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10月，六朝網轉載
東漢後期，對歷史著作的注釋漸漸多了起來。延篤著有《史記音義》,服虔著有《漢書音訓》，應劭著有《漢書集解音義》。他們對史書的注釋如同對經書的注釋一樣，都是重在名物訓詁。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這種方法一直延續著。直到南朝才發生了變化，出現了裴松之對《三國志》的新式注釋方法。對此，不論南北，都有人響應。不過，從總的方面看，舊式的、著重於名物訓詁的方法在裴注以後仍然佔據著主流的地位。以往對裴注的研究碩果累累，但研究者多局限于優劣評價或靜態描述，很少從變化的角度討論問題。本文所關注的是：在史學史上為什麼會有裴注出現？裴注為什麼難以為繼？
一、漢末魏晉時期對《漢書》的注釋
漢末魏晉時期不少人對史書加以注釋。當時注釋家最感興趣的是《漢書》。顏師古在《漢書敘例》中開列的屬於這一時期的注釋家有二十二人:
1、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秘書監。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
2、服虔字子慎,滎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祇，後定名虔。
3、應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營令,泰山太守。
4、伏儼字景宏,琅邪人。
5、劉德,北海人。
6、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
7、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8、李奇,南陽人。
9、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為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10、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陵府丞。
11、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間人。魏太和中為博士。止解《司馬相如傳》一卷。
12、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秘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13、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14、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15、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常侍,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侍郎,中書令,後轉為監,封廣陵亭侯。
16、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17、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祭酒,中書仆射,封高陵亭侯。
18、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19、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駁議》。
20、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
21、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止注《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
22、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秘書監,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諡文穆公。
顏師古以上所列名單及說明有不妥之處。首先，荀悅似不應列入。荀悅曾依《左傳》體改編《漢書》為《漢紀》,但並未注釋《漢書》。姚振宗《後漢藝文志》所載《漢書》注釋家不收荀悅，應該說是合理的。其次，顏師古排列名單是以注釋家生活時代為順序的。按此，荀悅應在服虔、應劭之後,而不能居於首位。最後，鄧展、文穎後所謂“魏建安中”云云是錯誤的。顧炎武就此批評道：“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1]
拋開這些不論，可以看到以下幾點：第一、以上注釋家,自漢末應劭以下至東晉郭璞之間，多數人往往事蹟無聞，正如顏師古在《序例》中說:“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裏,頗或難知。”這與東漢有很大不同。東漢的注釋家如延篤、服虔、應劭等均見諸史傳,屬當時一流的學者。建安以後眾多注釋家事蹟無聞，學術地位不高。這似乎說明對史書的注釋已非學術主流。第二，按時代而論,注釋家以漢魏時期為主。荀悅以下至韋昭17人均屬這一時期。西晉只有晉灼、劉寶、臣瓚三家，東晉只有郭璞、蔡謨兩家。郭璞“止注《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而蔡謨只是“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貢獻無多。按《敘例》所說，晉代注釋家的工作是以集解為主：
《漢書》舊無批註,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
這段說明頗為重要。按《隋書•經籍志》載，應劭著有《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後漢書》卷48《應奉傳附應劭傳》亦稱劭“集解《漢書》”。可是若按《敘例》說，應劭並未集解《漢書》，作集解的是西晉的“臣瓚”，應劭的注釋應稱為《漢書音義》。姚振宗不同意顏師古的說法。他在《後漢藝文志》中說：“按顏氏言《七志》、《七錄》已然，則自宋及梁由來已久，亦何至一誤再誤？至唐初修志猶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書又復遞相沿誤？揆諸事理，或不儘然。疑應書、瓚書卷數相同，顏監但見瓚書，不見應書，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懷疑雖有道理，但終無證據，顏氏之說不可輕易否定。《敘例》為應劭書特作說明，應該是有根據的。此外，應劭之前可以確認為《漢書》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應劭似不具備作集解的條件。如果這樣解釋可以成立，則集解《漢書》是西晉才出現的。王鳴盛推測：“大約晉灼于服、應外，添入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臣瓚于晉所采外添入劉寶一家。”[2]晉代的的集解可以視之為對漢魏時期眾多的注釋所做的總結。注釋減少了，總結性的集解一再出現，這些都是學術將變的徵兆。
二、裴松之《三國志》注
南朝劉宋時，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在史學史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裴注與漢末以來注釋家著重於名物訓詁的注釋有明顯的不同。據沈家本統計，注中引書“經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3]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注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於箋注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4] 楊翼驤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注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類。他認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註不過是附帶的工作”。[5] 這些意見都是正確的。裴松之在《上三國志注表》說：
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務在周悉”、“補其闕”、“懲其妄”是裴松之注《三國志》的主要目的。就“補其闕”而言，裴注是達到自己的目的了。《三國志》在許多關鍵處多語焉不詳。如關於九品中正制的創立，《陳群傳》中只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此外，如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等重大事件，又如建安文學、正始玄風等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變化在《三國志》中也都記載不多。若無裴松之的補充，我們對那個時代的瞭解遠遠達不到今天所能達到的程度。
裴注出現後，引來了許多評議，其中有褒有貶。劉知幾說：
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6]
與劉知幾不同，讚譽裴松之者多從保存史料方面對裴注給予肯定。侯康說：“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注尤博贍可觀。”[7]《四庫提要》作者對裴注有褒有貶，既認為裴注“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又從積極的方面說：“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關於以往史家對裴注的評價，楊翼驤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詳細介紹，讀者可以參看。
以上對於裴注的評價反映了傳統史學批評的特點。評論者大多不能擺脫是與非、優與劣的思維框架。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待裴注，更應關注的是，歷來對史書的注釋都是從名物訓詁的角度著眼的，為什麼裴松之卻要發明出一種新的注釋方式？劉知幾說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8] 章學誠也說：“裴松之依光于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9]劉知幾、章學誠雖然都是傳統史學批評的大家，但這些分析卻有失水準，帶有很強的好惡色彩。所謂“不能自達”、“不足自存”，都是要從注釋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釋。
不帶偏見闡釋裴注出現原因的當首推陳寅恪先生。陳氏認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響所致。他在《支湣度學說考》一文中說：“中土佛典譯出既多，往往同本而異譯，於是有編纂‘合本’以資對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異二卷。”）云：
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為？眾僧和聚會，悉受無戒！于僧有何事？答：說戒。僧答言：布薩。不來者囑授清淨說！諸人者，當說當來之淨！答言：說淨。
