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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1期
《汉书》自问世以来，为中国历代学者所重视，成为中国传统断代史的范本，其影响远及海外，在汉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汉书》在海外的传播与研究，是一个值得深入发掘的课题。笔者拟按时间顺序，将《汉书》在东亚国家的传播和研究状况进行详细爬梳，以期得出一个较为清晰和完整的脉络。
一、《汉书》在古代日本和朝鲜的传播和研究
中国史籍传入周边国家，起于《史记》和《汉书》。在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儒家文化影响圈的国家中，“史”是作为“经”的教育辅助读物而出现的，这些国家自古便有以“‘左、国、史、汉’或‘孟、庄、班、马’为汉学精华”的传统（朱云影：《中国史学对于日韩越的影响》，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9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形态和学术体系。
古代日本。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空前繁盛。为了全面向中国学习，日本派遣了大批“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日本学者经过在中国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学习，再回国传播中国文化，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来自奈良的吉备真备即为其中之佼佼者。他在中国留学l7年，回国后颇受天皇器重，被拜为大学助教（后官至右大臣），为学生讲授学自中国的各种新知识，教读《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受学者达四、五百人，高野天皇本人也曾跟他学习《礼记》和《汉书》。
在古代日本，正仓院经常有写经生抄写《汉书》和《晋书》的记录，也曾多次进行与《汉书》有关的学术活动（大庭脩：《中国典籍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载《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也曾多次进行与《汉书》有关的学术活动，如称德天皇景云三年（769年），天皇向大宰府赏赐包括《汉书》在内的五种史书；弘仁到元庆年问（877—884年），作为天皇修学仪式而举行的宫中讲书共进行了15次，《汉书》被列在其中；自919年起，菅源淳茂博士主持了为期三年的《汉书》讲座；l324年，在花园上皇制定的“今年所欲读书目录”中，将《汉书》列为必读史籍之一；天平胜宝九年施行的养老律令中，规定要讲述《史记》、《汉书》和《后汉书》；l332年，光严天皇开始读《汉书》；l600年，藤原惺窝为德川家康讲《十七史详说》；江户时代还刊行了《史记评林》、《汉书评林》和《三国志》，等等。“到了平安时代，贵族官吏中学习历史的人人数增加了。许多人未必想当学者，也选择了‘阅读史传’、‘涉猎史汉’的学习途径，表明在贵族的教养中历史受到重视”（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和史学》，沈仁安、林铁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8页），在这股读史热潮的带动下，形成了日本学界所谓的“国史”。在此基础上，研究《汉书》的专著开始出现。757年，天皇下令研究《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于是这三部著作成为公元889至898年藤原佐世所编最早的日本收藏中文书书目的重要部分。江户时期（公元l600—1867年），日本学者对秦汉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并随之对记录汉代史事的《汉书》进行深入的研究，相继出现了猪饲敬的《汉书长历考》、户崎淡园的《汉书解》与《后汉书解》、恩田维周的《汉书考》和《汉书质疑》，以及土冢田大峰《史汉补解》等专著。其中松平定信的《汉书论说》是一部系统研究西汉历史的评论性著作，其史料和观点完全取自《汉书》。明治时代的重要学者冈本况斋著有《汉书考文》和《续汉书考文》，对《汉书》进行了全面校对，他的《汉书律历志图志解》、《汉书笔记》、《汉书注引用书目》以及《十八史略答问》、《十八史略校本》等著作，均取得了较高成就。
平安时代的圣武天皇神龟五年（728年），大学寮的文章博士和文章生们集体编写了古代日本的第一部中国通史《纪传道》，这是以《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和《尔雅》为依据的上古中国通史。此后出现的有关中国历史研究的著作中，也有不少涉及对《汉书》的研究，如江户时代古川香山的《五史要览》、后藤世钧的《十九史略》、村山隆的《十八史略要蒙》、海保渔村的《十七史经说》、平原谨斋的《二十四史类览》，明治时代服部南郭的《十八史略校》、雨森精斋的《标纂十八史略校本》等。清代兴起的考证学风流传到日本后，推动了日本“古学”与“国学"的诞生。Fl本考证学派早期的重要学者德狩谷披斋，将书斋命名为“实事求是书屋”，即取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实事求是”一词——古代日本学者对于《汉书》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古代朝鲜。由于历史和地缘因素，《汉书》传播到朝鲜半岛的时间早于日本。公元372年高句丽建立太学之时，所学内容除经书外，就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晋春秋》等五部史籍（《北史·高句丽列传》）。史书中有在太学中对学生进行“授以九经、三史”的记录（《旧唐书·高丽传》）。其后高丽王朝亦复如此。李朝时期，官方多次刊行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如太宗三年（公元l403年），元代胡一桂著《十七史纂古今通要》一书刊行；世宗时代，刊行了《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宣祖时代，刊行了《后汉书》、《十九史略通考》和《史纂》；英祖四十八年（公元l722年），刊行了《十九史略谚解》；正祖二十年（公元l796年），刊行了正祖编的《史记英选》和《汉书列传选》；纯祖十九年（公元l819年），再次刊行余进的《十九史略通考》一书，等等。
