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的命運與史學的變化 將無同（胡寶國） 北大往復論壇轉載
《史記》在今天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在較早的時期，它的命運卻並非如此。東漢班固曾經批評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漢書•司馬遷傳》）唐初，《隋書•經籍志》在介紹《史記》、《漢書》的流傳時說：“《史記》傳者甚微”，司馬貞說“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史記索隱》序）
當然，我們注意到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如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注，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獎《史記》。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
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並不止《史記》一家。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南朝劉勰說“陳壽三志，文質辨恰。”（《文心雕龍•史傳》）華嶠所撰《後漢書》在西晉也頗受好評，時人以為“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晉書•華嶠傳》）至於說到簡約，那也不是《史記》獨有的，如“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文心雕龍•史傳》）干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晉書•干寶傳》）總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人們並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這與我們對待《史記》的態度大不相同。
我在《漢唐間史學的發展》一書中曾經說：“古代史學與現代史學是不一樣的。現代史學是以解釋為主，以敘述為輔；而古代史學則是以敘述為主，以解釋為輔。”當時這樣說是為了說明史書中“史論”部分的重要性。現在討論古人、今人對《史記》的評價問題，這段話同樣有用。蕭統《文選》序稱史書為“記事之史，繫年之書”。劉知幾《史通•敘事》篇說：“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既然史書主要就是“記事”、“敘事”，那麽其中文字表達如何、事情敘述得是否真實可靠自然就成了衡量其優劣的重要尺度。前引漢晉人所謂“文直事核”就是在強調這兩個方面。
孟子說：“王者之蹟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離婁下》） 按此，在“文”與“事”之外，史書還涉及到“義”的問題。那麽，什麽是“義”呢？簡單地說，所謂“義”就是指通過“獎善懲惡”，從而使得“亂臣賊子懼”。這是孔子改編《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馬遷說：“《春秋》以道義。”（《史記•太史公自序》）
總之，“事”、“文”、“義”三項是古代史學評論最關注的內容。明白了這一點，就比較容易理解漢唐人對《史記》為何評價不高了。按當時人看，《史記》在“事”的方面儘管也不錯，但並不突出，甚至還不如《漢書》。東漢王充說：“班叔皮續談《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浹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論衡•超奇》）如果從“義”的方面看，《史記》問題就更多了，“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在漢儒看來實屬“不義”。
那麽，今人為什麽會特別看重《史記》呢？我想，原因至少有以下兩點。首先，我們非常重視史學史上新體裁的開創，而《史記》正是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新體裁。這是一個里程碑，由此一路下來紀傳體史書綿延不絕。但是，讓當時人具有我們這樣的認識是不太容易的，因為他們無法預料以後的史學發展狀况。此外，我們重視《史記》，還在於司馬遷的著史目的，即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幾乎所有研究《史記》的學者都會提到這句話。這是為什麽呢？這是因為我們的史學是以解釋為主，我們最看重的是對歷史的解釋，而司馬遷的這句話正表現出強烈的解釋歷史的願望。這個特點在《史記》中時常可以看到。《史記•六國年表序》：
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
