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的話：這是我去年為道歉而寫的一段文字。事情是這樣的：某雜誌曾約我寫篇文章。我寫了，也寄給人家了，但心裏很怕，到現在都很怕，怕鬧笑話，因為文章涉及到了我不懂的領域。因為怕，所以就屢次反覆，一會兒跟編輯說可以發，一會兒又說不要發了。終於，最後把編輯惹惱了。編輯生氣了，我很後悔，覺得對不起人家，是死是活都拿去發吧，為了表示歉意，我匆忙之中又寫了這篇短文寄給編輯。所以說，這篇短文只是一個表示認錯的“姿態”而已，根本不能算是文章，寫得實在是太簡單了。不過大家也不要過於責備我，我們看商家搞“買一贈一”活動的時候，那“贈”的東西常常不是什麼好東西。這兩天，雲中君又出現在往復了，看上去很孤單，為配合他一下，把這個帖子貼出來，讓大家見笑了。最近正在生病，很難受，萬一有朋友要和我討論，我不一定回答了。】
幾年前，我撰寫《漢唐間史學的發展》時，翻閱最多的就是錢穆先生的《中國史學名著》。我也常常向別人推薦這本書，但是，若問我這本書究竟好在哪裡，似乎一時間又回答不上來。
這本書是根據錢穆給學生講課的內容整理而成的。因為是講義性質，所以書中有不少關於史家生平、史書內容的介紹，就此而論，它與一般的史學史著作並無不同。不過，除此之外，書中也畢竟還有很多能反映作者學術特點的地方。
錢穆在學術上的特點到底是什麼？我不懂近代以來的學術史，不清楚這方面的學者是怎樣概括的。從一個一般讀者的角度看，我覺得他的特點或許可以用一個“通”字來概括。從縱的方面看，自先秦到明清，他都可以寫出質量一流的著作來；從橫的方面看，經學、史學、文學、宗教諸多領域他都懂。這樣一種知識背景再加上他銳利的眼光，就使得他討論問題時總能縱橫馳騁，總有一種大視野、大氣魄。比如講到《春秋》，他並不就事論事，而是把著眼點置於先秦以來學術的大變化上面。錢穆一向非常注意所謂“王官學”與“百家言”的區分。他在此說：“在古人當時，不僅從周公到孔子，即下至戰國秦漢，在當時中國人腦子裏，還無所謂‘史學’一觀念。當時學術大分野，只有經學和子學。”所謂經學即是“王官學”，所謂子學即是“百家言”。寫《春秋》的事情本來屬於王官學，可孔子卻“以一平民身份而來做天子王官之事”，因此錢穆得一結論說：“這一部《春秋》正在王官學與百家言的過渡中間。”講到《隋書•經籍志》中經史子集四部的問題時，他還是把著眼點置於這個大變化上面。他說：“以前的學問，只有上下兩層。上面是王官之學，下面是百家之言，到現在則變成了經史子集四部了。”在這裏，他依然沒有就事論事，而是把關注的對象放在了一個很長的過程中來加以考察，寥寥數語就把從先秦到唐初的學術分合概括了出來，充分顯示出了駕馭大場面而不被細節淹沒的大家氣象。
關於史學與子學的關係，他也有很多獨到的見解。他說：「中國史學有記言記事兩條大路。像《國語》、《國策》都是記言的，遠從《尚書》一路下來。但到孔子時代，記言又走了另外一條路，那就是百家言。」照他看，子學的源頭是在史學。但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子學對史學也有影響。在講《史記》的列傳問題時，他說：“此下是七十篇列傳，為太史公《史記》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獨創的一個體例。但在《史記》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已經一天天地表現出來了。像《論語》、《孟子》、《墨子》、《莊子》都是一部書裏記載著一個人的事與言。《論語》記言也記事，《莊子》、《孟子》等亦然。如‘孟子見梁惠王’此是事，‘王何必曰利’則是言。可見記事、記言不能嚴格分別。而記言則就特別看重到‘人’。當時有像《晏子春秋》，也就是把晏子一生言行寫成了一部書。《管子》雖不稱《管子春秋》，也只是講管子的思想和行事。所以《史記》裏的列傳也不能說是太史公獨創，以前早就有在歷史中特別看重‘人’的事實，只不過太史公把來變通而成為列傳而已。”輕鬆地出入於子、史，而不局限在史學之內考慮問題，這是他能得出新見解的關鍵。或許有人並不同意他的這些解釋，但他思考問題的路徑無疑是很有啓發性的。
關於紀傳體與編年體的利弊得失，唐代劉知幾在《史通》中有很好的論述。具體到編年體的缺陷，劉知幾曾這樣說：
“至於賢士貞女，高才俊德，事當沖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顔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短也。”
受此啓發，錢穆轉而論說紀傳體的長處。他說：
