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峰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 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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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於和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相關之出土資料大量問世，“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說法一度頻繁見諸報刊。這究竟是一個嚴肅的命題，還是一個供媒體使用的口號，應予以審視和評價。出土文獻的確為改寫中國思想史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可能性，但由於出土文獻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出土文獻研究的複雜性，使其所能發揮的作用受到限制，不經過長期的、艱苦的文本整理和復原，不能輕易用出土文獻來改寫中國思想史。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研究方法有相通之處，不應輕易否定傳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二重證據法”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沒有多少可以指導具體研究的方法論成分。對“二重證據法”的過度推崇，滋長了輕率、粗糙的學風，導致了研究方法的簡單化。
近年來，與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相關的出土資料不斷問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三大發現，即1973年末至1974年初出土的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1993年出土的湖北荊門郭店楚簡，與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古董市場購回的湖北楚簡。這些重大發現，使海內外從事中國古典學研究的學者為之振奮。尤其20世紀末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問世之後，無論是媒體還是學界，都處於極度興奮的狀態之中，“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說法頻繁見諸報刊。然而，隨著學者們對簡帛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術態度的日趨冷靜，“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提法開始少見了。這究竟是一個嚴肅的命題，還是一個供媒體使用的口號，現在已經到了予以重新審視、評價的時候。應該如何去除情緒的色彩，如何賦予科學的意義，如何反思利用出土文獻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都是值得我們去總結的問題，同時也是對今後的研究必然產生影響的問題。
就此，本文主要圍繞以下三個問題展開討論：出土文獻為改寫中國思想史提供了哪些可能性，利用出土文獻改寫中國思想史要注意材料的局限性，以及利用出土文獻改寫中國思想史要注意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一、利用出土文獻改寫中國思想史的可能性
在中國思想史上，從《左傳》所記最後的年代（魯哀公卒於有山氏，周貞定王二年，西元前467年）到《戰國策》所記開始的年代（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為縱長。周顯王三十五年，西元前334年），由於文獻的欠缺，歷史記載出現了一段很大的空白，即從西元前467年到前334年，空白了約133年。從社會風俗看，這段時期變化很大，顧炎武曾經提出過好幾個現象加以論證，例如，到《左傳》為止的時代，士大夫以上階層在交往時都要賦詩，到了《戰國策》以後的記載中找不到了。春秋時代“尊禮重信”，而到戰國時代則絕不言，等等[①]。從思想史現象看，我們可以發現，孔子從不“仁義”並舉，而孟子從不只單獨談“仁”。由於歷史的巨變和轉折，在思想史上，這絕不是一個平平淡淡、可有可無的130年，歷史變遷引發的社會所有階層的觀念變遷，也一定會在思想史上留下濃重的痕跡。由於材料的限制，顧炎武只能通過對比，論及他所注意到的一些現象，這130年間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如果不能提供那個時代的實物資料，那就永遠只能停留於想像和推測，只有當出土文獻放在我們面前，我們才能將想像和推測化為真實的討論。
雖然對郭店楚簡、上博館藏楚簡的下葬時代有爭議，對馬王堆漢墓帛書的成書時代有爭議，[②]但是，哪怕是同時抄寫、同時出土的文獻，不同的文章在成書時代上也決不可能完全相同，而且，抄寫時代並不等同於成書時代，就是說，既有早期形成的部分，也有晩期形成的部分。因此，其中一定存在上述空白時期形成的文獻、或反映上述空白期思想變化的內容。所以，從縱的角度、從思想史變遷的角度看，在客觀上，上述出土文獻為這段空白期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材料，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這是無可爭議的。即便上述出土文獻不屬於這段空白期，而形成於空白期之前或空白期之後，也同樣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
再從橫的側面來看，出土文獻作為一種特殊的思想史資料，就像一個被橫剖開的考古文化層，靜止地凝結於某一歷史時段，有如今天所使用的教科書或報刊雜誌、檔書信突然被封存，過了幾十年或幾百年後再被打開一樣，保持了原汁原味、未經後人整理、潤色、增刪、修改。而傳世文獻則不同，有時是天災、戰爭等客觀因素，決定了或存或毀的命運，有時則依據不同時代的要求，被反覆篩選、詮釋，注上加注，層層疊疊，作品面貌發生很大變化。
從這個角度來看，出土資料在思想史研究方面，為我們提供了較為真實的文本，在研究思想史流變時提供了某一時段的可信的參照物。眾所周知，過去的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第一要做的就是文獻整理和批判，這樣，因為在文獻的“可信”和“可疑”，是“真”還是“偽”上常常發生分歧，使用同樣的材料，思想史的研究結果可以出現巨大的差異。
出土文獻為我們提供了早已殘缺不全、或湮沒無存的思想史資料，這裏仍以前述三大發現為例，和《詩》相關的資料有上博楚簡《孔子詩論》、《交交鳴烏》及一些出土文獻中對佚詩的引用；[③]和《易》相關的的資料是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經傳（《易之義》、《要》、《二三子問》、《繆和》、《昭力》等）；[④]和《禮》相關的的資料是上博楚簡《昔者君老》、《內禮》等；[⑤]和儒家相關、特別是與孔門傳承相關的資料包括：竹帛兩種《五行》、馬王堆帛書《德聖》、郭店楚簡及上博楚簡兩種《性自命出》、郭店楚簡《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六德》、《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上博楚簡《子羔》、《魯邦大旱》、《從政》、《相邦之道》、《仲弓》、《弟子問》、《君子為禮》、《季康子問於孔子》等；[⑥]和道家及黃老思想相關的資料有：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九主》、郭店楚簡《太一生水》、上博楚簡《恒先》、《三德》、《彭祖》等；[⑦]與古史傳說及歷史人物相關的資料有：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春秋事語》；郭店楚簡《唐虞之道》；上博楚簡《容成氏》、《融師有成氏》、《競建內之》、《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姑成家父》、《柬大王泊旱》、《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脽》；[⑧]與兵家相關的資料是上博楚簡《曹沫之陳》[⑨]；與墨家相關的資料是上博楚簡《鬼神之明》；與縱橫家相關的資料是郭店楚簡《語叢四》；與古樂相關的資料是上博楚簡《采風曲目》；與陰陽家思想相關的是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兩種、《刑德》三種[⑩]；與醫學相關的有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等多種；與天文學相關的有馬王堆帛書《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等，與相術相關的有馬王堆帛書《相馬經》等多種。和陰陽家、醫學、天文學、相術相關內容也可以歸為術數、方技類。[11]可見出土文獻中思想史資料數量極大，涉及面廣，很多都是至少唐以後古人所看不到的全新材料。[12]
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對照，有助於對傳世古籍的校讀，有助於對古籍形成過程的認識。例如，馬王堆帛書《老子》[13]、郭店楚簡《老子》甲乙丙三篇[14]和今本《老子》；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15]和今本《戰國策》；馬王堆帛書《周易》[16]六十四卦經文、上博楚簡《周易》[17]和今本《周易》的經文部分；馬王堆帛書《周易》中《繫辭》和今本《周易》的《繫辭》；郭店楚簡及上博楚簡《緇衣》和今本《禮記‧緇衣》，上博楚簡《民之父母》和今本《禮記‧孔子閒居》[18]。通過其中文字文句的異同對比，我們可以瞭解文本的變遷和詮釋的變遷，校訂古書的錯誤。同時，出土文獻的出現，也使中國思想史上一些重要著作成書時代的推斷有了可靠的依據。例如，通過馬王堆帛書《老子》，可以斷定，與今本相似的文本至少在戰國晩期已經定型。[19]上博楚簡《周易》的出土，證明了至少在戰國中期，與今本相似的六十四卦經文已經定型。[20]通過郭店楚簡《六德》和《語叢一》中的描述，可知“六經”觀念至少在郭店楚墓下葬時期已經成型。
出土文獻還有助於對古籍真偽的辨別和時代的判斷，可以啟動一些過去因判為偽書而長期冷落、評價不高的文獻，並重新估量其價值。這項工作可以說是從唐蘭先生開始的，他的論文《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兼論其與儒法鬥爭的關係》及其“附錄一”[21]將《黃帝四經》中一些文句抽出來，和《鶡冠子》、《尉繚子》、《尸子》、《文子》等相比較，證明了這些文獻中的內容不可能全偽，所謂的“偽書”中有其真實的部分。近年來，通過深入研究，學者們又陸續有新的發現，例如，從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所出《文子》殘簡看，今本《文子》雖經後人作過較大的改動，但也不能簡單地視其為抄襲《淮南子》等書而成的偽書。曾被疑為非先秦之書的今本《六韜》、《尉繚子》、《晏子》有部分文字與山東銀雀山漢簡本大體相合。通過對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的整理與發掘，一些過去不受重視的儒家典籍，如《孔叢子》、《孔子家語》等，其部分內容之價值也得到了重新認識。
對出土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促進了對中國先秦秦漢思想史脈絡的疏理，為原來不甚明瞭的問題提供了得以展開的新資料。茲舉數例。
1、早期儒學。有相當多的學者認為，郭店楚簡、上博楚簡正好就是前述思想史上那個空白的、已經失落的部分。具體而言，孔子比孟子大180歲，從孔子到孔子弟子再到孟子，正好在約130年間[22]。而且，郭店楚簡、上博楚簡中出現了很多《史記‧孔子世家》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的人物，如顏回、仲弓、子路、子貢、子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因此，新出土資料對瞭解孔子死後“儒分為八”的情況，對推進“七十子”研究，對探討“子思學派”的存在與否，提供了幫助。因此，郭店楚簡、上博楚簡一定是孟子、莊子以前的作品。
此外，也有人認為，較之早期儒學，郭店楚簡、上博楚簡與孟子、荀子關係更為密切，如日本及歐美的一些學者[23]。
