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講司馬遷《史記》。《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所謂的“正史”,此下接著還有二十四史。在司馬遷當時,大家只知有經學、子學、文學這些觀念而沒有史學的獨立觀念。所以《漢書•藝文志》裏,只有《六藝略》、《諸子略》、《辭賦略》,而司馬遷的《史記》則附在《六藝略•春秋門》。可見當時學術分類,史學還是包括在經學中,並未獨立成一門學問。但司馬遷卻能創造出第一部“正史”,為以後幾乎兩千年所沿用,這不是一個極值得注意討論的問題嗎?依照現在人講法,司馬遷《史記》可說是一個大創造。司馬遷如何能完成這創造,這是一個大問題。

  上一堂講,中國歷史有三種體裁。一是重事的,一件一件事分別記下,像《西周書》。第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著年代先後來編排,這是孔子《春秋》。第三注重人物,歷史上一切動力發生在人,人是歷史的中心,歷史的主腦,這一觀念應說是從太史公《史記》開始。所以《史記》是一種“列傳體”,一人一人分著立傳,就是以人物為中心。我那年在美國耶魯講中國史,曾說歷史應把人物作中心,沒有人怎麼會有歷史?歷史記載的是人事,人的事應以人為主,事為副,事情只是由人所表演出來的。有一位史學教授特地和我討論,他說:歷史應該以人物為中心,為主腦,這層很有意思。但這人沒有事情表現,便跑不上歷史。我說:在這上,乃是東西方學術上一很大不同之點。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並無事情上的表現而成為歷史上重要人物的。諸位試把此觀點去讀二十四史,這樣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傳》兩百四二十年,裏面就沒有顏淵,豈不因他沒有事情表現,就不上歷史。但顏淵這一人在歷史上有他不可磨滅的地位,東漢以下人就特別看重顏淵。宋明時代人講理學,也特別看重顏淵。怎能說顏淵不是一歷史人物呢?既是一歷史人物,就該上歷史。所以司馬遷以人物來作歷史中心,創為列傳體,那是中國史學上一極大創見。直到今天,西方人寫歷史,仍都像中國《尚書》的體裁,以事為主,忽略了人。今天我們寫歷史,也跟著西方化,如我寫的《國史大綱》,也就分年分事,而又以事為主。但此為求簡便則可。若進一層講,也可說西洋史學還停留在我們周公《西周書》的階段,還沒有一個大的著作能像孔子《春秋》,乃至於如《左傳》般一年一月這樣分著的,當然更沒有像《史記》之列傳體,這是史學上一極大問題。清代乾嘉時章實齋著《文史通義》,他講中國史學上盛行的是《左傳》與《史記》,分年分人,將來該發展《尚書》體,把事情作主要單位。那時西方新學還沒有來中國。道光以後,慢慢地來了,中國人讀他們的歷史,就覺得章學誠已先見到了,西方的史學就是這樣,所以特別在清末民初,大家認章學誠是中國史學一大師。但我們還得進一步講,這問題並不這樣簡單。在我看法,中國人從《尚書》演進到(春秋》《左傳》,又演進到《史記》,這是中國史學上的大進步。並不能說中國的(春秋》、《左傳》到《史記》都不如西方把事情作中心的歷史體裁。這問題我雖今天只提起這樣一句話,不擬詳細講,但這話殊值諸位注意。

  今天我要講的是司馬遷怎樣會創造出這一種新的歷史體裁,就是列傳體來?他怎樣會提出一個新觀點、新主張,把人物為歷史中心?諸位今天不是大家做學問總喜歡要能創造,能開新嗎?那麼太史公《史記》在史學著作上,他是一個極大的創造,開了一條極新的路,使得人都跟他這條路跑,繼續有二十五史到今天,請問司馬遷怎麼樣走上這條路?我們能不能在這裡用心研究一下呢?

  諸位要知道,我已經講過,做學問要懂得發生問題,這就是所謂“會疑”。有了問題才要求解決。諸位不願意摹仿,要創造,那應先懂得別人怎樣創造的。這問題不是一凌空的問題。司馬遷怎會能創造出史學上的新體裁?我們上面已講過,《西周書》和周公有關係,《春秋》則是孔子所作,即是孔子的創造。孔子最佩服周公,然而他來寫歷史,卻是一個新創造。孔子爲什麼來寫這部《春秋》?爲什麽要來一個新創造?我亦曾根據孟子書裏的幾句話來發揮孔子作《春秋》的大義。現在到了司馬遷,他作《史記》,他自己曾有一番詳細講法,在他《史記》的“自序”裡。諸位要懂得,讀一部書,先該注意讀這書的作者自序。這也就是一個新體。孔子《春秋》沒有序,序是後來新興的。如《莊子•天下篇》,敘述莊子為什麼要講這樣一套思想,作這樣一套學術?也就是莊子書的自序。但此序不是莊子自己所寫。又如《孟子》七篇,最後一段就等於是孟子的自序。所以太史公自序這一體例,在孟子,莊子書中已經有了。以後人寫序,不放在最後,而放到最前來,這不是一重要問題。那麼我們要讀一人的著作,最好應該注意先讀他的“序”,他自己說怎樣又為什麼來寫這一部書,應有一講法,這部書的價值就在這地方。有的序只短短幾句。如顧亭林《日知錄》、黃梨洲《明儒學案》開頭都有一篇序,都很重要。至於我們寫了書請人家來寫序,這又另當別論了。