陳氏解釋說：“據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夾註小字，子也。蓋取別本之義同文異者，列入小注中。與大字正文互相配擬。即所謂‘以子從母’，‘事類相對’者也。”[10] 在《讀〈洛陽伽藍記〉書後》一文中，他又進一步發揮說：“裴松之《三國志注》人所習讀，但皆不知其為合本子注之體。”[11] 周一良先生對陳說持懷疑態度。他在《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裴松之、劉孝標、酈道元的注，多為補遺訂誤，而非字句出入，往往連篇累牘，達千百言。這與同本異譯簡單明瞭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與佛家合本子注傳統有何淵源吧？[12]
陳寅恪先生的解釋是從史書編撰的的技術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樣編撰更便於讀者閱讀。對此，周一良先生的質疑是有力的。“補遺訂誤”才是裴注的本質所在，這與合本子注似乎沒有什麼關係。
對陳氏觀點也不乏贊成者。逯耀東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見，並在此基礎上，又試圖通過經學與史學的區別來解釋裴注的產生。他的基本思想是，傳統注釋方法與裴注的不同在於一是經注、一是史注。這主要是受到了錢大昭的啟發。錢大昭說：“注史與注經不同，注經以明理為宗。理寓於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注史以達事為主，事不明，訓詁雖精無益也。”[13] 逯耀東就此說道：“因此，明理與達事是經注與史注的基本區分。‘達事’是更進一步敍述歷史的真相。”[14] 他又說：“由經注的義理闡釋，轉向歷史事實的探討，是經史分途過程中重要轉變的關鍵。”[15] 眾所周知，魏晉以後，史學逐漸脫離經學而獨立。以此為背景來解釋經注演變為史注是不錯的，本文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但是，僅至於此的泛泛之論還是不夠的，因為裴注以後佔據主流地位的史注還是經學式的。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說史學與經學又合流了。
圍繞《三國志》及其裴注，實際上可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三國志》寫得如此簡略？第二，為什麼裴松之要不避繁瑣徵引那樣多的史籍？
有一種意見認為，陳壽所見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國志》寫得簡略。[16]這種意見有一定道理，因為裴注中所徵引的許多書在陳壽寫《三國志》時確實還沒有問世。但這樣解釋也有問題，因為畢竟還有些書是陳壽有可能見到的。陳壽撰寫《三國志》在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吳之後。據楊翼驤先生《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所列，在此之前，專記三國歷史的史書如王沈《魏書》、韋昭《吳書》，魚豢《魏略》、《典略》已經問世。此外，如趙岐的《三輔決錄》、謝承的《後漢書》、王粲的《漢末英雄記》、司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國志》的成書年代，史無明文，楊翼驤先生書編于太康六年下。案語說明道：“考《三國志》卷48《孫?傳》云‘?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三月集於京邑。五年，?死於洛陽。’此為《三國志》中記事最晚之一條，則陳壽著成全書必在太康五年孫?死後，故編于本年。”據同書，著有《帝王世紀》、《高士傳》的皇甫謐卒于太康三年。陳壽寫《三國志》時見到皇甫謐書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這些書裴注中都徵引了。據《三國志人名索引》附錄《三國志裴注引書索引》，裴注引用《魏書》一百九十條、《魏略》一百七十九條、《典略》四十九條、《吳書》一百一十九條、《三輔決錄》九條、《後漢書》十二條、《英雄記》六十九條、[17] 《九州春秋》二十六條、《帝王世紀》一條、《高士傳》六條。這些材料陳壽應能見到，但他並沒有以此來充實《三國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這個工作。《三國志》卷21《王粲傳附吳質傳》載文帝與吳質書，近二百字，而裴注詳引《魏略》所載此書，竟多達八百餘字。裴松之就此解釋說：“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關於曹魏屯田，據楊翼驤先生統計，《武帝紀》中僅用了“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十三個字來敍述。在《任峻傳》中又用了“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紀》中引用王沈《魏書》的記載，補充了一百四十七字。[18]由此看來，對《三國志》的簡略不能只從陳壽所見材料的多寡這個角度來加以解釋，還必須另想辦法。
裴松之嫌《三國志》寫得簡略，而這樣的意見在他以前是未曾見過的。《三國志》剛問世時，獲得了一片讚譽聲。《晉書》卷82《陳壽傳》稱：“時人稱其善敍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本傳又稱：“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東晉時，習鑿齒從正統論的角度對陳壽書以魏為正統的寫法提出異議，在其所著《漢晉春秋》中堅持以以蜀漢為正統。正統問題是政治問題，從學術的角度仍然不見對《三國志》的批評。看來，簡略在晉人眼裏是不成問題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將其視之為缺點。這就提示我們應當從時代學術風氣變化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大致說來，從兩漢之際到東晉，先是在經學領域，而後又在史學領域中出現了一種追求簡略的風氣。而一到南朝則風氣大變，簡略不一定是優點，繁富也不一定是缺陷。為了說明風氣的轉變，我們先來看看東漢至東晉的情形。
《論衡•效力篇》云：“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後漢書》卷3《章帝紀》載章帝詔書稱：“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是知兩漢之際，經學中已經出現了簡化的趨勢。《後漢書》卷31《孔奮傳》：“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弟奇……作《春秋左氏刪》。”又，《後漢書》卷32《樊宏傳》：宏子 “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氏學。”刪減後的“樊氏學”仍然不能使人滿意，於是又有繼續刪減者，《後漢書》卷36《張霸傳》：“初，霸以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刪書不局限於《春秋》一家，《後漢書》卷37《桓榮傳》：“初，榮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鬱復刪定為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桓氏世代所傳為《歐陽尚書》。《歐陽尚書》除朱普章句外，還有其它流派，《後漢書》卷65《張奐傳》：“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又，《後漢書》卷79下《伏恭傳》：伏恭父“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繼此潮流而來，東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及荊州學派諸學者仍在從事著此類工作。《後漢書》卷35《鄭玄傳》傳末范曄論曰： “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又惠棟《後漢書補注》卷17《劉表傳》引《劉鎮南碑》：“君深湣末學遠本離直，乃令諸儒改定五經章句，刪汰浮辭，芟除煩重。”
經學是義理之學。錢大昕說：“有文字而後有詁訓，有詁訓而後有義理。訓詁者，義理之所由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者也。”[19]前引錢大昭也說“注經以明理為宗。理寓於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這些認識其實都是古文經學的觀點。按漢代今文家的理解，義理應是在闡釋經書的章句之中。西漢中期以後，今文經學的章句日益繁瑣，眾多古文經學家都對此給予了猛烈的抨擊。經學的刪減運動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20]
比兩漢之際發端的經學刪減運動稍後，史學領域中也出現了刪減之風。《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史類：“《史要》十卷。”注：“漢代桂陽太守衛颯撰。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衛颯，東漢初年光武時人，《後漢書》有傳。衛颯以後，又有楊終刪書。《後漢書》卷48《楊終傳》：“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同卷《應奉傳》注引袁山松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後漢書》卷26《伏湛傳附伏無忌傳》：“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實等共撰《漢記》；又自採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本傳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為八卷，見行於今。”刪書最著名者當屬漢末荀悅對《漢書》的刪減。《後漢書》卷62《荀悅傳》：“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劄。”論及《漢紀》，自劉知幾開始，都比較關注其編年體體裁的問題，而對於其意在刪減的編纂目的則多有忽略。荀悅以後，三國時，吳太子太傅張溫撰有《三史略》，也屬刪減之作。《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史類說：“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將這些散在各處的零星記載集中在一起，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東漢以來確實出現了一種刪簡史書的風氣。