二、日韩学者对《汉书》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汉书》的研究。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的《汉书》传播与研究更为繁荣。在传播、译介方面，先后出版了由本田济翻译、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13卷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列传选》（东京：平凡社，1968年），由小川环树和三木克己翻译、收入《世界文学全集4》的《史记·汉书集》（东京：筑摩书房，l970年）；长泽规矩也题解的影印本《汉书：和刻本正史》（东京：古典研究会，1977年），三木克己翻译的《汉书列传选》（东京：筑摩书房，1992年）等。此外，在西嵨定生所著《中国历史》的第2卷《秦汉帝国》（东京，1974年）和大庭惰所著《图说中国历史》的第2卷《秦汉帝国的威容》（东京，1977年）中，关于西汉帝国历史的叙述即主要取材于《史记》和《汉书》。
在《汉书》研究方面，出现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这样具有雄厚实力和专业队伍的研究机构，以及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史学研究专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设有日本、东方、西洋三部，以东方研究部的中国研究最为著名。所内藏有研究汉学的珍贵中国文献41万册，其中有些文献在我国国内已很难找到。该所关于《汉书·律历志》的研究，在世界上也属领先水平。
曾任京都大学东洋史系教授、号称日本的“中国史学史祖”的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年），倾一生精力编著了《支那史学史》一书（东京弘文堂，l949年），对中国古代的史学著作和中国史家的著史义例进行了较为详尽、全面的研究。书中第六章对班固和《汉书》有专门的论述，认为《史记》和《汉书》于“书籍部类中开创出一个史部，且在今日也堪称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巨作”。出于对《史记》巨大成就的尊敬和对通史体例的推崇，内藤对司马迁予以极高的评价，但对《汉书》的论述则出现了明显的偏颇。内藤论述《汉书》所用篇幅不及《史记》所用的四分之一，他还明言班固的成就远不及司马迁，且由于他深受京都大学朴学之风的影响，强调学术与政治必须分离，因而他指责《汉书》的多人分纂引起了正史编纂法的变迁，是历史著作堕落的开始，除将会导致中国史书传统历史注重的“春秋义法”荡然无存外，还会导致历史失去“成为一家之言”的精神。
此说是否为内藤所独创，尚难辨明。其反对政治因素介入史书编撰和多人分纂历史著述的主张，自有维护史学自身发展之求真与独立性的积极一面，但是，他将这种要求体现在对班固和《汉书》的评述中则有失客观和公允。因为《汉书》的编撰虽继承了《史记》的成就，经班氏父子、兄妹及马融四人之手，以及张衡、蔡邕等人的校订才最终完成，但正如赵翼所言“合班固作史之岁月胼观之，可知编订史事未可聊尔命笔矣”，“益信著书之难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班固作史年岁条”），其撰述宗旨与成就仍可视为班固的“别识心裁”，是其学术品格和精神实质的体现，即便是在天子诏令之下修成，也是其承继家学、私自修史在先。虽为“宣汉”而作，难免正统思想，但却能秉承“文直事核”、 “据事直书”的“实录”精神，与后来正史墨守成例、多人分述、草率成书，且编撰者逢迎权势、曲笔附会的弊端相比，自有天壤之别。
20世纪后半期的日本《汉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对《汉书》专志的研究，一为史汉比较研究。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日本先后出版的译注、研究《汉书》专志的著作有：内田智雄译注的《汉书刑法志》（京都：燕京同志社东方文化讲座委员会，l958年），能田忠亮、薮内清合著的《汉书律历志的研究》（京都：临川书店，l979年），黑羽英男的《汉书食货志志译注》（东京：明治书院，l980年），狩野直祯、西胁常记译注的《汉书郊祀志》（东京：平凡社，1987年），永田英正、梅原郁译注的《汉书食货·地理·沟洫志》（东京：平凡社，1988年），等等。此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尚有稻叶一郎的《<汉书>的创作过程》（《文献》44），他考察探讨了班固的历史观，并以班氏父子的史书写作背景为中心对《汉书》编撰特色进行了研究。“史汉比较”历来是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日本也不例外。这方面的专著有福岛正译注的《史记·汉书》（东京：角川书店，l989年），此外尚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发表，可惜的是这些研究论著大多未被介绍到国内（参看张大可主编《史记研究集成》第十四卷“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华文出版社，2005年）。
韩国学者对《汉书》的研究。韩国是较早对中国史学进行研究的国家之一，其学者很重视对中国古代史学和史学史的研究，尤以对中国古代史学经典著作及史家的研究为重，出现了一批值得关注的学术成果。
