狱讼往往是黑道白道势力相互勾结和交易、贪赃枉法、容奸纳垢之所，“勿扰”就是采取放任政策，不宜简单理解为“骚扰监狱”。
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述赞谈到此事时说：“市狱勿扰，清净不事。”把“狱市”写成“市狱”。如果“市狱”即“狱市”，这就排除了“狱市”是“大市”名称的任何可能性。司马贞的说法有根据吗？
从我所接触的资料看，这种说法并非司马贞的发明，去汉未远的魏晋南北朝时人多称曹参所言“狱市”为“市狱”；也有称“狱市”的，说明两者的确通用。而且不管那种说法，都把“狱”理解为“刑狱”的狱，而不是理解为“市”的名称。例如：三国时魏国的王朗在《疏劝育民省刑》中说：“昔曹相国以狱市为寄，路温舒疾治狱之吏。夫治狱者，得其情则无冤死之囚……”[3]西晋刘槐奏言：“古之为狱必察五听，三槐九棘以求民情。虽明庶政，不敢折狱。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续，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参去齐，以市狱为寄……”[4]郭璞疏：“夫以区区之曹参，犹能遵盖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镇俗，寄市狱以容非，德音不忘，流咏于今。”[5]刘宋孝武帝诏称：“夫五辟三刺，自古所难，巧法深文，在季弥甚。故沿情察讼，鲁师致捷，市狱勿扰，汉史飞声。”[6]南齐崔祖思也说：“宪律之重，由来尚矣。故曹参去齐，唯以狱市为寄，余无所言。”[7]
同时，从有关记载可以看到，“狱市”或“市狱”并非齐地所专有的，这进一步证明“狱市”不可能是齐地“大市”的名称。例如北魏雍州剌史杨播“西荫关陕，北牧代赵，帏裳必褰，市狱不扰”[8]。梁侍中司空永阳昭王“既弭烽□，又清狱市，树绩来归，优游衢里”[9]。如果说，上两例只是个别的墓志铭，那末，下面的史料则说明“狱市”或“市狱”存在的普遍性：
据《晋书》卷62《刘琨传》所载，刘琨在占领“府寺焚毁，僵尸蔽地，……荆棘成林，豺狼满道”的晋阳后，马上着手“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狱”。把“建市狱”作为重建晋阳的首要任务之一，说明“市狱”为一个城市和地方政权所必备。
又据《南齐书》卷4《郁林王本纪》所载，郁林王曾下诏：“可严下州郡，务滋耕殖，相亩辟畴，广开地利，深树国本，克阜民天。又询访狱市，博听谣俗，伤风损化，各以条闻，主者详为条格。”这更说明“狱市”普遍存在于当时的各个州郡之中。
总之，把“狱市”说成是齐地“大市”专有名称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世界上的事是复杂的，“狱市”一般与“市狱”通用，指“狱”和“市”二事，应无问题；但有时似乎又是一个专名。如《谢承后汉书·周敞传》载：“吴郡周敞，师事京房。房为石显所谮，系狱市。”《司马彪续汉书》载：“世祖（刘秀）微时，系南鸣市，狱市吏以一笥饭与之。”[10]“系狱市”、“狱市吏”，显然不能把“狱”和“市”分开来理解。因此，从这两条材料来看，作为不可分割的名词使用的“狱市”，在汉代又的确是存在的。盖当时犯人行刑和服役[11]均在市中进行，故在市中划出特定地区，作为拘禁管理犯人的场所，称之为“狱市”。关于刘秀“系狱市”事，《后汉书》卷77《樊晔列传》载：“樊晔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也。与光武少游旧。……初，光武微时，尝以事拘于新野，晔为市吏，馈饵一笥……”如果两条记载是一致的，则“狱市”是隶属于市的，“市吏”即“狱市吏”。以上只是一种推测。“狱市”似乎是二义并存；究竟如何，不敢自必，存疑以俟明者。
[1] 《汉书新证》第261页
[2] 黄留珠：《曹参“勿扰狱市”浅析》，光明日报1983年3月2日第3版。
[3] 《三国志》卷13《魏书·王朗传》
[4] 《晋书》卷69《刘槐传》
[5] 《晋书》卷72《郭璞传》
[6] 《宋书》卷6《孝武帝纪》
[7] 《南齐书》卷28《崔祖思传》
[8]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
[9]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梁》
[10] 《御览》卷711引。