  今天我就根據《史記•太史公自序》來講《史記》,或許諸位已經讀過這序,但此文不易讀。最好是讀了《太史公自序》,便去讀《史記》,待讀了《史記》,再來讀《自序》,庶乎易於明白。當知讀一篇文章大不易。但只要能讀一篇,就能讀一切篇。這一篇不能讀,別篇也一樣不能讀。今天大家讀白話文,在學術上夠標準的著作不多,大家只是隨便翻,不懂得用心,都是一目十行地看過去,我們稱之曰“翻書”,又或說“查書”,所查又稱是參考書,沒有說“讀”書,這樣總不行。照《太史公自序》講,他們這個司馬氏家是“世典周史”的,他的祖宗就掌管周史,做歷史官。到了春秋時代,周惠王襄王時,司馬氏跑到晉國,那時周朝已衰。到了晉國後,司馬氏一家又分散到魏國、趙國,又到秦國。司馬遷就生在黃河的西岸,陝西的龍門。他父親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他雖是一史官,也學天文、曆法。學易、學老莊。曾寫有一篇《論六家要指》,討論戰國諸子各家大義,這文章寫得極好。他分別著戰國時六大家思想,各自長處在哪裡?短處在哪裡?他自然寫到儒家,當時的《易經》就算儒家了,但實際上《易經》就近於道家,所以司馬談的最後結論是佩服道家的。他在漢朝是做的太史令,但他不僅通經學,又通百家言,而推尊的是黃老。漢武帝去封禪泰山,司馬談同其他一般方士講封禪的意見不同,漢武帝就不要司馬談跟著去,司馬談就留在洛陽。他兒子司馬遷到外邊去游歷,那時還很年輕,回來時,他父親在洛陽病了,就對司馬遷說:若使我死後你再做史官,不要忘了我所要討論的很多事,你須把它寫出來。所以我們說太史公寫《史記》是承他父親遺命,這些或許諸位都知道。而《太史公自序》裏講他父親的話,更重要的在下面,讀《太史公自序》的人或許會不注意。《太史公自序》又記他父親說:“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愛及公劉,以尊后稷。”他說:我們到現在為什麼大家推尊周公?這因周公作了《詩經》之雅、頌、二南,而雅頌二南就是周人的歷史,從后稷下來,一路到文、武、周、召。周朝人的歷史,由周公寫出。我也根據孟子說:“詩亡而後春秋作”,來證明《詩經》跟歷史有關係,一部周代的開國史盡在《詩經》。不過我們今天來講中國史學名著,照一般講法,只講《尚書》,不講《詩經》。其實司馬談就以史學眼光來看重周公的《詩經》,而周公《詩經》的貢獻依照這話講,便在它能宣揚周代的歷史。所以又有一句話:“湯武之隆,詩人歌之”,這是說詩人所歌的便是歷史了。後來直到唐代,韓昌黎《平淮西碑》,李義山詩極稱之,謂其: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這就是把《尚書》和《詩經》並提。當然我們不能根據李義山來講《堯典》、《舜典》是真《尚書》,但可講《詩經》也就是歷史。這裏便見各人讀書,可以有見識不同。諸位不要認爲一句書只有一條路講。我此所說,從古代直到唐時人,像李義山是一個詩人,他也懂得《詩》、《書》兩經都同史學有關係。周公為什麼被人稱重?由司馬談講,是因他在宣揚史學上有了貢獻。周代到了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這就是孟子所說“詩亡而後春秋作”了。諸位至此應知,我此刻講中國史學名著,從周公《西周書》講到孔子《春秋》,接著講太史公《史記》,其實太史公父親就已這樣講。他又說:“漢興,天下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他是說:我做漢朝的太史官,我沒有能把漢代這些事情好好兒記下,那麼這個天下的史文不是在我手裡廢了嗎?這幾句話,就是我上面所印“無忘吾所欲論者”的話。而後來讀《太史公自序》的人,只注意了上一段,不注意到下一段。甚至於說:司馬談因漢武帝沒有要他跟著上泰山,他氣出病來,對他兒子說:等我死了,你做太史官,你該把許多事情寫出來,於是遂說太史公史記是一部“謗書”,來謗毀漢武帝這個朝廷的。他父親一口怨氣死了,所以司馬遷《史記》就是要寫《封禪書》。請問這樣,一部《史記》尚有何價值可言?太史公父親司馬談就因做了漢朝太史官,而沒有為漢朝寫下一部歷史,所以遺命司馬遷要完成父志。今試問寫歷史從哪裡來?豈不是從周公、孔子來,那豈不是歷史應以人物為中心,也就躍然紙上了嗎?