启明大学中语中文学科诸海星《<汉书·艺文志>的体例及学术价值》<《天中学刊》l997年第3期），对《汉志》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将其学术价值总结为三项：一是保存了《别录》、《七略》的基本内容；二是开创了正史艺文志的先例，又保存了汉以前全部重要典籍的目录，其叙录是西汉以前珍贵文化史纲；三是现存最古老的图书目录，在叙录、分类、著录及理论和方法等方面都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主任朴宰雨是韩国重要的汉学家之一，长期从事中韩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均颇有造诣。1990年，他在就读的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完成了博士论文《史记汉书传记文学比较研究》，并于1992年发表论文《史汉异同研究史略》（《中国文化月刊》总150期，l992年），此后，他将这些成果进行了汇辑整理，于1994年出版了专著《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出版的唯一一部《史》、《汉》比较研究的专著。他从“史汉总体比较”、“史汉传记文的编纂体例、形式、人物比较”、“史汉传记文之写作技巧比较”三方面对《史记》、《汉书》的相关部分进行了详细勘比，得出了不少颇有创见的结论。此外，他在汇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勘核统计，如以表格的形式逐篇梳理了《汉书》袭用《史记》的六十七篇的情况，将其分为全面袭用、部分袭用材料而实际上重写、基本袭用但有删、增、续、改、移等情形，并进行了具体分析，从而得出结论：《汉书》各篇虽基本上袭用《史记》，但并非照抄其原文，而是依照一贯的原则与方法，进行了加工整理与修改补充，形式直观、新颖，结论也令人信服。对于《史》、《汉》纪、传所载人物，作者也进行了详细的统计，认为《史记》中“因事附传”者多，而《汉书》中“附传祖先、兄弟、子孙”者多，材料丰富，数据翔实。由于作者的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故对《史》、《汉》传记文学的写作技巧尤为关注，从结构布局、人物刻画、事件描写、语言运用和主题呈现五个方面，对比了《史记》、《汉书》的成就与特征。作为一个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深厚感情和深入研究的外国学者，能做出这样的成绩，令人敬佩；但由于作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尚有待深化，且仅是从文学角度来比较《史记》、《汉书》的异同，缺乏从史学的角度去把握，因此其不足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
三、《汉书》对日本和朝鲜史学的影响
《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等中国古代经典史籍，在儒家文化圈国家的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通过对中国历史和史籍的学习与研究，古代日本、朝鲜和越南确立了各自的“国史学”；其次，在充分学习、吸取中国古代儒家历史观和史书编撰方法的基础上，这些国家均根据各自的社会历史进程和民族文化特点，形成了本国、本民族的历史著作，催生了诸如《日本书纪》、《大日本史》、《三国史记》、《高丽史》、《大越史记》、《大越史记全书》和《越史略》等官修正史o
《汉书》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对《史记》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就进行了继承与创新，开启了后世官修正史的端绪，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确立的标志和历代正史的典范，在正史体例、正统史观和“实录”精神三个方面，对古代日本和朝鲜的正史编撰也起着指导作用。
对日本史学的影响。在中国传统史学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古代日本的正史修撰取得了很大成就，代表作即被合称为日本史学史上的“六国史”（指奈良朝完成的《日本书纪》和平安时代所编修的五部正史，即《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和《大日本史》。这些史籍在编撰体例、撰述宗旨、主导思想等方面都与中国古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有相似之处。
居于“六国史”之首的《日本书纪》成书于公元'720年，原名《日本纪》，是模仿《汉书》及《后汉书》而修的正史，因只撰写了“日本书”中的“帝王本纪”而得名，是留传至今最早的史著。全书共三十卷，记述了神话时代至持统天皇时代的历史。依笔者管见，《日本书纪》作为官方正史，其撰述宗旨颇受班氏所谓“大汉当可独立一史”的“宣汉”思想影响，其撰写背景是以天皇家与中臣氏（藤原氏）为中心，讲叙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对于私人故事，或予以删除，或使其道德化，目的即在于使上古传说、神话和历史相统一，有利于巩固天皇政权的统治；且该书文采华丽、注重修辞，亦颇得《汉书》“该富弘丽，儒雅彬彬”之余味。该书文本纯用汉文，且大量原文抄录中国和朝鲜的史书，此后以中国正史为范本便成为日本古代史学的传统。
此外，“六国史”的编者都明确地接受了中国传统的鉴戒史观，模仿《春秋》笔法，于记事中寓褒贬。从《日本书纪》所描绘的以中国儒家推崇的圣贤尧、舜、禹、周文王、武王为典范的“圣王”形象，到《续日本书纪》之后的国史中所赞誉的以《史记》、《汉书》及其他中国正史中“循吏传”为榜样的“良吏”形象，便可知此说不虚。在《日本后纪》到《日本三代实录》的四部国史中，共收录有41名“良吏”的传记。评价他们为“良吏”的标准，即是看他们的治迹是否符合中国儒学的“仁政”思想。从对他们的赞词中，我们亦不难看出其深受《史》、《汉》“循吏传”论赞的影响，如称赞纪深江“性宽和不动于事，所履行百姓安之，远近称之为循吏”，誉称南渊永河“仁爱为物，民庶仰慕”等0
“六国史”作者在修史中也不同程度地学习了中国史家“直书实录”的精神，对前代君王也有针砭，而这一理论的源头，则正来源于班氏父子对司马迁修《史记》的高度赞誉及其自身的史学实践。例如，《日本书纪》将武烈天皇描绘为暴君，并用其后无继，由旁系皇统继位的结局以示惩戒，与班固对西汉自成帝以后，由于皇帝荒淫庸懦导致“国统三绝”，最终由外戚弄权、王莽篡位而走上了末路这段历史的叙述颇有相似之处；《日本后纪》的编者藤原绪嗣，将儒家道德视为最高基准，凡不合者，即使是天皇也不宽贷，其批判精神与班固所提倡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传统是一脉相统的。