[11] 如荀悦《前汉纪》卷9载：“（楚王）戊初与吳通谋。大中大夫申公白公谏不听。胥靡之。衣赭衣。杵臼舂於市。”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内容提要：本文对陈直《汉书新证》的有关论述提出商榷，指出“大市”渊源于战国，延续至秦汉及以后，并非汉初的新创；它或泛指城市市场，或指某种开市制度，看不出它包含大都会中跨郡国的大范围地区市场的意义。“狱市”或称“市狱”，普遍存在于各地，大体上是“市”与“狱”的合称，并非齐地“大市”的别称。
关键词：大市、狱市、城市市场，《汉书新证》
“大市”
陈直《汉书新证》云：
西汉初年，在各郡重大都会设有大市。《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大事记》：‘高祖六年，立大市。’此条材料，甚为重要，一般学者，多不注意。证之《季木藏陶》，103 页有‘曹市’、‘东武市’，104页有‘都市’、‘代市’等陶片。洛阳王城出土有‘河市’陶片（见《考古学通论》创刊号）……所谓‘曹市’‘代市’‘河市’，皆泛指大范围地区之名词，不是郡国专称之名词，与《史记》高祖六年立大市的记载正合。大市制度不久即废，故为《汉书》所未详。[1]
这一观点颇有影响，屡为论者所征引[2]。我认为它的正确性值得怀疑，且关系到对汉代市场发育程度的理解，有必要进行讨论。
陈直先生把古陶中的“曹市”、“代市”、“河市”说成是刘邦所立的“大市”，又把“大市”解释为超越郡国的大范围地区的市，并没有提供多少证据，其实只是一种推测。从文献记载和考古文物看，战国秦汉以来的“市”，一般以它所在的城邑来命名；大城市有几个市的，则以其所处方位或地点命名。俞伟超根据大量出土文物的调查指出，“调查从出土地点明确的标本来看，大凡地名为二字者，大扺省略一字”，“曹市”是“曹阳市”的略称，“代市”是代郡代县的市之略称，“河市”是“河南市”的略称等等[3]。说“曹市”、“代市”、“河市”是超越郡国范围的市，并没有确切的证据。何况市场范围的大小，未必是从名字上能够反映出来的。
其实，“大市”并非汉高祖发明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地官·司市》载：
司市掌市之治、教、刑、量度、禁令……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为主，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
郑玄注：日昃，眣中也。市，杂聚之处。言主者，谓其多也。百族必容来去，商贾居于市城，贩夫贩妇朝资夕卖，因其便而为三时之市，所以了物极众。[4]
上述记载表明，先秦城市中的“市”一日开放三次，有朝市、夕市和大市。在朝市出售货物的主要是商贾，因为他们居于城中市的附近。在夕市出售货物的主要是小商贩，因为他们要“朝资夕卖”。在大市出售货物的则是范围更广大地区的老百姓（“百族”），大市的时间是太阳当午而开始西斜的时候（“日昃”），因为这时候最便于各地老百姓赶来做生意。由于这次开市范围和规模都比较大，所以称为“大市”。这种“大市”制度看来延续到汉代。因为郑玄是东汉著名学者，如果汉代的“大市”与《周礼》的“大市”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他应该有所说明。《后汉书》卷31《石奋传》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唐李贤作注时就是引用《周礼》来解释的，他说：“古者为市一日三合。《周礼》曰：‘大市日侧而市，百族为主。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今既人货殷繁，故一日四合也。”因此，《周礼》的记载和郑玄的解释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和理解战国秦汉“大市”制度的基础。所谓“大市”不是在普通的市之外又建立一个跨郡国的特殊的大型市场，而是一般的市中每天三次开市中的范围和规模较大的一次。
由于一日三市的“大市”开市的规模较大，所以人们又往往用“大市”来称呼城市中的市场。这种情况，春秋战国已然。《荀子·非相》描述形容佼好的浪荡子，“俄则束乎有司而戳乎大市”。这里的“大市”就不是专指“日昃而市”的市，而是指城里的市肆。战国市印中有“夻”的印文。裘锡圭据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目录》释“夻”为“大”，指出“夻”即“大市”，并推测此市属齐都临淄[5]。这“大市”也是作为城市市场的称呼，而不是指某种开市制度。