2、儒道關係。通過簡本《老子》，可知簡本並不像今本那樣反對“仁義”，對“孝”既否定又肯定，反映出道家對包括儒家在內吸收兼融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在郭店楚簡《語叢一》、《語叢三》，上博楚簡《恒先》、《三德》中，可以看出，雖然不同文獻或傾向儒，或傾向道，但存在儒道兼融的跡象[24]。
3、黃老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黃老思想成為一問有實質內容的學問，實際上是在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出土之後。郭店楚簡《太一生水》、上博楚簡《恒先》、《三德》為黃老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為豐富的材料。對出土文獻的詮釋，又帶動了《管子》四篇、《韓非子》四篇、《呂氏春秋》、《淮南子》、《申子》、《慎子》、《鶡冠子》、《尹文子》、《文子》、《列子》、《尸子》等一大批相關文獻的再研究。我們由此得知，漢初黃老道家的淵源在楚地，而齊地的道家可能非主流。《史記》、《漢書》所述學術傳統，多側重北方，對南方楚地的學術史涉及較少。楚地黃老簡帛的發現，正好可以彌補缺環。
4、《周易》經傳研究。由於新材料的擴充，《周易》在術數和義理兩方面的研究都得以深入。上博楚簡《周易》的特殊符號，馬王堆帛書《周易》的卦序，馬王堆帛書《周易》大量的傳文都是研究的熱點。
5、宇宙生成論。宇宙生成論是思想史上重要話題，過去依據的資料只有《楚辭‧天問》、《淮南子‧天文》等。而長沙《楚帛書》、郭店楚簡《太一生水》、上博楚簡《恒先》的出現，則大大促進了這項研究的發展。
6、民間思想研究。陰陽五行、天文、曆法、算術、星象、占卜、釋夢、醫學、養生、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等葛兆光先生在《中國思想史》第一卷[25]中稱之為“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內容。由於資料的匱乏，也由於過去只重視精英階層思想的研究，民間思想研究還是一片空白，而現在這項研究越來越興旺，和出土文獻提供了條件有很大關係。
7、一些長期爭議、難以解決的思想史現象、命題，如儒家對“心性”問題的探討、對“情”的重視、對“禪讓”的宣揚。道家“自生”觀念的提出，黃老思想“道―名―法”思想架構的產生，等等。過去十分模糊，現在有了展開的可能。
8、對先秦學派劃分的謹慎認識。在我們使用“六家”、“九流十家”的概念去排列梳理出土文獻時，出土文獻的真實面貌告訴我們，那時很可能並無後代命名的、具絕對意義的門派觀念，我們只能說某一文獻以某種傾向為主[26]。例如，上博楚簡《鬼神之明》可能是儒墨之間的對話，郭店楚簡《唐虞之道》存有墨家思想影響的痕跡。郭店楚簡《窮達以時》的天人關係論可能有著道家天人論的思想背景。郭店楚簡《語叢一》、《語叢三》中的許多論述將儒道術語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上博楚簡《恒先》中顯然夾雜著名辯的色彩。上博楚簡《三德》既有和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相近似的地方，也有和《禮記》、《大戴禮記》相近似的地方。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雖然以道家為主幹，但將儒、法、名、陰陽都包融在內。
總之，出土文獻為我們提供了大量新鮮的材料，豐富了思想史的內容，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盤活了一批長期未受重視的傳世文獻，引發了史料的重新評估和排列，為一些長期未能解決的問題提供了新的機會，從各個側面對中國思想史產生了影響，使所有研究古典學的人都不得不關心出土文獻。從這些意義上講，出土文獻具備了改變思想史面貌的可能性。
二、利用出土文獻改寫中國思想史的局限性
然而，出土文獻只是為我們提供了改寫思想史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創造了條件，並不等於有了出土文獻就有了一切。通過出土文獻改寫思想史，正如廖名春先生所言，必經兩途。一是理論反思，一是史料出新[27]。理論反思的問題在下一節討論，在此討論出土文獻作為一種史料本身的局限性問題。在新材料頻繁出土，不斷引起學者們期待和興奮的過程中，人們對出土文獻所具備的神奇作用談得多，仿佛出土文獻是靈丹妙藥，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而忽視出土文獻自身所存在的局限。
第一，出土文獻是否提供了足以改變思想史主線的材料。從現有的出土文獻看，除了上述“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層面，以及黃老思想等，由於過去未曾深入研究，會有較大改觀之外，其他的層面尤其是和“諸子百家”相關的精英思想的層面，我們很難通過出土文獻從根本上動搖過去通過傳世文獻構建起來的思想史脈絡。僅以在大陸形成的學科體系為例，在胡適、馮友蘭、任繼愈等學者構建的“中國哲學史”、在侯外廬等學者構建的“中國思想史”中討論的主要話題、主要概念、主要人物在出土文獻中依然扮演著主要角色。劉大鈞先生在闡述易學史研究方法時指出：“我們僅憑目前的出土資料，絕不足以完成對漢人今文《易》的解讀和研究，我們對漢人《易》學史研究，還須以傳統資料為主。”[1]（P4）因此，至今為止的出土文獻研究，只是在一個個局部彌補、啟動、豐富、充實了依賴傳世文獻研究構築起來的思想史框架，而不足以從深度和廣度上推翻之、顛覆之。在哲學史和思想史研究中，傳世文獻依然是主，而出土文獻依然為輔。因此，更為精確地說，就思想史整體而言，出土文獻只是從局部上改寫了思想史，或出土文獻補寫了思想史。
第二，如前所述，傳世文獻因種種自然的或人為的原因，有的被淘汰、毀滅，留存下來的也遇到被修改、被詮釋的命運，使其面目發生變化。但許多傳世文獻得以流傳也絕非偶然，首先，經過時間沖刷能夠留存下來的必然是值得代代傳承的精華部分。其次，傳世文獻大多經過整理、篩選，所以流傳下來多為比較好、比較完整、比較定型的文本，中國古代歷來重視文獻整理，《國語‧魯語下》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漢書‧禮樂志》曰：“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主持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規模浩大的文獻整理工作。趙生群先生指出：“劉向、劉歆校書時，條件相當優越。一是去古未遠，可以見到大量古書，其中有不少是古文，甚至有一定數量的出土文獻。二是用以校勘的資料亦相當豐富。”[2]（第10篇，P3）“劉向父子整理古籍，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文字、篇章進行校勘。……二是彙編和輯佚。……三是辨偽與存疑。”[2]（第10篇，P3-4）對傳世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作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項重大事業，幾乎歷代都在得到國家支持的前提下，由最優秀的學者反復進行。所以，儘管傳世文獻的文本面貌及意義詮釋隨時代變遷會發生變化，但依然具有相當的價值。
出土文獻的價值在於它保留了特定時期的思想面貌，可以成為值得信賴的參照物，但思想史更關心的是思想的傳承和遷變，關心的是哪些部分被留存了下來，以及為什麼會留存下來。當然，出土文獻自身也是傳承和遷變的產物，但由於文物出土的偶然性，我們同樣無法保障手中的出土文獻就是最值得比較、最值得參照的東西。因此，出土文獻即便具有參照物的價值，其價值也要打一定的折扣。
就文本而言，因為出土文獻沒有經過整理、篩選，所以並非十全十美。相反具有不確定、不完善的特徵。不確定指的是我們所從事的出土文獻研究，從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充滿了許多有待討論和解決的問題，一些前提是不確定的。不完善指的是同傳世文獻相比，幾乎大部分的出土文獻都支離破碎，不經過長期的、艱苦的文本整理和復原，是不能輕易使用的。
如前所述，馬王堆帛書、郭店楚簡、上博楚簡都有成書年代的爭論，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成書年代之不同觀點，從戰國中期以前一直到西漢初年為止，年代要跨越一百年以上。成書年代差異越大，思想史結論也就差異越大。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的爭論焦點在於最終成書年代究竟為秦兵佔領郢都之前還是之後，年代跨度雖然不大，但在思想史上卻是非常關鍵的問題。對於郭店楚簡的下葬年代，考古學界作過詳細的論證，如崔仁義先生[28]、劉彬徽先生[29]，認為至少在“白起拔郢”之前。但也有學者表示難以認同，例如王葆玹先生從“白起拔郢”之後楚墓殘存及楚文化流傳的可能性出發[30]，池田知久先生從思想內容出發[31]，李承律先生從考古類型學說自身存在的各種問題出發[32]，表述過不同的意見。
就“成書”的概念而言，各家認識也大不相同，有的學者看到與今本類似的部分內容出現於出土文獻，就認為此書在出土文獻所在時代已經“成書”，而有的學者則強調必須是大部分的內容、基本的框架、重要的概念定型之後才能算“成書”。如果對成書年代認識不同，那麼對思想內容性質上的認定就判然有別，得出的結論也會大相徑庭。
眾所周知，馬王堆漢墓未經竊掘，得到了科學的發掘，但由於帛書已有很大程度的損毀，帛書整理中人為造成的影響依然很大。郭店楚簡受到過盜掘的干擾、上博楚簡是盜掘出來的文物，竹簡的保護、整理完全依賴人工，因此從一開始，竹書的整理就充滿著人的主觀。簡帛文獻作為一種特殊的史料，受文字及音韻釋讀、簡序排列等種種因素的影響，出土文獻的釋讀帶有較大的模糊性，可以造成百人百義的局面，形成千差萬別的結論。
出土文獻研究的第一歩是文字釋讀，這是一切研究的前提。六國古文的研究，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逐漸成為古文字學領域的熱點，雖然成果異常突出，但依然存在著很多問題，例如文字的構型如何判斷，字形如何隸定，各種符號的作用如何認識，寫手的特徵如何確定，聲符如何確認，依據傳世文獻確立的假借原理在楚系文字中是否可以直接借用等，古文字學界還在探索之中。以隸定為例，李守奎先生就指出過其中存在的問題：
“隸定”在出土文獻整理和古文字研究中是常用的一個詞，但究竟什麼是隸定，如何隸定，隸定的方法有哪些等具體問題一直不是很明白。當前，出土古文字文獻劇增，古文字隸定文本日夥，但隸定得非常混亂，沒有標準可依，各種方法雜糅；同一古文字文本的隸定，常常是人人各異，同一人的隸定，也前後不一。理論的匱乏和實踐的混亂是相輔相成的。[3]（P492）
所以戰國文字研究還不是一門非常成熟的學科，公認暫時無法釋出的字，觀點對立、尚無定論的字屢見不鮮，這就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文義詮釋的可靠性。
以上博楚簡《魯邦大旱》為例，這篇文獻很短，只有6支簡，208字，說的是魯國發生大旱時，魯哀公向孔子請求對策。其中，孔子有這樣一句話“女（如）毋 珪璧 （幣）帛於山川，政（正）坓（刑）與〔 （德）……”，對“ ”字的解釋，目前學界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整理者馬承源先生認為，“ ”當讀為“薆”，聲符和字義同於“瘞”，意為“埋”，整句文意的基調為“不進行大旱之祭，但須保持刑德之治”[4]（P206）。即孔子完全否定祭祀之舉，只強調政治上的作為，這個解釋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可。也有學者認為該字應讀為“愛”，意為吝惜，因為在出土文獻中，“ ”多釋為“愛”，而且“不愛……”或與“不愛”相類的句式多見於傳世文獻，並常用於與祭祀相關場合。這表明孔子雖然不否定祭祀，但更強調政治上的作為。[33]對祭祀是肯定還是否定，有著重要的區別，僅此一字解釋之差，對《魯邦大旱》整體思想的判斷，對《魯邦大旱》在思想史上意義之認識，頓時判然有別。
除了文字的釋別、音韻的考定以外，帛片的拼接，竹簡的排列也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由於簡帛長期埋於地下，浸在水中。出土時帛書裂成碎片，出現殘損，竹簡散亂、扭曲、變形、破碎，需要整理者重新編聯。而完全依賴最初整理者的釋文去闡述文義，在某種程度上講，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像《老子》、《緇衣》、《五行》、《周易》這些有傳世本或其他出土文本可以對照者，編聯時錯誤可能會少些，那些沒有參照物的出土文獻，幾乎都會遇到重新排列的問題，有的問題還非常大。例如郭店楚簡《成之聞之》篇，根據原整理者的排列，首句為“成之聞之曰：‘古之用民者，求之於己為恒’”，這樣說來，“成之”或“成”必須當人名處理，可是按照這一編聯，《成之聞之》整篇有許多地方難以讀通。郭沂先生發現，傳世古書中有“聞之曰”之體例，故“成之”應系上句之末。這樣一來，《成之聞之》的首句就要調整，《成之聞之》的篇名也是錯誤的。按照郭沂先生的排列，《成之聞之》的首句當為原第八號簡的“天降大常，以理人倫”。篇名也當改為《大常》。[34]姜廣輝先生進一步認為，《成之聞之》可以分為《求己》、《天常》兩篇。[35]上博楚簡《從政》原來分為甲乙兩篇，但經過陳劍先生的重新編聯，發現這兩篇其實就是一篇。[36]通過這些學者的重新調整，《成之聞之》《從政》排除了釋讀上最大的難題，新編聯也得到了學界的認可。
