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的命運與史學的變化 將無同(胡寶國) 北大往復論壇轉載
《史記》在今天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在較早的時期,它的命運卻並非如此。東漢班固曾經批評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漢書•司馬遷傳》)唐初,《隋書•經籍志》在介紹《史記》、《漢書》的流傳時說:“《史記》傳者甚微”,司馬貞說“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史記索隱》序)

當然,我們注意到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如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注,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獎《史記》。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

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並不止《史記》一家。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南朝劉勰說“陳壽三志,文質辨恰。”(《文心雕龍•史傳》)華嶠所撰《後漢書》在西晉也頗受好評,時人以為“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晉書•華嶠傳》)至於說到簡約,那也不是《史記》獨有的,如“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文心雕龍•史傳》)干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晉書•干寶傳》)總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人們並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這與我們對待《史記》的態度大不相同。

我在《漢唐間史學的發展》一書中曾經說:“古代史學與現代史學是不一樣的。現代史學是以解釋為主,以敘述為輔;而古代史學則是以敘述為主,以解釋為輔。”當時這樣說是為了說明史書中“史論”部分的重要性。現在討論古人、今人對《史記》的評價問題,這段話同樣有用。蕭統《文選》序稱史書為“記事之史,繫年之書”。劉知幾《史通•敘事》篇說:“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既然史書主要就是“記事”、“敘事”,那麽其中文字表達如何、事情敘述得是否真實可靠自然就成了衡量其優劣的重要尺度。前引漢晉人所謂“文直事核”就是在強調這兩個方面。

孟子說:“王者之蹟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離婁下》) 按此,在“文”與“事”之外,史書還涉及到“義”的問題。那麽,什麽是“義”呢?簡單地說,所謂“義”就是指通過“獎善懲惡”,從而使得“亂臣賊子懼”。這是孔子改編《春秋》的根本目的,所以司馬遷說:“《春秋》以道義。”(《史記•太史公自序》)

總之,“事”、“文”、“義”三項是古代史學評論最關注的內容。明白了這一點,就比較容易理解漢唐人對《史記》為何評價不高了。按當時人看,《史記》在“事”的方面儘管也不錯,但並不突出,甚至還不如《漢書》。東漢王充說:“班叔皮續談《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浹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論衡•超奇》)如果從“義”的方面看,《史記》問題就更多了,“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在漢儒看來實屬“不義”。

那麽,今人為什麽會特別看重《史記》呢?我想,原因至少有以下兩點。首先,我們非常重視史學史上新體裁的開創,而《史記》正是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新體裁。這是一個里程碑,由此一路下來紀傳體史書綿延不絕。但是,讓當時人具有我們這樣的認識是不太容易的,因為他們無法預料以後的史學發展狀况。此外,我們重視《史記》,還在於司馬遷的著史目的,即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幾乎所有研究《史記》的學者都會提到這句話。這是為什麽呢?這是因為我們的史學是以解釋為主,我們最看重的是對歷史的解釋,而司馬遷的這句話正表現出強烈的解釋歷史的願望。這個特點在《史記》中時常可以看到。《史記•六國年表序》:

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

《史記•魏世家》: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記•伯夷列傳》: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我們看到,在“事”、“文”、“義”這些常規的套路之外,司馬遷腦子中還有很多“問題”存在。他試圖對歷史問題提出解釋。在解釋不了的時候,他也要把自己的疑惑寫出來。在解釋重於敘述的今天,這些特點理所當然地引起了我們的贊嘆。但是,在僅僅關注“事”、“文”、“義”的時代,他的這些思考、這些議論卻不可能受到太多的關注。劉知幾說:“史之有論,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史通•論贊》)他雖然在討論史論的問題,但著眼點還是在“事”,並沒有理解到“史之有論”的真正價值。

總之,因為我們與古人對史學的理解不同,所以對《史記》的評價也不同。但是,若追根尋源,我們其實也並不是最早給予《史記》以很高評價的,大約從宋代開始,人們對《史記》的評價就逐漸有了變化。呂祖謙稱贊司馬遷“高氣絕識,包舉廣而興寄深,後之為史者,殊未易窺其涯涘似也。”(《大事記解題》卷一二)鄭樵評價《史記》說:“會通之義大矣哉!……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製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遷之門戶自此衰矣。”(《通志》總序)馬端臨說:“《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文獻通考》自序)章學誠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 (《文史通義•申鄭》)趙翼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廿二史札記》卷一)

宋代史家有追求會通的風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通貫性的著作,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也都是通貫性的著作。他們從會通的角度看《史記》,自然會給予司馬遷以很高的評價。與之不同,清人評價從體例上著眼,也容易理解。到清代,紀傳體已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飲水思源,認識到《史記》的開創之功是比較自然的事情。

就《史記》的命運而言,這篇短文本來可以結束了。但是《史記》地位在宋以後的變化卻也在提醒著我們,宋以後的史學是否在其他方面也發生了變化呢?這個問題比《史記》的命運更有趣味。