《史記•魏世家》：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記•伯夷列傳》：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我們看到，在“事”、“文”、“義”這些常規的套路之外，司馬遷腦子中還有很多“問題”存在。他試圖對歷史問題提出解釋。在解釋不了的時候，他也要把自己的疑惑寫出來。在解釋重於敘述的今天，這些特點理所當然地引起了我們的贊嘆。但是，在僅僅關注“事”、“文”、“義”的時代，他的這些思考、這些議論卻不可能受到太多的關注。劉知幾說：“史之有論，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史通•論贊》）他雖然在討論史論的問題，但著眼點還是在“事”，並沒有理解到“史之有論”的真正價值。
總之，因為我們與古人對史學的理解不同，所以對《史記》的評價也不同。但是，若追根尋源，我們其實也並不是最早給予《史記》以很高評價的，大約從宋代開始，人們對《史記》的評價就逐漸有了變化。呂祖謙稱贊司馬遷“高氣絕識，包舉廣而興寄深，後之為史者，殊未易窺其涯涘似也。”（《大事記解題》卷一二）鄭樵評價《史記》說：“會通之義大矣哉！……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遷之門戶自此衰矣。”（《通志》總序）馬端臨說：“《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文獻通考》自序）章學誠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 （《文史通義•申鄭》）趙翼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廿二史札記》卷一）
宋代史家有追求會通的風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通貫性的著作，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也都是通貫性的著作。他們從會通的角度看《史記》，自然會給予司馬遷以很高的評價。與之不同，清人評價從體例上著眼，也容易理解。到清代，紀傳體已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飲水思源，認識到《史記》的開創之功是比較自然的事情。
就《史記》的命運而言，這篇短文本來可以結束了。但是《史記》地位在宋以後的變化卻也在提醒著我們，宋以後的史學是否在其他方面也發生了變化呢？這個問題比《史記》的命運更有趣味。
對宋代史學，前輩學者評價很高。陳寅恪先生曾經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但是，宋代史學究竟在哪些方面展現出了它超越前代的獨特風采呢？陳寅恪先生並沒有解釋。
分析史學變化，不能不特別注意體裁問題，因為古代史學的變化往往表現為敘述體裁的變化。從《左傳》到《史記》，體裁發生了變化，從《史記》到《通典》，體裁又發生了變化。就體裁而言，宋代無疑是一個關鍵時期。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自序中說：“夫吾國舊史多屬於政治史類，而《資治通鑒》一書，尤為空前傑作。”與《春秋》、《左傳》、《漢紀》、《後漢紀》等此前的編年體史著相比，《通鑒》的成就的確是空前的。更為重要的是，《通鑒》還引發出了新的史書體裁，如朱熹的《通鑒綱目》、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都是因《通鑒》而來。王樹民先生說“在唐代以前，史書體裁只有紀傳體和編年體二種，杜佑撰成《通典》後，增加了典制體，並衍生了會要體，北宋司馬光撰成《通鑒》後，編年體盛行起來，從而産生了綱目體與紀事本末體，在史書編纂學中幾種重要體裁，至此已告齊全。”（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我覺得“重要體裁”的齊全是很值得分析的，它意味著以“敘述”為主的史學著作在體裁上已經很難再變出什麽新的花樣了，同時也預示著我們如果繼續用“體裁變化”——“史學發展”這個模式來觀察以後的史學變化，必定會感到十分茫然。
依我們的“後見之明”，在傳統的“敘述”之外，宋代史學還存在著一些其他的可走之路。這些路可能起初並不很顯眼，但在以後的歲月裏會越走越寬廣。我們知道，司馬光寫《通鑒》時，還寫了三十卷的《通鑒考異》。在《考異》中，司馬光對他所依據的各種史料仔細對比，詳加考證，最終確定史料的取捨，並把取捨的理由寫下來。很多學者都注意到宋代有考據的風氣，除司馬光《考異》外，如劉攽的《東漢刊誤》、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漢書藝文志考證》、《通鑒地理考證》、《漢制考》等等，也都是這方面的著作。此外，如洪邁、葉適也都有考據之作。梁啓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曾經說：“《困學紀聞》為清代考證學先導。”其實，這“先導”當中也應包括宋代其它的考據著作。今人編寫的各種古代史學史書籍在介紹《資治通鑒》時，《考異》總是會被提及的，但並非重點。從史學演變的角度看，《考異》的重要性可能並不在《通鑒》之下。如果說《通鑒》是舊有編年體史書的最高峰，是對過去的總結，那麽《考異》則更多地是指向了未來。