也有在編聯上各執一詞，互不認同，意見難以統一的情況，而且更為普遍。例如《孔子詩論》最初整理者所作簡序顯然有不合理之處，學界先後提出過多種新的設想，但由於在留白簡、滿寫簡等問題上的意見分岐，使得局部編聯雖然開始趨向一致，卻至今無法形成一個為學界所共同認可的總體方案。[37]
郭店楚簡、上博楚簡幾乎毎一篇都會或多或少遇到簡序的問題，即便簡序無須調整，也會出現斷句、釋讀方面的問題。使得很多討論難以展開，因為焦點無法集中起來。仍以《魯邦大旱》為例，其中有一段很有趣的話：
夫山，石以為膚，木以為民。女（如）天不雨，石 （將） （焦），木將死。亓（其）欲雨或甚於我，或必寺（待） （乎）名 （乎）？夫川，水以為膚，魚以為民。女（如）天不雨，水 （將）沽（涸），魚 （將）死。亓（其）欲雨或甚於我，或必寺（待） （乎）名 （乎）？[38]
這段話通過形象的比喻，指出如果遇到大旱，山川之神靈自身難保，哪還有心接受人的祭祀。從簡文中出現的主語來看，這段話應當是子貢講的話，但也有學者援引古文獻的寫作特徵，詳細地論證了子貢話中插入“孔子曰”的可能性[39]。也就是說，通過不同的斷句和釋讀，《魯邦大旱》中關鍵話語的發言者有人認為是子貢，有人認為是孔子，這就使得這篇文獻的性質發生了極大變化，使討論走向不同的方向。
再來看補字的問題，簡帛由於缺損，有時需要根據文義加以彌補，但這也是常常容易出現問題的地方，以《五行》為例，有許多學者依據上下文或傳世文獻曾對馬王堆帛書《五行》作過彌補，在郭店楚簡《五行》沒有問世以前，這些彌補並未引起多少質疑，根據彌補後的文本可以作出更為完滿的解釋。然後，郭店楚簡《五行》出現之後，一些補字的失敗立刻昭顯出來，那些曾經看似完美的解釋也無法再使用。因此，補字是一件必須極為慎重處理的事，沒有確鑿證據的補字，將會把人導向錯誤的方向。
出土文獻未經後人整理、改動，保持了它的新鮮和生動，這是最有價值的地方。可是，就文本而言，出土文獻具有不完善的特徵。金谷治先生通過對郭店楚簡及上博楚簡《性自命出》的分析，發現其中既有說理透徹，前後呼應的部分，也有與主題互不關聯，可以視同雜亂堆積的部分，他將《性自命出》分為上中下三篇，認為其中的下篇命名為“雜篇”才合適。他提出《性自命出》是一部“抄集書”，就是說這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40]。其實，“抄集書”在簡帛中是相當普遍的現象，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的墓主手中的文本有些可能是流傳有年，相對定型的作品，有些可能只是文章的草稿、講課或學習的材料，是墓主為了某一目的收集起來的。這使得我們在利用時出土文獻時，難以把握文本的準確的、整體的思想，使其利用價值大打折扣。而傳世文獻雖然歷經變遷，但如前所述，傳世文獻多為選擇、整理、去粗取精之後的定本，文字之錯訛、編聯之混亂、主題之不集中、內容之不聯貫、思想之不系統方面的問題，要相對少一些。
因此，我們未必敢說出土文獻的可信性就一定超過傳世文獻。趙生群先生以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為例對此問題作過闡述。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有關蘇秦的資料較為集中，且與《戰國策》、《史記》的記載大相徑庭，曾有唐蘭、楊寬、馬雍等先生據此對《戰國策》、《史記》的可信性提出質疑，例如馬雍先生斷言：“《史記》中有關蘇秦的記載錯誤百出，其材料來源多出偽造，可憑信者十無一二”[5]（P28）。這些觀點一時幾成定論。但趙生群先生經過嚴密的史料排比，指出司馬遷所看到的後人假託附會的“蘇秦資料”不在少數，所依據有明確紀年的“蘇秦資料”也極為豐富，當不難審定蘇秦、張儀的先後秩序，因此錯不在《史記》，而在於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導致上述大家也會犯錯的原因，除了“蘇秦資料”本身的複雜性外，也在於那些學者過於相信出土文獻，對傳世文獻未作認真審查所致[41]。
第三，馬王堆帛書、郭店楚簡、上博楚簡這三大發現，全部集中出土於楚地，這種現象是由兩湖地區特殊的地理條件決定的，是人力所無法改變的，因此這批思想史材料具有偶然性的特徵。它們能否同其他傳世思想史文獻平等比較，是否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思想主流，是否真能代表當時中國的普遍思想，都是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
我們當然也期待出現三晉地區[42]、秦地、齊地[43]、趙地、燕地乃至魯地、吳越地區的思想史資料，但如果這種可能性永遠不出現，或即便出現，卻不成規模，殘損嚴重，無法利用。我們是否允許經過楚人之手選擇、記載、整理、保留的資料作為代表中國古代普遍思想的資料，和由傳世文獻描述的主流思想作直接的比較呢？從邏輯上講，這是不應該的，但事實上，我們大部分人都在毫無顧慮地進行著這樣的操作。
反之，將其作為具有楚地思想特徵的資料是否合適呢？道家及黃老思想發源成長於楚地，而其中大部分具儒家思想傾向的文獻，則顯然來自於他邦，那麼，向楚地輸出思想文化的是哪一個國家，又是何時，通過那些學者、學派輸出的？這些文獻的收藏和墓主的身分有什麼關係？當時在楚國居統治地位的思想是什麼？一般知識份子的知識結構和思想傾向究竟如何？如果不能較為客觀、完整地回答這些問題，那就最好不要匆忙利用問題成堆的原始資料去“改寫”思想史，否則只會越改越模糊，被“改寫”的思想史也很難長久立說。
第四，如前所述，出土文獻研究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由於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使其結論常常出現差異甚至對立，研究成果不易得到廣泛認同，而出土文獻學界近年來出現的急功近利、隨心所欲的學風更加劇了問題的嚴重。
以上博楚簡《孔子詩論》為例，最初整理者所作的簡序和釋文，因為存在許多不合理之處，很快受到來自古文字學界和思想史學界的修正。由於內容複雜，詮釋者眾多，僅僅集中各家見解的書籍大陸地區就已經出現兩部[44]，《孔子詩論》至今沒有一個為絕大多數學者所公認的解釋系統。然而，由於《孔子詩論》在《詩經》研究及古代文學研究地位上的重要性，近年來，有關《孔子詩論》的論文以極快的速度增長，據一位元專門從事上博楚簡《孔子詩論》研究的學者透露，從2002年年初材料正式公佈，近五年的時間裏，不包括港臺和國內，僅僅國內已有五部專著，碩博論文十五、六篇。論文連同會議論文在內有600篇左右，而這只是統計到2005年6月。其實，港臺和國外的論著也不在少數。這數字實在驚人。雖然這反映出《孔子詩論》的學術價值，但以這樣的速度製造出來的學術產品裏面有多少泡沫啊！要知道《孔子詩論》只有29支簡，1006個字。這些論文中對早期的考證能夠有完整把握的並不多見，往往只引少數論文為自己觀點服務，有些甚至僅僅採用整理者的最初釋文。當研究者拿著經不起推敲的釋文去詮釋文學史乃至“改寫”文學史，這樣的改寫又有多少價值呢？
出土文獻仿佛是一潭池水，最先向其中投入石子的是從事考古及古文字研究的人，這批人比較少，產生的波紋也比較小。其次向其中投入石子的是研究學術史、哲學史、思想史的人，這批人相對較多，產生的波紋也比較大。當更多的人，其多的學科向其中投入石子時，產生的波紋越大，離開中心的波紋也越遠。並不是說中心的波紋絕對正確，而外圈的波紋不具備參考價值，但外圈的波紋一定要融合、消化中心的波紋，不能只索取對自己有用的見解。由於出土文獻研究的特殊性，受資訊、資源、精力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其間不同學科、甚至同一學科不同學者之間的相互交流、影響、協同、合作較之其他學科要更為複雜、困難，這就必然影響到“改寫思想史”的科學性。
有的學者強調不受傳世文獻詮釋系統的影響，對出土文獻作獨立、客觀的研究，這雖然是一種科學的精神，但如果走向極端，拋開傳世文獻的印證和啟發，主題先行，憑空解釋，其結論可能更不可信。其實，在出土文獻研究中，傳世文獻以及關於傳世文獻的歷代研究，古代及近現代學者治學方面的成功與失敗是出土文獻研究最值得借鑒的經驗，出土文獻離不開傳世文獻，如果說出土文獻可以啟動傳世文獻，同樣，傳世文獻也可以啟動出土文獻。出土文獻只有放在傳世文獻的長河中，才能確定其位置、意義和價值。現在在出土文獻研究領域，利用文本的破碎、解釋的多樣和歧義，斷章取義、各取所需的現象非常普遍，很容易出現裘錫圭先生所說的“不恰當的‘趨同’和‘立異’”[45]。
如果說傳世文獻因代代作注，反復整理，容易喪失真意，其實，出土文獻也有著同樣的問題，甚至更為嚴重，試想，不同的人拿著不同的結論去“改寫”思想史，那思想史就改不勝改了。
如陳偉先生指出，“任何一批時代較早的出土文獻，都會在原始資料公佈之後有一個歷時較長、由較多相關學者參加的討論過程，才能在文本復原和內涵闡釋上，達到較高的水準，取得大致的共識”，“那種畢其功於一役的願望或期待，是不切實際的”[6]（P7）。如黃釗先生所言，“對出土簡帛文獻的評價不能人為拔高”、“對傳世今本文獻的評價不能人為貶低”[7]（P94-97）。因此，目前出土文獻研究還處於隸寫、編聯、訓釋、箋注的早期階段，對文義的大部分闡述，都只能說是一種假說，是一家之言，不可偏信，而當兼聽。與文本、釋義相對定型之傳世文獻相比，目前階段的出土文獻研究，在對思想史的重構上，未必有多少確定的貢獻可言，一切有待於出土文獻整理達到一定高度之後。
總之，出土文獻由於自身特性，所能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在文本整理、字句釋讀沒有形成較為公認的見解以前，必須謹慎使用出土文獻，出土文獻目前依然是傳世文獻重新閱讀、重新探討、重新思考的一個引子、一種手段而已。
三、出土文獻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如果說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那麼，出土文獻的研究方法和傳世文獻的研究方法，就既可借鑒，又相區別。既然有可資借鑒之處，輕易否定傳統的研究思路、方法，就是不可取的。
隨著出土文獻的增加以及這項研究的繁盛，在出土文獻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上，出現了兩種值得注意的現象，第一種現象是將“疑古”學派的研究方法和出土文獻的研究方法對立起來，似乎不“走出疑古”，就無法有效地展開出土文獻研究，就不能真正改寫思想史。應該看到，這種通過理論上推翻“疑古”來為改寫思想史鋪平道路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誠然，出土文獻的出現在客觀上改變了許多疑古學派的結論，尤其是古書辨偽和古書年代斷定上的結論，但在否定有些結論的同時，並不應該否定疑古學派對文獻的批判態度、懷疑精神，不應該否定“層累”學說的豐富內涵，不應該否定其對歷史文本“不立一真，惟窮流變”的科學立場。“疑古”思潮在20世紀中國的出現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疑古”學派的理論、方法、實踐依然值得當代學者發揚和繼承[46]。
池田知久先生認為，“顧頡剛先生與其說是一位歷史學家，不如說是一位思想史家”[8]（P28）。這是很有道理的見解，因為顧頡剛先生一生的研究物件，其實很大程度不是歷史事實，而是思想史。當然，他和胡適等哲學史家，和侯外廬等思想史家不同，並不預先設立一套完整的理論框架，而主要是從傳世文獻出發，這使得我們容易把他歸入史家。但他的“層累”說，他將文獻形成和歷史現象結合起來（包括對劉歆“偽造古史”的研究）之嘗試，都是典型之思想史研究方法，所以才有可能提出“不立一真，惟窮流變”這種極其精闢的見解。由於中國思想史的複雜性，結論出現錯誤或偏差是在所難免的，我們不能因此抹殺他的探索。
在出土文獻尚未大量出現的時代，盡最大可能佔有傳世文獻材料，經過嚴格的史料審査，展開扎實的推理分析，從文獻內部挖掘證據，是學者的基本功。沒有人會說，不管怎麼推理，將來出現的出土文獻很可能推翻現在的結論，與其白忙活，還不如等待出土文獻，這是不現實的。憑心而論，顧頡剛先生之所以能夠成為一位公認的大家，不僅僅是因為他創立了“層累”說，也是因為他具有極為深厚的古文獻根柢、獨到的眼光以及敏銳的分析能力。他的許多論文，論據照顧到方方面面，論證極其翔實，讓人歎為觀止。一篇好的學術論文，在其結論沒有被新的、更有力的材料推翻以前，其他學者在從事相關研究時就無法漠視和回避，而必須予以重視、引述；並且，即便是其中具體的結論必須加以勘正，作者的研究方法、視野、態度等仍然具有長久的學術價值——顧頡剛先生的論文就符合這樣的條件。結論被推翻是很正常的事，然而並不能因此認定其研究方法和態度也是不可取的，否則就不免有倒髒水把孩子一起倒掉的意味了。以現在的“有”要求過去的“無”，豈不強人所難？我們今天研究出土文獻，不可能僅僅依賴證據，而不借鑒學界前輩的治學方法，更何況，如第二節所論證的那樣，出土文獻作為一種證據是有各種局限性的。