蒙文通先生曾說：“言史貴約，實晉人之創論。”[21] 聯繫上文，這個觀點顯然是不能成立的。不過到晉代，這樣的例子的確更多了。晉祠部郎王蔑撰《史漢要集》二卷，“抄《史記》，入《春秋》者不錄。”，晉散騎常侍葛洪撰《漢書鈔》三十卷。[22] 除此之外，當時史家的刪減工作更多體現在對東漢歷史的撰寫上。《文心雕龍•史傳篇》云：“後漢紀傳，發源東觀。”這是說記述東漢歷史最早的書是東漢官修的《東觀漢記》。據《隋志•經籍志》著錄，《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記注至靈帝，長水校尉劉珍等撰。”魏晉以後的多種《後漢書》都是在此基礎上改編而成的。《史傳篇》又云：“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迄易疏，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這裏是在討論紀傳體的缺陷，文末提到了傅玄的意見。傅玄，魏時“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又“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23] “譏後漢之尤煩”，大概就出自該書。“後漢”是指《東觀漢記》。魏晉時期認為《東觀漢記》煩雜的不止傅玄一人。據《晉書》卷82《司馬彪傳》載，西晉司馬彪撰寫《續漢書》的理由是：“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東觀漢記》屬未完成之作，所以“亡缺者多”，後來修史者自然要補其所缺。這是不奇怪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司馬彪嫌其已完成的部分“記述煩雜”。按他說，此前譙周雖然已經刪除了一些，但仍不能令人滿意，所以有必要重寫。他的《續漢書》“起于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按《隋志》著錄稍有不同，易“篇”稱“卷”，為八十三卷。古人多以一篇為一卷，兩書所記出入不大。[24] 八十三卷的篇幅包括了紀、志傳，較之未完成的一百四十三卷的《東觀漢記》確實刪減不少。與司馬彪同屬西晉的華嶠撰寫《漢後書》，也是意在刪減。《晉書》卷44《華嶠傳》：“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觀秘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較之東觀書，刪減也不少。東晉袁宏著有《後漢紀》。他在自序中談及寫作動機說：“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與袁宏同出一族的袁山松曾撰寫《後漢書》，他總結寫作體會說：“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25]五難之中，“煩而不整”居於首位。著後漢史者追求簡略如此，而著晉史者也是如此。“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26]干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27]
崇尚簡約不僅影響著史家修史，而且也影響到兩晉的史學批評。《晉書》卷60《張輔傳》：“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張輔根據《史》《漢》字數多寡來評價班馬，因為“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所以認為《史記》優於《漢書》。有趣的是，出自同樣的理由，干寶則對《史記》多有不滿，《史通•二體篇》：“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事，靡有遺也。”同書《煩省篇》：“及干令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
綜上所述，東漢以來，先有經學的簡化，後有史學的簡化。經學是漢代學術的重心所在，而史學當時只是經學的附庸。因此，史學的簡化當是受到經學簡化的影響所致。在眾多史學家竭力追求簡化的學術風氣下，我們自然可以理解《三國志》為什麼寫得如此簡略。同樣地，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三國志》在西晉問世後，並沒有因其簡略而受到批評，反而是受到了普遍的歡迎。
南朝裴松之批評《三國志》“失在於略”。對比上述漢晉史家觀念，他的意見十分醒目。在裴松之以後，採用這種方式注釋史書的還有若干家。《梁書》卷41《王規傳》：“規集《後漢》眾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梁書》卷49《劉昭傳》：“初，昭伯父肜集眾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據沈家本統計，劉昭引書 “凡經部六十六家，史部一百十二家，子部四十二家，集部廿二家，共二百四十二家。”[28]此外，劉孝標的《世說新語》注也屬此類，劉注“所引經史雜著四百餘種，詩賦雜文七十餘種。”[29] 受南朝學風影響，北魏“（宋）顯從祖弟繪……依準裴松之注《國志》體，注王隱及《中興書》。”[30] 這些新式批註方法的共同特徵都是不求簡約、不避繁瑣，以追求歷史事實的盡可能豐富為目的，這與側重名物訓詁的經學式的注釋方法判然有別，標誌著史學史上一個重大的變化已經發生：經學的影響正在衰退。
同樣的變化在史書的修撰中也發生了。《宋書》卷69《范曄傳》：“范曄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與《東觀漢記》相比，范曄在《後漢書》中的確有所刪減，但是如果對照一下《後漢書》與《三國志》，就不難看出范曄其實也增加了不少材料。《三國志》卷6《袁紹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
《後漢書》卷74上《袁紹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畢，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柴轂，填接街陌。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內省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
兩傳比較，《後漢書》的內容顯然比《三國志》的內容要豐富得多。《後漢書》增加的部分可以從《三國志•袁紹傳》裴注所引《英雄記》中找到來源。《英雄記》載：
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英雄記》又載：
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塚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武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
范曄所增加的內容與裴注所增補的內容基本相同，都是來自《英雄記》。類似的情形在《三國志》裴注與《後漢書》中屢有發生。《三國志》卷6《董卓傳》注引《九州春秋》：
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
《後漢書》卷72《董卓傳》：
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
《三國志》卷6《袁術傳》注引《魏書》：
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強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強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
《後漢書》卷75《袁術傳》：
（術）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強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以強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
《三國志》卷6《劉表傳》注引《英雄記》：
州界群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母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後漢書》卷74下《劉表傳》：
（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按此，裴松之、范曄都注意到了《三國志》以外的眾多歷史記載，不同之處只是在於裴松之補充史實的辦法是將其拿來為《三國志》作注，而范曄則將其徑直寫進了史傳正文。中華書局標點本《三國志》“出版說明”的撰寫者早已注意到了此點。作者取陳壽、范曄兩書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傳比較，發現“范書比陳書篇幅增多約一倍，那些多出來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或許限於體例，作者未能進一步分析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而此點正是本文最感興趣之處。《隋書》卷58《魏澹傳》載魏澹所作《魏書》義例。其中引用了范曄的一段話：
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為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述之。”
這裏，范曄的態度是明確的。他反對《春秋》體，是因為這種體裁“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他贊成紀傳體，是因為這種體裁“網羅一代”，“事義周悉”。范曄的這段評論不見於南朝史籍，而出於北方人魏澹之口，給人以傳聞的感覺。但聯繫上述《後漢書》與《三國志》裴注的比較，魏澹所說應該是可信的。范曄對史料的處理方式雖然與裴松之不同，但所追求的也是歷史事實的豐富。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沒有區別的。
追求義理還是追求歷史事實的豐富，這是經學與史學的根本區別之處。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31] 義即義理，這是孔子改編《魯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馬遷說孔子所做的工作的是“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32] 又說：“《春秋》以道義。”[33] 至於選擇以《春秋》來“道義”，則是因為“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名也。”[34] 這樣一來，在經學的範疇內，歷史就只是成了“道義”的工具。而從史的角度講，如實地記錄歷史事實才應該是第一位的。范曄說春秋體“文既總略，好失事形”就是從史學的立場上對《春秋》所作的批判。在經學昌盛的漢代，如此議論《春秋》是不可能的。
裴松之、范曄以後，篇幅較大的史書屢屢可見，如沈約《宋書》多達一百卷。劉知幾就此批評說：“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35] 梁、陳兩朝時代不長，但據《隋志》載，謝吳所撰《梁書》竟達一百卷。陳代顧野王所撰“《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36] 現存的《南齊書》六十卷、《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篇幅雖然遠不能與謝、顧二書相比，但若與《三國志》相比，仍然不算短。就時間而論，三國歷時六十年，齊歷時二十三年，梁歷時五十五年，陳歷時三十二年。三國時間最長。就卷數而論，《三國志》總卷數雖說是六十五卷，但魏、蜀、吳三書原本是各自單行的。若分開計算的話，《魏書》只有三十卷，《蜀書》只有十五卷，《吳書》只有二十卷，篇幅比齊、梁、陳三書短得多。[37]
我們也注意到南朝仍有刪減史書的事例。梁豫章內史張緬撰《晉書鈔》三十卷，阮孝緒撰《正史削繁》九十四卷。裴子野刪沈約《宋書》為編年體《宋略》，該書只有二十卷。但從總的方面看，刪減史書在南朝不占主流。象晉人那樣推崇簡略的話在南朝幾乎見不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所關注的不在於舊傳統的延續，而在於究竟出現了哪些新的現象。劉知幾在《史通•書事篇》中說：“大抵近代史筆，敍事為煩。”劉氏距離南朝不遠，當時著作基本可以看到，他的概括應該是有根據的。只是他還不能理解這種現象乃是經學對史學影響逐漸衰退後的自然結果，他也不能理解裴注的出現其實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
三、裴注以後的注釋