正统论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编撰的指导思想，源于孔子修《春秋》以“正名”，至班氏父子正式确立了正闰史观。班氏父子的《汉书》虽然是在司马迁《史记》的基础上编撰而成，但他们不满意司马迁仅将汉代历史“编于百代之末、厕于秦项之列”，遂编著《汉书》以宣扬“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蕴孔佐之弘陈”的“汉德”。班固提出“汉绍尧运”的观点，以宣扬刘氏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正是由于《汉书》确立了“包举一代，撰成一书”的纪传体断代史体例和维护封建皇朝统治合法性的正统观念，使其在中国古代拥有了“与五经相亚”的崇高地位。
比较中日历史可以发现，“正统”的含义在中、日两国有所不同。在中国，“正统”指的是“天命”之正统，在日本则是指皇系之正统。古代日本历史上并无王朝更迭，但皇室内部的斗争却非常激烈，有时甚至激化到公开分立的地步，如13世纪中期，形成了在京都的光明天皇的北朝与在吉野山的后醍醐天皇的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并一直持续到l392年。因此南朝与北朝孰为正统，便成为日本历史著述中不可回避且聚讼不决的问题，这便是移植中国古代自《汉书》以来所形成的正统史观指导古代日本史书编撰的思想渊源，其代表作即为德川时代开始编写的《大日本史》。
《大日本史》是一部以纪传体记载天皇治世的历史著作，所记的日本是借天皇而进行的普遍统治，这正是中国古代正统史观在史书编撰中的突出体现。《大日本史》开始编修于l672年，用时长达234年，前期所编修的本纪和列传，基本上是依据中国儒家的“正名”思想，即区分日本皇室的正统与闰统，“正闰皇统，是非人臣”，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评论人臣的是非功过；而后期的修史事业则多受日本传统神话史观的影响。《大日本史》的正统论，主要表现为“三大特笔”，即在三件历史事实的处理上打破当时通行的观点，提出了独特见解，突出地表现了对《汉书》正统观的继承。‘
“特笔”之一是将历来被尊为天皇的神功皇后列入后妃列传。这种处理方式，直接效仿自班固在《汉书》中一改《史记》中为吕后立纪而将其列入《外戚传》、以突出汉室为刘姓正统的成例（《大日本史》这一处理方式有失历史真实，因为传说中的神功皇后确曾单独执政多年，但因其未曾正式即位就不能称其为天皇）。“特笔”之二是重名分而不以成败论正闰，增加了大友天皇纪。“特笔”之三便是以象征天皇权威的三种神器（镜、玉、剑）的所归为基准，主张南朝正统论，为南朝天皇立本纪，而把北朝五天皇降入列传。
《汉书》继承了《史记》巨大的史传文学成就，并自觉形成了更严谨的史学规范，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古代日本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1l世纪以后，日本出现了以假名写成的纪传体“历史物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镰仓时代兴起的、以武士为主题的汉文题材文学作品——“军记物语”。《平家物语》最为杰出，该书通过平氏一门的盛衰，表现了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佛理。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引用了大量《史记》、《汉书》中豪侠义士的故事，《汉书·苏武传》对其影响尤深。作者在引用苏武平生事迹，突出其忠勇、坚贞等优秀品质的同时，还分别依照日本武士康赖、兼康和维盛的人格特征进行比较与改造，有力地突出了中世纪日本武士所崇尚的忠孝、勇武、风雅的武士道精神，在日本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朝鲜史学的影响。《汉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其编撰体例也成为古代朝鲜官修正史的范本。1145年（高丽仁宗二十三年）开始编撰的《三国史记》是朝鲜古籍中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作者金富轼为古代朝鲜史学的奠基人，也是高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作者在撰修过程中，遵循了《汉书》“包举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格局和“纪传书表四体配合”的编撰体例。此后，李朝太祖命史臣撰写高丽朝编年史，太宗朝继之，仍未完成；世宗又开局编修，但编次不精，多有脱漏。世宗等认为编年体不如纪传体能详其始末，于是更令郑麟趾等依《史记》、《汉书》和明朝编撰的《元史》体例，撰修并最终完成了记载高丽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高丽史》。全书共一百三十九卷，分为“世家”、“志”、“传”三大类，记载了朝鲜历史上高丽王氏王朝的事迹，对918—1392年高丽诸王事迹以及有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史事载录颇详，成为研究高丽王朝历史的基本史籍。此外，世宗在位期间，刊行了《汉书》和《资治通鉴》。
在古代朝鲜，一些文人学者还对中国史学著作展开了专门研究，如肃宗四年（1678年），赵维韩著《史纂抄选》；明宗二十一年（1566年），安璋著《汉书传抄》。安书意在模仿“史汉笔法”，冲破了古代朝鲜科举文章的规范。总体而言，古代朝鲜对于中国史学的研究态度是真诚而深入的，留下了较好的研究传统和丰富遗产，为日后韩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结语
《汉书》对于古代东亚国家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正史形成与修撰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与典范意义。虽然由于地域、语言和时代背景等诸多限制，这些国家研究《汉书》的论著，在内容和观点上均不可能超越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水准，但是“汉书学”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发展繁盛并具有深远影响，上述史料便是有力的佐证。近年来，随着日、韩学者对《汉书》研究的深入和中日、中韩之间学术交流的深化，《汉书》的传播与研究必将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1期