第二種現象是王國維“二重證據法”說的再度盛行。目前，幾乎所有從事出土文獻研究的人都會提到“二重證據法”，這似乎已成為出土文獻研究中無往而不勝的法則，成為出土文獻研究方法論的支柱。但在筆者看來，這其實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其中並不存在內在的邏輯體系，也沒有多少可以指導具體研究的方法論成分。因為，現在已經沒有一個學者願意抱殘守缺，無視日益增加的出土資料，而僅僅依據傳世文獻作為研究物件了。出土文獻研究，將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對照起來只是第一步，是不是可以簡單對照，應當在怎樣的前提下進行對照，才是研究的核心部分。
楊寬先生在《顧頡剛先生和〈古史辨〉》一文中指出“二重證據法”有其適用範圍，“目前保存的商代文獻很少，應該依靠甲骨卜辭結合文獻來研究商史。目前已出土的西周銅器很多，長篇的西周金文不少，同時《尚書‧周書》中也保存有多篇重要史料，因此必須以新舊史料結合方式來建設西周史。春秋戰國的文獻很多，就應該在整理文獻的基礎上，結合新史料來建設春秋戰國史”[9]（P428）。楊寬先生和裘錫圭先生也都曾指出過“二重證據法”不成功的例子[47]，李若暉先生指出了“二重證據法”存在的缺陷，即“只能針對微觀事實”、“在宏觀把握上的無能為力”[10]（P61）。李幼蒸先生認為“從歷史符號學角度看，所謂‘二重證據法’顯然不是一個嚴格的科學概念，因為它將兩個不同學科（考古學和古史學）運作程式之間的關係簡單化了”[11]（P50）。
在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問世後，後來又有饒宗頤先生、李學勤先生的“三重證據法”，但這並不是理論上的創新，只是將王國維所說“紙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 細分為“文獻記載、田野考古、甲骨文”（饒宗頤）、“文獻資料、考古資料、古文字資料”（李學勤）而已[48]。
“二重證據法”其實有一個隱含的前提，那就是，只要是出土資料就是“真實可信”的。當年王國維將甲骨卜辭和《史記》所記“殷之先公先王”相對照，推測出“《史記》所據之‘世本’，全是實錄。而由殷商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後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12]（P2-3）。這是因為甲骨文和神話、文學作品、私人論著不同，它基本上是據實而錄的，而《史記》所據之“世本”，屬於世系資料，除非傳抄錯誤或故意刪改，一般也是據實而錄的。因此，這兩者之間的對照，很容易形成清楚明白的結果。思想史資料就大不一樣了，它是作者根據某一目的創作出來的，材料可以為作者所調遣，其中的史實或真或假，不做“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精密分析，對其內容是不可全信的。這一點王國維自己也看得很清楚。他說：“又雖謬悠緣飾之書如《山海經》、《墨子》、《呂氏春秋》，晩出之書如《竹書紀年》，其所言之事也有一部分之確實性。”[12]（P5）也就是說，王國維也意識到在與思想史相關的典籍中只有部分的真實。這部分在哪里，怎麼找，那是比將卜辭和《史記》對照起來要難得多的事。
梁濤先生指出“二重證據法”的特徵是“利用出土的考古材料，重證據，不重推理”[13]（P 135）。似乎有了證據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甚至可以“不重推理”了。事實上出土文獻的研究決非那麼簡單，使用甲骨卜辭的證據來證明《史記》所記“殷之先公先王”這種歷史文獻固然可行，可是當我們面對的是成書複雜的思想史文獻時，就不得不考慮證據的數量、證據的有效程度、對證據的不同認識等許多因素。因此，即便有了證據，在使用證據的同時，也依然離不開推理。尤其涉及到證據的種類和“真偽”的判斷時，更是一項極重推理的複雜工程，不是可以率性而為的事。
在出土文獻研究中，常常會遇到和“真偽”相關的問題。在此，我們有必要對幾種不同屬性的“真實”作一區別。第一，歷史資料的“真實”，其中又包括“直接的真實”，即第一手的、直接敍述的真實，以及“間接的真實”，即借助其他資料轉述的真實。從嚴格意義上講，所謂“間接的真實”在真實性上已經要打折扣了，因此，除了王號、天文現象、自然現象等一些不易為人改變的內容，尋求絕對的真實是非常困難的事。歷史學者的工作就是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的真實。第二，思想史資料的“真實”。思想史資料在史實上往往真偽相混，例如用一個真的歷史背景講一個假的故事，或者完全編造一個歷史故事。對於思想史研究者而言，他們對真偽的要求與歷史學者不同，只要能夠確定創作的時代，假的史實、偽的資料在他們看來也是具有真實意義的、富有價值的研究物件。思想史研究更為關注的是文本形態、人物形象、時代話題、創作意圖，材料選擇、詮釋方法，注意探索意識、觀念、概念、框架的流變，重在尋找這一思想現象與那一思想現象之間、特定思想現象與特定歷史現象之間的邏輯關係。因此，在思想史材料中確認出一些真實的歷史資料，說某個文本才是真正的定本，某部著作一定出自某人之手，有時並不是最重要的工作[49]。第三，考古學資料的“真實”。考古學有其特殊的理論、方法、話語系統和操作方式。考古學的真實既不等同於歷史的真實，也不等同於思想史的真實。三者雖然有共同的關注點，會出現彼此的交叉，但只能相互借鑒，而不能相互取代，不能將三種不同的真實簡單等同起來[50]。
簡而言之，我們應該將歷史的真實和思想史的真實區別開來，兩者在界定和意義上有很大不同，前者也可以稱其為事實，後者真和偽、事實和虛構往往混雜在一起，但卻具有“真實”意義，很難簡單地用“二重證據法”說明所有問題。
現在有一種傾向，證據就是一切。但如前所述，證據本身也要經過分析。因為思想史材料的特殊性，使得我們在面對證據時，要將各種不同層次的“真實”區分開來，這是一件極其複雜的工作，也是思想史研究魅力之所在。所以，基於傳世文獻研究形成的懷疑態度、訓練方法、研究經驗，都沒有過時，需要繼承和發揚。我們不可能因為沒有新的證據出現，就停止推理。
對“二重證據法”的過度推崇，導致了許多不良後果，這些後果其實是不利於思想史之“改寫”的。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滋長了輕率、粗糙的學風，促使了研究方法的簡單化，當然這並非“二重證據法”自身的過失。有學者總結古史辯派辨偽古史（包括古籍）的特徵是“對古代文獻進行‘有罪推定’，一概存疑。”而現在要做的是“由‘有罪推定’轉變為‘無罪推定’”的方法調整 [13]（P134）。這一思維，施用於某些具體文獻時，也許並無錯誤。然而，將其放大成為一種方針、潮流，一種普遍原則時，就會出現難以預料的後果。當下的出土文獻研究領域，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人熱衷於翻案，——將原來“古史辨”派懷疑為偽書的文獻全部平反，將許多傳世文獻的成書時代一再向前推。如果證據充足、論證嚴密，這樣的做法原本無可厚非。但一些學者不顧出土文獻中也有歷史資料和思想史資料的區別，不顧思想史文獻往往真偽相雜的事實，根據出土文獻就一定是“真”的原理，通過出土文獻和某傳世文獻中個別真實之處、局部真實之處的對比，便宣告某傳世文獻整體不偽。這實際上大有以偏概全、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之嫌。以《尹文子》為例，通過和《黃帝四經》等文獻的比較，可以確認其中有的組成部分來自先秦，基本上否定了漢末偽作之說，但從其內容、結構、文體、文氣看，先秦以後整理改編的痕跡也非常濃重。那麼，斷定整部著作都是戰國作品，而且毋庸置疑就是尹文自作，就不夠謹慎了，因為文獻中的尹文形象和《尹文子》的著作特徵之間存在很大的距離，而現在將《尹文子》完全當作稷下學者尹文之作，並以此研究所謂尹文名家思想者大有人在[51]。其他文獻如《文子》、《列子》、《孔子家語》、《孔叢子》也存在類似情況，將這些文獻中出現的人物和和歷史上存在的人物及其時代直接掛鈎的現象比比皆是，過去謹慎的學風、綿密的文獻批判傳統被拋棄了[52]。
有的學者看到出土思想史資料中出現歷史內容，便忙於將其同傳世文獻中的歷史記載相對照，以此確認哪些歷史記載是真實無誤的，殊不知，在很多思想史資料中，歷史內容只是一個背景，可以借用或編造，很難確認其真偽。前引上博楚簡《魯邦大旱》就是這樣一則關於孔子或者說假託孔子的短篇故事，之所以可以稱之為假託，是因為極其相似的故事格局和對應話語在《晏子春秋》和《說苑》中也出現了，只不過那裏的主人公換成了晏子。真實的主人公究竟應該是孔子、是晏子，或者是其他的賢人？遇到大旱時山川神靈也會自顧不暇的那段經典話語，究竟是孔子、晏子的發明，還是套用民間諺語，通過名人說出而已？魯國是否發生了大旱，哪一年發生的？這種確認性的工作，不但難以做到，而且並不重要。我們可以想像，這類關於大旱對策的套話曾經一度十分流行。它是一個時代或一個學派在闡述天災與人事的關係時所採取的一種典範式的對應態度。那麼，在這個或這類故事中，哪些是值得重視的思想現象呢？這才是思想史研究者所欲探求的重點。
在郭店楚簡、上博楚簡、馬王堆帛書中出現了大量的“子曰”（包括相關的“孔子曰”“夫子曰”、“聞之曰” 等等），有的學者讀到這些“子曰”，就視為真孔子之言。其實，我們更應借鑒傳世文獻對“子曰”的分析方法，通過對思想內容的分析，辨認出這是哪一個時代的孔子來。例如，《魯邦大旱》中出現了孔子和魯哀公的對話，結合馬驌《繹史》卷八十六《孔子類記一》中的《哀公問》等材料可知，其材料分佈於《論語》、《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禮記》、《大戴禮記》、《韓詩外傳》、《史記》、《孔叢子》、《孔子家語》、《說苑》、《新序》等多種書籍中，這其中可能既有真實的成分，也不乏編造和假託。目前出土的《魯邦大旱》可以說又多了一則新的魯哀公與孔子之間的問對故事。我們並不能因為《魯邦大旱》是出土文獻，就過高估價其作為孔子資料的價值，不能匆忙地視《魯邦大旱》中的“孔子”為真孔子。
與“子曰”、孔子、孔門弟子相關之記載、故事，是一個非常複雜、極其重要之思想史課題，目前的研究還遠遠沒有得出滿意的結果，出土文獻中出現的大量“子曰”，只是為我們解決這個思想史課題提供了更多的材料。輕率地視出土文獻中的孔子資料為可靠資料，並不是嚴格的思想史研究方法。
同樣，輕易地利用考古學的證據去印證思想史也是不可取的。如前所述，由於兩種學科性質不同，對“真實”的認識也不相同。
總之，現在有一種將出土文獻研究簡單化的趨向，有些學者在批判疑古者喪失史料審查客觀性的同時，未必能保障自己在研究出土文獻時的客觀性。
上述種種現象，正反映出出土文獻研究方法論上的困惑。邢文先生曾提出過所謂“四重證據法”，即將“國際漢學的研究成果”作為“第四重證據”[53]。不用說，這第四重證據和傳世文獻、出土文獻、考古學資料不在同一水準上，不能相提並論。但邢文先生顯然也意識到了方法論問題對出土文獻研究的重要意義。
本文在此並不是要為出土文獻領域提供什麼具體的研究法，只是想在方法論的探索上，提出一些前提和原則，供學界思考和討論。
既然出土文獻具有不確定、不完善的特徵，既然出土文獻的出土具有偶然性，既然目前出土文獻研究還處於文本復原的早期階段，既然出土文獻研究需要多學科的協同作戰，那麼我們在研究這種特殊材料時，就應充分考慮其複雜性，保持中立的學術價值觀和開放的學問姿態，盡最大可能排除主觀意識，排除不同學科自身的局限性，不設定一種標準、一個尺度，不輕易地否定他人的方法和結論，不急著斷代、不急著定性、不急著排出文獻的先後秩序。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嘗試各種方法，多方位地、反覆地分析物件本身，才能為今後出現更豐富的成果創造條件。既然出土文獻研究最終是為傳世文獻服務的，出土文獻離不開傳世文獻的依託，那麼，傳世文獻的研究方法就必須得到重視、保持和發揚。既然顧頡剛的古史研究歸根到底是思想史研究，那麼，他的成功和失敗依然值得借鑒，懷疑精神和批判態度依然值得倡揚，對文本的精密解剖方法，利用歷史現象分析思想現象的經驗都不應該放棄。
因此，目前的時代還是一個提供更多可能性的時代，一個積累資料、分析資料的時代，不必急於拿出結論，在一些暫時無法解答的問題上，與其闕疑，不做硬解。因此，應該如裘錫圭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宣導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學風，在新的更為有力的材料面前，勇於不斷修正自己的結論[54]。努力為出土文獻研究領域創造出既謹嚴、認真又自由、寬鬆的學術氛圍來。
2006年10初稿