對宋代史學,前輩學者評價很高。陳寅恪先生曾經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但是,宋代史學究竟在哪些方面展現出了它超越前代的獨特風采呢?陳寅恪先生並沒有解釋。

分析史學變化,不能不特別注意體裁問題,因為古代史學的變化往往表現為敘述體裁的變化。從《左傳》到《史記》,體裁發生了變化,從《史記》到《通典》,體裁又發生了變化。就體裁而言,宋代無疑是一個關鍵時期。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自序中說:“夫吾國舊史多屬於政治史類,而《資治通鑒》一書,尤為空前傑作。”與《春秋》、《左傳》、《漢紀》、《後漢紀》等此前的編年體史著相比,《通鑒》的成就的確是空前的。更為重要的是,《通鑒》還引發出了新的史書體裁,如朱熹的《通鑒綱目》、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都是因《通鑒》而來。王樹民先生說“在唐代以前,史書體裁只有紀傳體和編年體二種,杜佑撰成《通典》後,增加了典制體,並衍生了會要體,北宋司馬光撰成《通鑒》後,編年體盛行起來,從而産生了綱目體與紀事本末體,在史書編纂學中幾種重要體裁,至此已告齊全。”(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我覺得“重要體裁”的齊全是很值得分析的,它意味著以“敘述”為主的史學著作在體裁上已經很難再變出什麽新的花樣了,同時也預示著我們如果繼續用“體裁變化”——“史學發展”這個模式來觀察以後的史學變化,必定會感到十分茫然。

依我們的“後見之明”,在傳統的“敘述”之外,宋代史學還存在著一些其他的可走之路。這些路可能起初並不很顯眼,但在以後的歲月裏會越走越寬廣。我們知道,司馬光寫《通鑒》時,還寫了三十卷的《通鑒考異》。在《考異》中,司馬光對他所依據的各種史料仔細對比,詳加考證,最終確定史料的取捨,並把取捨的理由寫下來。很多學者都注意到宋代有考據的風氣,除司馬光《考異》外,如劉攽的《東漢刊誤》、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漢書藝文志考證》、《通鑒地理考證》、《漢制考》等等,也都是這方面的著作。此外,如洪邁、葉適也都有考據之作。梁啓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曾經說:“《困學紀聞》為清代考證學先導。”其實,這“先導”當中也應包括宋代其它的考據著作。今人編寫的各種古代史學史書籍在介紹《資治通鑒》時,《考異》總是會被提及的,但並非重點。從史學演變的角度看,《考異》的重要性可能並不在《通鑒》之下。如果說《通鑒》是舊有編年體史書的最高峰,是對過去的總結,那麽《考異》則更多地是指向了未來。