“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並無事情上的表現而成為歷史上重要人物的。諸位試把此觀點去讀二十四史，這樣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傳》兩百四二十年，裏面就沒有顔淵，豈不因他沒有事情表現，就不上歷史。但顔淵這一人在歷史上有他不可磨滅的地位，東漢以下人就特別看重顔淵。宋明時代人講理學，也特別看重顔淵。怎能說顔淵不是一歷史人物呢？既是一歷史人物，就該上歷史。所以司馬遷以人物來作歷史中心，創為列傳體，那是中國史學上一極大創見。”
能關注到“無事情表現”的人在歷史上的影響，並進而從這個角度去評判紀傳體的價值，這實在是很高明的。在討論紀事本末體的時候，他也有類似的見解。因為不滿意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錢穆說道：
“他書中題目都揀一些動亂之事，不見安定之象。文景之治，究是漢初一個安定局面，漢之所以為漢者賴有此，但他不懂，至少他看輕了。……歷史不能只管突發事項，只載動與亂，不載安與定，使我們只知道有‘變’，而不知有‘常’。”
應該說，研究歷史注意到“變”的重要是比較容易的，而注意到“常”的價值就很不容易了，這個思想與他注意到“無事情表現”的人有相通之處。錢穆對歷史有著深刻的理解。正是這種理解使得他對史學著作的評價別具一格，一下子就超越了一般的史學史研究而站在了一個更高的位置上。
在介紹《史記》的《貨殖列傳》與《游俠列傳》時，錢穆也有很好的分析。他說：
“近人也有說《史記》有《貨殖傳》，認為太史公對歷史有特見，後來人不能及，這話也有些似是而非。如講《史記•貨殖傳》，子貢是孔子的大弟子，下面來了陶朱公范蠡，他是越國大臣，又下邊到白圭，做過梁國宰相，下邊到呂不韋，做秦國的宰相，秦始皇還是他兒子。這些做生意人，在當時社會上地位重大，太史公自該來寫《貨殖列傳》。下面的做生意人，沒有社會地位了，即是沒有歷史地位了，僅不過是發點財做一富人而已，那當然不該再要《貨殖列傳》了。又如太史公又寫了《游俠列傳》，為什麼後來人不寫了，這也因在後代社會上游俠不成為一個特殊力量，卻不能怪史家不寫。”
他不把史家寫作上的取捨僅僅看成是史家個人的事情，而是從史家的不同取捨中看到了歷史的變遷。這個認識的得出仍然是因為他沒有把自己的思考局限在史學史的範圍內。
錢穆在書中屢次告誡學生，讀書時不能只看到書，還要能看到書背後的“人”。其實，他的很多精彩見解並不僅僅是因為他看到了書背後的“人”，而更重要的是，他還看到了“人”背後的“社會”。他研究史學史的高明之處，就在於此。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沒有必要再費筆墨了，他自己在介紹章學誠的學問時已經說得很明白了。他說：
“章實齋講歷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處，他不站在史學立場來講史學，而是站在整個的學術史立場來講史學，這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也等於章實齋講文學，他也並不是站在文學立場來講文學，而是站在一個更大的學術立場來講文學。這是章實齋之眼光卓特處。我也可以說，我同諸位講了一年的史學名著，我自己也並不是只站在史學的地位上來講史學。若如此，這就會像劉知幾。而我是站在一般性的學術地位上來講史學，所以我要特別欣賞章實齋。”
錢穆在表揚章學誠，也順帶著把自己表揚了。不過我們並不反感，因為他確實是說到了，也做到了。錢穆的話很重要。研究歷史問題的時候，選擇何種觀察角度、把問題看成什麼是很要緊的。我們如果只把史學史看成史學史，那可做的工作恐怕主要就是寫一些有關史家、史籍的介紹文章，而如果我們把史學史看成學術史的一部分、看成總體歷史的一部分，那值得分析的問題就非常多了。
這本書是根據課堂記錄整理而來的，所以讀起來很有趣。錢穆常常有些即興的發揮。他極力稱贊紀傳體史書，認為西方人寫歷史，重事不重人，像我們《尚書》的體裁，所以他說：“西洋史學還停留在我們周公《西周書》的階段。”他又說，馬克思《資本論》講資本家如何賺錢，這是馬克思天天看報、調查得出來的，其實中國人一句簡單的話早就講明白了，這就是“為富不仁”。他對用公曆紀元很不以為然，對於有人曾經主張用黃帝紀元、用孔子紀元，覺得“這還比較有意思”。他對未來中文在世界上的地位更是充滿了信心：“萬一有一天，世界人類懂得中國文妙處，採用中文，此事非純屬空想。”像這樣的議論在錢穆其他的書中也時常可以看到。在他的世界裏，中、西較量，得分的永遠是中國，失分的永遠是西方，這是一場完全沒有懸念的比賽。照我看，西方人若信了他的話能著急死，中國人若信了他的話能高興死。我常常想，一個非常淵博、非常有智慧的大史學家為何會有這麼多幼稚的想法呢？其實道理可能非常簡單，他實在是太愛自己的民族文化了，心中總有一種深深的眷戀，正像余英時先生說的那樣，他“一生為故國招魂”。招魂，這是一件很莊嚴的事情，因此，或許我們不同意他的某些意見，但我們絕對應該尊重他的情感。
幾年前，我撰寫《漢唐間史學的發展》時，翻閱最多的就是錢穆先生的《中國史學名著》。我也常常向別人推薦這本書，但是，若問我這本書究竟好在哪裡，似乎一時間又回答不上來。