2007年7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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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曹峰（1965—），男，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先秦秦漢思想史，Email：caofeng@s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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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於和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相關之出土資料大量問世，“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說法一度頻繁見諸報刊。這究竟是一個嚴肅的命題，還是一個供媒體使用的口號，應予以審視和評價。出土文獻的確為改寫中國思想史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可能性，但由於出土文獻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出土文獻研究的複雜性，使其所能發揮的作用受到限制，不經過長期的、艱苦的文本整理和復原，不能輕易用出土文獻來改寫中國思想史。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研究方法有相通之處，不應輕易否定傳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二重證據法”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沒有多少可以指導具體研究的方法論成分。對“二重證據法”的過度推崇，滋長了輕率、粗糙的學風，導致了研究方法的簡單化。
近年來，與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相關的出土資料不斷問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三大發現，即1973年末至1974年初出土的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1993年出土的湖北荊門郭店楚簡，與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古董市場購回的湖北楚簡。這些重大發現，使海內外從事中國古典學研究的學者為之振奮。尤其20世紀末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問世之後，無論是媒體還是學界，都處於極度興奮的狀態之中，“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說法頻繁見諸報刊。然而，隨著學者們對簡帛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術態度的日趨冷靜，“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提法開始少見了。這究竟是一個嚴肅的命題，還是一個供媒體使用的口號，現在已經到了予以重新審視、評價的時候。應該如何去除情緒的色彩，如何賦予科學的意義，如何反思利用出土文獻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都是值得我們去總結的問題，同時也是對今後的研究必然產生影響的問題。
就此，本文主要圍繞以下三個問題展開討論：出土文獻為改寫中國思想史提供了哪些可能性，利用出土文獻改寫中國思想史要注意材料的局限性，以及利用出土文獻改寫中國思想史要注意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一、利用出土文獻改寫中國思想史的可能性
在中國思想史上，從《左傳》所記最後的年代（魯哀公卒於有山氏，周貞定王二年，西元前467年）到《戰國策》所記開始的年代（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為縱長。周顯王三十五年，西元前334年），由於文獻的欠缺，歷史記載出現了一段很大的空白，即從西元前467年到前334年，空白了約133年。從社會風俗看，這段時期變化很大，顧炎武曾經提出過好幾個現象加以論證，例如，到《左傳》為止的時代，士大夫以上階層在交往時都要賦詩，到了《戰國策》以後的記載中找不到了。春秋時代“尊禮重信”，而到戰國時代則絕不言，等等[①]。從思想史現象看，我們可以發現，孔子從不“仁義”並舉，而孟子從不只單獨談“仁”。由於歷史的巨變和轉折，在思想史上，這絕不是一個平平淡淡、可有可無的130年，歷史變遷引發的社會所有階層的觀念變遷，也一定會在思想史上留下濃重的痕跡。由於材料的限制，顧炎武只能通過對比，論及他所注意到的一些現象，這130年間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如果不能提供那個時代的實物資料，那就永遠只能停留於想像和推測，只有當出土文獻放在我們面前，我們才能將想像和推測化為真實的討論。
雖然對郭店楚簡、上博館藏楚簡的下葬時代有爭議，對馬王堆漢墓帛書的成書時代有爭議，[②]但是，哪怕是同時抄寫、同時出土的文獻，不同的文章在成書時代上也決不可能完全相同，而且，抄寫時代並不等同於成書時代，就是說，既有早期形成的部分，也有晩期形成的部分。因此，其中一定存在上述空白時期形成的文獻、或反映上述空白期思想變化的內容。所以，從縱的角度、從思想史變遷的角度看，在客觀上，上述出土文獻為這段空白期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材料，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這是無可爭議的。即便上述出土文獻不屬於這段空白期，而形成於空白期之前或空白期之後，也同樣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
再從橫的側面來看，出土文獻作為一種特殊的思想史資料，就像一個被橫剖開的考古文化層，靜止地凝結於某一歷史時段，有如今天所使用的教科書或報刊雜誌、檔書信突然被封存，過了幾十年或幾百年後再被打開一樣，保持了原汁原味、未經後人整理、潤色、增刪、修改。而傳世文獻則不同，有時是天災、戰爭等客觀因素，決定了或存或毀的命運，有時則依據不同時代的要求，被反覆篩選、詮釋，注上加注，層層疊疊，作品面貌發生很大變化。
從這個角度來看，出土資料在思想史研究方面，為我們提供了較為真實的文本，在研究思想史流變時提供了某一時段的可信的參照物。眾所周知，過去的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第一要做的就是文獻整理和批判，這樣，因為在文獻的“可信”和“可疑”，是“真”還是“偽”上常常發生分歧，使用同樣的材料，思想史的研究結果可以出現巨大的差異。
出土文獻為我們提供了早已殘缺不全、或湮沒無存的思想史資料，這裏仍以前述三大發現為例，和《詩》相關的資料有上博楚簡《孔子詩論》、《交交鳴烏》及一些出土文獻中對佚詩的引用；[③]和《易》相關的的資料是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經傳（《易之義》、《要》、《二三子問》、《繆和》、《昭力》等）；[④]和《禮》相關的的資料是上博楚簡《昔者君老》、《內禮》等；[⑤]和儒家相關、特別是與孔門傳承相關的資料包括：竹帛兩種《五行》、馬王堆帛書《德聖》、郭店楚簡及上博楚簡兩種《性自命出》、郭店楚簡《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六德》、《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上博楚簡《子羔》、《魯邦大旱》、《從政》、《相邦之道》、《仲弓》、《弟子問》、《君子為禮》、《季康子問於孔子》等；[⑥]和道家及黃老思想相關的資料有：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九主》、郭店楚簡《太一生水》、上博楚簡《恒先》、《三德》、《彭祖》等；[⑦]與古史傳說及歷史人物相關的資料有：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春秋事語》；郭店楚簡《唐虞之道》；上博楚簡《容成氏》、《融師有成氏》、《競建內之》、《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姑成家父》、《柬大王泊旱》、《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脽》；[⑧]與兵家相關的資料是上博楚簡《曹沫之陳》[⑨]；與墨家相關的資料是上博楚簡《鬼神之明》；與縱橫家相關的資料是郭店楚簡《語叢四》；與古樂相關的資料是上博楚簡《采風曲目》；與陰陽家思想相關的是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兩種、《刑德》三種[⑩]；與醫學相關的有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等多種；與天文學相關的有馬王堆帛書《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等，與相術相關的有馬王堆帛書《相馬經》等多種。和陰陽家、醫學、天文學、相術相關內容也可以歸為術數、方技類。[11]可見出土文獻中思想史資料數量極大，涉及面廣，很多都是至少唐以後古人所看不到的全新材料。[12]
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對照，有助於對傳世古籍的校讀，有助於對古籍形成過程的認識。例如，馬王堆帛書《老子》[13]、郭店楚簡《老子》甲乙丙三篇[14]和今本《老子》；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15]和今本《戰國策》；馬王堆帛書《周易》[16]六十四卦經文、上博楚簡《周易》[17]和今本《周易》的經文部分；馬王堆帛書《周易》中《繫辭》和今本《周易》的《繫辭》；郭店楚簡及上博楚簡《緇衣》和今本《禮記‧緇衣》，上博楚簡《民之父母》和今本《禮記‧孔子閒居》[18]。通過其中文字文句的異同對比，我們可以瞭解文本的變遷和詮釋的變遷，校訂古書的錯誤。同時，出土文獻的出現，也使中國思想史上一些重要著作成書時代的推斷有了可靠的依據。例如，通過馬王堆帛書《老子》，可以斷定，與今本相似的文本至少在戰國晩期已經定型。[19]上博楚簡《周易》的出土，證明了至少在戰國中期，與今本相似的六十四卦經文已經定型。[20]通過郭店楚簡《六德》和《語叢一》中的描述，可知“六經”觀念至少在郭店楚墓下葬時期已經成型。
出土文獻還有助於對古籍真偽的辨別和時代的判斷，可以啟動一些過去因判為偽書而長期冷落、評價不高的文獻，並重新估量其價值。這項工作可以說是從唐蘭先生開始的，他的論文《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兼論其與儒法鬥爭的關係》及其“附錄一”[21]將《黃帝四經》中一些文句抽出來，和《鶡冠子》、《尉繚子》、《尸子》、《文子》等相比較，證明了這些文獻中的內容不可能全偽，所謂的“偽書”中有其真實的部分。近年來，通過深入研究，學者們又陸續有新的發現，例如，從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所出《文子》殘簡看，今本《文子》雖經後人作過較大的改動，但也不能簡單地視其為抄襲《淮南子》等書而成的偽書。曾被疑為非先秦之書的今本《六韜》、《尉繚子》、《晏子》有部分文字與山東銀雀山漢簡本大體相合。通過對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的整理與發掘，一些過去不受重視的儒家典籍，如《孔叢子》、《孔子家語》等，其部分內容之價值也得到了重新認識。
對出土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促進了對中國先秦秦漢思想史脈絡的疏理，為原來不甚明瞭的問題提供了得以展開的新資料。茲舉數例。
1、早期儒學。有相當多的學者認為，郭店楚簡、上博楚簡正好就是前述思想史上那個空白的、已經失落的部分。具體而言，孔子比孟子大180歲，從孔子到孔子弟子再到孟子，正好在約130年間[22]。而且，郭店楚簡、上博楚簡中出現了很多《史記‧孔子世家》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的人物，如顏回、仲弓、子路、子貢、子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因此，新出土資料對瞭解孔子死後“儒分為八”的情況，對推進“七十子”研究，對探討“子思學派”的存在與否，提供了幫助。因此，郭店楚簡、上博楚簡一定是孟子、莊子以前的作品。
此外，也有人認為，較之早期儒學，郭店楚簡、上博楚簡與孟子、荀子關係更為密切，如日本及歐美的一些學者[23]。
2、儒道關係。通過簡本《老子》，可知簡本並不像今本那樣反對“仁義”，對“孝”既否定又肯定，反映出道家對包括儒家在內吸收兼融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在郭店楚簡《語叢一》、《語叢三》，上博楚簡《恒先》、《三德》中，可以看出，雖然不同文獻或傾向儒，或傾向道，但存在儒道兼融的跡象[24]。