宋代讀史風氣濃厚,有關讀史方法的議論也很多。程頤說:“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蹟,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程氏遺書》十八)朱熹說:“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朱子語類》卷十一)呂祖謙說:“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統體,蓋謂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為嚴。(《東萊文集‧別集》卷十四,《讀書雜記三‧讀史綱目》)與前代相比,宋代學者的這些議論很新鮮。他們關注的是應該如何分析史書中所記載的歷史,而不再是僅僅從文本的角度去評價史書的“其事”、“其文”。宋代學者的這些讀史心得很多都被記錄了下來,從而形成了單獨的一類史學著作。在《四庫提要》史評類著作中,唐代只有《史通》一部,而宋代則明顯增多,如《唐鑒》、《唐史論斷》、《通鑒問疑》、《三國雜事》、《涉史隨筆》、《六朝通鑒博議》、《兩漢筆記》以及《存目》中的胡寅《讀史管見》等等均屬此類著作。此外,如三蘇的史論也很著名,只是沒有單獨成書而已。史論,古已有之,《左傳》“君子曰”、《史記》“太史公曰”,一直到《通鑒》的“臣光曰”都是史論。但這些史論都是附著在史書上面的,而宋代的變化則是出現了大量脫離了史書的獨立的史論之作(前代也有獨立的史論,如諸葛亮《論前漢事》,但數量很少)。這實際上與前述考異的情形一樣。考據也是古已有之,在以往史家寫史的時候,也必定會在史料的鑒別取捨上面下一番功夫,在注釋家的注釋中也或多或少總有一些考據的成分,但將這些考據成果獨立成書,也是宋代才有的現象。考據、史論漸漸從史書內部分離出來,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變化,它說明史學在“敘述”之外,又有新的領域出現了。這些領域到明清就逐漸成了史學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除考據、史論之外,宋代還有一部書很值得分析,這就是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宋史》袁樞本傳稱:“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鑒》,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他是怎樣“區別其事”的呢?我們舉一個例子。《通鑒》卷九至卷六十八記載兩漢歷史,袁樞則將其分為《高祖滅楚》、《諸將之叛》、《匈奴和親》、《諸呂之變》等四十三事。這些從歷史過程中提煉出來的“事”,意義非同尋常,因為它在誘導著“問題”的出現。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曾對《紀事本末》體大加贊賞。他說:“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文史通義•書教下》)余英時先生對章氏這段話有過分析。他在討論章學誠與柯林武德的史學思想時說:“柯靈烏頗贊同艾克頓的名言,以為科學的歷史家當‘研究問題而不是時代’。這一點也恰恰與章氏的觀點若合符節。我們知道,章氏曾對袁樞的《紀事本末》體裁特致贊揚。……袁氏之體裁正合乎西方近代史學的著作形式,也是近人之治西史者所特別欣賞之一點。‘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正是‘研究問題’這一觀念的實際表現。” (《論戴震與章學誠》)從客觀上看,紀事本末體確實具有這樣的特點。歷史上哪些事件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與事件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又是什麽?當史家試圖把“歷史”組織為“事件”時,這些問題便不能不考慮。可見,在史家選擇“事件”的時候,“問題”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其實,即使不談紀事本末體,前面所引的宋代學者的幾段話也能反映出史學的發展趨勢。不論程頤、朱熹,還是呂祖謙,他們談論的都是“讀史”應該如何如何。“讀史”,已經不屬於“撰寫”;“讀史”強調的是讀史者應該如何理解歷史。質言之,“讀史”者已經展現出了一個“研究”者的姿態。在他心中,已經有了強烈的“問題意識”。我們看蘇軾的一段議論。他在討論“歷代世變”時說:“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族繼起,不得不廢經術,褒尚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能不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同,故五胡亂華。”(《蘇軾集》)這段議論有的地方有道理,有的地方則有些荒唐。但不論怎樣,蘇軾的意圖還是能看得很清楚的。他的意圖就是希望能够尋找到秦漢魏晉歷史變化的邏輯。我們再看馬端臨的一段話。他在《文獻通考》自序中說:“至司馬溫公作《通鑒》,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蹟,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 這段議論很見水平。他把政治史與制度史做了明確區分,認為“理亂興衰”的政治是“不相因”的,而“典章經制”則是“相因”的。能够考慮到政治與制度的不同,並進而指出其各自特徵是“不相因”與“相因”,這樣的思想實在是有相當深度了。它使以往僅僅關注“事”、“文”、“義”的舊史學黯然失色。

我們接著討論體裁的問題。如上所述,宋代以後,已經很難有新體裁出現了,這個變化在今人的史學史研究著作中也有反映。錢穆先生在《中國史學名著》中講完《文獻通考》後,接著講《明儒學案》。他開頭的說明很有意思。他說:“此下我們講明代,我想特別只舉出一部書,即是黃梨洲(宗羲)的《明儒學案》。實際,《明儒學案》已不是明代的書,這書在清代才完成。這樣講來,我就在明代想不出舉哪一部書來作史學名著講。”錢穆講中國史學名著,偏重的是史學著作的新體裁。我們知道,就傳統體裁而言,明代當然也還有很多史學著作寫成,如《元史》、《明實錄》、《國榷》等等,但若從新體裁的角度看,錢穆卻難以找到一部值得講的書,不得已只好講清代才完成的《明儒學案》。再往後,錢穆又講了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文史通義》是一部史學理論著作,已經不屬於敘述歷史的著作了。不僅錢穆如此,一般史學史著作在寫到這一時期也會發生某種改變,介紹的重點除了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外,往往就是王夫之的《讀通鑒論》、顧炎武的《日知錄》、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札記》等等。這些書都不是敘述歷史的著作。它們接續了宋代傳統,要麽是考史,要麽是論史,要麽是二者兼而有之。史學史研究者的不自覺選擇無異於告訴我們,那些繼續撰寫著的以“敘述”為主的傳統史學著作已經不能代表這個時期史學的最高成就了,而考史、論史則漸漸成為史學的重點。趙翼《廿二史札記》中,如“漢初布衣將相之局”、“東漢功臣多近儒”、“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周隋唐皆出自武川”等許多條目,都反映出他的問題意識已經十分強烈。李慈銘評論說:“其書以議論為主,……蓋不以考核見長。”(王樹民《廿二史札記校證》附錄)直到現在,很多研究者仍然可以從趙翼的“問題”中獲得啓發。

總而言之,宋代以後,雖然傳統的“敘述”歷史的著作依舊浩浩蕩蕩,但是在“重要體裁”基本齊全的形勢下,這個方面已經難有大進展了。史學若求新變,必須另覓新途。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以考史、論史見長的史家變得日益醒目了。如果這些認識無大錯,則我們可以得一結論:在“敘述”歷史與“解釋”歷史之間,存在著一個很長的過渡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徵就是考史、論史。

宋代以後的史學演變非常複雜,遠非這篇小文所能容納,上述想法充其量只是一個大膽的“猜想”而已。以過分簡化的方式來處理複雜的問題是十分危險的,我之所以明知故犯,或許只是因為內心深處存在著一種“猜想的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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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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