《汉书》自问世以来，为中国历代学者所重视，成为中国传统断代史的范本，其影响远及海外，在汉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汉书》在海外的传播与研究，是一个值得深入发掘的课题。笔者拟按时间顺序，将《汉书》在东亚国家的传播和研究状况进行详细爬梳，以期得出一个较为清晰和完整的脉络。
一、《汉书》在古代日本和朝鲜的传播和研究
中国史籍传入周边国家，起于《史记》和《汉书》。在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儒家文化影响圈的国家中，“史”是作为“经”的教育辅助读物而出现的，这些国家自古便有以“‘左、国、史、汉’或‘孟、庄、班、马’为汉学精华”的传统（朱云影：《中国史学对于日韩越的影响》，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9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形态和学术体系。
古代日本。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空前繁盛。为了全面向中国学习，日本派遣了大批“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日本学者经过在中国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学习，再回国传播中国文化，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来自奈良的吉备真备即为其中之佼佼者。他在中国留学l7年，回国后颇受天皇器重，被拜为大学助教（后官至右大臣），为学生讲授学自中国的各种新知识，教读《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受学者达四、五百人，高野天皇本人也曾跟他学习《礼记》和《汉书》。
在古代日本，正仓院经常有写经生抄写《汉书》和《晋书》的记录，也曾多次进行与《汉书》有关的学术活动（大庭脩：《中国典籍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载《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也曾多次进行与《汉书》有关的学术活动，如称德天皇景云三年（769年），天皇向大宰府赏赐包括《汉书》在内的五种史书；弘仁到元庆年问（877—884年），作为天皇修学仪式而举行的宫中讲书共进行了15次，《汉书》被列在其中；自919年起，菅源淳茂博士主持了为期三年的《汉书》讲座；l324年，在花园上皇制定的“今年所欲读书目录”中，将《汉书》列为必读史籍之一；天平胜宝九年施行的养老律令中，规定要讲述《史记》、《汉书》和《后汉书》；l332年，光严天皇开始读《汉书》；l600年，藤原惺窝为德川家康讲《十七史详说》；江户时代还刊行了《史记评林》、《汉书评林》和《三国志》，等等。“到了平安时代，贵族官吏中学习历史的人人数增加了。许多人未必想当学者，也选择了‘阅读史传’、‘涉猎史汉’的学习途径，表明在贵族的教养中历史受到重视”（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和史学》，沈仁安、林铁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8页），在这股读史热潮的带动下，形成了日本学界所谓的“国史”。在此基础上，研究《汉书》的专著开始出现。757年，天皇下令研究《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于是这三部著作成为公元889至898年藤原佐世所编最早的日本收藏中文书书目的重要部分。江户时期（公元l600—1867年），日本学者对秦汉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并随之对记录汉代史事的《汉书》进行深入的研究，相继出现了猪饲敬的《汉书长历考》、户崎淡园的《汉书解》与《后汉书解》、恩田维周的《汉书考》和《汉书质疑》，以及土冢田大峰《史汉补解》等专著。其中松平定信的《汉书论说》是一部系统研究西汉历史的评论性著作，其史料和观点完全取自《汉书》。明治时代的重要学者冈本况斋著有《汉书考文》和《续汉书考文》，对《汉书》进行了全面校对，他的《汉书律历志图志解》、《汉书笔记》、《汉书注引用书目》以及《十八史略答问》、《十八史略校本》等著作，均取得了较高成就。
平安时代的圣武天皇神龟五年（728年），大学寮的文章博士和文章生们集体编写了古代日本的第一部中国通史《纪传道》，这是以《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和《尔雅》为依据的上古中国通史。此后出现的有关中国历史研究的著作中，也有不少涉及对《汉书》的研究，如江户时代古川香山的《五史要览》、后藤世钧的《十九史略》、村山隆的《十八史略要蒙》、海保渔村的《十七史经说》、平原谨斋的《二十四史类览》，明治时代服部南郭的《十八史略校》、雨森精斋的《标纂十八史略校本》等。清代兴起的考证学风流传到日本后，推动了日本“古学”与“国学"的诞生。Fl本考证学派早期的重要学者德狩谷披斋，将书斋命名为“实事求是书屋”，即取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实事求是”一词——古代日本学者对于《汉书》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古代朝鲜。由于历史和地缘因素，《汉书》传播到朝鲜半岛的时间早于日本。公元372年高句丽建立太学之时，所学内容除经书外，就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晋春秋》等五部史籍（《北史·高句丽列传》）。史书中有在太学中对学生进行“授以九经、三史”的记录（《旧唐书·高丽传》）。其后高丽王朝亦复如此。李朝时期，官方多次刊行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如太宗三年（公元l403年），元代胡一桂著《十七史纂古今通要》一书刊行；世宗时代，刊行了《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宣祖时代，刊行了《后汉书》、《十九史略通考》和《史纂》；英祖四十八年（公元l722年），刊行了《十九史略谚解》；正祖二十年（公元l796年），刊行了正祖编的《史记英选》和《汉书列传选》；纯祖十九年（公元l819年），再次刊行余进的《十九史略通考》一书，等等。