最有意思的是陈直先生自己曾收藏过凤翔出土的秦陶井盖三枚，陶盖铭文曰：“大市中四，井器大利，日利千万。”陶盖中部绘有市场图形，市场周围有市墙围绕，呈方形，靠近市墙每边的中部绘一小圆圈，中有一点[6]。凤翔是故秦都雍城[7]所在地，铭文中的“大市”应该就是指雍城的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凤翔发现了故秦雍城的市场遗址，该市场遗址位于雍城后部，面积近三万平方米，四周有土围墙，呈方形，南北宽160米，东西长180米，四面墙中部各有市门一座，市门上有四坡式大建筑，围墙内是封闭的露天市场[8]。正可与井器陶盖相互印证，说明雍城的市是被称为“大市”的。陈直先生的《汉书新证》写成于上世纪的50年代，在该书中他没有提到这些“大市”井盖；看来，他获得和收藏这些陶井盖可能是在《汉书新证》写成之后。他得到了这些陶井盖以后，观点是否有所改变，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点并不重要。因为定陶井盖为秦器本身，实际上已否定了汉初始作“大市”的观点[9]。
刘邦“立大市”在高祖6年，垓下之战的次年。长期战乱使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商业萧条，商贾活动较少，市场可能受到破坏，不能正常合市，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刘邦故有“立大市”之举。立大市可能是重新建立长安等城市的市场，恢复了原来的“合市”制度，用意似乎是招徕更大范围的老百姓参加贸易，加强物资交流，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至于“大市”制度比战国时代是否有什么发展，难考其详，但“大市”制度确实延续下来了。
在汉代的史籍中，刘邦“立大市”的记载外，我所看到的关于“大市”的材料还有两条。其一是西汉文帝时代贾谊的《新书·匈奴》：
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愿上遣使厚与之和，以不得已，许之大市。使者反，因于要险之所多为凿开，众而延之，关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美臛炙膹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着于长城下矣。是王将强比之，必攻其王矣。
上述记载在文字上还需要进行一些校勘。不过，《匈奴》篇的主旨很清楚，贾谊是想用汉朝的物质文明和物质享受来吸引和分化匈奴人，设立关市就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所以要在关市中集中一批“屠沽者、卖饭食者、美臛炙膹者”作为诱饵。贾谊称这种关市为“大市”，大概是因为关市是要吸引广大地区的各族人民来做生意，其意义和《周礼》的有关记载是相通的。上引姑臧“一日四合”的交易活动中，当然也包括了“大市”。这样看来，“通货羌胡”的关市，也可以称之为“大市”。
其二是东汉王充的《论衡·别通》：
人之游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观也。入都必欲见市，市多异货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市也。游於都邑者心厌，观於大市者意饱，况游於道艺之际哉？
在这一记载中，前面说“都”中之“市”，后面说“大市”；“大市”就是前面说的“都”中之“市”。而且，这里是泛指都市，而不是特指某一都市。这说明都邑之中的“市”，一般都可称为“大市”；它大概是用以区别乡村中规模较小的集市，或新兴小城中规模较小的集市。
上面两条材料中的“大市”，或泛指城市市场，或指某种开市制度，都是渊源于战国的制度，并非汉初的新创，看不出它包含大都会中跨郡国的大范围地区市场的意义。而且“大市”并非“不久即废”，而是在整个汉代延续下来。
不但如此，“大市”在秦汉以后仍然继续存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各地皆有大市。《北史》卷18载司州牧、高阳王臣雍“往年在州，于大市鞭杀五人……”，是北方州郡有大市例。[10]南方大市尤多，且有“大市令”之设。如东吴名将潘璋就曾“为吴大市（按指管理大市的官吏）”[11]，吴兴章华也当过陈的“大市令”[12]。由于“大市”热闹非凡，连皇帝老子模仿大市作乐[13]。同时，这时“大市”的含义也发生了某种变化，某些大城市由于出现多个市场，“大市”遂由都邑市的泛称转变为这些城市中规模较大的中心市场的特称。例如洛阳有三市，其中的“金市”亦称“大市”[14]。又《隋书·食货志》载：