李慈銘說：“裴松之注博采異聞，而多所折衷，在諸史注中為最善，注家亦絕少此體。”[38]他的認識是正確的。裴注以後，儘管還出現了若干家類似的注釋，但從總體上看，更多的注釋家還是繼續採取名物訓詁的舊式方法。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裴松之的兒子裴駰。《宋書》卷64《裴松之傳附裴駰傳》：“子駰，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駰注司馬遷《史記》，並行於世。”裴駰承父業，以注釋《史記》而留名。不過，裴駰集解《史記》，完全看不到其父的影響。張守節說：“裴駰采九經諸史並《漢書音義》及眾書之目而解《史記》”。[39] 王鳴盛說：“世家自陳涉以下，列傳自張耳、陳餘以下，裴于徐廣舊注外但襲取服虔《漢書注》、晉灼、臣瓚及蔡謨《漢書音義》，裴所自為者十無一二。”[40] 裴駰以後的注釋家注意力仍在《漢書》，“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棱，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為名家。《史記》傳者甚微。”[41] 一直到唐初的顏師古，這些注釋家在注釋《漢書》時，都是採用的裴注以前的那種舊方法。既然經學影響逐漸衰退，何以經學式的注釋方法卻又死灰復燃？
通觀前後，可以發現裴注一類注釋家所注釋的史書，記載範圍基本都不出東漢到東晉這一時段。王規所注《續漢書》、劉昭所注《後漢書》，記載的是東漢的歷史，裴松之所注《三國志》“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42] 劉昭伯父劉肜所注《晉紀》記載了西晉一代的歷史。北魏宋繪所注王隱《晉書》、何法盛《晉中興書》包括了西晉、東晉兩個時期。劉孝標所注《世說新語》涉及的時期則正好是從東漢到東晉。
這是為什麼呢？我們知道，裴注的特點是以多家史書注釋一家之書。這就意味著若要採用裴注的方法必需有眾多的相關史書可以用來參考。漢末魏晉以來，這個條件是充分具備了。據《隋書•經籍志》載，有關漢晉時期的著作很多，雜史類有《漢靈、獻二帝紀》、《山陽公載記》、《漢末英雄記》、《魏武本紀》、《魏尚書》、《魏晉世語》、《魏末傳》、《呂布本事》、《晉諸公贊》、《晉後略記》、《典略》等。雜傳類書更多，如《三輔決錄》、《海內先賢傳》、《陳留耆舊傳》、《正始名士傳》、《范氏家傳》等。據逯耀東先生統計，有關此時期的雜傳多達493種。[43]雜傳以外，漢晉人所著有關這一時期的紀傳體、編年體史書也非常多。關於東漢歷史，紀傳體有：吳謝承《後漢書》、晉薛瑩《後漢記》、晉司馬彪《續漢書》、晉華嶠《漢後書》、晉謝沈《後漢書》、晉張瑩《後漢南記》、晉袁山松《後漢書》。編年體有：晉袁曄《獻帝春秋》、晉袁宏《後漢紀》、晉張璠《後漢紀》。關於晉朝的史書，紀傳體有：晉王隱《晉書》、晉虞預《晉書》、晉朱鳳《晉書》。編年體有：晉陸機《晉紀》、晉干寶《晉紀》、晉曹嘉之《晉紀》、晉習鑿齒《漢晉陽秋》、晉鄧粲《晉紀》、晉孫盛《晉陽秋》。關於漢晉之間歷史，紀傳體有晉王沈《魏書》、吳韋昭《吳書》、晉環濟《吳紀》、晉張勃《吳錄》、晉陳壽《三國志》。編年體有晉孫盛《魏氏春秋》、晉陰澹《魏紀》、晉孔衍《漢魏春秋》。《隋志》雜史類稱：“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湣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眾。”這段文字雖是針對雜史而說的，其實也適用於其它類別的史書。天下大亂後，國家對史書的修撰失去了有效的控制，私人紛紛撰史。如魚豢《魏略》、陳壽《三國志》、司馬彪《續漢書》、華嶠《漢後書》、王隱《晉書》以及眾多的雜史、雜傳等都屬此類。這是漢晉時期史書數量激增的主要原因。
史書數量在漢晉時期激增，而採取裴注方法的注釋家所注釋的史書所涉及的時段又恰好在這一時期內。這使我們有理由相信，眾多史書的存在是裴注得以實現的條件。一旦這個條件不具備，裴注也就難以為繼了。
裴駰在《史記集解序》中說：“采經傳百家並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遊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並列。”按此，裴駰似乎也有繼承父志的意向，但事實上卻無法做到。這是因為注釋《史記》時，他很難找到可以補充的材料。《漢書•藝文志》春秋類下所附載的《太史公書》以前的史書只有《國語》、《新國語》、《世本》、《戰國策》、《奏事》、《楚漢春秋》寥寥數種，而這些書已基本為司馬遷所採用。同樣的困難在南齊陸澄的《漢書》注中也存在。陸澄注今天已經看不到了，劉知幾將其歸入裴注一類：“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操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為披覽。”[44]劉氏批評不無道理，但陸澄實出無奈，因為記載西漢歷史的書主要就只有這兩部，他一定要採取裴注的方式注《漢書》，只能是這個結果。錢大昭《三國志辨疑•自序》：“嘗怪服虔、應劭之於《漢書》，裴駰，徐廣之於《史記》，稗官載記碑刻尚多，不能彙而通之，巧異質疑，而徒戔戔於訓詁，豈若世期之博引載籍，增廣異聞，是是非非，使天下後世讀者昭然共見乎！”錢氏認為漢末服虔、應劭以來，“稗官載記碑刻尚多”，恐怕只能理解為他個人的推測。若真是如此，陸澄是不會不加以利用的。與此相關的還有劉昭的例子。王先謙《後漢書集解》述略：
劉昭補注，《梁書》本傳亦曰集注者，謂專集後漢同異以為注也。《史通》譏其言盡非要，事皆不急。或未免過甚其辭。然必隸事為多而略於訓詁矣。今觀所注八志，遍及經傳前史，反多主解釋文字，證明故實，初非專采後漢同異。當由眾家後漢馬彪而外，措意於志者本自無多，而又阨於永嘉，如華典雖成，旋已不可復識，故無幾同異可舉，注體亦因之少變。
按王先謙說，劉昭注《後漢書》，本來是要採取裴注的方式，即所謂“專集後漢同異以為注”，但是涉及到《續漢書》的八志，因缺乏其它書可參考，不得不回到“解釋文字，證明故實”的老路。書之多寡制約著劉昭注釋的體裁。王氏推測極有見地，遺憾的是，他的這一認識僅局限在對劉昭補注的分析中，而未能將其與裴注的特徵聯繫起來考慮，可謂失之交臂。
如本文開始所引，對裴注持肯定態度的研究者大都認為其貢獻在於保存了眾多史料。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他們往往忽略了一個相反的方面，即從根本上講，也正是因為有眾多史書的存在才使得裴注成為可能。
綜合全文，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東漢以來，受經學簡化風氣的影響，史學領域中也出現了崇尚簡約的潮流。在這個背景下，產生了內容簡略的《三國志》。隨著經學對史學影響的逐漸弱化，史家對歷史事實表現出更多的關注。在這個背景下，裴注應運而生。第二，根據本文第一節的論述，我們知道兩晉時期以經學的注釋方式批註《漢書》的學者逐漸有所減少；根據第三節的介紹，我們又知道兩晉以來著史的風氣頗為盛行。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說明兩晉時期的史學實現了從以注釋為主向以撰寫為主的轉變。在撰寫重於注釋的階段，眾多史學著作紛紛問世，從而為裴注這一新的注釋方法的實現提供了可能。第三，裴注以前著重於名物訓詁的注釋方法固然表現出了經學對史學的影響，但裴注以後此類注釋的再度盛行卻並不意味著經學影響的捲土重來。現象的重複不等於本質的重複。它只不過說明裴注的存在需要特殊的條件；它還說明經學式的注釋方法對史學也並非沒有意義。畢竟增補歷史事實和準確地理解歷史事實都是不可或缺的。
[1] 顧炎武：《日知錄》卷27“《漢書》注”。
[2]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7“《漢書》敘例”。
[3] 沈家本：《三國志注所引書目》。
[4] 侯康：《三國志補注續》自敍。
[5] 楊翼驤：《裴松之》，載《中國史學家評傳》上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 《史通•補注篇》。
[7] 侯康：《三國志補注續》自敍
[8] 《史通•補注篇》
[9] 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中。
[10] 陳文載《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1] 陳文載《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 周文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13] 錢大昭：《三國志辨疑》自序。
[14] 逯耀東：《裴松之與〈三國志注〉》，載氏著《魏晉史學思想與社會基礎》，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版。
[15] 逯耀東：《魏晉史學思想與社會基礎》導言。
[16] 中華書局標點本《三國志》出版說明。
[17] 《三國志人名索引》附錄《三國志》裴注引書索引：“本書不著撰人姓名，按《隋書•經籍志記載王粲撰《漢末英雄記》，未識是否即本書所引者。”按兩書當為一書。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引《四庫傳記類存目》云：“《漢末英雄記》一卷。舊題魏王粲撰。案粲卒于建安中。其時黃星雖兆，玉步未更，不應名書以‘漢末’，似後人之所追題。”姚氏說：“然考粲從軍詩中已稱曹操為聖君，則儼以魏為新朝。此名不足怪矣。《隋志》著錄作八卷。注云‘殘缺’。其本久佚，此本乃王世貞雜抄諸書成之。凡四十四人。大抵取於《三國志》注為多。”按存目意見，“漢末”二字乃後人追題。姚振宗雖不同意《存目》作者對書名的解釋，但也不否認《三國志》裴注中所引《英雄記》就是《漢末英雄記》。
[18] 楊翼驤：《裴松之》，載《中國史學家評傳》上。
[19] 錢大昕：《經籍纂詁序》。
[20] 余英時先生在《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載《士與中國文化》）一文中已經注意到了經學中出現的刪減風氣。為了配合其“士之新自覺”之說，余氏較強調此風興起于東漢中期以後。由本文上引諸材料看，刪減絕非始于東漢中期以後。
[21] 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七 史體之發達，載氏著《經史抉原》，巴蜀書社1995年版。
[22] 《隋書•經籍志》史部。
[23] 《晉書》卷47《傅玄傳》。
[24] 餘嘉錫《目錄學發微》卷2目錄體制一 篇目：“……及縑帛盛行，易篇為卷，一幅所容，與簡篇約略相當。故多以一篇為一卷。”
[25] 《史通•仿真篇》
[26] 《文心雕龍•史傳篇》
[27] 《晉書》卷82《幹寶傳》
[28] 沈家本：《續漢書八志注所引書目》序。
[29]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載周祖謨《前言》。
[30]《北齊書》卷20《宋顯傳》。中華書局標點本本卷校勘記：“這裏疑有脫文，當雲‘注王隱《晉書》及何法盛《晉中興書》’，如求減省，也可作‘注王隱及何法盛書’。今上舉王隱而無書名，下舉書名，又不出何法盛姓名，又‘中興書’上無‘晉’字，都不妥。”
[31] 《孟子•離婁下》。
[32]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33] 《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
[34] 同上。
[35]《史通•書志篇》。
[36] 《陳書》卷30《顧野王傳》。
[37] 《梁書》、《陳書》作于唐初，但撰者姚思廉原屬南朝系統，故在此一併討論。
[38] 李慈銘：《三國志劄記》。
[39] 《史記集解序》張守節正義。
[40] 《十七史商榷》卷1“裴注下半部簡略”。
[41] 《隋書》卷33《經籍志》二。
[42]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
[43] 參逯耀東《〈隋書•經籍志•史部〉及其雜傳類的分析》，載氏著《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出版。