宋代讀史風氣濃厚，有關讀史方法的議論也很多。程頤說：“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蹟，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程氏遺書》十八）朱熹說：“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朱子語類》卷十一）呂祖謙說：“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統體，蓋謂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為嚴。（《東萊文集‧別集》卷十四，《讀書雜記三‧讀史綱目》）與前代相比，宋代學者的這些議論很新鮮。他們關注的是應該如何分析史書中所記載的歷史，而不再是僅僅從文本的角度去評價史書的“其事”、“其文”。宋代學者的這些讀史心得很多都被記錄了下來，從而形成了單獨的一類史學著作。在《四庫提要》史評類著作中，唐代只有《史通》一部，而宋代則明顯增多，如《唐鑒》、《唐史論斷》、《通鑒問疑》、《三國雜事》、《涉史隨筆》、《六朝通鑒博議》、《兩漢筆記》以及《存目》中的胡寅《讀史管見》等等均屬此類著作。此外，如三蘇的史論也很著名，只是沒有單獨成書而已。史論，古已有之，《左傳》“君子曰”、《史記》“太史公曰”，一直到《通鑒》的“臣光曰”都是史論。但這些史論都是附著在史書上面的，而宋代的變化則是出現了大量脫離了史書的獨立的史論之作（前代也有獨立的史論，如諸葛亮《論前漢事》，但數量很少）。這實際上與前述考異的情形一樣。考據也是古已有之，在以往史家寫史的時候，也必定會在史料的鑒別取捨上面下一番功夫，在注釋家的注釋中也或多或少總有一些考據的成分，但將這些考據成果獨立成書，也是宋代才有的現象。考據、史論漸漸從史書內部分離出來，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變化，它說明史學在“敘述”之外，又有新的領域出現了。這些領域到明清就逐漸成了史學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除考據、史論之外，宋代還有一部書很值得分析，這就是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宋史》袁樞本傳稱：“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鑒》，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他是怎樣“區別其事”的呢？我們舉一個例子。《通鑒》卷九至卷六十八記載兩漢歷史，袁樞則將其分為《高祖滅楚》、《諸將之叛》、《匈奴和親》、《諸呂之變》等四十三事。這些從歷史過程中提煉出來的“事”，意義非同尋常，因為它在誘導著“問題”的出現。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曾對《紀事本末》體大加贊賞。他說：“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文史通義•書教下》）余英時先生對章氏這段話有過分析。他在討論章學誠與柯林武德的史學思想時說：“柯靈烏頗贊同艾克頓的名言，以為科學的歷史家當‘研究問題而不是時代’。這一點也恰恰與章氏的觀點若合符節。我們知道，章氏曾對袁樞的《紀事本末》體裁特致贊揚。……袁氏之體裁正合乎西方近代史學的著作形式，也是近人之治西史者所特別欣賞之一點。‘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正是‘研究問題’這一觀念的實際表現。” （《論戴震與章學誠》）從客觀上看，紀事本末體確實具有這樣的特點。歷史上哪些事件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與事件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又是什麽？當史家試圖把“歷史”組織為“事件”時，這些問題便不能不考慮。可見，在史家選擇“事件”的時候，“問題”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其實，即使不談紀事本末體，前面所引的宋代學者的幾段話也能反映出史學的發展趨勢。不論程頤、朱熹，還是呂祖謙，他們談論的都是“讀史”應該如何如何。“讀史”，已經不屬於“撰寫”；“讀史”強調的是讀史者應該如何理解歷史。質言之，“讀史”者已經展現出了一個“研究”者的姿態。在他心中，已經有了強烈的“問題意識”。我們看蘇軾的一段議論。他在討論“歷代世變”時說：“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族繼起，不得不廢經術，褒尚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能不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同，故五胡亂華。”（《蘇軾集》）這段議論有的地方有道理，有的地方則有些荒唐。但不論怎樣，蘇軾的意圖還是能看得很清楚的。他的意圖就是希望能够尋找到秦漢魏晉歷史變化的邏輯。我們再看馬端臨的一段話。他在《文獻通考》自序中說：“至司馬溫公作《通鑒》，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蹟，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 這段議論很見水平。他把政治史與制度史做了明確區分，認為“理亂興衰”的政治是“不相因”的，而“典章經制”則是“相因”的。能够考慮到政治與制度的不同，並進而指出其各自特徵是“不相因”與“相因”，這樣的思想實在是有相當深度了。它使以往僅僅關注“事”、“文”、“義”的舊史學黯然失色。