  諸位聽著我前面幾堂講,便知讀書不易。讀了孟子“詩亡而後春秋作”,不是不懂這句話怎講麼?讀了《太史公自序》,恰恰有如孟子“詩亡而後春秋作”的注腳。你能說司馬談沒有讀過《孟子》嗎?諸位只有翻書的習慣,《史記•太史公自序》是翻得到的,孟子這句話便不易翻到。讀到太史公這裡,孟子這句話便有用了。此是書之不易讀。而《太史公自序》記他父親司馬談講話,大家又只讀了上一截不再讀下一截,不是不曾讀,乃是讀了仍如不曾讀,此是讀書不易之又一例。

  司馬談死了三年,果然司馬遷接他父親做太史官了。司馬遷接著說:“先人有言曰: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他說他父親講過,周公卒後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這個作史責任,便在我的身上了。所以他來寫《史記》,是跟著周公孔子而寫的。五百年前有周公,五百年後有孔子,再後五百年有他。諸位試把此一番話去讀《孟子》最後一章孟子也就是這麼講。堯舜後多少年有湯武,湯武後多少年有孔子,孔子後多少年該有人出來才是。可見司馬談、司馬遷父子都曾讀過《孟子》,都有他們的學術傳統。司馬遷又說:有人能紹續這明世,出來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而此《易傳》、《春秋》、《詩》、《書》、《禮》、《樂》,在他那時都是經,還沒有史學。不過他是個歷史官,該要寫歷史,而所寫出來的則還是經學。我們也可說,這是太史公司馬遷理想中的新經學。諸位今天認為中國舊史學全可不要,要學西洋新的,這也不錯。但西洋史學也應有本有原從頭直下,怎麼來而到今天。你須先知道,才能繼續得下。做學問不能只叫自己做一個跑龍套。不做主角,也得做一個配角,有些表演。即做一個跑龍套,也須約略知得全本戲了才去做。要講西洋史學,也須知道有一整套西洋的史學史,然後回頭來寫中國歷史,可以周公、孔子、司馬遷、班固都不要。我們說:我要寫的是中國的新歷史呀!諸位,這責任又是何等般的大!

  現在有個大問題。今天以後寫歷史,固是再不會二十六史了,那麼下邊該怎麼辦?這不是個大問題嗎?原來講了半天,要講太史公的創作,但他仍是繼續的舊傳統,周公、孔子一路而來,他自己講得很明白。而太史公《史記》所特別用心的,乃是要學孔子,《自序》下面有一段太史公講孔子《春秋》的話。我們上面都依照孟子來講《春秋》,現在要講司馬遷講《春秋》是如何般講。諸位且不要自己講《春秋》,且聽從前人講《春秋》。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從前人這麼講,我且也這麼講。當然孟子、太史公以下,還有別人講《春秋》,但我們總得有個挑選。如下面我們將講到劉知幾怎樣講《春秋》,譬如近代康有為、章太炎怎樣講《春秋》?但這是在我們不要講的範圍之內了。諸位莫說康有為、章太炎是近代大人物,孟子、太史公是古代了。但當知再過五百年、一千年,孟子、太史公還存在,還是個大人物,至於章大炎、康有為是否還是個大人物,便有問題。如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新學伯經考》,是否都能存在?或是只存在於圖書館,給人家翻查批駁,只當一份材料就是,那就在未可知之列。

  有一位太史公的朋友間太史公:孔子為什麼寫《春秋》?太史公說:“余聞之董生曰”以下云云。董生便是董先生董仲舒,學《公羊春秋》,主張表彰六經排黜百家的便是他。太史公說:“余聞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周道衰微,正是王者之迹熄而《春秋》作。孔子就在這二百四十二年中間,來講它的是是非非,要為天下立下一個標準,所以他“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這樣可把理想上的王者之事表達出來。這是司馬遷引述董仲舒講孔子《春秋》的話。太史公《史記》是學孔子《春秋》,那麼在《史記》裡偶然講到漢高祖、漢武帝,有些處近似《春秋》“貶天子”,而後人偏認他為父親泄冤氣作謗書,那怎麽能來講太史公的《史記》?《史記》不僅是要寫下漢代初年很多事情,還要在這很多事情中有一個是非標準。他說:“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講幾句話,不如在實際的事上來講,可以很深切、很著明。所以說“春秋,王道之大者也”。孔子要講天下之道,孔子說:我若空講一番話,不如在過去的事上把我的意見來表現出這樣不對,這樣才對。所以曰:“春秋以道義”,孔子《春秋》只講個義不義,而在以往二百四十年的事情背後來表達。故又說:“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一部《春秋》裡,“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至於其他許多諸侯跑來跑去不能保其社稷的,不曉得多少。為什麼弄到這樣?所以說:“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又說:《春秋》“禮義之大宗”。這些話,太史公都是引的董仲舒。可是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哩,沒有這樣的話。(其實《春秋繁露》也不一定是董仲舒自己的書。連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裏,也不見這些話。《太史公自序》中說這幾句話,是他親聞之於董仲舒講孔子何為而作《春秋》,這一段話非常重要。至於太史公自己講,卻說我的《史記》不能同《春秋》相比,我只是把故事稍加整理,記下就是。這是太史公之自謙。而且他並不能自己說,我也要來貶天子,退諸侯。既然不敢,何以又在《自序》裡把董仲舒的話詳細寫下?這篇《自序》實在是一篇極好的大文章。此刻我來講《史記》,其實只抄此一篇《太史公自序》,直從周公、孔子到太史公,都已講在裡面了。現在我們接到剛才所講,太史公怎麼來創造出他的一部《史記》,他的大創作,諸位不是大家要創作,不要守舊,不要摹仿,不要跟著別人嗎?但太史公卻只是跟著周公、孔子,他的創作,就從模仿中來,不然又怎麼叫所謂學問呢?