[44] 《史通•補注篇》。
東漢後期，對歷史著作的注釋漸漸多了起來。延篤著有《史記音義》,服虔著有《漢書音訓》，應劭著有《漢書集解音義》。他們對史書的注釋如同對經書的注釋一樣，都是重在名物訓詁。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這種方法一直延續著。直到南朝才發生了變化，出現了裴松之對《三國志》的新式注釋方法。對此，不論南北，都有人響應。不過，從總的方面看，舊式的、著重於名物訓詁的方法在裴注以後仍然佔據著主流的地位。以往對裴注的研究碩果累累，但研究者多局限于優劣評價或靜態描述，很少從變化的角度討論問題。本文所關注的是：在史學史上為什麼會有裴注出現？裴注為什麼難以為繼？
一、漢末魏晉時期對《漢書》的注釋
漢末魏晉時期不少人對史書加以注釋。當時注釋家最感興趣的是《漢書》。顏師古在《漢書敘例》中開列的屬於這一時期的注釋家有二十二人:
1、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秘書監。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
2、服虔字子慎,滎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祇，後定名虔。
3、應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營令,泰山太守。
4、伏儼字景宏,琅邪人。
5、劉德,北海人。
6、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
7、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8、李奇,南陽人。
9、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為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10、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陵府丞。
11、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間人。魏太和中為博士。止解《司馬相如傳》一卷。
12、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秘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13、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14、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15、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常侍,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侍郎,中書令,後轉為監,封廣陵亭侯。
16、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17、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祭酒,中書仆射,封高陵亭侯。
18、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19、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駁議》。
20、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
21、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止注《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
22、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秘書監,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諡文穆公。
顏師古以上所列名單及說明有不妥之處。首先，荀悅似不應列入。荀悅曾依《左傳》體改編《漢書》為《漢紀》,但並未注釋《漢書》。姚振宗《後漢藝文志》所載《漢書》注釋家不收荀悅，應該說是合理的。其次，顏師古排列名單是以注釋家生活時代為順序的。按此，荀悅應在服虔、應劭之後,而不能居於首位。最後，鄧展、文穎後所謂“魏建安中”云云是錯誤的。顧炎武就此批評道：“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1]
拋開這些不論，可以看到以下幾點：第一、以上注釋家,自漢末應劭以下至東晉郭璞之間，多數人往往事蹟無聞，正如顏師古在《序例》中說:“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裏,頗或難知。”這與東漢有很大不同。東漢的注釋家如延篤、服虔、應劭等均見諸史傳,屬當時一流的學者。建安以後眾多注釋家事蹟無聞，學術地位不高。這似乎說明對史書的注釋已非學術主流。第二，按時代而論,注釋家以漢魏時期為主。荀悅以下至韋昭17人均屬這一時期。西晉只有晉灼、劉寶、臣瓚三家，東晉只有郭璞、蔡謨兩家。郭璞“止注《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而蔡謨只是“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貢獻無多。按《敘例》所說，晉代注釋家的工作是以集解為主：
《漢書》舊無批註,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
這段說明頗為重要。按《隋書•經籍志》載，應劭著有《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後漢書》卷48《應奉傳附應劭傳》亦稱劭“集解《漢書》”。可是若按《敘例》說，應劭並未集解《漢書》，作集解的是西晉的“臣瓚”，應劭的注釋應稱為《漢書音義》。姚振宗不同意顏師古的說法。他在《後漢藝文志》中說：“按顏氏言《七志》、《七錄》已然，則自宋及梁由來已久，亦何至一誤再誤？至唐初修志猶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書又復遞相沿誤？揆諸事理，或不儘然。疑應書、瓚書卷數相同，顏監但見瓚書，不見應書，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懷疑雖有道理，但終無證據，顏氏之說不可輕易否定。《敘例》為應劭書特作說明，應該是有根據的。此外，應劭之前可以確認為《漢書》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應劭似不具備作集解的條件。如果這樣解釋可以成立，則集解《漢書》是西晉才出現的。王鳴盛推測：“大約晉灼于服、應外，添入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臣瓚于晉所采外添入劉寶一家。”[2]晉代的的集解可以視之為對漢魏時期眾多的注釋所做的總結。注釋減少了，總結性的集解一再出現，這些都是學術將變的徵兆。
二、裴松之《三國志》注
南朝劉宋時，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在史學史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裴注與漢末以來注釋家著重於名物訓詁的注釋有明顯的不同。據沈家本統計，注中引書“經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3]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注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於箋注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4] 楊翼驤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注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類。他認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註不過是附帶的工作”。[5] 這些意見都是正確的。裴松之在《上三國志注表》說：
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務在周悉”、“補其闕”、“懲其妄”是裴松之注《三國志》的主要目的。就“補其闕”而言，裴注是達到自己的目的了。《三國志》在許多關鍵處多語焉不詳。如關於九品中正制的創立，《陳群傳》中只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此外，如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等重大事件，又如建安文學、正始玄風等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變化在《三國志》中也都記載不多。若無裴松之的補充，我們對那個時代的瞭解遠遠達不到今天所能達到的程度。
裴注出現後，引來了許多評議，其中有褒有貶。劉知幾說：
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6]
與劉知幾不同，讚譽裴松之者多從保存史料方面對裴注給予肯定。侯康說：“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注尤博贍可觀。”[7]《四庫提要》作者對裴注有褒有貶，既認為裴注“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又從積極的方面說：“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關於以往史家對裴注的評價，楊翼驤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詳細介紹，讀者可以參看。
以上對於裴注的評價反映了傳統史學批評的特點。評論者大多不能擺脫是與非、優與劣的思維框架。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待裴注，更應關注的是，歷來對史書的注釋都是從名物訓詁的角度著眼的，為什麼裴松之卻要發明出一種新的注釋方式？劉知幾說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8] 章學誠也說：“裴松之依光于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9]劉知幾、章學誠雖然都是傳統史學批評的大家，但這些分析卻有失水準，帶有很強的好惡色彩。所謂“不能自達”、“不足自存”，都是要從注釋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釋。
不帶偏見闡釋裴注出現原因的當首推陳寅恪先生。陳氏認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響所致。他在《支湣度學說考》一文中說：“中土佛典譯出既多，往往同本而異譯，於是有編纂‘合本’以資對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異二卷。”）云：
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為？眾僧和聚會，悉受無戒！于僧有何事？答：說戒。僧答言：布薩。不來者囑授清淨說！諸人者，當說當來之淨！答言：說淨。