我們接著討論體裁的問題。如上所述，宋代以後，已經很難有新體裁出現了，這個變化在今人的史學史研究著作中也有反映。錢穆先生在《中國史學名著》中講完《文獻通考》後，接著講《明儒學案》。他開頭的說明很有意思。他說：“此下我們講明代，我想特別只舉出一部書，即是黃梨洲（宗羲）的《明儒學案》。實際，《明儒學案》已不是明代的書，這書在清代才完成。這樣講來，我就在明代想不出舉哪一部書來作史學名著講。”錢穆講中國史學名著，偏重的是史學著作的新體裁。我們知道，就傳統體裁而言，明代當然也還有很多史學著作寫成，如《元史》、《明實錄》、《國榷》等等，但若從新體裁的角度看，錢穆卻難以找到一部值得講的書，不得已只好講清代才完成的《明儒學案》。再往後，錢穆又講了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文史通義》是一部史學理論著作，已經不屬於敘述歷史的著作了。不僅錢穆如此，一般史學史著作在寫到這一時期也會發生某種改變，介紹的重點除了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外，往往就是王夫之的《讀通鑒論》、顧炎武的《日知錄》、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札記》等等。這些書都不是敘述歷史的著作。它們接續了宋代傳統，要麽是考史，要麽是論史，要麽是二者兼而有之。史學史研究者的不自覺選擇無異於告訴我們，那些繼續撰寫著的以“敘述”為主的傳統史學著作已經不能代表這個時期史學的最高成就了，而考史、論史則漸漸成為史學的重點。趙翼《廿二史札記》中，如“漢初布衣將相之局”、“東漢功臣多近儒”、“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周隋唐皆出自武川”等許多條目，都反映出他的問題意識已經十分強烈。李慈銘評論說：“其書以議論為主，……蓋不以考核見長。”（王樹民《廿二史札記校證》附錄）直到現在，很多研究者仍然可以從趙翼的“問題”中獲得啓發。
總而言之，宋代以後，雖然傳統的“敘述”歷史的著作依舊浩浩蕩蕩，但是在“重要體裁”基本齊全的形勢下，這個方面已經難有大進展了。史學若求新變，必須另覓新途。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以考史、論史見長的史家變得日益醒目了。如果這些認識無大錯，則我們可以得一結論：在“敘述”歷史與“解釋”歷史之間，存在著一個很長的過渡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徵就是考史、論史。
宋代以後的史學演變非常複雜，遠非這篇小文所能容納，上述想法充其量只是一個大膽的“猜想”而已。以過分簡化的方式來處理複雜的問題是十分危險的，我之所以明知故犯，或許只是因為內心深處存在著一種“猜想的衝動”。
《史記》在今天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在較早的時期，它的命運卻並非如此。東漢班固曾經批評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漢書•司馬遷傳》）唐初，《隋書•經籍志》在介紹《史記》、《漢書》的流傳時說：“《史記》傳者甚微”，司馬貞說“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史記索隱》序）
當然，我們注意到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如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注，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獎《史記》。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
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並不止《史記》一家。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南朝劉勰說“陳壽三志，文質辨恰。”（《文心雕龍•史傳》）華嶠所撰《後漢書》在西晉也頗受好評，時人以為“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晉書•華嶠傳》）至於說到簡約，那也不是《史記》獨有的，如“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文心雕龍•史傳》）干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晉書•干寶傳》）總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人們並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這與我們對待《史記》的態度大不相同。
我在《漢唐間史學的發展》一書中曾經說：“古代史學與現代史學是不一樣的。現代史學是以解釋為主，以敘述為輔；而古代史學則是以敘述為主，以解釋為輔。”當時這樣說是為了說明史書中“史論”部分的重要性。現在討論古人、今人對《史記》的評價問題，這段話同樣有用。蕭統《文選》序稱史書為“記事之史，繫年之書”。劉知幾《史通•敘事》篇說：“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既然史書主要就是“記事”、“敘事”，那麽其中文字表達如何、事情敘述得是否真實可靠自然就成了衡量其優劣的重要尺度。前引漢晉人所謂“文直事核”就是在強調這兩個方面。