  第二點我們要講的,太史公《史記》創作,特別重要的是在體裁方面。我已講過,《西周書》以事爲主,《春秋左傳》是分著年講的,而太史公《史記》則分著人講。太史公為何在這分事、分年之外,特別重視人呢?其實這些我們已不用講,《太史公自序》裡已詳細交代過,他就是要學周公、孔子,那不就是以人為重嗎?今天我們學西方人講法,史學該講事,而中國古人則從頭下來重在人。我們也可說,至少從孔子《春秋》以下,早都是以人為主了。如說:“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不是在事情背後一定講到人的嗎?太史公又說:“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他寫這文章時,已經不做太史官了。但他曾經做過漢朝的太史官,那麼這些明聖盛德,我不能廢而不載。這些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我不能廢而不述。那是他父親告訴他要講的,他若不論著,那是“罪莫大焉”。所以他寫《史記》,乃求勿“墮先人所言”,又曰“無忘吾所欲論著”。自從那時起到今天,寫歷史已經莫不以人物為中心。事情背後有一個“禮義”,我剛才說過,“春秋,禮義之大宗也”,而禮義則在人不在事。若使我們今天立下一個題目要來研究中國史學觀點中何以要特重人物的一個來源,這可以從中國古書一路寫下,直到太史公《史記》,遠有淵源。我想這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大觀點,也可說是中國一番絕大的歷史哲學,而且亦是中國傳統學問中一絕大精神。即照《太史公自序》,他就是看重一個周公、一個孔子,一千五百年直到他當時,這不就是歷史應以人物為重的一番最大精神已經表現無遺了嗎?

  我今天講太史公《史記》,主要就講到這裡,下邊還有關於太史公《史記》裡很多問題,暫可按下不講。我再重複一遍,今天講的,接著上一堂講中國史學演進之三階段。第一階段是紀事,第二是分年,第三是分人立傳。至於這三大階段中有很多問題,諸位可以自用思想,自用智慧,自具見識來發揮。但諸位千萬不能隨便空想,一定要有書本,有證據。如我講中國古代,只講周公、孔子,講《尚書》,既然古文《尚書》是假的,今文《尚書》也不可靠,可靠的只是《西周書》,而《西周書》一定與周公有關。我講孔子《春秋》,下面接著是《左傳》、《公羊》、《穀梁》,而講到《史記》。我這一大段講法,至少《太史公自序》中的話,句句可做我講演的證據。我們只要把那些有證有據的四面會通起來,直覺得我讀到古人書,卻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般,這在我們是學問上的一種快樂。至於從前人講話有不對的,我們也該能下判斷。如說《史記》是一部謗書,因《史記》中如《封禪書》,乃是特別為他父親遺命而寫下,這些都是讀了上文,不讀下文,這即是不通。諸位只要能把《太史公自序》讀一遍,兩千年來講《史記》的很多話,有真有不真,有對有不對,自能批評。所以讀書貴能熟,且莫多看,莫亂翻,更不要急速自己發揮意見。近人做學問便不然。不仔細讀書,卻急欲找材料,發意見。要講《史記》,凡屬講《史記》的先抄,所抄材料愈多,自己的聰明反而模糊阻塞,而《史記》一書之真相,也終於捉摸不到。若先只讀《太史公自序》,愈讀愈會有興趣,有了興趣自會有聰明有見解。其他的話,我們也自會批評。這是今天我借此機會來告訴諸位一個讀書做學問的方法。