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
这里与“小市”对应的“大市”，则是“备置官司”的市，即比较正规的官市。以上这些变化可能从汉代已经开始，但目前尚难考其详。
[1] 陈直：《汉书新注》第13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如段渝的《汉代集市考略》（载《文史杂志》1991年第5期），即征引和推衍陈直先生的说法，把跨地区的“大市”作为汉代第一级的集市。
[3] 俞伟超：《汉代的“亭”“市”陶文》，《文物》1963年第2期。
[4] 《周礼·质人》也有“大市”记载：“凡卖儥者质剂焉，大市用质，小市用剂。”按，这里的“大市”和“小市”是指大宗买卖和小宗买卖，与《司市》所言意义有别。
[5] 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6] 《摹庐藏陶捃存》，30，“大市中四井器陶盖”。齐鲁书社，1983年。
[7] 雍城始建于公元前677年。
[8] 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87》第348页，“凤翔发现秦都雍城市场和街道遗址”。
[9] 陈怀邦在“摹庐藏陶考释补正”中囿于汉高祖立大市之说，否定此陶井盖为秦器，无视春秋战国已存在大市的事实，误。见《摹庐藏陶捃存》书后。
[10] 《魏书》卷19中《任城王云列传》亦记此事。
[11] 《三国志》卷55《吴书·潘璋传》说：潘璋“后为吴大市，刺奸，盗贼断绝，由是知名”。
[12] 《陈书》卷30《傅縡列传》载：“后主即位，朝臣以华素无伐阅，竞排诋之，乃除大市令，既雅非所好，乃辞以疾，郁郁不得志。”
[13] 《南史》卷5《齐本纪下》记废帝东昏侯潘妃等，“又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宫人阉竖共为裨贩”。
[14] 《洛阳伽蓝记》卷四：“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文选》16《闲居赋》“陪京泝伊，面郊後市”注引西晋陆机《洛阳记》曰：“洛阳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观之西；城中马市，在大城之东；洛阳县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阳县也。”关于洛阳“大市”的记载还有不少。例如《晋诸公别传·高坐》记胡僧尸黎密“永嘉中，进到此土，止于大市中”（《九家旧晋书辑本》）。这“大市”，就是指晋都洛阳的大市。
“狱市”
陈直先生的跨地区“大市”论的另一条论据是齐的“狱市”。《汉书》卷39《曹参传》载曹参离开齐国到中央政府担任丞相以前，“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陈直先生说：
狱市，注家多不加解释，或分解为刑狱和都市。然骚扰监狱，则事所不恒有。余疑狱市为齐国大市之名，狱为‘嶽’（按简化字为‘岳’）字省文，即齐国庄岳之市。……西汉初期，在郡县之外，曾一度选择大都会立为大市……以齐国之富庶，当然可在立大市之列，故曹参云狱市勿扰。[1]
有的是学者伸张其说，谓曹参在齐国实行了集市开放政策云云[2]
按，齐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即有“庄岳之市”。前代学者已有人把“狱市”与“庄岳之市”联系起来。《史记会注考证》引梁玉绳曰：《梁溪漫志》云：“《孟子》‘庄岳之间’，注：‘齐街里名。’《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反陈于岳。’注：‘里名。’岳字合从狱音，盖谓岳市乃齐阛阓之地，奷人所容，故当勿扰之。”《考证》指出：此说颇新而非也。岳狱二字，未见通用。《猗觉寮杂记》云：“狱市二事，狱如教唆词讼资给盗贼，市如用私斗秤欺谩变易之类，皆奷人图利之所，若穷治尽，则事必枝蔓，此等无所容，必为乱，非省事之术也。”《考证》对梁氏的批评是正确的。狱讼往往是黑道白道势力相互勾结和交易、贪赃枉法、容奸纳垢之所，“勿扰”就是采取放任政策，不宜简单理解为“骚扰监狱”。