孟子說：“王者之蹟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離婁下》） 按此，在“文”與“事”之外，史書還涉及到“義”的問題。那麽，什麽是“義”呢？簡單地說，所謂“義”就是指通過“獎善懲惡”，從而使得“亂臣賊子懼”。這是孔子改編《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馬遷說：“《春秋》以道義。”（《史記•太史公自序》）
總之，“事”、“文”、“義”三項是古代史學評論最關注的內容。明白了這一點，就比較容易理解漢唐人對《史記》為何評價不高了。按當時人看，《史記》在“事”的方面儘管也不錯，但並不突出，甚至還不如《漢書》。東漢王充說：“班叔皮續談《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浹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論衡•超奇》）如果從“義”的方面看，《史記》問題就更多了，“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在漢儒看來實屬“不義”。
那麽，今人為什麽會特別看重《史記》呢？我想，原因至少有以下兩點。首先，我們非常重視史學史上新體裁的開創，而《史記》正是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新體裁。這是一個里程碑，由此一路下來紀傳體史書綿延不絕。但是，讓當時人具有我們這樣的認識是不太容易的，因為他們無法預料以後的史學發展狀况。此外，我們重視《史記》，還在於司馬遷的著史目的，即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幾乎所有研究《史記》的學者都會提到這句話。這是為什麽呢？這是因為我們的史學是以解釋為主，我們最看重的是對歷史的解釋，而司馬遷的這句話正表現出強烈的解釋歷史的願望。這個特點在《史記》中時常可以看到。《史記•六國年表序》：
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
《史記•魏世家》：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記•伯夷列傳》：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我們看到，在“事”、“文”、“義”這些常規的套路之外，司馬遷腦子中還有很多“問題”存在。他試圖對歷史問題提出解釋。在解釋不了的時候，他也要把自己的疑惑寫出來。在解釋重於敘述的今天，這些特點理所當然地引起了我們的贊嘆。但是，在僅僅關注“事”、“文”、“義”的時代，他的這些思考、這些議論卻不可能受到太多的關注。劉知幾說：“史之有論，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史通•論贊》）他雖然在討論史論的問題，但著眼點還是在“事”，並沒有理解到“史之有論”的真正價值。
總之，因為我們與古人對史學的理解不同，所以對《史記》的評價也不同。但是，若追根尋源，我們其實也並不是最早給予《史記》以很高評價的，大約從宋代開始，人們對《史記》的評價就逐漸有了變化。呂祖謙稱贊司馬遷“高氣絕識，包舉廣而興寄深，後之為史者，殊未易窺其涯涘似也。”（《大事記解題》卷一二）鄭樵評價《史記》說：“會通之義大矣哉！……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遷之門戶自此衰矣。”（《通志》總序）馬端臨說：“《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文獻通考》自序）章學誠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 （《文史通義•申鄭》）趙翼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廿二史札記》卷一）
宋代史家有追求會通的風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通貫性的著作，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也都是通貫性的著作。他們從會通的角度看《史記》，自然會給予司馬遷以很高的評價。與之不同，清人評價從體例上著眼，也容易理解。到清代，紀傳體已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飲水思源，認識到《史記》的開創之功是比較自然的事情。
就《史記》的命運而言，這篇短文本來可以結束了。但是《史記》地位在宋以後的變化卻也在提醒著我們，宋以後的史學是否在其他方面也發生了變化呢？這個問題比《史記》的命運更有趣味。
對宋代史學，前輩學者評價很高。陳寅恪先生曾經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但是，宋代史學究竟在哪些方面展現出了它超越前代的獨特風采呢？陳寅恪先生並沒有解釋。