3、黃老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黃老思想成為一問有實質內容的學問，實際上是在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出土之後。郭店楚簡《太一生水》、上博楚簡《恒先》、《三德》為黃老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為豐富的材料。對出土文獻的詮釋，又帶動了《管子》四篇、《韓非子》四篇、《呂氏春秋》、《淮南子》、《申子》、《慎子》、《鶡冠子》、《尹文子》、《文子》、《列子》、《尸子》等一大批相關文獻的再研究。我們由此得知，漢初黃老道家的淵源在楚地，而齊地的道家可能非主流。《史記》、《漢書》所述學術傳統，多側重北方，對南方楚地的學術史涉及較少。楚地黃老簡帛的發現，正好可以彌補缺環。
4、《周易》經傳研究。由於新材料的擴充，《周易》在術數和義理兩方面的研究都得以深入。上博楚簡《周易》的特殊符號，馬王堆帛書《周易》的卦序，馬王堆帛書《周易》大量的傳文都是研究的熱點。
5、宇宙生成論。宇宙生成論是思想史上重要話題，過去依據的資料只有《楚辭‧天問》、《淮南子‧天文》等。而長沙《楚帛書》、郭店楚簡《太一生水》、上博楚簡《恒先》的出現，則大大促進了這項研究的發展。
6、民間思想研究。陰陽五行、天文、曆法、算術、星象、占卜、釋夢、醫學、養生、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等葛兆光先生在《中國思想史》第一卷[25]中稱之為“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內容。由於資料的匱乏，也由於過去只重視精英階層思想的研究，民間思想研究還是一片空白，而現在這項研究越來越興旺，和出土文獻提供了條件有很大關係。
7、一些長期爭議、難以解決的思想史現象、命題，如儒家對“心性”問題的探討、對“情”的重視、對“禪讓”的宣揚。道家“自生”觀念的提出，黃老思想“道―名―法”思想架構的產生，等等。過去十分模糊，現在有了展開的可能。
8、對先秦學派劃分的謹慎認識。在我們使用“六家”、“九流十家”的概念去排列梳理出土文獻時，出土文獻的真實面貌告訴我們，那時很可能並無後代命名的、具絕對意義的門派觀念，我們只能說某一文獻以某種傾向為主[26]。例如，上博楚簡《鬼神之明》可能是儒墨之間的對話，郭店楚簡《唐虞之道》存有墨家思想影響的痕跡。郭店楚簡《窮達以時》的天人關係論可能有著道家天人論的思想背景。郭店楚簡《語叢一》、《語叢三》中的許多論述將儒道術語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上博楚簡《恒先》中顯然夾雜著名辯的色彩。上博楚簡《三德》既有和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相近似的地方，也有和《禮記》、《大戴禮記》相近似的地方。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雖然以道家為主幹，但將儒、法、名、陰陽都包融在內。
總之，出土文獻為我們提供了大量新鮮的材料，豐富了思想史的內容，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盤活了一批長期未受重視的傳世文獻，引發了史料的重新評估和排列，為一些長期未能解決的問題提供了新的機會，從各個側面對中國思想史產生了影響，使所有研究古典學的人都不得不關心出土文獻。從這些意義上講，出土文獻具備了改變思想史面貌的可能性。
二、利用出土文獻改寫中國思想史的局限性
然而，出土文獻只是為我們提供了改寫思想史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創造了條件，並不等於有了出土文獻就有了一切。通過出土文獻改寫思想史，正如廖名春先生所言，必經兩途。一是理論反思，一是史料出新[27]。理論反思的問題在下一節討論，在此討論出土文獻作為一種史料本身的局限性問題。在新材料頻繁出土，不斷引起學者們期待和興奮的過程中，人們對出土文獻所具備的神奇作用談得多，仿佛出土文獻是靈丹妙藥，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而忽視出土文獻自身所存在的局限。
第一，出土文獻是否提供了足以改變思想史主線的材料。從現有的出土文獻看，除了上述“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層面，以及黃老思想等，由於過去未曾深入研究，會有較大改觀之外，其他的層面尤其是和“諸子百家”相關的精英思想的層面，我們很難通過出土文獻從根本上動搖過去通過傳世文獻構建起來的思想史脈絡。僅以在大陸形成的學科體系為例，在胡適、馮友蘭、任繼愈等學者構建的“中國哲學史”、在侯外廬等學者構建的“中國思想史”中討論的主要話題、主要概念、主要人物在出土文獻中依然扮演著主要角色。劉大鈞先生在闡述易學史研究方法時指出：“我們僅憑目前的出土資料，絕不足以完成對漢人今文《易》的解讀和研究，我們對漢人《易》學史研究，還須以傳統資料為主。”[1]（P4）因此，至今為止的出土文獻研究，只是在一個個局部彌補、啟動、豐富、充實了依賴傳世文獻研究構築起來的思想史框架，而不足以從深度和廣度上推翻之、顛覆之。在哲學史和思想史研究中，傳世文獻依然是主，而出土文獻依然為輔。因此，更為精確地說，就思想史整體而言，出土文獻只是從局部上改寫了思想史，或出土文獻補寫了思想史。
第二，如前所述，傳世文獻因種種自然的或人為的原因，有的被淘汰、毀滅，留存下來的也遇到被修改、被詮釋的命運，使其面目發生變化。但許多傳世文獻得以流傳也絕非偶然，首先，經過時間沖刷能夠留存下來的必然是值得代代傳承的精華部分。其次，傳世文獻大多經過整理、篩選，所以流傳下來多為比較好、比較完整、比較定型的文本，中國古代歷來重視文獻整理，《國語‧魯語下》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漢書‧禮樂志》曰：“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主持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規模浩大的文獻整理工作。趙生群先生指出：“劉向、劉歆校書時，條件相當優越。一是去古未遠，可以見到大量古書，其中有不少是古文，甚至有一定數量的出土文獻。二是用以校勘的資料亦相當豐富。”[2]（第10篇，P3）“劉向父子整理古籍，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文字、篇章進行校勘。……二是彙編和輯佚。……三是辨偽與存疑。”[2]（第10篇，P3-4）對傳世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作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項重大事業，幾乎歷代都在得到國家支持的前提下，由最優秀的學者反復進行。所以，儘管傳世文獻的文本面貌及意義詮釋隨時代變遷會發生變化，但依然具有相當的價值。
出土文獻的價值在於它保留了特定時期的思想面貌，可以成為值得信賴的參照物，但思想史更關心的是思想的傳承和遷變，關心的是哪些部分被留存了下來，以及為什麼會留存下來。當然，出土文獻自身也是傳承和遷變的產物，但由於文物出土的偶然性，我們同樣無法保障手中的出土文獻就是最值得比較、最值得參照的東西。因此，出土文獻即便具有參照物的價值，其價值也要打一定的折扣。
就文本而言，因為出土文獻沒有經過整理、篩選，所以並非十全十美。相反具有不確定、不完善的特徵。不確定指的是我們所從事的出土文獻研究，從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充滿了許多有待討論和解決的問題，一些前提是不確定的。不完善指的是同傳世文獻相比，幾乎大部分的出土文獻都支離破碎，不經過長期的、艱苦的文本整理和復原，是不能輕易使用的。
如前所述，馬王堆帛書、郭店楚簡、上博楚簡都有成書年代的爭論，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成書年代之不同觀點，從戰國中期以前一直到西漢初年為止，年代要跨越一百年以上。成書年代差異越大，思想史結論也就差異越大。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的爭論焦點在於最終成書年代究竟為秦兵佔領郢都之前還是之後，年代跨度雖然不大，但在思想史上卻是非常關鍵的問題。對於郭店楚簡的下葬年代，考古學界作過詳細的論證，如崔仁義先生[28]、劉彬徽先生[29]，認為至少在“白起拔郢”之前。但也有學者表示難以認同，例如王葆玹先生從“白起拔郢”之後楚墓殘存及楚文化流傳的可能性出發[30]，池田知久先生從思想內容出發[31]，李承律先生從考古類型學說自身存在的各種問題出發[32]，表述過不同的意見。
就“成書”的概念而言，各家認識也大不相同，有的學者看到與今本類似的部分內容出現於出土文獻，就認為此書在出土文獻所在時代已經“成書”，而有的學者則強調必須是大部分的內容、基本的框架、重要的概念定型之後才能算“成書”。如果對成書年代認識不同，那麼對思想內容性質上的認定就判然有別，得出的結論也會大相徑庭。
眾所周知，馬王堆漢墓未經竊掘，得到了科學的發掘，但由於帛書已有很大程度的損毀，帛書整理中人為造成的影響依然很大。郭店楚簡受到過盜掘的干擾、上博楚簡是盜掘出來的文物，竹簡的保護、整理完全依賴人工，因此從一開始，竹書的整理就充滿著人的主觀。簡帛文獻作為一種特殊的史料，受文字及音韻釋讀、簡序排列等種種因素的影響，出土文獻的釋讀帶有較大的模糊性，可以造成百人百義的局面，形成千差萬別的結論。
出土文獻研究的第一歩是文字釋讀，這是一切研究的前提。六國古文的研究，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逐漸成為古文字學領域的熱點，雖然成果異常突出，但依然存在著很多問題，例如文字的構型如何判斷，字形如何隸定，各種符號的作用如何認識，寫手的特徵如何確定，聲符如何確認，依據傳世文獻確立的假借原理在楚系文字中是否可以直接借用等，古文字學界還在探索之中。以隸定為例，李守奎先生就指出過其中存在的問題：
“隸定”在出土文獻整理和古文字研究中是常用的一個詞，但究竟什麼是隸定，如何隸定，隸定的方法有哪些等具體問題一直不是很明白。當前，出土古文字文獻劇增，古文字隸定文本日夥，但隸定得非常混亂，沒有標準可依，各種方法雜糅；同一古文字文本的隸定，常常是人人各異，同一人的隸定，也前後不一。理論的匱乏和實踐的混亂是相輔相成的。[3]（P492）
所以戰國文字研究還不是一門非常成熟的學科，公認暫時無法釋出的字，觀點對立、尚無定論的字屢見不鮮，這就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文義詮釋的可靠性。
以上博楚簡《魯邦大旱》為例，這篇文獻很短，只有6支簡，208字，說的是魯國發生大旱時，魯哀公向孔子請求對策。其中，孔子有這樣一句話“女（如）毋 珪璧 （幣）帛於山川，政（正）坓（刑）與〔 （德）……”，對“ ”字的解釋，目前學界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整理者馬承源先生認為，“ ”當讀為“薆”，聲符和字義同於“瘞”，意為“埋”，整句文意的基調為“不進行大旱之祭，但須保持刑德之治”[4]（P206）。即孔子完全否定祭祀之舉，只強調政治上的作為，這個解釋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可。也有學者認為該字應讀為“愛”，意為吝惜，因為在出土文獻中，“ ”多釋為“愛”，而且“不愛……”或與“不愛”相類的句式多見於傳世文獻，並常用於與祭祀相關場合。這表明孔子雖然不否定祭祀，但更強調政治上的作為。[33]對祭祀是肯定還是否定，有著重要的區別，僅此一字解釋之差，對《魯邦大旱》整體思想的判斷，對《魯邦大旱》在思想史上意義之認識，頓時判然有別。
除了文字的釋別、音韻的考定以外，帛片的拼接，竹簡的排列也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由於簡帛長期埋於地下，浸在水中。出土時帛書裂成碎片，出現殘損，竹簡散亂、扭曲、變形、破碎，需要整理者重新編聯。而完全依賴最初整理者的釋文去闡述文義，在某種程度上講，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像《老子》、《緇衣》、《五行》、《周易》這些有傳世本或其他出土文本可以對照者，編聯時錯誤可能會少些，那些沒有參照物的出土文獻，幾乎都會遇到重新排列的問題，有的問題還非常大。例如郭店楚簡《成之聞之》篇，根據原整理者的排列，首句為“成之聞之曰：‘古之用民者，求之於己為恒’”，這樣說來，“成之”或“成”必須當人名處理，可是按照這一編聯，《成之聞之》整篇有許多地方難以讀通。郭沂先生發現，傳世古書中有“聞之曰”之體例，故“成之”應系上句之末。這樣一來，《成之聞之》的首句就要調整，《成之聞之》的篇名也是錯誤的。按照郭沂先生的排列，《成之聞之》的首句當為原第八號簡的“天降大常，以理人倫”。篇名也當改為《大常》。[34]姜廣輝先生進一步認為，《成之聞之》可以分為《求己》、《天常》兩篇。[35]上博楚簡《從政》原來分為甲乙兩篇，但經過陳劍先生的重新編聯，發現這兩篇其實就是一篇。[36]通過這些學者的重新調整，《成之聞之》《從政》排除了釋讀上最大的難題，新編聯也得到了學界的認可。