陳氏解釋說：“據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夾註小字，子也。蓋取別本之義同文異者，列入小注中。與大字正文互相配擬。即所謂‘以子從母’，‘事類相對’者也。”[10] 在《讀〈洛陽伽藍記〉書後》一文中，他又進一步發揮說：“裴松之《三國志注》人所習讀，但皆不知其為合本子注之體。”[11] 周一良先生對陳說持懷疑態度。他在《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裴松之、劉孝標、酈道元的注，多為補遺訂誤，而非字句出入，往往連篇累牘，達千百言。這與同本異譯簡單明瞭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與佛家合本子注傳統有何淵源吧？[12]
陳寅恪先生的解釋是從史書編撰的的技術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樣編撰更便於讀者閱讀。對此，周一良先生的質疑是有力的。“補遺訂誤”才是裴注的本質所在，這與合本子注似乎沒有什麼關係。
對陳氏觀點也不乏贊成者。逯耀東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見，並在此基礎上，又試圖通過經學與史學的區別來解釋裴注的產生。他的基本思想是，傳統注釋方法與裴注的不同在於一是經注、一是史注。這主要是受到了錢大昭的啟發。錢大昭說：“注史與注經不同，注經以明理為宗。理寓於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注史以達事為主，事不明，訓詁雖精無益也。”[13] 逯耀東就此說道：“因此，明理與達事是經注與史注的基本區分。‘達事’是更進一步敍述歷史的真相。”[14] 他又說：“由經注的義理闡釋，轉向歷史事實的探討，是經史分途過程中重要轉變的關鍵。”[15] 眾所周知，魏晉以後，史學逐漸脫離經學而獨立。以此為背景來解釋經注演變為史注是不錯的，本文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但是，僅至於此的泛泛之論還是不夠的，因為裴注以後佔據主流地位的史注還是經學式的。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說史學與經學又合流了。
圍繞《三國志》及其裴注，實際上可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三國志》寫得如此簡略？第二，為什麼裴松之要不避繁瑣徵引那樣多的史籍？
有一種意見認為，陳壽所見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國志》寫得簡略。[16]這種意見有一定道理，因為裴注中所徵引的許多書在陳壽寫《三國志》時確實還沒有問世。但這樣解釋也有問題，因為畢竟還有些書是陳壽有可能見到的。陳壽撰寫《三國志》在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吳之後。據楊翼驤先生《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所列，在此之前，專記三國歷史的史書如王沈《魏書》、韋昭《吳書》，魚豢《魏略》、《典略》已經問世。此外，如趙岐的《三輔決錄》、謝承的《後漢書》、王粲的《漢末英雄記》、司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國志》的成書年代，史無明文，楊翼驤先生書編于太康六年下。案語說明道：“考《三國志》卷48《孫?傳》云‘?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三月集於京邑。五年，?死於洛陽。’此為《三國志》中記事最晚之一條，則陳壽著成全書必在太康五年孫?死後，故編于本年。”據同書，著有《帝王世紀》、《高士傳》的皇甫謐卒于太康三年。陳壽寫《三國志》時見到皇甫謐書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這些書裴注中都徵引了。據《三國志人名索引》附錄《三國志裴注引書索引》，裴注引用《魏書》一百九十條、《魏略》一百七十九條、《典略》四十九條、《吳書》一百一十九條、《三輔決錄》九條、《後漢書》十二條、《英雄記》六十九條、[17] 《九州春秋》二十六條、《帝王世紀》一條、《高士傳》六條。這些材料陳壽應能見到，但他並沒有以此來充實《三國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這個工作。《三國志》卷21《王粲傳附吳質傳》載文帝與吳質書，近二百字，而裴注詳引《魏略》所載此書，竟多達八百餘字。裴松之就此解釋說：“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關於曹魏屯田，據楊翼驤先生統計，《武帝紀》中僅用了“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十三個字來敍述。在《任峻傳》中又用了“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紀》中引用王沈《魏書》的記載，補充了一百四十七字。[18]由此看來，對《三國志》的簡略不能只從陳壽所見材料的多寡這個角度來加以解釋，還必須另想辦法。
裴松之嫌《三國志》寫得簡略，而這樣的意見在他以前是未曾見過的。《三國志》剛問世時，獲得了一片讚譽聲。《晉書》卷82《陳壽傳》稱：“時人稱其善敍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本傳又稱：“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東晉時，習鑿齒從正統論的角度對陳壽書以魏為正統的寫法提出異議，在其所著《漢晉春秋》中堅持以以蜀漢為正統。正統問題是政治問題，從學術的角度仍然不見對《三國志》的批評。看來，簡略在晉人眼裏是不成問題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將其視之為缺點。這就提示我們應當從時代學術風氣變化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大致說來，從兩漢之際到東晉，先是在經學領域，而後又在史學領域中出現了一種追求簡略的風氣。而一到南朝則風氣大變，簡略不一定是優點，繁富也不一定是缺陷。為了說明風氣的轉變，我們先來看看東漢至東晉的情形。
《論衡•效力篇》云：“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後漢書》卷3《章帝紀》載章帝詔書稱：“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是知兩漢之際，經學中已經出現了簡化的趨勢。《後漢書》卷31《孔奮傳》：“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弟奇……作《春秋左氏刪》。”又，《後漢書》卷32《樊宏傳》：宏子 “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氏學。”刪減後的“樊氏學”仍然不能使人滿意，於是又有繼續刪減者，《後漢書》卷36《張霸傳》：“初，霸以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刪書不局限於《春秋》一家，《後漢書》卷37《桓榮傳》：“初，榮受朱普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鬱復刪定為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桓氏世代所傳為《歐陽尚書》。《歐陽尚書》除朱普章句外，還有其它流派，《後漢書》卷65《張奐傳》：“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又，《後漢書》卷79下《伏恭傳》：伏恭父“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繼此潮流而來，東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及荊州學派諸學者仍在從事著此類工作。《後漢書》卷35《鄭玄傳》傳末范曄論曰： “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又惠棟《後漢書補注》卷17《劉表傳》引《劉鎮南碑》：“君深湣末學遠本離直，乃令諸儒改定五經章句，刪汰浮辭，芟除煩重。”
經學是義理之學。錢大昕說：“有文字而後有詁訓，有詁訓而後有義理。訓詁者，義理之所由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者也。”[19]前引錢大昭也說“注經以明理為宗。理寓於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這些認識其實都是古文經學的觀點。按漢代今文家的理解，義理應是在闡釋經書的章句之中。西漢中期以後，今文經學的章句日益繁瑣，眾多古文經學家都對此給予了猛烈的抨擊。經學的刪減運動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20]
比兩漢之際發端的經學刪減運動稍後，史學領域中也出現了刪減之風。《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史類：“《史要》十卷。”注：“漢代桂陽太守衛颯撰。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衛颯，東漢初年光武時人，《後漢書》有傳。衛颯以後，又有楊終刪書。《後漢書》卷48《楊終傳》：“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同卷《應奉傳》注引袁山松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後漢書》卷26《伏湛傳附伏無忌傳》：“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實等共撰《漢記》；又自採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本傳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為八卷，見行於今。”刪書最著名者當屬漢末荀悅對《漢書》的刪減。《後漢書》卷62《荀悅傳》：“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劄。”論及《漢紀》，自劉知幾開始，都比較關注其編年體體裁的問題，而對於其意在刪減的編纂目的則多有忽略。荀悅以後，三國時，吳太子太傅張溫撰有《三史略》，也屬刪減之作。《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史類說：“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將這些散在各處的零星記載集中在一起，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東漢以來確實出現了一種刪簡史書的風氣。