分析史學變化，不能不特別注意體裁問題，因為古代史學的變化往往表現為敘述體裁的變化。從《左傳》到《史記》，體裁發生了變化，從《史記》到《通典》，體裁又發生了變化。就體裁而言，宋代無疑是一個關鍵時期。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自序中說：“夫吾國舊史多屬於政治史類，而《資治通鑒》一書，尤為空前傑作。”與《春秋》、《左傳》、《漢紀》、《後漢紀》等此前的編年體史著相比，《通鑒》的成就的確是空前的。更為重要的是，《通鑒》還引發出了新的史書體裁，如朱熹的《通鑒綱目》、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都是因《通鑒》而來。王樹民先生說“在唐代以前，史書體裁只有紀傳體和編年體二種，杜佑撰成《通典》後，增加了典制體，並衍生了會要體，北宋司馬光撰成《通鑒》後，編年體盛行起來，從而産生了綱目體與紀事本末體，在史書編纂學中幾種重要體裁，至此已告齊全。”（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我覺得“重要體裁”的齊全是很值得分析的，它意味著以“敘述”為主的史學著作在體裁上已經很難再變出什麽新的花樣了，同時也預示著我們如果繼續用“體裁變化”——“史學發展”這個模式來觀察以後的史學變化，必定會感到十分茫然。
依我們的“後見之明”，在傳統的“敘述”之外，宋代史學還存在著一些其他的可走之路。這些路可能起初並不很顯眼，但在以後的歲月裏會越走越寬廣。我們知道，司馬光寫《通鑒》時，還寫了三十卷的《通鑒考異》。在《考異》中，司馬光對他所依據的各種史料仔細對比，詳加考證，最終確定史料的取捨，並把取捨的理由寫下來。很多學者都注意到宋代有考據的風氣，除司馬光《考異》外，如劉攽的《東漢刊誤》、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漢書藝文志考證》、《通鑒地理考證》、《漢制考》等等，也都是這方面的著作。此外，如洪邁、葉適也都有考據之作。梁啓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曾經說：“《困學紀聞》為清代考證學先導。”其實，這“先導”當中也應包括宋代其它的考據著作。今人編寫的各種古代史學史書籍在介紹《資治通鑒》時，《考異》總是會被提及的，但並非重點。從史學演變的角度看，《考異》的重要性可能並不在《通鑒》之下。如果說《通鑒》是舊有編年體史書的最高峰，是對過去的總結，那麽《考異》則更多地是指向了未來。
宋代讀史風氣濃厚，有關讀史方法的議論也很多。程頤說：“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蹟，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程氏遺書》十八）朱熹說：“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朱子語類》卷十一）呂祖謙說：“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統體，蓋謂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為嚴。（《東萊文集‧別集》卷十四，《讀書雜記三‧讀史綱目》）與前代相比，宋代學者的這些議論很新鮮。他們關注的是應該如何分析史書中所記載的歷史，而不再是僅僅從文本的角度去評價史書的“其事”、“其文”。宋代學者的這些讀史心得很多都被記錄了下來，從而形成了單獨的一類史學著作。在《四庫提要》史評類著作中，唐代只有《史通》一部，而宋代則明顯增多，如《唐鑒》、《唐史論斷》、《通鑒問疑》、《三國雜事》、《涉史隨筆》、《六朝通鑒博議》、《兩漢筆記》以及《存目》中的胡寅《讀史管見》等等均屬此類著作。此外，如三蘇的史論也很著名，只是沒有單獨成書而已。史論，古已有之，《左傳》“君子曰”、《史記》“太史公曰”，一直到《通鑒》的“臣光曰”都是史論。但這些史論都是附著在史書上面的，而宋代的變化則是出現了大量脫離了史書的獨立的史論之作（前代也有獨立的史論，如諸葛亮《論前漢事》，但數量很少）。這實際上與前述考異的情形一樣。考據也是古已有之，在以往史家寫史的時候，也必定會在史料的鑒別取捨上面下一番功夫，在注釋家的注釋中也或多或少總有一些考據的成分，但將這些考據成果獨立成書，也是宋代才有的現象。考據、史論漸漸從史書內部分離出來，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變化，它說明史學在“敘述”之外，又有新的領域出現了。這些領域到明清就逐漸成了史學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除考據、史論之外，宋代還有一部書很值得分析，這就是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宋史》袁樞本傳稱：“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鑒》，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他是怎樣“區別其事”的呢？我們舉一個例子。《通鑒》卷九至卷六十八記載兩漢歷史，袁樞則將其分為《高祖滅楚》、《諸將之叛》、《匈奴和親》、《諸呂之變》等四十三事。這些從歷史過程中提煉出來的“事”，意義非同尋常，因為它在誘導著“問題”的出現。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曾對《紀事本末》體大加贊賞。他說：“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文史通義•書教下》）余英時先生對章氏這段話有過分析。他在討論章學誠與柯林武德的史學思想時說：“柯靈烏頗贊同艾克頓的名言，以為科學的歷史家當‘研究問題而不是時代’。這一點也恰恰與章氏的觀點若合符節。