  我此一堂課,只如上國文課,只在講《太史公自序》,把太史公自己的話來講他作《史記》的緣起,那我也只是來講歷史,並無自己主張。若諸位說:我是讀通了《太史公自序》那一篇文章,我已經感到很滿意。諸位且不要先把自己看得比司馬遷要高,看得自己太重要,便不肯再來向古人學問。諸位說:人類是進化的,但進化有一段長遠的過程,一兩百年往往不見有很大的進步。而且更不能說我們比周公、孔子、司馬遷都進步了。今天雲大多,光明不出來,若我們能坐架飛機跑到上空,雲都在下面,上面是很乾淨的一片天空。諸位能讀一部《春秋》一部《史記》讀通了的話,就如坐飛機到了雲的上層去,那時自能重見光明。若講材料,一年一年地積下,孔子《春秋》中材料,就不如《左傳》多。《左傳》裡材料是記載得多,但《左傳》比不上孔子《春秋》。諸位讀《史記》,先該懂得這道理,不能拿著一部《史記》從頭到尾把事情記得一清二楚,這是你不會讀《史記》。太史公《史記》明明是學孔子《春秋》,我之很欣賞《史記》的,在其記載事情之上,還有他一套。諸位更不要說:我學近代史,學唐宋史,《史記》和我無關。讀《史記》可長一套聰明,一套見識。實際上,我並不是要學《史記》,乃是要學司馬遷。你有了這一套聰明和見識,隨便學哪一段時代的歷史,總是有辦法。所以我告訴諸位,做學問該要讀一部書,至幾部書。讀此幾部書,該要讀到此幾部書背後的人。《史記》背後有司馬遷其人,他一輩子就只寫一部《史記》。他自父親死了,隔三年,他就做歷史官。此下花他二十年精力寫一部《史記》。又如司馬溫公花了十九年寫一部《資治通鑒》,歐陽修修《新唐書》花了十七年,李延壽寫南北史也寫了十七年,班固《漢書》不知他花了幾十年,又是父子相傳下那工夫。我們只要懂得前人這番功力,也就好了!我今天只講到這裡。

  一九五九、十一、二

  今天再接講《史記》。我們講過中國歷史分成三種體裁:一是記事,二是編年,三是傳人。在記事中又兼帶著記言,《尚書》是第一種體裁,以記事記言為主。《春秋左傳》是第二種體裁,以編年為主,但是在編年中又包括了記事和記言,即在記言記事之上再添上了編年。太史公《史記》以人為主,把人物作中心,但在傳人的體裁之內,同樣包括著記事和編年。即是說:記事和編年這兩體,已在太史公《史記》以人物為中心的列傳體之內包融了。所以我們可說:中國史書有了此三層的大進步。今天我們有一個欠正確的觀念,認為進步便是不要舊的了。不曉得進步是增有了新的,而在此新的中間還是包容著舊的。這才是進步,而不是改造。改造未必是進步。進步必是由舊的中間再增加上新的,新的中間依然保留著舊的,那麼這個新的當然比舊的是進步了。

  太史公《史記》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在此一百三十篇中,有十二篇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五類。本紀就是全書之大綱,是編年的。如《五帝本紀》,《夏商周本紀》,《秦本紀》,《秦始皇本紀》,一路下來到漢朝,一個皇帝一篇本紀,如漢高祖、漢惠帝,拿他個人做皇帝時從頭到尾的大事都是提綱摯領寫在裏面,所以本紀是編年的,就如《史記》裡的《春秋》。

  世家是分國的,春秋時代就有十二諸侯,一路到戰國,如《魯世家》、《齊世家》、《晉世家》、《楚世家》,這些分國史當然也照年代排下,但和《國語》、《國策》不同。《國語》、《國策》是一種國別史,而且以記言為主,而《史記》世家則主要還是記事。

  此下是七十篇列傳,為太史公《史記》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獨創的一個體例。但在《史記》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已經一天天地表現出來了。像《論語》。《孟子》、《墨子》、《莊子》都是一部書裡記載著一個人的事與言。《論語》記言也記事,《莊子》、《孟子》等亦然。如“孟子見梁惠王”此是事,“王何必曰利’則是言。可見記事、記言不能嚴格分別。而記言則就特別看重到“人”。當時有像《晏子春秋》,也就是把晏子一生言行寫成了一部書。《管子》雖不稱《管子春秋》,也只是講管子的思想和行事。所以《史記》裡的列傳也不能說是太史公獨創,以前早就有在歷史中特別看重“人”的事實,只不過太史公把來變通而成為列傳而已。

  除卻本紀世家列傳之外,又有“表”,這也不是太史公開始,以前也已有此體裁,這是全書中最重要的筋節。如《三代世表》,因古代夏。商、周事情疏略,不能一年一年詳細編排,所以只作“世表”。春秋戰國事情詳細了,所以有《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分國分年作表,所謂旁行斜上,全部春秋戰國裡的事情,是在這一年或在那一年,晉國這一年的某事和楚國這一年的某事,在同年或隔年,這都清清楚楚,一覽無遺。到了秦漢之際,秦二世以後,楚霸王漢高帝以前這一段就做“月表”,一月一月地記。《史記》中這十張表,由於事情不同而分配著來做表,真是如網在綱,一目了然。

  最後有“書”,那是《尚書》體例,專為一件事而特作一篇書。如記夏禹治水,《尚書》裡有《禹貢》,漢代也有水利問題,太史公就作《河渠書》,如此者八篇。

  因此,太史公《史記》,實是把太史公以前史學上的各種體裁包括會通,而合來完成這樣一部書,此真所謂“體大思精”。直從唐虞夏商周一路到他這時代兩千年以降的歷史,全部包羅胸中,從而把來隨宜表達,便有了他這樣許多的體裁。

  我曾告訴諸位,讀書該一部一部地讀。當然寫史也決不止一種死寫法,《尚書》是一個寫法,《春秋左傳》又是一個寫法,此下盡可有種種新寫法。我們此刻來講“史學名著”主要就要諸位懂得如何來寫歷史的這一番大學問。有了此學問,就可自己寫歷史。