蒙文通先生曾說：“言史貴約，實晉人之創論。”[21] 聯繫上文，這個觀點顯然是不能成立的。不過到晉代，這樣的例子的確更多了。晉祠部郎王蔑撰《史漢要集》二卷，“抄《史記》，入《春秋》者不錄。”，晉散騎常侍葛洪撰《漢書鈔》三十卷。[22] 除此之外，當時史家的刪減工作更多體現在對東漢歷史的撰寫上。《文心雕龍•史傳篇》云：“後漢紀傳，發源東觀。”這是說記述東漢歷史最早的書是東漢官修的《東觀漢記》。據《隋志•經籍志》著錄，《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記注至靈帝，長水校尉劉珍等撰。”魏晉以後的多種《後漢書》都是在此基礎上改編而成的。《史傳篇》又云：“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迄易疏，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這裏是在討論紀傳體的缺陷，文末提到了傅玄的意見。傅玄，魏時“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又“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23] “譏後漢之尤煩”，大概就出自該書。“後漢”是指《東觀漢記》。魏晉時期認為《東觀漢記》煩雜的不止傅玄一人。據《晉書》卷82《司馬彪傳》載，西晉司馬彪撰寫《續漢書》的理由是：“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東觀漢記》屬未完成之作，所以“亡缺者多”，後來修史者自然要補其所缺。這是不奇怪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司馬彪嫌其已完成的部分“記述煩雜”。按他說，此前譙周雖然已經刪除了一些，但仍不能令人滿意，所以有必要重寫。他的《續漢書》“起于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按《隋志》著錄稍有不同，易“篇”稱“卷”，為八十三卷。古人多以一篇為一卷，兩書所記出入不大。[24] 八十三卷的篇幅包括了紀、志傳，較之未完成的一百四十三卷的《東觀漢記》確實刪減不少。與司馬彪同屬西晉的華嶠撰寫《漢後書》，也是意在刪減。《晉書》卷44《華嶠傳》：“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觀秘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較之東觀書，刪減也不少。東晉袁宏著有《後漢紀》。他在自序中談及寫作動機說：“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與袁宏同出一族的袁山松曾撰寫《後漢書》，他總結寫作體會說：“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25]五難之中，“煩而不整”居於首位。著後漢史者追求簡略如此，而著晉史者也是如此。“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26]干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27]
崇尚簡約不僅影響著史家修史，而且也影響到兩晉的史學批評。《晉書》卷60《張輔傳》：“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張輔根據《史》《漢》字數多寡來評價班馬，因為“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所以認為《史記》優於《漢書》。有趣的是，出自同樣的理由，干寶則對《史記》多有不滿，《史通•二體篇》：“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事，靡有遺也。”同書《煩省篇》：“及干令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
綜上所述，東漢以來，先有經學的簡化，後有史學的簡化。經學是漢代學術的重心所在，而史學當時只是經學的附庸。因此，史學的簡化當是受到經學簡化的影響所致。在眾多史學家竭力追求簡化的學術風氣下，我們自然可以理解《三國志》為什麼寫得如此簡略。同樣地，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三國志》在西晉問世後，並沒有因其簡略而受到批評，反而是受到了普遍的歡迎。
南朝裴松之批評《三國志》“失在於略”。對比上述漢晉史家觀念，他的意見十分醒目。在裴松之以後，採用這種方式注釋史書的還有若干家。《梁書》卷41《王規傳》：“規集《後漢》眾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梁書》卷49《劉昭傳》：“初，昭伯父肜集眾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據沈家本統計，劉昭引書 “凡經部六十六家，史部一百十二家，子部四十二家，集部廿二家，共二百四十二家。”[28]此外，劉孝標的《世說新語》注也屬此類，劉注“所引經史雜著四百餘種，詩賦雜文七十餘種。”[29] 受南朝學風影響，北魏“（宋）顯從祖弟繪……依準裴松之注《國志》體，注王隱及《中興書》。”[30] 這些新式批註方法的共同特徵都是不求簡約、不避繁瑣，以追求歷史事實的盡可能豐富為目的，這與側重名物訓詁的經學式的注釋方法判然有別，標誌著史學史上一個重大的變化已經發生：經學的影響正在衰退。
同樣的變化在史書的修撰中也發生了。《宋書》卷69《范曄傳》：“范曄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與《東觀漢記》相比，范曄在《後漢書》中的確有所刪減，但是如果對照一下《後漢書》與《三國志》，就不難看出范曄其實也增加了不少材料。《三國志》卷6《袁紹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
《後漢書》卷74上《袁紹傳》：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畢，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柴轂，填接街陌。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內省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
兩傳比較，《後漢書》的內容顯然比《三國志》的內容要豐富得多。《後漢書》增加的部分可以從《三國志•袁紹傳》裴注所引《英雄記》中找到來源。《英雄記》載：
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英雄記》又載：
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塚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武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
范曄所增加的內容與裴注所增補的內容基本相同，都是來自《英雄記》。類似的情形在《三國志》裴注與《後漢書》中屢有發生。《三國志》卷6《董卓傳》注引《九州春秋》：
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
《後漢書》卷72《董卓傳》：
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
《三國志》卷6《袁術傳》注引《魏書》：
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強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強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
《後漢書》卷75《袁術傳》：
（術）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強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以強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
《三國志》卷6《劉表傳》注引《英雄記》：
州界群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母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後漢書》卷74下《劉表傳》：
（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按此，裴松之、范曄都注意到了《三國志》以外的眾多歷史記載，不同之處只是在於裴松之補充史實的辦法是將其拿來為《三國志》作注，而范曄則將其徑直寫進了史傳正文。中華書局標點本《三國志》“出版說明”的撰寫者早已注意到了此點。作者取陳壽、范曄兩書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傳比較，發現“范書比陳書篇幅增多約一倍，那些多出來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或許限於體例，作者未能進一步分析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而此點正是本文最感興趣之處。《隋書》卷58《魏澹傳》載魏澹所作《魏書》義例。其中引用了范曄的一段話：
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為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述之。”
這裏，范曄的態度是明確的。他反對《春秋》體，是因為這種體裁“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他贊成紀傳體，是因為這種體裁“網羅一代”，“事義周悉”。范曄的這段評論不見於南朝史籍，而出於北方人魏澹之口，給人以傳聞的感覺。但聯繫上述《後漢書》與《三國志》裴注的比較，魏澹所說應該是可信的。范曄對史料的處理方式雖然與裴松之不同，但所追求的也是歷史事實的豐富。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沒有區別的。
追求義理還是追求歷史事實的豐富，這是經學與史學的根本區別之處。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31] 義即義理，這是孔子改編《魯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馬遷說孔子所做的工作的是“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32] 又說：“《春秋》以道義。”[33] 至於選擇以《春秋》來“道義”，則是因為“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名也。”[34] 這樣一來，在經學的範疇內，歷史就只是成了“道義”的工具。而從史的角度講，如實地記錄歷史事實才應該是第一位的。范曄說春秋體“文既總略，好失事形”就是從史學的立場上對《春秋》所作的批判。在經學昌盛的漢代，如此議論《春秋》是不可能的。
裴松之、范曄以後，篇幅較大的史書屢屢可見，如沈約《宋書》多達一百卷。劉知幾就此批評說：“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35] 梁、陳兩朝時代不長，但據《隋志》載，謝吳所撰《梁書》竟達一百卷。陳代顧野王所撰“《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36] 現存的《南齊書》六十卷、《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篇幅雖然遠不能與謝、顧二書相比，但若與《三國志》相比，仍然不算短。就時間而論，三國歷時六十年，齊歷時二十三年，梁歷時五十五年，陳歷時三十二年。三國時間最長。就卷數而論，《三國志》總卷數雖說是六十五卷，但魏、蜀、吳三書原本是各自單行的。若分開計算的話，《魏書》只有三十卷，《蜀書》只有十五卷，《吳書》只有二十卷，篇幅比齊、梁、陳三書短得多。[37]
我們也注意到南朝仍有刪減史書的事例。梁豫章內史張緬撰《晉書鈔》三十卷，阮孝緒撰《正史削繁》九十四卷。裴子野刪沈約《宋書》為編年體《宋略》，該書只有二十卷。但從總的方面看，刪減史書在南朝不占主流。象晉人那樣推崇簡略的話在南朝幾乎見不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所關注的不在於舊傳統的延續，而在於究竟出現了哪些新的現象。劉知幾在《史通•書事篇》中說：“大抵近代史筆，敍事為煩。”劉氏距離南朝不遠，當時著作基本可以看到，他的概括應該是有根據的。只是他還不能理解這種現象乃是經學對史學影響逐漸衰退後的自然結果，他也不能理解裴注的出現其實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
三、裴注以後的注釋