二、日韩学者对《汉书》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汉书》的研究。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的《汉书》传播与研究更为繁荣。在传播、译介方面，先后出版了由本田济翻译、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13卷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列传选》（东京：平凡社，1968年），由小川环树和三木克己翻译、收入《世界文学全集4》的《史记·汉书集》（东京：筑摩书房，l970年）；长泽规矩也题解的影印本《汉书：和刻本正史》（东京：古典研究会，1977年），三木克己翻译的《汉书列传选》（东京：筑摩书房，1992年）等。此外，在西嵨定生所著《中国历史》的第2卷《秦汉帝国》（东京，1974年）和大庭惰所著《图说中国历史》的第2卷《秦汉帝国的威容》（东京，1977年）中，关于西汉帝国历史的叙述即主要取材于《史记》和《汉书》。
在《汉书》研究方面，出现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这样具有雄厚实力和专业队伍的研究机构，以及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史学研究专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设有日本、东方、西洋三部，以东方研究部的中国研究最为著名。所内藏有研究汉学的珍贵中国文献41万册，其中有些文献在我国国内已很难找到。该所关于《汉书·律历志》的研究，在世界上也属领先水平。
曾任京都大学东洋史系教授、号称日本的“中国史学史祖”的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年），倾一生精力编著了《支那史学史》一书（东京弘文堂，l949年），对中国古代的史学著作和中国史家的著史义例进行了较为详尽、全面的研究。书中第六章对班固和《汉书》有专门的论述，认为《史记》和《汉书》于“书籍部类中开创出一个史部，且在今日也堪称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巨作”。出于对《史记》巨大成就的尊敬和对通史体例的推崇，内藤对司马迁予以极高的评价，但对《汉书》的论述则出现了明显的偏颇。内藤论述《汉书》所用篇幅不及《史记》所用的四分之一，他还明言班固的成就远不及司马迁，且由于他深受京都大学朴学之风的影响，强调学术与政治必须分离，因而他指责《汉书》的多人分纂引起了正史编纂法的变迁，是历史著作堕落的开始，除将会导致中国史书传统历史注重的“春秋义法”荡然无存外，还会导致历史失去“成为一家之言”的精神。
此说是否为内藤所独创，尚难辨明。其反对政治因素介入史书编撰和多人分纂历史著述的主张，自有维护史学自身发展之求真与独立性的积极一面，但是，他将这种要求体现在对班固和《汉书》的评述中则有失客观和公允。因为《汉书》的编撰虽继承了《史记》的成就，经班氏父子、兄妹及马融四人之手，以及张衡、蔡邕等人的校订才最终完成，但正如赵翼所言“合班固作史之岁月胼观之，可知编订史事未可聊尔命笔矣”，“益信著书之难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班固作史年岁条”），其撰述宗旨与成就仍可视为班固的“别识心裁”，是其学术品格和精神实质的体现，即便是在天子诏令之下修成，也是其承继家学、私自修史在先。虽为“宣汉”而作，难免正统思想，但却能秉承“文直事核”、 “据事直书”的“实录”精神，与后来正史墨守成例、多人分述、草率成书，且编撰者逢迎权势、曲笔附会的弊端相比，自有天壤之别。
20世纪后半期的日本《汉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对《汉书》专志的研究，一为史汉比较研究。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日本先后出版的译注、研究《汉书》专志的著作有：内田智雄译注的《汉书刑法志》（京都：燕京同志社东方文化讲座委员会，l958年），能田忠亮、薮内清合著的《汉书律历志的研究》（京都：临川书店，l979年），黑羽英男的《汉书食货志志译注》（东京：明治书院，l980年），狩野直祯、西胁常记译注的《汉书郊祀志》（东京：平凡社，1987年），永田英正、梅原郁译注的《汉书食货·地理·沟洫志》（东京：平凡社，1988年），等等。此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尚有稻叶一郎的《<汉书>的创作过程》（《文献》44），他考察探讨了班固的历史观，并以班氏父子的史书写作背景为中心对《汉书》编撰特色进行了研究。“史汉比较”历来是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日本也不例外。这方面的专著有福岛正译注的《史记·汉书》（东京：角川书店，l989年），此外尚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发表，可惜的是这些研究论著大多未被介绍到国内（参看张大可主编《史记研究集成》第十四卷“史记论著提要与论文索引”，华文出版社，2005年）。
韩国学者对《汉书》的研究。韩国是较早对中国史学进行研究的国家之一，其学者很重视对中国古代史学和史学史的研究，尤以对中国古代史学经典著作及史家的研究为重，出现了一批值得关注的学术成果。