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述赞谈到此事时说：“市狱勿扰，清净不事。”把“狱市”写成“市狱”。如果“市狱”即“狱市”，这就排除了“狱市”是“大市”名称的任何可能性。司马贞的说法有根据吗？
从我所接触的资料看，这种说法并非司马贞的发明，去汉未远的魏晋南北朝时人多称曹参所言“狱市”为“市狱”；也有称“狱市”的，说明两者的确通用。而且不管那种说法，都把“狱”理解为“刑狱”的狱，而不是理解为“市”的名称。例如：三国时魏国的王朗在《疏劝育民省刑》中说：“昔曹相国以狱市为寄，路温舒疾治狱之吏。夫治狱者，得其情则无冤死之囚……”[3]西晋刘槐奏言：“古之为狱必察五听，三槐九棘以求民情。虽明庶政，不敢折狱。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续，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参去齐，以市狱为寄……”[4]郭璞疏：“夫以区区之曹参，犹能遵盖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镇俗，寄市狱以容非，德音不忘，流咏于今。”[5]刘宋孝武帝诏称：“夫五辟三刺，自古所难，巧法深文，在季弥甚。故沿情察讼，鲁师致捷，市狱勿扰，汉史飞声。”[6]南齐崔祖思也说：“宪律之重，由来尚矣。故曹参去齐，唯以狱市为寄，余无所言。”[7]
同时，从有关记载可以看到，“狱市”或“市狱”并非齐地所专有的，这进一步证明“狱市”不可能是齐地“大市”的名称。例如北魏雍州剌史杨播“西荫关陕，北牧代赵，帏裳必褰，市狱不扰”[8]。梁侍中司空永阳昭王“既弭烽□，又清狱市，树绩来归，优游衢里”[9]。如果说，上两例只是个别的墓志铭，那末，下面的史料则说明“狱市”或“市狱”存在的普遍性：
据《晋书》卷62《刘琨传》所载，刘琨在占领“府寺焚毁，僵尸蔽地，……荆棘成林，豺狼满道”的晋阳后，马上着手“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狱”。把“建市狱”作为重建晋阳的首要任务之一，说明“市狱”为一个城市和地方政权所必备。
又据《南齐书》卷4《郁林王本纪》所载，郁林王曾下诏：“可严下州郡，务滋耕殖，相亩辟畴，广开地利，深树国本，克阜民天。又询访狱市，博听谣俗，伤风损化，各以条闻，主者详为条格。”这更说明“狱市”普遍存在于当时的各个州郡之中。
总之，把“狱市”说成是齐地“大市”专有名称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世界上的事是复杂的，“狱市”一般与“市狱”通用，指“狱”和“市”二事，应无问题；但有时似乎又是一个专名。如《谢承后汉书·周敞传》载：“吴郡周敞，师事京房。房为石显所谮，系狱市。”《司马彪续汉书》载：“世祖（刘秀）微时，系南鸣市，狱市吏以一笥饭与之。”[10]“系狱市”、“狱市吏”，显然不能把“狱”和“市”分开来理解。因此，从这两条材料来看，作为不可分割的名词使用的“狱市”，在汉代又的确是存在的。盖当时犯人行刑和服役[11]均在市中进行，故在市中划出特定地区，作为拘禁管理犯人的场所，称之为“狱市”。关于刘秀“系狱市”事，《后汉书》卷77《樊晔列传》载：“樊晔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也。与光武少游旧。……初，光武微时，尝以事拘于新野，晔为市吏，馈饵一笥……”如果两条记载是一致的，则“狱市”是隶属于市的，“市吏”即“狱市吏”。以上只是一种推测。“狱市”似乎是二义并存；究竟如何，不敢自必，存疑以俟明者。
[1] 《汉书新证》第261页
[2] 黄留珠：《曹参“勿扰狱市”浅析》，光明日报1983年3月2日第3版。
[3] 《三国志》卷13《魏书·王朗传》
[4] 《晋书》卷69《刘槐传》
[5] 《晋书》卷72《郭璞传》
[6] 《宋书》卷6《孝武帝纪》
[7] 《南齐书》卷28《崔祖思传》
[8]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北魏》
[9]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梁》
[10] 《御览》卷711引。
[11] 如荀悦《前汉纪》卷9载：“（楚王）戊初与吳通谋。大中大夫申公白公谏不听。胥靡之。衣赭衣。杵臼舂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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