李慈銘說：“裴松之注博采異聞，而多所折衷，在諸史注中為最善，注家亦絕少此體。”[38]他的認識是正確的。裴注以後，儘管還出現了若干家類似的注釋，但從總體上看，更多的注釋家還是繼續採取名物訓詁的舊式方法。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裴松之的兒子裴駰。《宋書》卷64《裴松之傳附裴駰傳》：“子駰，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駰注司馬遷《史記》，並行於世。”裴駰承父業，以注釋《史記》而留名。不過，裴駰集解《史記》，完全看不到其父的影響。張守節說：“裴駰采九經諸史並《漢書音義》及眾書之目而解《史記》”。[39] 王鳴盛說：“世家自陳涉以下，列傳自張耳、陳餘以下，裴于徐廣舊注外但襲取服虔《漢書注》、晉灼、臣瓚及蔡謨《漢書音義》，裴所自為者十無一二。”[40] 裴駰以後的注釋家注意力仍在《漢書》，“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棱，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為名家。《史記》傳者甚微。”[41] 一直到唐初的顏師古，這些注釋家在注釋《漢書》時，都是採用的裴注以前的那種舊方法。既然經學影響逐漸衰退，何以經學式的注釋方法卻又死灰復燃？
通觀前後，可以發現裴注一類注釋家所注釋的史書，記載範圍基本都不出東漢到東晉這一時段。王規所注《續漢書》、劉昭所注《後漢書》，記載的是東漢的歷史，裴松之所注《三國志》“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42] 劉昭伯父劉肜所注《晉紀》記載了西晉一代的歷史。北魏宋繪所注王隱《晉書》、何法盛《晉中興書》包括了西晉、東晉兩個時期。劉孝標所注《世說新語》涉及的時期則正好是從東漢到東晉。
這是為什麼呢？我們知道，裴注的特點是以多家史書注釋一家之書。這就意味著若要採用裴注的方法必需有眾多的相關史書可以用來參考。漢末魏晉以來，這個條件是充分具備了。據《隋書•經籍志》載，有關漢晉時期的著作很多，雜史類有《漢靈、獻二帝紀》、《山陽公載記》、《漢末英雄記》、《魏武本紀》、《魏尚書》、《魏晉世語》、《魏末傳》、《呂布本事》、《晉諸公贊》、《晉後略記》、《典略》等。雜傳類書更多，如《三輔決錄》、《海內先賢傳》、《陳留耆舊傳》、《正始名士傳》、《范氏家傳》等。據逯耀東先生統計，有關此時期的雜傳多達493種。[43]雜傳以外，漢晉人所著有關這一時期的紀傳體、編年體史書也非常多。關於東漢歷史，紀傳體有：吳謝承《後漢書》、晉薛瑩《後漢記》、晉司馬彪《續漢書》、晉華嶠《漢後書》、晉謝沈《後漢書》、晉張瑩《後漢南記》、晉袁山松《後漢書》。編年體有：晉袁曄《獻帝春秋》、晉袁宏《後漢紀》、晉張璠《後漢紀》。關於晉朝的史書，紀傳體有：晉王隱《晉書》、晉虞預《晉書》、晉朱鳳《晉書》。編年體有：晉陸機《晉紀》、晉干寶《晉紀》、晉曹嘉之《晉紀》、晉習鑿齒《漢晉陽秋》、晉鄧粲《晉紀》、晉孫盛《晉陽秋》。關於漢晉之間歷史，紀傳體有晉王沈《魏書》、吳韋昭《吳書》、晉環濟《吳紀》、晉張勃《吳錄》、晉陳壽《三國志》。編年體有晉孫盛《魏氏春秋》、晉陰澹《魏紀》、晉孔衍《漢魏春秋》。《隋志》雜史類稱：“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湣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眾。”這段文字雖是針對雜史而說的，其實也適用於其它類別的史書。天下大亂後，國家對史書的修撰失去了有效的控制，私人紛紛撰史。如魚豢《魏略》、陳壽《三國志》、司馬彪《續漢書》、華嶠《漢後書》、王隱《晉書》以及眾多的雜史、雜傳等都屬此類。這是漢晉時期史書數量激增的主要原因。
史書數量在漢晉時期激增，而採取裴注方法的注釋家所注釋的史書所涉及的時段又恰好在這一時期內。這使我們有理由相信，眾多史書的存在是裴注得以實現的條件。一旦這個條件不具備，裴注也就難以為繼了。
裴駰在《史記集解序》中說：“采經傳百家並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遊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並列。”按此，裴駰似乎也有繼承父志的意向，但事實上卻無法做到。這是因為注釋《史記》時，他很難找到可以補充的材料。《漢書•藝文志》春秋類下所附載的《太史公書》以前的史書只有《國語》、《新國語》、《世本》、《戰國策》、《奏事》、《楚漢春秋》寥寥數種，而這些書已基本為司馬遷所採用。同樣的困難在南齊陸澄的《漢書》注中也存在。陸澄注今天已經看不到了，劉知幾將其歸入裴注一類：“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操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為披覽。”[44]劉氏批評不無道理，但陸澄實出無奈，因為記載西漢歷史的書主要就只有這兩部，他一定要採取裴注的方式注《漢書》，只能是這個結果。錢大昭《三國志辨疑•自序》：“嘗怪服虔、應劭之於《漢書》，裴駰，徐廣之於《史記》，稗官載記碑刻尚多，不能彙而通之，巧異質疑，而徒戔戔於訓詁，豈若世期之博引載籍，增廣異聞，是是非非，使天下後世讀者昭然共見乎！”錢氏認為漢末服虔、應劭以來，“稗官載記碑刻尚多”，恐怕只能理解為他個人的推測。若真是如此，陸澄是不會不加以利用的。與此相關的還有劉昭的例子。王先謙《後漢書集解》述略：
劉昭補注，《梁書》本傳亦曰集注者，謂專集後漢同異以為注也。《史通》譏其言盡非要，事皆不急。或未免過甚其辭。然必隸事為多而略於訓詁矣。今觀所注八志，遍及經傳前史，反多主解釋文字，證明故實，初非專采後漢同異。當由眾家後漢馬彪而外，措意於志者本自無多，而又阨於永嘉，如華典雖成，旋已不可復識，故無幾同異可舉，注體亦因之少變。
按王先謙說，劉昭注《後漢書》，本來是要採取裴注的方式，即所謂“專集後漢同異以為注”，但是涉及到《續漢書》的八志，因缺乏其它書可參考，不得不回到“解釋文字，證明故實”的老路。書之多寡制約著劉昭注釋的體裁。王氏推測極有見地，遺憾的是，他的這一認識僅局限在對劉昭補注的分析中，而未能將其與裴注的特徵聯繫起來考慮，可謂失之交臂。
如本文開始所引，對裴注持肯定態度的研究者大都認為其貢獻在於保存了眾多史料。這當然是正確的。但是他們往往忽略了一個相反的方面，即從根本上講，也正是因為有眾多史書的存在才使得裴注成為可能。
綜合全文，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東漢以來，受經學簡化風氣的影響，史學領域中也出現了崇尚簡約的潮流。在這個背景下，產生了內容簡略的《三國志》。隨著經學對史學影響的逐漸弱化，史家對歷史事實表現出更多的關注。在這個背景下，裴注應運而生。第二，根據本文第一節的論述，我們知道兩晉時期以經學的注釋方式批註《漢書》的學者逐漸有所減少；根據第三節的介紹，我們又知道兩晉以來著史的風氣頗為盛行。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說明兩晉時期的史學實現了從以注釋為主向以撰寫為主的轉變。在撰寫重於注釋的階段，眾多史學著作紛紛問世，從而為裴注這一新的注釋方法的實現提供了可能。第三，裴注以前著重於名物訓詁的注釋方法固然表現出了經學對史學的影響，但裴注以後此類注釋的再度盛行卻並不意味著經學影響的捲土重來。現象的重複不等於本質的重複。它只不過說明裴注的存在需要特殊的條件；它還說明經學式的注釋方法對史學也並非沒有意義。畢竟增補歷史事實和準確地理解歷史事實都是不可或缺的。
[1] 顧炎武：《日知錄》卷27“《漢書》注”。
[2]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7“《漢書》敘例”。
[3] 沈家本：《三國志注所引書目》。
[4] 侯康：《三國志補注續》自敍。
[5] 楊翼驤：《裴松之》，載《中國史學家評傳》上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 《史通•補注篇》。
[7] 侯康：《三國志補注續》自敍
[8] 《史通•補注篇》
[9] 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中。
[10] 陳文載《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1] 陳文載《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 周文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13] 錢大昭：《三國志辨疑》自序。
[14] 逯耀東：《裴松之與〈三國志注〉》，載氏著《魏晉史學思想與社會基礎》，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版。
[15] 逯耀東：《魏晉史學思想與社會基礎》導言。
[16] 中華書局標點本《三國志》出版說明。
[17] 《三國志人名索引》附錄《三國志》裴注引書索引：“本書不著撰人姓名，按《隋書•經籍志記載王粲撰《漢末英雄記》，未識是否即本書所引者。”按兩書當為一書。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引《四庫傳記類存目》云：“《漢末英雄記》一卷。舊題魏王粲撰。案粲卒于建安中。其時黃星雖兆，玉步未更，不應名書以‘漢末’，似後人之所追題。”姚氏說：“然考粲從軍詩中已稱曹操為聖君，則儼以魏為新朝。此名不足怪矣。《隋志》著錄作八卷。注云‘殘缺’。其本久佚，此本乃王世貞雜抄諸書成之。凡四十四人。大抵取於《三國志》注為多。”按存目意見，“漢末”二字乃後人追題。姚振宗雖不同意《存目》作者對書名的解釋，但也不否認《三國志》裴注中所引《英雄記》就是《漢末英雄記》。
[18] 楊翼驤：《裴松之》，載《中國史學家評傳》上。
[19] 錢大昕：《經籍纂詁序》。
[20] 余英時先生在《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載《士與中國文化》）一文中已經注意到了經學中出現的刪減風氣。為了配合其“士之新自覺”之說，余氏較強調此風興起于東漢中期以後。由本文上引諸材料看，刪減絕非始于東漢中期以後。
[21] 蒙文通：《中國史學史》七 史體之發達，載氏著《經史抉原》，巴蜀書社1995年版。
[22] 《隋書•經籍志》史部。
[23] 《晉書》卷47《傅玄傳》。
[24] 餘嘉錫《目錄學發微》卷2目錄體制一 篇目：“……及縑帛盛行，易篇為卷，一幅所容，與簡篇約略相當。故多以一篇為一卷。”
[25] 《史通•仿真篇》
[26] 《文心雕龍•史傳篇》
[27] 《晉書》卷82《幹寶傳》
[28] 沈家本：《續漢書八志注所引書目》序。
[29]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載周祖謨《前言》。
[30]《北齊書》卷20《宋顯傳》。中華書局標點本本卷校勘記：“這裏疑有脫文，當雲‘注王隱《晉書》及何法盛《晉中興書》’，如求減省，也可作‘注王隱及何法盛書’。今上舉王隱而無書名，下舉書名，又不出何法盛姓名，又‘中興書’上無‘晉’字，都不妥。”
[31] 《孟子•離婁下》。
[32]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33] 《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
[34] 同上。
[35]《史通•書志篇》。
[36] 《陳書》卷30《顧野王傳》。
[37] 《梁書》、《陳書》作于唐初，但撰者姚思廉原屬南朝系統，故在此一併討論。
[38] 李慈銘：《三國志劄記》。
[39] 《史記集解序》張守節正義。
[40] 《十七史商榷》卷1“裴注下半部簡略”。
[41] 《隋書》卷33《經籍志》二。
[42]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
[43] 參逯耀東《〈隋書•經籍志•史部〉及其雜傳類的分析》，載氏著《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出版。
[44] 《史通•補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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