  我們講史學有三種:一是“考史”,遇到不清楚的便要考。一是“論史”,史事利害得失,該有一個評判。一是“著史”,歷史要能有人寫出來。今天諸位治史只做“考史”工夫,而不能“論”,如說太史公《史記》,什麼時候所寫?到什麼時候而成?中間共分多少篇?這些都可考。但這些只關“材料”問題,諸位卻不懂得“論”。如太史公《史記》和左丘明《左傳》不同在哪里?其間高下得失須有論。我該取法《左傳》的哪些長處?《史記》的哪些長處?再加上此刻之所需要來創造,然後能“著史”。今天我們都不再寫歷史了,明天的人考些什麼呢?豈不連考都沒有了?我們的歷史豈不要從此中斷?民國以來的歷史就快沒有了,因沒有人來原原本本地寫,或寫其全體,或寫其一部分,或者寫人,或者寫事,若都沒有,大家不會寫,豈不成了大脫空。所以我們平常做學問,不能只看重找材料,應該要懂得怎麼樣去“著書”,怎麽寫史?像《西周書》,像《春秋左傳》,像《史記》,這都有一個間架。像造房子,先有一個大間架,至於一窗一門,小木匠也可做,大的間架就要有人來計劃。一窗一門拼不成一所房子。要先有了房子的間架,再配上窗和門。諸位做學問,不先求其大者而先把自己限在小的上,僅能一段段一項項找材料,支離破碎,不成學問。大著作家則必有大間架,而大間架則須大學問。今天所講的體裁,也只是一個大體,而不是有一死格局固定在那裏。如說春秋戰國可寫分國史,太史公把每一國家作為“世家”,但到漢代,已和從前不同,變了。如張良封為留侯,但張良並無一留國傳其子孫。如蕭何,封為酇侯,但也只是封他酇地,使得“食祿”而已。酇與留都非一獨立的國家,但既封為侯,太史公《史記》也把來列入‘世家”,這豈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此其一。

  又如寫孔子,照例當然是該稱“列傳”,而太史公《史記》卻特別把孔子升上去,立為‘孔子世家”。在春秋時,並沒有封孔子一個國,孔子也沒有土地傳子孫,並且也不能像張良、蕭何般有“爵”位傳下,怎麼太史公卻來寫孔子“世家”,這豈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之尤嗎?但我們到今天,才知太史公見解之偉大。我們今天來到臺灣,亦尚有孔子的七十六代孫在臺灣,可說在中國,只有此一世家永傳不絕。此見孔子之偉大,但亦見太史公見識之偉大。他寫《史記》就是學的孔子《春秋》,在他心目中,就覺得孔子是全中國歷史上人物中最偉大的一個,所以他自破其例,作為孔子“世家”了。太史公更無法拿一句話來講出孔子之偉大,來講他和其他諸子百家之不同,他只在寫孔子的題目上把“列傳”換了“世家”二字,用此來講,比講其他話更來得明白有勁,那是《史記》之“自立例而自破例”。只因後人都尊孔子,才不覺其可怪,不多加批評。

  而太史公《史記》中又寫了一篇《項羽本紀》,那似乎更荒唐了。直從《五帝本紀》、黃帝到堯舜而下,夏、商、周、秦等本紀,以至《秦始皇本紀》,接下是漢高祖、漢惠帝,豈不順理成章,而中間卻橫插進一個項羽?項羽不成一個朝代,他只是個短暫的過渡人物,而太史公特地寫了一篇《項羽本紀》,於是遭受到後人不斷批評。但秦是亡了,秦二世已投降,漢高祖還未即位為皇帝,中間所謂秦楚之際的一段計有五年,太史公把來放在項王身上,“本紀”本只是把來編年的,那麼項羽這幾年也自該稱“本紀”了。但太史公《史記》又並不稱為《西楚霸王本紀》,而連姓帶名直稱《項羽本紀》,在這一顯然不妥的題目下,卻自見太史公有一番深遠的意義。秦亡了,漢沒有起,中間有項羽,然而他又不成為一個朝代,只是一個人物,因此他雖是位為西楚霸王,而《史記》不稱《西楚霸王本紀》。雖則大家都稱他“項王”,太史公文章裡也有稱“項王”的,但題目上則稱《項羽本紀》,這實在又是太史公一番了不得處。後人批評太史公,說其書“疏”,如項羽怎能立本紀,孔子怎能立世家?不是大大的“疏”嗎?疏是不細密,粗枝大葉,有忽略處。或又稱之曰“好奇”,如項羽怎立本紀,這不是好奇嗎?其實這種評論難免淺薄,不能深切地來欣賞太史公《史記》之與眾不同處。到了《漢書》,那就改稱《項羽列傳》了。可是漢高祖元年稱王,項羽已死,項羽又不是漢代人,而作《漢書》的又不能不載有項羽,然則把項羽列漢初,豈不成了密中之疏嗎?可見此等爭論都很淺薄,不值得爭,而太史公把項羽列入本紀也自有他的妥貼處。幸而孔子是春秋時代的人,班固作《漢書》寫不到孔子,否則豈不也要將《孔子世家》改成《孔子列傳》嗎?這種地方,我們正可見太史公《史記》之偉大。只就列傳一體論,就有很多了不得的地方。即如先秦諸子方面,孔子作為世家,又有一篇《仲尼弟子列傳》,此又是一特例。《史記》並沒有《墨子弟子列傳》,或孟子荀子弟子列傳等。在戰國時,所謂儒分為八,墨離為三,但太史公只寫一篇《孟子荀卿列傳》,把孟、荀兩人合在一起。直到今天講戰國儒家展就是孟、荀兩家。在漢初,本是道家、法家思想盛行的時代,要到漢武帝表彰五經以後,才是儒家思想盛行,而太史公寫了一篇《老莊申韓列傳》,把法家申不害、韓非和道家老子、莊子合成一傳,說法家思想乃從道家來,此種見識,又是何等偉大。諸位說自己只研究歷史,不管思想,但在歷史中又如何能不管思想呢?所以像太史公《史記》那樣寫《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老莊申韓列傳》等,只幾個題目便已可說偉大極了。其他諸子,零零碎碎,都附在《孟子荀卿列傳》裡。到了民國初年,大家又認為太史公忽略了,對墨子沒有詳細寫。其實太史公所忽略的也不只墨子一人。可是墨子思想從漢到清都不顯,他的地位遠不能和太史公所舉的孟、荀、申、韓、老、莊並舉。只就此一點看,可見太史公講戰國學術思想也已經是獨步千古的了。他父親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最佩服道家,也有一番極精到的言論,太史公承父遺命來寫《史記》,而《史記》裡對百家觀點,便和他父親的觀點不一樣,司馬遷把他父親的見解和他自己的見解都清清楚楚地收在《史記》裡,真可稱得上良史。