也有在編聯上各執一詞，互不認同，意見難以統一的情況，而且更為普遍。例如《孔子詩論》最初整理者所作簡序顯然有不合理之處，學界先後提出過多種新的設想，但由於在留白簡、滿寫簡等問題上的意見分岐，使得局部編聯雖然開始趨向一致，卻至今無法形成一個為學界所共同認可的總體方案。[37]
郭店楚簡、上博楚簡幾乎毎一篇都會或多或少遇到簡序的問題，即便簡序無須調整，也會出現斷句、釋讀方面的問題。使得很多討論難以展開，因為焦點無法集中起來。仍以《魯邦大旱》為例，其中有一段很有趣的話：
夫山，石以為膚，木以為民。女（如）天不雨，石 （將） （焦），木將死。亓（其）欲雨或甚於我，或必寺（待） （乎）名 （乎）？夫川，水以為膚，魚以為民。女（如）天不雨，水 （將）沽（涸），魚 （將）死。亓（其）欲雨或甚於我，或必寺（待） （乎）名 （乎）？[38]
這段話通過形象的比喻，指出如果遇到大旱，山川之神靈自身難保，哪還有心接受人的祭祀。從簡文中出現的主語來看，這段話應當是子貢講的話，但也有學者援引古文獻的寫作特徵，詳細地論證了子貢話中插入“孔子曰”的可能性[39]。也就是說，通過不同的斷句和釋讀，《魯邦大旱》中關鍵話語的發言者有人認為是子貢，有人認為是孔子，這就使得這篇文獻的性質發生了極大變化，使討論走向不同的方向。
再來看補字的問題，簡帛由於缺損，有時需要根據文義加以彌補，但這也是常常容易出現問題的地方，以《五行》為例，有許多學者依據上下文或傳世文獻曾對馬王堆帛書《五行》作過彌補，在郭店楚簡《五行》沒有問世以前，這些彌補並未引起多少質疑，根據彌補後的文本可以作出更為完滿的解釋。然後，郭店楚簡《五行》出現之後，一些補字的失敗立刻昭顯出來，那些曾經看似完美的解釋也無法再使用。因此，補字是一件必須極為慎重處理的事，沒有確鑿證據的補字，將會把人導向錯誤的方向。
出土文獻未經後人整理、改動，保持了它的新鮮和生動，這是最有價值的地方。可是，就文本而言，出土文獻具有不完善的特徵。金谷治先生通過對郭店楚簡及上博楚簡《性自命出》的分析，發現其中既有說理透徹，前後呼應的部分，也有與主題互不關聯，可以視同雜亂堆積的部分，他將《性自命出》分為上中下三篇，認為其中的下篇命名為“雜篇”才合適。他提出《性自命出》是一部“抄集書”，就是說這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40]。其實，“抄集書”在簡帛中是相當普遍的現象，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的墓主手中的文本有些可能是流傳有年，相對定型的作品，有些可能只是文章的草稿、講課或學習的材料，是墓主為了某一目的收集起來的。這使得我們在利用時出土文獻時，難以把握文本的準確的、整體的思想，使其利用價值大打折扣。而傳世文獻雖然歷經變遷，但如前所述，傳世文獻多為選擇、整理、去粗取精之後的定本，文字之錯訛、編聯之混亂、主題之不集中、內容之不聯貫、思想之不系統方面的問題，要相對少一些。
因此，我們未必敢說出土文獻的可信性就一定超過傳世文獻。趙生群先生以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為例對此問題作過闡述。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有關蘇秦的資料較為集中，且與《戰國策》、《史記》的記載大相徑庭，曾有唐蘭、楊寬、馬雍等先生據此對《戰國策》、《史記》的可信性提出質疑，例如馬雍先生斷言：“《史記》中有關蘇秦的記載錯誤百出，其材料來源多出偽造，可憑信者十無一二”[5]（P28）。這些觀點一時幾成定論。但趙生群先生經過嚴密的史料排比，指出司馬遷所看到的後人假託附會的“蘇秦資料”不在少數，所依據有明確紀年的“蘇秦資料”也極為豐富，當不難審定蘇秦、張儀的先後秩序，因此錯不在《史記》，而在於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導致上述大家也會犯錯的原因，除了“蘇秦資料”本身的複雜性外，也在於那些學者過於相信出土文獻，對傳世文獻未作認真審查所致[41]。
第三，馬王堆帛書、郭店楚簡、上博楚簡這三大發現，全部集中出土於楚地，這種現象是由兩湖地區特殊的地理條件決定的，是人力所無法改變的，因此這批思想史材料具有偶然性的特徵。它們能否同其他傳世思想史文獻平等比較，是否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思想主流，是否真能代表當時中國的普遍思想，都是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
我們當然也期待出現三晉地區[42]、秦地、齊地[43]、趙地、燕地乃至魯地、吳越地區的思想史資料，但如果這種可能性永遠不出現，或即便出現，卻不成規模，殘損嚴重，無法利用。我們是否允許經過楚人之手選擇、記載、整理、保留的資料作為代表中國古代普遍思想的資料，和由傳世文獻描述的主流思想作直接的比較呢？從邏輯上講，這是不應該的，但事實上，我們大部分人都在毫無顧慮地進行著這樣的操作。
反之，將其作為具有楚地思想特徵的資料是否合適呢？道家及黃老思想發源成長於楚地，而其中大部分具儒家思想傾向的文獻，則顯然來自於他邦，那麼，向楚地輸出思想文化的是哪一個國家，又是何時，通過那些學者、學派輸出的？這些文獻的收藏和墓主的身分有什麼關係？當時在楚國居統治地位的思想是什麼？一般知識份子的知識結構和思想傾向究竟如何？如果不能較為客觀、完整地回答這些問題，那就最好不要匆忙利用問題成堆的原始資料去“改寫”思想史，否則只會越改越模糊，被“改寫”的思想史也很難長久立說。
第四，如前所述，出土文獻研究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由於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使其結論常常出現差異甚至對立，研究成果不易得到廣泛認同，而出土文獻學界近年來出現的急功近利、隨心所欲的學風更加劇了問題的嚴重。
以上博楚簡《孔子詩論》為例，最初整理者所作的簡序和釋文，因為存在許多不合理之處，很快受到來自古文字學界和思想史學界的修正。由於內容複雜，詮釋者眾多，僅僅集中各家見解的書籍大陸地區就已經出現兩部[44]，《孔子詩論》至今沒有一個為絕大多數學者所公認的解釋系統。然而，由於《孔子詩論》在《詩經》研究及古代文學研究地位上的重要性，近年來，有關《孔子詩論》的論文以極快的速度增長，據一位元專門從事上博楚簡《孔子詩論》研究的學者透露，從2002年年初材料正式公佈，近五年的時間裏，不包括港臺和國內，僅僅國內已有五部專著，碩博論文十五、六篇。論文連同會議論文在內有600篇左右，而這只是統計到2005年6月。其實，港臺和國外的論著也不在少數。這數字實在驚人。雖然這反映出《孔子詩論》的學術價值，但以這樣的速度製造出來的學術產品裏面有多少泡沫啊！要知道《孔子詩論》只有29支簡，1006個字。這些論文中對早期的考證能夠有完整把握的並不多見，往往只引少數論文為自己觀點服務，有些甚至僅僅採用整理者的最初釋文。當研究者拿著經不起推敲的釋文去詮釋文學史乃至“改寫”文學史，這樣的改寫又有多少價值呢？
出土文獻仿佛是一潭池水，最先向其中投入石子的是從事考古及古文字研究的人，這批人比較少，產生的波紋也比較小。其次向其中投入石子的是研究學術史、哲學史、思想史的人，這批人相對較多，產生的波紋也比較大。當更多的人，其多的學科向其中投入石子時，產生的波紋越大，離開中心的波紋也越遠。並不是說中心的波紋絕對正確，而外圈的波紋不具備參考價值，但外圈的波紋一定要融合、消化中心的波紋，不能只索取對自己有用的見解。由於出土文獻研究的特殊性，受資訊、資源、精力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其間不同學科、甚至同一學科不同學者之間的相互交流、影響、協同、合作較之其他學科要更為複雜、困難，這就必然影響到“改寫思想史”的科學性。
有的學者強調不受傳世文獻詮釋系統的影響，對出土文獻作獨立、客觀的研究，這雖然是一種科學的精神，但如果走向極端，拋開傳世文獻的印證和啟發，主題先行，憑空解釋，其結論可能更不可信。其實，在出土文獻研究中，傳世文獻以及關於傳世文獻的歷代研究，古代及近現代學者治學方面的成功與失敗是出土文獻研究最值得借鑒的經驗，出土文獻離不開傳世文獻，如果說出土文獻可以啟動傳世文獻，同樣，傳世文獻也可以啟動出土文獻。出土文獻只有放在傳世文獻的長河中，才能確定其位置、意義和價值。現在在出土文獻研究領域，利用文本的破碎、解釋的多樣和歧義，斷章取義、各取所需的現象非常普遍，很容易出現裘錫圭先生所說的“不恰當的‘趨同’和‘立異’”[45]。
如果說傳世文獻因代代作注，反復整理，容易喪失真意，其實，出土文獻也有著同樣的問題，甚至更為嚴重，試想，不同的人拿著不同的結論去“改寫”思想史，那思想史就改不勝改了。
如陳偉先生指出，“任何一批時代較早的出土文獻，都會在原始資料公佈之後有一個歷時較長、由較多相關學者參加的討論過程，才能在文本復原和內涵闡釋上，達到較高的水準，取得大致的共識”，“那種畢其功於一役的願望或期待，是不切實際的”[6]（P7）。如黃釗先生所言，“對出土簡帛文獻的評價不能人為拔高”、“對傳世今本文獻的評價不能人為貶低”[7]（P94-97）。因此，目前出土文獻研究還處於隸寫、編聯、訓釋、箋注的早期階段，對文義的大部分闡述，都只能說是一種假說，是一家之言，不可偏信，而當兼聽。與文本、釋義相對定型之傳世文獻相比，目前階段的出土文獻研究，在對思想史的重構上，未必有多少確定的貢獻可言，一切有待於出土文獻整理達到一定高度之後。
總之，出土文獻由於自身特性，所能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在文本整理、字句釋讀沒有形成較為公認的見解以前，必須謹慎使用出土文獻，出土文獻目前依然是傳世文獻重新閱讀、重新探討、重新思考的一個引子、一種手段而已。
三、出土文獻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如果說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那麼，出土文獻的研究方法和傳世文獻的研究方法，就既可借鑒，又相區別。既然有可資借鑒之處，輕易否定傳統的研究思路、方法，就是不可取的。
隨著出土文獻的增加以及這項研究的繁盛，在出土文獻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上，出現了兩種值得注意的現象，第一種現象是將“疑古”學派的研究方法和出土文獻的研究方法對立起來，似乎不“走出疑古”，就無法有效地展開出土文獻研究，就不能真正改寫思想史。應該看到，這種通過理論上推翻“疑古”來為改寫思想史鋪平道路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誠然，出土文獻的出現在客觀上改變了許多疑古學派的結論，尤其是古書辨偽和古書年代斷定上的結論，但在否定有些結論的同時，並不應該否定疑古學派對文獻的批判態度、懷疑精神，不應該否定“層累”學說的豐富內涵，不應該否定其對歷史文本“不立一真，惟窮流變”的科學立場。“疑古”思潮在20世紀中國的出現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疑古”學派的理論、方法、實踐依然值得當代學者發揚和繼承[46]。
池田知久先生認為，“顧頡剛先生與其說是一位歷史學家，不如說是一位思想史家”[8]（P28）。這是很有道理的見解，因為顧頡剛先生一生的研究物件，其實很大程度不是歷史事實，而是思想史。當然，他和胡適等哲學史家，和侯外廬等思想史家不同，並不預先設立一套完整的理論框架，而主要是從傳世文獻出發，這使得我們容易把他歸入史家。但他的“層累”說，他將文獻形成和歷史現象結合起來（包括對劉歆“偽造古史”的研究）之嘗試，都是典型之思想史研究方法，所以才有可能提出“不立一真，惟窮流變”這種極其精闢的見解。由於中國思想史的複雜性，結論出現錯誤或偏差是在所難免的，我們不能因此抹殺他的探索。
在出土文獻尚未大量出現的時代，盡最大可能佔有傳世文獻材料，經過嚴格的史料審査，展開扎實的推理分析，從文獻內部挖掘證據，是學者的基本功。沒有人會說，不管怎麼推理，將來出現的出土文獻很可能推翻現在的結論，與其白忙活，還不如等待出土文獻，這是不現實的。憑心而論，顧頡剛先生之所以能夠成為一位公認的大家，不僅僅是因為他創立了“層累”說，也是因為他具有極為深厚的古文獻根柢、獨到的眼光以及敏銳的分析能力。他的許多論文，論據照顧到方方面面，論證極其翔實，讓人歎為觀止。一篇好的學術論文，在其結論沒有被新的、更有力的材料推翻以前，其他學者在從事相關研究時就無法漠視和回避，而必須予以重視、引述；並且，即便是其中具體的結論必須加以勘正，作者的研究方法、視野、態度等仍然具有長久的學術價值——顧頡剛先生的論文就符合這樣的條件。結論被推翻是很正常的事，然而並不能因此認定其研究方法和態度也是不可取的，否則就不免有倒髒水把孩子一起倒掉的意味了。以現在的“有”要求過去的“無”，豈不強人所難？我們今天研究出土文獻，不可能僅僅依賴證據，而不借鑒學界前輩的治學方法，更何況，如第二節所論證的那樣，出土文獻作為一種證據是有各種局限性的。