启明大学中语中文学科诸海星《<汉书·艺文志>的体例及学术价值》<《天中学刊》l997年第3期），对《汉志》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将其学术价值总结为三项：一是保存了《别录》、《七略》的基本内容；二是开创了正史艺文志的先例，又保存了汉以前全部重要典籍的目录，其叙录是西汉以前珍贵文化史纲；三是现存最古老的图书目录，在叙录、分类、著录及理论和方法等方面都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主任朴宰雨是韩国重要的汉学家之一，长期从事中韩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均颇有造诣。1990年，他在就读的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完成了博士论文《史记汉书传记文学比较研究》，并于1992年发表论文《史汉异同研究史略》（《中国文化月刊》总150期，l992年），此后，他将这些成果进行了汇辑整理，于1994年出版了专著《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出版的唯一一部《史》、《汉》比较研究的专著。他从“史汉总体比较”、“史汉传记文的编纂体例、形式、人物比较”、“史汉传记文之写作技巧比较”三方面对《史记》、《汉书》的相关部分进行了详细勘比，得出了不少颇有创见的结论。此外，他在汇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勘核统计，如以表格的形式逐篇梳理了《汉书》袭用《史记》的六十七篇的情况，将其分为全面袭用、部分袭用材料而实际上重写、基本袭用但有删、增、续、改、移等情形，并进行了具体分析，从而得出结论：《汉书》各篇虽基本上袭用《史记》，但并非照抄其原文，而是依照一贯的原则与方法，进行了加工整理与修改补充，形式直观、新颖，结论也令人信服。对于《史》、《汉》纪、传所载人物，作者也进行了详细的统计，认为《史记》中“因事附传”者多，而《汉书》中“附传祖先、兄弟、子孙”者多，材料丰富，数据翔实。由于作者的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故对《史》、《汉》传记文学的写作技巧尤为关注，从结构布局、人物刻画、事件描写、语言运用和主题呈现五个方面，对比了《史记》、《汉书》的成就与特征。作为一个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深厚感情和深入研究的外国学者，能做出这样的成绩，令人敬佩；但由于作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尚有待深化，且仅是从文学角度来比较《史记》、《汉书》的异同，缺乏从史学的角度去把握，因此其不足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
三、《汉书》对日本和朝鲜史学的影响
《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等中国古代经典史籍，在儒家文化圈国家的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通过对中国历史和史籍的学习与研究，古代日本、朝鲜和越南确立了各自的“国史学”；其次，在充分学习、吸取中国古代儒家历史观和史书编撰方法的基础上，这些国家均根据各自的社会历史进程和民族文化特点，形成了本国、本民族的历史著作，催生了诸如《日本书纪》、《大日本史》、《三国史记》、《高丽史》、《大越史记》、《大越史记全书》和《越史略》等官修正史o
《汉书》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对《史记》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就进行了继承与创新，开启了后世官修正史的端绪，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确立的标志和历代正史的典范，在正史体例、正统史观和“实录”精神三个方面，对古代日本和朝鲜的正史编撰也起着指导作用。
对日本史学的影响。在中国传统史学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古代日本的正史修撰取得了很大成就，代表作即被合称为日本史学史上的“六国史”（指奈良朝完成的《日本书纪》和平安时代所编修的五部正史，即《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和《大日本史》。这些史籍在编撰体例、撰述宗旨、主导思想等方面都与中国古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有相似之处。
居于“六国史”之首的《日本书纪》成书于公元'720年，原名《日本纪》，是模仿《汉书》及《后汉书》而修的正史，因只撰写了“日本书”中的“帝王本纪”而得名，是留传至今最早的史著。全书共三十卷，记述了神话时代至持统天皇时代的历史。依笔者管见，《日本书纪》作为官方正史，其撰述宗旨颇受班氏所谓“大汉当可独立一史”的“宣汉”思想影响，其撰写背景是以天皇家与中臣氏（藤原氏）为中心，讲叙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对于私人故事，或予以删除，或使其道德化，目的即在于使上古传说、神话和历史相统一，有利于巩固天皇政权的统治；且该书文采华丽、注重修辞，亦颇得《汉书》“该富弘丽，儒雅彬彬”之余味。该书文本纯用汉文，且大量原文抄录中国和朝鲜的史书，此后以中国正史为范本便成为日本古代史学的传统。
此外，“六国史”的编者都明确地接受了中国传统的鉴戒史观，模仿《春秋》笔法，于记事中寓褒贬。从《日本书纪》所描绘的以中国儒家推崇的圣贤尧、舜、禹、周文王、武王为典范的“圣王”形象，到《续日本书纪》之后的国史中所赞誉的以《史记》、《汉书》及其他中国正史中“循吏传”为榜样的“良吏”形象，便可知此说不虚。在《日本后纪》到《日本三代实录》的四部国史中，共收录有41名“良吏”的传记。评价他们为“良吏”的标准，即是看他们的治迹是否符合中国儒学的“仁政”思想。从对他们的赞词中，我们亦不难看出其深受《史》、《汉》“循吏传”论赞的影响，如称赞纪深江“性宽和不动于事，所履行百姓安之，远近称之为循吏”，誉称南渊永河“仁爱为物，民庶仰慕”等0
“六国史”作者在修史中也不同程度地学习了中国史家“直书实录”的精神，对前代君王也有针砭，而这一理论的源头，则正来源于班氏父子对司马迁修《史记》的高度赞誉及其自身的史学实践。例如，《日本书纪》将武烈天皇描绘为暴君，并用其后无继，由旁系皇统继位的结局以示惩戒，与班固对西汉自成帝以后，由于皇帝荒淫庸懦导致“国统三绝”，最终由外戚弄权、王莽篡位而走上了末路这段历史的叙述颇有相似之处；《日本后纪》的编者藤原绪嗣，将儒家道德视为最高基准，凡不合者，即使是天皇也不宽贷，其批判精神与班固所提倡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传统是一脉相统的。