  諸位讀《史記》,首先該讀《史記》的《自序》,第二要看《史記》的目錄,這些都約略講了。此外我再舉出幾個另外的觀點:第一,《史記》雖為第一部正史,太史公和他父親雖都是漢朝的歷史官,但《史記》並不是一部官史,而是一部私史。即是說《史記》乃私家的著作,而非政府衙門裡照例要寫的東西。換句話講,這在當時是“百家言”,非“王官學”。太史公學孔子《春秋》,孔子自己正講過:“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本不應由私家寫,而孔子竟以私家身份來寫了,所以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今天要來辨太史公《史記》也是一部私史,而非官史,且舉幾個簡單的例來說。《太史公自序》上就說:“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這明明說此書是一家之言了,明見不是部官書。又說:“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所以要“藏之名山”,為怕稿子容易散失,只把副本留在京師——長安,易得識者和傳人。古人保留著作不易,要等待後世有聖人君子更渺茫。不像我們現在,書沒寫好,就要流傳,一出版就有人來買來看,這是觀念上不同。而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裏,還有兩句更重要的話說:“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謂“天人之際”者,“人事”和“天道”中間應有一分際,要到什麼地方才是我們人事所不能為力,而必待之“天道”,這一問題極重要。太史公父親看重道家言,道家就側重講這個天道,而太史公則看重孔子儒家,儒家注重講人事。“人事”同“天道”中間的這個分際何在?而在人事中則還要“通古今之變”——怎麼從古代直變到近代,中間應有個血脈貫通。此十個字可以說乃是史學家所要追尋的一個最高境界,亦可說是一種歷史哲學。西方人講歷史哲學乃是一套哲學,只把歷史來講。若說中國人也有歷史哲學,應該不是一套哲學,而仍是一番歷史,只是從歷史裡透出一套思想來。即如說“究天人之際”“明古今之變”,這才真是中國人的歷史哲學。此後太史公《史記》被稱為中國第一部正史,可是第二部以下寫正史的人,都不能有太史公這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偉大理想和偉大見解了。

  在《太史公自序》裡只說“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此兩句話十二個字,其實也已了不得。在太史公以前,中國的學術分野:一個是王官之學,就是六經;一個則是百家之言。在六經中也就有各種講法,如《春秋》有《公羊》、《穀梁》、《左傳》。他著《史記》,要來“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他所注意到的材料就已包括了整個學術之各部門,要來辨其異同,編排起來,而從此中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可是此處十二個字與上引十個字見解工夫究有不同,只是他說要“成一家之言”,則兩處一樣,並無異說。