第二種現象是王國維“二重證據法”說的再度盛行。目前，幾乎所有從事出土文獻研究的人都會提到“二重證據法”，這似乎已成為出土文獻研究中無往而不勝的法則，成為出土文獻研究方法論的支柱。但在筆者看來，這其實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其中並不存在內在的邏輯體系，也沒有多少可以指導具體研究的方法論成分。因為，現在已經沒有一個學者願意抱殘守缺，無視日益增加的出土資料，而僅僅依據傳世文獻作為研究物件了。出土文獻研究，將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對照起來只是第一步，是不是可以簡單對照，應當在怎樣的前提下進行對照，才是研究的核心部分。
楊寬先生在《顧頡剛先生和〈古史辨〉》一文中指出“二重證據法”有其適用範圍，“目前保存的商代文獻很少，應該依靠甲骨卜辭結合文獻來研究商史。目前已出土的西周銅器很多，長篇的西周金文不少，同時《尚書‧周書》中也保存有多篇重要史料，因此必須以新舊史料結合方式來建設西周史。春秋戰國的文獻很多，就應該在整理文獻的基礎上，結合新史料來建設春秋戰國史”[9]（P428）。楊寬先生和裘錫圭先生也都曾指出過“二重證據法”不成功的例子[47]，李若暉先生指出了“二重證據法”存在的缺陷，即“只能針對微觀事實”、“在宏觀把握上的無能為力”[10]（P61）。李幼蒸先生認為“從歷史符號學角度看，所謂‘二重證據法’顯然不是一個嚴格的科學概念，因為它將兩個不同學科（考古學和古史學）運作程式之間的關係簡單化了”[11]（P50）。
在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問世後，後來又有饒宗頤先生、李學勤先生的“三重證據法”，但這並不是理論上的創新，只是將王國維所說“紙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 細分為“文獻記載、田野考古、甲骨文”（饒宗頤）、“文獻資料、考古資料、古文字資料”（李學勤）而已[48]。
“二重證據法”其實有一個隱含的前提，那就是，只要是出土資料就是“真實可信”的。當年王國維將甲骨卜辭和《史記》所記“殷之先公先王”相對照，推測出“《史記》所據之‘世本’，全是實錄。而由殷商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後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12]（P2-3）。這是因為甲骨文和神話、文學作品、私人論著不同，它基本上是據實而錄的，而《史記》所據之“世本”，屬於世系資料，除非傳抄錯誤或故意刪改，一般也是據實而錄的。因此，這兩者之間的對照，很容易形成清楚明白的結果。思想史資料就大不一樣了，它是作者根據某一目的創作出來的，材料可以為作者所調遣，其中的史實或真或假，不做“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精密分析，對其內容是不可全信的。這一點王國維自己也看得很清楚。他說：“又雖謬悠緣飾之書如《山海經》、《墨子》、《呂氏春秋》，晩出之書如《竹書紀年》，其所言之事也有一部分之確實性。”[12]（P5）也就是說，王國維也意識到在與思想史相關的典籍中只有部分的真實。這部分在哪里，怎麼找，那是比將卜辭和《史記》對照起來要難得多的事。
梁濤先生指出“二重證據法”的特徵是“利用出土的考古材料，重證據，不重推理”[13]（P 135）。似乎有了證據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甚至可以“不重推理”了。事實上出土文獻的研究決非那麼簡單，使用甲骨卜辭的證據來證明《史記》所記“殷之先公先王”這種歷史文獻固然可行，可是當我們面對的是成書複雜的思想史文獻時，就不得不考慮證據的數量、證據的有效程度、對證據的不同認識等許多因素。因此，即便有了證據，在使用證據的同時，也依然離不開推理。尤其涉及到證據的種類和“真偽”的判斷時，更是一項極重推理的複雜工程，不是可以率性而為的事。
在出土文獻研究中，常常會遇到和“真偽”相關的問題。在此，我們有必要對幾種不同屬性的“真實”作一區別。第一，歷史資料的“真實”，其中又包括“直接的真實”，即第一手的、直接敍述的真實，以及“間接的真實”，即借助其他資料轉述的真實。從嚴格意義上講，所謂“間接的真實”在真實性上已經要打折扣了，因此，除了王號、天文現象、自然現象等一些不易為人改變的內容，尋求絕對的真實是非常困難的事。歷史學者的工作就是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的真實。第二，思想史資料的“真實”。思想史資料在史實上往往真偽相混，例如用一個真的歷史背景講一個假的故事，或者完全編造一個歷史故事。對於思想史研究者而言，他們對真偽的要求與歷史學者不同，只要能夠確定創作的時代，假的史實、偽的資料在他們看來也是具有真實意義的、富有價值的研究物件。思想史研究更為關注的是文本形態、人物形象、時代話題、創作意圖，材料選擇、詮釋方法，注意探索意識、觀念、概念、框架的流變，重在尋找這一思想現象與那一思想現象之間、特定思想現象與特定歷史現象之間的邏輯關係。因此，在思想史材料中確認出一些真實的歷史資料，說某個文本才是真正的定本，某部著作一定出自某人之手，有時並不是最重要的工作[49]。第三，考古學資料的“真實”。考古學有其特殊的理論、方法、話語系統和操作方式。考古學的真實既不等同於歷史的真實，也不等同於思想史的真實。三者雖然有共同的關注點，會出現彼此的交叉，但只能相互借鑒，而不能相互取代，不能將三種不同的真實簡單等同起來[50]。
簡而言之，我們應該將歷史的真實和思想史的真實區別開來，兩者在界定和意義上有很大不同，前者也可以稱其為事實，後者真和偽、事實和虛構往往混雜在一起，但卻具有“真實”意義，很難簡單地用“二重證據法”說明所有問題。
現在有一種傾向，證據就是一切。但如前所述，證據本身也要經過分析。因為思想史材料的特殊性，使得我們在面對證據時，要將各種不同層次的“真實”區分開來，這是一件極其複雜的工作，也是思想史研究魅力之所在。所以，基於傳世文獻研究形成的懷疑態度、訓練方法、研究經驗，都沒有過時，需要繼承和發揚。我們不可能因為沒有新的證據出現，就停止推理。
對“二重證據法”的過度推崇，導致了許多不良後果，這些後果其實是不利於思想史之“改寫”的。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滋長了輕率、粗糙的學風，促使了研究方法的簡單化，當然這並非“二重證據法”自身的過失。有學者總結古史辯派辨偽古史（包括古籍）的特徵是“對古代文獻進行‘有罪推定’，一概存疑。”而現在要做的是“由‘有罪推定’轉變為‘無罪推定’”的方法調整 [13]（P134）。這一思維，施用於某些具體文獻時，也許並無錯誤。然而，將其放大成為一種方針、潮流，一種普遍原則時，就會出現難以預料的後果。當下的出土文獻研究領域，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人熱衷於翻案，——將原來“古史辨”派懷疑為偽書的文獻全部平反，將許多傳世文獻的成書時代一再向前推。如果證據充足、論證嚴密，這樣的做法原本無可厚非。但一些學者不顧出土文獻中也有歷史資料和思想史資料的區別，不顧思想史文獻往往真偽相雜的事實，根據出土文獻就一定是“真”的原理，通過出土文獻和某傳世文獻中個別真實之處、局部真實之處的對比，便宣告某傳世文獻整體不偽。這實際上大有以偏概全、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之嫌。以《尹文子》為例，通過和《黃帝四經》等文獻的比較，可以確認其中有的組成部分來自先秦，基本上否定了漢末偽作之說，但從其內容、結構、文體、文氣看，先秦以後整理改編的痕跡也非常濃重。那麼，斷定整部著作都是戰國作品，而且毋庸置疑就是尹文自作，就不夠謹慎了，因為文獻中的尹文形象和《尹文子》的著作特徵之間存在很大的距離，而現在將《尹文子》完全當作稷下學者尹文之作，並以此研究所謂尹文名家思想者大有人在[51]。其他文獻如《文子》、《列子》、《孔子家語》、《孔叢子》也存在類似情況，將這些文獻中出現的人物和和歷史上存在的人物及其時代直接掛鈎的現象比比皆是，過去謹慎的學風、綿密的文獻批判傳統被拋棄了[52]。
有的學者看到出土思想史資料中出現歷史內容，便忙於將其同傳世文獻中的歷史記載相對照，以此確認哪些歷史記載是真實無誤的，殊不知，在很多思想史資料中，歷史內容只是一個背景，可以借用或編造，很難確認其真偽。前引上博楚簡《魯邦大旱》就是這樣一則關於孔子或者說假託孔子的短篇故事，之所以可以稱之為假託，是因為極其相似的故事格局和對應話語在《晏子春秋》和《說苑》中也出現了，只不過那裏的主人公換成了晏子。真實的主人公究竟應該是孔子、是晏子，或者是其他的賢人？遇到大旱時山川神靈也會自顧不暇的那段經典話語，究竟是孔子、晏子的發明，還是套用民間諺語，通過名人說出而已？魯國是否發生了大旱，哪一年發生的？這種確認性的工作，不但難以做到，而且並不重要。我們可以想像，這類關於大旱對策的套話曾經一度十分流行。它是一個時代或一個學派在闡述天災與人事的關係時所採取的一種典範式的對應態度。那麼，在這個或這類故事中，哪些是值得重視的思想現象呢？這才是思想史研究者所欲探求的重點。
在郭店楚簡、上博楚簡、馬王堆帛書中出現了大量的“子曰”（包括相關的“孔子曰”“夫子曰”、“聞之曰” 等等），有的學者讀到這些“子曰”，就視為真孔子之言。其實，我們更應借鑒傳世文獻對“子曰”的分析方法，通過對思想內容的分析，辨認出這是哪一個時代的孔子來。例如，《魯邦大旱》中出現了孔子和魯哀公的對話，結合馬驌《繹史》卷八十六《孔子類記一》中的《哀公問》等材料可知，其材料分佈於《論語》、《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禮記》、《大戴禮記》、《韓詩外傳》、《史記》、《孔叢子》、《孔子家語》、《說苑》、《新序》等多種書籍中，這其中可能既有真實的成分，也不乏編造和假託。目前出土的《魯邦大旱》可以說又多了一則新的魯哀公與孔子之間的問對故事。我們並不能因為《魯邦大旱》是出土文獻，就過高估價其作為孔子資料的價值，不能匆忙地視《魯邦大旱》中的“孔子”為真孔子。
與“子曰”、孔子、孔門弟子相關之記載、故事，是一個非常複雜、極其重要之思想史課題，目前的研究還遠遠沒有得出滿意的結果，出土文獻中出現的大量“子曰”，只是為我們解決這個思想史課題提供了更多的材料。輕率地視出土文獻中的孔子資料為可靠資料，並不是嚴格的思想史研究方法。
同樣，輕易地利用考古學的證據去印證思想史也是不可取的。如前所述，由於兩種學科性質不同，對“真實”的認識也不相同。
總之，現在有一種將出土文獻研究簡單化的趨向，有些學者在批判疑古者喪失史料審查客觀性的同時，未必能保障自己在研究出土文獻時的客觀性。
上述種種現象，正反映出出土文獻研究方法論上的困惑。邢文先生曾提出過所謂“四重證據法”，即將“國際漢學的研究成果”作為“第四重證據”[53]。不用說，這第四重證據和傳世文獻、出土文獻、考古學資料不在同一水準上，不能相提並論。但邢文先生顯然也意識到了方法論問題對出土文獻研究的重要意義。
本文在此並不是要為出土文獻領域提供什麼具體的研究法，只是想在方法論的探索上，提出一些前提和原則，供學界思考和討論。
既然出土文獻具有不確定、不完善的特徵，既然出土文獻的出土具有偶然性，既然目前出土文獻研究還處於文本復原的早期階段，既然出土文獻研究需要多學科的協同作戰，那麼我們在研究這種特殊材料時，就應充分考慮其複雜性，保持中立的學術價值觀和開放的學問姿態，盡最大可能排除主觀意識，排除不同學科自身的局限性，不設定一種標準、一個尺度，不輕易地否定他人的方法和結論，不急著斷代、不急著定性、不急著排出文獻的先後秩序。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嘗試各種方法，多方位地、反覆地分析物件本身，才能為今後出現更豐富的成果創造條件。既然出土文獻研究最終是為傳世文獻服務的，出土文獻離不開傳世文獻的依託，那麼，傳世文獻的研究方法就必須得到重視、保持和發揚。既然顧頡剛的古史研究歸根到底是思想史研究，那麼，他的成功和失敗依然值得借鑒，懷疑精神和批判態度依然值得倡揚，對文本的精密解剖方法，利用歷史現象分析思想現象的經驗都不應該放棄。
因此，目前的時代還是一個提供更多可能性的時代，一個積累資料、分析資料的時代，不必急於拿出結論，在一些暫時無法解答的問題上，與其闕疑，不做硬解。因此，應該如裘錫圭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宣導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學風，在新的更為有力的材料面前，勇於不斷修正自己的結論[54]。努力為出土文獻研究領域創造出既謹嚴、認真又自由、寬鬆的學術氛圍來。
2006年10初稿
2007年7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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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曹峰（1965—），男，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先秦秦漢思想史，Email：caofeng@sd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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