我們知道，章氏曾對袁樞的《紀事本末》體裁特致贊揚。……袁氏之體裁正合乎西方近代史學的著作形式，也是近人之治西史者所特別欣賞之一點。‘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正是‘研究問題’這一觀念的實際表現。” （《論戴震與章學誠》）從客觀上看，紀事本末體確實具有這樣的特點。歷史上哪些事件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與事件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又是什麽？當史家試圖把“歷史”組織為“事件”時，這些問題便不能不考慮。可見，在史家選擇“事件”的時候，“問題”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其實，即使不談紀事本末體，前面所引的宋代學者的幾段話也能反映出史學的發展趨勢。不論程頤、朱熹，還是呂祖謙，他們談論的都是“讀史”應該如何如何。“讀史”，已經不屬於“撰寫”；“讀史”強調的是讀史者應該如何理解歷史。質言之，“讀史”者已經展現出了一個“研究”者的姿態。在他心中，已經有了強烈的“問題意識”。我們看蘇軾的一段議論。他在討論“歷代世變”時說：“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族繼起，不得不廢經術，褒尚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能不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同，故五胡亂華。”（《蘇軾集》）這段議論有的地方有道理，有的地方則有些荒唐。但不論怎樣，蘇軾的意圖還是能看得很清楚的。他的意圖就是希望能够尋找到秦漢魏晉歷史變化的邏輯。我們再看馬端臨的一段話。他在《文獻通考》自序中說：“至司馬溫公作《通鑒》，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蹟，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 這段議論很見水平。他把政治史與制度史做了明確區分，認為“理亂興衰”的政治是“不相因”的，而“典章經制”則是“相因”的。能够考慮到政治與制度的不同，並進而指出其各自特徵是“不相因”與“相因”，這樣的思想實在是有相當深度了。它使以往僅僅關注“事”、“文”、“義”的舊史學黯然失色。
我們接著討論體裁的問題。如上所述，宋代以後，已經很難有新體裁出現了，這個變化在今人的史學史研究著作中也有反映。錢穆先生在《中國史學名著》中講完《文獻通考》後，接著講《明儒學案》。他開頭的說明很有意思。他說：“此下我們講明代，我想特別只舉出一部書，即是黃梨洲（宗羲）的《明儒學案》。實際，《明儒學案》已不是明代的書，這書在清代才完成。這樣講來，我就在明代想不出舉哪一部書來作史學名著講。”錢穆講中國史學名著，偏重的是史學著作的新體裁。我們知道，就傳統體裁而言，明代當然也還有很多史學著作寫成，如《元史》、《明實錄》、《國榷》等等，但若從新體裁的角度看，錢穆卻難以找到一部值得講的書，不得已只好講清代才完成的《明儒學案》。再往後，錢穆又講了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文史通義》是一部史學理論著作，已經不屬於敘述歷史的著作了。不僅錢穆如此，一般史學史著作在寫到這一時期也會發生某種改變，介紹的重點除了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外，往往就是王夫之的《讀通鑒論》、顧炎武的《日知錄》、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札記》等等。這些書都不是敘述歷史的著作。它們接續了宋代傳統，要麽是考史，要麽是論史，要麽是二者兼而有之。史學史研究者的不自覺選擇無異於告訴我們，那些繼續撰寫著的以“敘述”為主的傳統史學著作已經不能代表這個時期史學的最高成就了，而考史、論史則漸漸成為史學的重點。趙翼《廿二史札記》中，如“漢初布衣將相之局”、“東漢功臣多近儒”、“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周隋唐皆出自武川”等許多條目，都反映出他的問題意識已經十分強烈。李慈銘評論說：“其書以議論為主，……蓋不以考核見長。”（王樹民《廿二史札記校證》附錄）直到現在，很多研究者仍然可以從趙翼的“問題”中獲得啓發。
總而言之，宋代以後，雖然傳統的“敘述”歷史的著作依舊浩浩蕩蕩，但是在“重要體裁”基本齊全的形勢下，這個方面已經難有大進展了。史學若求新變，必須另覓新途。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以考史、論史見長的史家變得日益醒目了。如果這些認識無大錯，則我們可以得一結論：在“敘述”歷史與“解釋”歷史之間，存在著一個很長的過渡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徵就是考史、論史。
宋代以後的史學演變非常複雜，遠非這篇小文所能容納，上述想法充其量只是一個大膽的“猜想”而已。以過分簡化的方式來處理複雜的問題是十分危險的，我之所以明知故犯，或許只是因為內心深處存在著一種“猜想的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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