  其次要討論他的書名稱“太史公書”,這是他的私人著作,所謂“成一家之言”的,而後人稱之為《史記》,這是後起的名字,只是一個普通的史官記載之名。現在要講“太史公”三字,這更是一個比較小的問題。司馬遷的父親做漢代的史官,司馬遷書裡就稱之為“太史公”,而史記裡有許多司馬遷自己的言論,開頭也便說“太史公曰”,則司馬遷又自稱“太史公”。此三個字究該怎解呢?《史記集解》引如淳說:‘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這應是一很高的官,待漢宣帝後,始把“太史公”改成了“太史令”。這是如淳的說法。但在《漢書•百官公卿表》,《後漢書•百官志》裡,只有“太史令”,無“太史公”。“太史令”只是六百石的小官,怎說它位在丞相之上。但我們又怎知《漢書•百官公卿表》不是根據了宣帝以後的官制呢?而且如淳的話根據衛宏,而衛宏是東漢時人,那麼這問題還該細探,不該如此便解決。在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裡說:“向者僕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可見太史公自己也說他只是做的“下大夫”,就是六百石的小官,其位決不在丞相之上。下面他又接著說:“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若位在丞相之上,則決不和卜祝並舉。《太史公自序》裡,司馬談又說:“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可見司馬遷父子當時是做的“太史令”,決沒有錯。但因尊稱他父親,故改稱“太史公”,後來他寫《史記》也便自稱“太史公”,而其書即稱《太史公書》。但為何司馬遷只做的是“太史令”而他敢自稱“太史公”呢?有人說這是他的外甥楊惲稱他的,也有人說是東方朔看他書時所增的。我想這些話都不可靠。他在《自序》裡已稱《太史公書》可證。但他《報任少卿書》開頭就有:“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云云,那時的司馬遷已經不做太史令,而為武帝之“中書令”,為何一開頭便自稱“太史公”?至於“牛馬走”三字應是對任少卿之謙辭,不應說是對自己父親太史公之謙辭。那麼此書首太史公三字,或許可能是後人增添進去的。現在再復述一遍,專查《漢書•百官公卿表),《後漢書•百官志》,來駁集解如淳說,這最多只有到七八分,未達十分。今引太史公自己。的文章《報任少卿書》,明云“廁下大夫之列”,又《太史公自序》明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那才是十分的證據。《史記》上究竟是“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呢?抑為“太史公”呢?則又要追究到《史記》的版本問題上去。至於像“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九字,却盡可存而不論,而搖動不了我所要作的最後定論。這不是已經解決到十分之見了嗎?然而我還有一講法,講到書的背面、字的夾縫裏去。所以考據之學有時很有趣味、很撩人!諸位當知,衛宏、如淳所說: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本上丞相。為何如此般信口胡說,在我認為那是衛宏、如淳誤以當時司馬遷充當了“中書令”而又弄成了“太史令”。他《報任少卿書》是一篇千古難讀的好文章,清代包世臣《藝舟雙揖》中曾提到他讀懂了這文章,我今也敢說,我也讀懂了這一篇文章,那文章難在一時捉不到要領。我試約略敘說如下:因太史公直言李陵的事,漢武帝生他氣,但愛他之才,並不願意殺他。定了他死罪,還可自贖。但太史公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既沒有錢贖,還有一個辦法可以免死,就是受腐刑。這事在太史公心裡最難過。但他結果自請受腐刑,把他生命保全了,主要是為他書沒有寫完。所以他在這文章裏特別講到受了宮刑不算人,來道出他為何不自殺,只為了要寫完他這一部《史記》。而漢武帝則特別愛重他,因他受了宮刑,遂得派他做中書令,即是當時的內廷秘書長。他朋友任少卿認為他既為武帝最親信的秘書長,應可幫任少卿講話。而司馬遷之意,他下半輩子的生命,則專為寫一部《史記》,再不願意管其他事,講其他話。直從他為李陵事述起,來請他朋友原諒。至於贖死罪,只幾十兩黃金便得,而司馬遷家裏竟就拿不出此幾十兩黃金。而那時朝廷貴人家裡千金萬金的多的是。這篇文章意氣運轉,非熟讀不易曉。至於衛宏、如淳所說,則正是司馬遷做中書令時的情形。若說天下計書先上中書今,後上丞相,那是不錯了。而那時的中書令則正是太史公司馬遷在做。若說當時一個秘書長的地位還在丞相之上,這也未嘗不可如此講。或許衛宏、如淳弄錯了,把中書令誤會到太史公。若如我這般講,講出了衛宏如淳因何而錯,才可以說考據到了十分。因此我們就證明漢代並無“太史公”這一個官,這樣我就對《史記》的大概情形講完了。

  我想再講一些關于《史記》的文章。當然我們讀《史記》,主要在讀他的事情,不在讀他的文章,而好多大文章又是在言外的。如我所舉《孔子世家》《項羽本紀》之類,此皆有甚深意義可尋。但下到魏晉南北朝時代,崇尚驕文,便都看重班固《漢書》,不看重太史公《史記》。直要到宋代以後,才看重《史記》更在《漢書》之上。明代歸有光就是用功《史記》的,清代方望溪承之,有一部《歸方評點史記》,為清代“桐城派”所重視。直到曾國藩始主再把《漢書》駢體來補充進《史記》散體中。至於班固《漢書》批評《史記》,說其文“善序事理”、“辯而不華”、“直而不野”、“文質相稱”、“良史之才”,此是以史書的眼光來作批評,和歸方桐城派以文學眼光來作批評不同。但我還是主張以大著作的眼光,該以其成為一家之言的眼光來作批評,當更可看出《史記》文章之高妙。總之,太史公不僅是中國千古一大史學家,也是千古一大文學家。他的文章除《史記》以外,就只有《報任少卿書》一篇,此外都不傳了。好了,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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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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