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次的閱讀，讓我稍微瞭解到司馬遷對於撰寫〈伯夷列傳〉的苦心。此次的報告形式希望以札記來呈現自己對於「伯夷怨或不怨」的議題上。在此，就以我自己讀〈伯夷列傳〉的心得來一一說明。初看此篇文章，感覺上像是探討體例的問題，因瀧川龜太郎的註引用近代各家對於伯夷是否可列於傳首，而司馬遷在書中也大量引用孔子與自己的說法下去佐證對於伯夷、叔齊的問題上。另外，司馬遷在文中引用「怨」字，除了替伯夷、叔齊說明他們可貴的德行，另舉出「天道」之意，在此文中，司馬遷一直以「天道觀」來敘說伯夷、叔齊、盜蹠、顏回等人的功過，並闡明自己對於伯夷、叔齊的看法。首先就以伯夷、叔齊是否真餓於首陽山來說，司馬遷認為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並隱居於首陽山，且在首陽山食采薇最後因此而死。但村尾元融有提出自己的考證：
「義不食周之粟，謂不仕周而食其祿也；非謂不食周地所生之粟也。」
在村尾元融對於此的看法，我認為是有其可討論的空間存在的，因為司馬遷是以實地去首陽山後，看待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的。但是村尾元融是以《史記》來看待此事，難免會有是否真是如此的看法。此事我認為可疑也可不疑，可疑在於從前文伯夷、叔齊跟隨許由、務光的事蹟倣效之，最後是否真餓死於首陽山？那在實行此一動作時的心境為何？如果從這幾點下去探討，村尾元融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不疑的地方是司馬遷寫伯夷、叔齊時有引用孔子對於「聖賢說」的觀點，所以會理所當然不疑，因為司馬遷是站在前人的角度來看待伯夷、叔齊與盜蹠、顏回等人的。當然，在此的解說還是不夠充分，也可能是個人的解釋面相還不夠全面，還需要多一點的資料加以補充。若從司馬遷的文意下去推論，那與後面所要談的就息息相關了。由於有「隱於首陽山」加上「義不食周粟」，最後「遂餓死於首陽山」，司馬遷都以這些是「聖賢」才會做到的事情來鋪程最後所要說的「聖人作而萬物觀」。在此，我認為司馬遷是以主觀的看法與其經歷來述說此事，且其中還引用「說者曰」、「其傳曰」、「孔子曰」、「賈子曰」等等的著述者，除了要與以佐證外，並希望自己也能有這樣的思維，並藉由前人的話語來支撐自己的看法；就好像在寫一篇文章時，大量引用前人的話語，目的就是在支撐自己的看法是一樣的。
最後，是對於司馬遷所說的「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和司馬遷引用孔子的「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這兩句有所感觸。「天道」是向天學習，「人道」是向人學習，那中國的史學著重的是大自然的運行與循環，是否就跟章學誠所說的「因事命篇」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於司馬遷所寫與引用的這兩句，感覺脫離不了中國史學獨有的傳統，而這個傳統是史家對於自身，甚或當世的一種詮釋。就像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又要如何才能貫徹這兩種學問呢？談「古今」對於史家來說是容易之事，但是「天人」如何能通曉？如果說「天人觀」是遵循大自然的腳步走，那麼從上古就有此傳統與思維模式了，因為早先史官便以祭祀為主，所以自然而然會有此思維，也因為如此才有記注的意味存在其中，而史官的精神也就傳承下來。若以上的推論可成，那麼司馬遷寫伯夷、叔齊「怨乎不怨」其實也已顯明其中了。但這是我主觀的認為，是否真是如此，還要查找相關資料才能明白。但是，後面所提到的問題，是可以深思的。但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不是因為對此產生混雜之感，而是希望能藉此釐清「天人」與「古今」之感，雖然現代對此的相關論述繁多，且也把二種學問作一個分隔，但還是有此疑問，希望能從司馬遷的《史記》中找出以上的問題來。
歷史系 程俐雪 三年級 961612
「義不食周之粟，謂不仕周而食其祿也；非謂不食周地所生之粟也。」
在村尾元融對於此的看法，我認為是有其可討論的空間存在的，因為司馬遷是以實地去首陽山後，看待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的。但是村尾元融是以《史記》來看待此事，難免會有是否真是如此的看法。此事我認為可疑也可不疑，可疑在於從前文伯夷、叔齊跟隨許由、務光的事蹟倣效之，最後是否真餓死於首陽山？那在實行此一動作時的心境為何？如果從這幾點下去探討，村尾元融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不疑的地方是司馬遷寫伯夷、叔齊時有引用孔子對於「聖賢說」的觀點，所以會理所當然不疑，因為司馬遷是站在前人的角度來看待伯夷、叔齊與盜蹠、顏回等人的。當然，在此的解說還是不夠充分，也可能是個人的解釋面相還不夠全面，還需要多一點的資料加以補充。若從司馬遷的文意下去推論，那與後面所要談的就息息相關了。由於有「隱於首陽山」加上「義不食周粟」，最後「遂餓死於首陽山」，司馬遷都以這些是「聖賢」才會做到的事情來鋪程最後所要說的「聖人作而萬物觀」。在此，我認為司馬遷是以主觀的看法與其經歷來述說此事，且其中還引用「說者曰」、「其傳曰」、「孔子曰」、「賈子曰」等等的著述者，除了要與以佐證外，並希望自己也能有這樣的思維，並藉由前人的話語來支撐自己的看法；就好像在寫一篇文章時，大量引用前人的話語，目的就是在支撐自己的看法是一樣的。
最後，是對於司馬遷所說的「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和司馬遷引用孔子的「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這兩句有所感觸。「天道」是向天學習，「人道」是向人學習，那中國的史學著重的是大自然的運行與循環，是否就跟章學誠所說的「因事命篇」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於司馬遷所寫與引用的這兩句，感覺脫離不了中國史學獨有的傳統，而這個傳統是史家對於自身，甚或當世的一種詮釋。就像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又要如何才能貫徹這兩種學問呢？談「古今」對於史家來說是容易之事，但是「天人」如何能通曉？如果說「天人觀」是遵循大自然的腳步走，那麼從上古就有此傳統與思維模式了，因為早先史官便以祭祀為主，所以自然而然會有此思維，也因為如此才有記注的意味存在其中，而史官的精神也就傳承下來。若以上的推論可成，那麼司馬遷寫伯夷、叔齊「怨乎不怨」其實也已顯明其中了。但這是我主觀的認為，是否真是如此，還要查找相關資料才能明白。但是，後面所提到的問題，是可以深思的。但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不是因為對此產生混雜之感，而是希望能藉此釐清「天人」與「古今」之感，雖然現代對此的相關論述繁多，且也把二種學問作一個分隔，但還是有此疑問，希望能從司馬遷的《史記》中找出以上的問題來。
歷史系 程俐雪 三年級 96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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