正统论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编撰的指导思想，源于孔子修《春秋》以“正名”，至班氏父子正式确立了正闰史观。班氏父子的《汉书》虽然是在司马迁《史记》的基础上编撰而成，但他们不满意司马迁仅将汉代历史“编于百代之末、厕于秦项之列”，遂编著《汉书》以宣扬“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蕴孔佐之弘陈”的“汉德”。班固提出“汉绍尧运”的观点，以宣扬刘氏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正是由于《汉书》确立了“包举一代，撰成一书”的纪传体断代史体例和维护封建皇朝统治合法性的正统观念，使其在中国古代拥有了“与五经相亚”的崇高地位。
比较中日历史可以发现，“正统”的含义在中、日两国有所不同。在中国，“正统”指的是“天命”之正统，在日本则是指皇系之正统。古代日本历史上并无王朝更迭，但皇室内部的斗争却非常激烈，有时甚至激化到公开分立的地步，如13世纪中期，形成了在京都的光明天皇的北朝与在吉野山的后醍醐天皇的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并一直持续到l392年。因此南朝与北朝孰为正统，便成为日本历史著述中不可回避且聚讼不决的问题，这便是移植中国古代自《汉书》以来所形成的正统史观指导古代日本史书编撰的思想渊源，其代表作即为德川时代开始编写的《大日本史》。
《大日本史》是一部以纪传体记载天皇治世的历史著作，所记的日本是借天皇而进行的普遍统治，这正是中国古代正统史观在史书编撰中的突出体现。《大日本史》开始编修于l672年，用时长达234年，前期所编修的本纪和列传，基本上是依据中国儒家的“正名”思想，即区分日本皇室的正统与闰统，“正闰皇统，是非人臣”，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评论人臣的是非功过；而后期的修史事业则多受日本传统神话史观的影响。《大日本史》的正统论，主要表现为“三大特笔”，即在三件历史事实的处理上打破当时通行的观点，提出了独特见解，突出地表现了对《汉书》正统观的继承。‘
“特笔”之一是将历来被尊为天皇的神功皇后列入后妃列传。这种处理方式，直接效仿自班固在《汉书》中一改《史记》中为吕后立纪而将其列入《外戚传》、以突出汉室为刘姓正统的成例（《大日本史》这一处理方式有失历史真实，因为传说中的神功皇后确曾单独执政多年，但因其未曾正式即位就不能称其为天皇）。“特笔”之二是重名分而不以成败论正闰，增加了大友天皇纪。“特笔”之三便是以象征天皇权威的三种神器（镜、玉、剑）的所归为基准，主张南朝正统论，为南朝天皇立本纪，而把北朝五天皇降入列传。
《汉书》继承了《史记》巨大的史传文学成就，并自觉形成了更严谨的史学规范，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古代日本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1l世纪以后，日本出现了以假名写成的纪传体“历史物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镰仓时代兴起的、以武士为主题的汉文题材文学作品——“军记物语”。《平家物语》最为杰出，该书通过平氏一门的盛衰，表现了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佛理。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引用了大量《史记》、《汉书》中豪侠义士的故事，《汉书·苏武传》对其影响尤深。作者在引用苏武平生事迹，突出其忠勇、坚贞等优秀品质的同时，还分别依照日本武士康赖、兼康和维盛的人格特征进行比较与改造，有力地突出了中世纪日本武士所崇尚的忠孝、勇武、风雅的武士道精神，在日本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朝鲜史学的影响。《汉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其编撰体例也成为古代朝鲜官修正史的范本。1145年（高丽仁宗二十三年）开始编撰的《三国史记》是朝鲜古籍中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作者金富轼为古代朝鲜史学的奠基人，也是高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作者在撰修过程中，遵循了《汉书》“包举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格局和“纪传书表四体配合”的编撰体例。此后，李朝太祖命史臣撰写高丽朝编年史，太宗朝继之，仍未完成；世宗又开局编修，但编次不精，多有脱漏。世宗等认为编年体不如纪传体能详其始末，于是更令郑麟趾等依《史记》、《汉书》和明朝编撰的《元史》体例，撰修并最终完成了记载高丽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高丽史》。全书共一百三十九卷，分为“世家”、“志”、“传”三大类，记载了朝鲜历史上高丽王氏王朝的事迹，对918—1392年高丽诸王事迹以及有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史事载录颇详，成为研究高丽王朝历史的基本史籍。此外，世宗在位期间，刊行了《汉书》和《资治通鉴》。
在古代朝鲜，一些文人学者还对中国史学著作展开了专门研究，如肃宗四年（1678年），赵维韩著《史纂抄选》；明宗二十一年（1566年），安璋著《汉书传抄》。安书意在模仿“史汉笔法”，冲破了古代朝鲜科举文章的规范。总体而言，古代朝鲜对于中国史学的研究态度是真诚而深入的，留下了较好的研究传统和丰富遗产，为日后韩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结语
《汉书》对于古代东亚国家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正史形成与修撰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与典范意义。虽然由于地域、语言和时代背景等诸多限制，这些国家研究《汉书》的论著，在内容和观点上均不可能超越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水准，但是“汉书学”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发展繁盛并具有深远影响，上述史料便是有力的佐证。近年来，随着日、韩学者对《汉书》研究的深入和中日、中韩之间学术交流的深化，《汉书》的传播与研究必将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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