這本書是根據錢穆給學生講課的內容整理而成的。因為是講義性質，所以書中有不少關於史家生平、史書內容的介紹，就此而論，它與一般的史學史著作並無不同。不過，除此之外，書中也畢竟還有很多能反映作者學術特點的地方。
錢穆在學術上的特點到底是什麼？我不懂近代以來的學術史，不清楚這方面的學者是怎樣概括的。從一個一般讀者的角度看，我覺得他的特點或許可以用一個“通”字來概括。從縱的方面看，自先秦到明清，他都可以寫出質量一流的著作來；從橫的方面看，經學、史學、文學、宗教諸多領域他都懂。這樣一種知識背景再加上他銳利的眼光，就使得他討論問題時總能縱橫馳騁，總有一種大視野、大氣魄。比如講到《春秋》，他並不就事論事，而是把著眼點置於先秦以來學術的大變化上面。錢穆一向非常注意所謂“王官學”與“百家言”的區分。他在此說：“在古人當時，不僅從周公到孔子，即下至戰國秦漢，在當時中國人腦子裏，還無所謂‘史學’一觀念。當時學術大分野，只有經學和子學。”所謂經學即是“王官學”，所謂子學即是“百家言”。寫《春秋》的事情本來屬於王官學，可孔子卻“以一平民身份而來做天子王官之事”，因此錢穆得一結論說：“這一部《春秋》正在王官學與百家言的過渡中間。”講到《隋書•經籍志》中經史子集四部的問題時，他還是把著眼點置於這個大變化上面。他說：“以前的學問，只有上下兩層。上面是王官之學，下面是百家之言，到現在則變成了經史子集四部了。”在這裏，他依然沒有就事論事，而是把關注的對象放在了一個很長的過程中來加以考察，寥寥數語就把從先秦到唐初的學術分合概括了出來，充分顯示出了駕馭大場面而不被細節淹沒的大家氣象。
關於史學與子學的關係，他也有很多獨到的見解。他說：「中國史學有記言記事兩條大路。像《國語》、《國策》都是記言的，遠從《尚書》一路下來。但到孔子時代，記言又走了另外一條路，那就是百家言。」照他看，子學的源頭是在史學。但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子學對史學也有影響。在講《史記》的列傳問題時，他說：“此下是七十篇列傳，為太史公《史記》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獨創的一個體例。但在《史記》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已經一天天地表現出來了。像《論語》、《孟子》、《墨子》、《莊子》都是一部書裏記載著一個人的事與言。《論語》記言也記事，《莊子》、《孟子》等亦然。如‘孟子見梁惠王’此是事，‘王何必曰利’則是言。可見記事、記言不能嚴格分別。而記言則就特別看重到‘人’。當時有像《晏子春秋》，也就是把晏子一生言行寫成了一部書。《管子》雖不稱《管子春秋》，也只是講管子的思想和行事。所以《史記》裏的列傳也不能說是太史公獨創，以前早就有在歷史中特別看重‘人’的事實，只不過太史公把來變通而成為列傳而已。”輕鬆地出入於子、史，而不局限在史學之內考慮問題，這是他能得出新見解的關鍵。或許有人並不同意他的這些解釋，但他思考問題的路徑無疑是很有啓發性的。
關於紀傳體與編年體的利弊得失，唐代劉知幾在《史通》中有很好的論述。具體到編年體的缺陷，劉知幾曾這樣說：
“至於賢士貞女，高才俊德，事當沖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顔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短也。”
受此啓發，錢穆轉而論說紀傳體的長處。他說：
“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並無事情上的表現而成為歷史上重要人物的。諸位試把此觀點去讀二十四史，這樣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傳》兩百四二十年，裏面就沒有顔淵，豈不因他沒有事情表現，就不上歷史。但顔淵這一人在歷史上有他不可磨滅的地位，東漢以下人就特別看重顔淵。宋明時代人講理學，也特別看重顔淵。怎能說顔淵不是一歷史人物呢？既是一歷史人物，就該上歷史。所以司馬遷以人物來作歷史中心，創為列傳體，那是中國史學上一極大創見。”
能關注到“無事情表現”的人在歷史上的影響，並進而從這個角度去評判紀傳體的價值，這實在是很高明的。在討論紀事本末體的時候，他也有類似的見解。因為不滿意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錢穆說道：
“他書中題目都揀一些動亂之事，不見安定之象。文景之治，究是漢初一個安定局面，漢之所以為漢者賴有此，但他不懂，至少他看輕了。……歷史不能只管突發事項，只載動與亂，不載安與定，使我們只知道有‘變’，而不知有‘常’。”
應該說，研究歷史注意到“變”的重要是比較容易的，而注意到“常”的價值就很不容易了，這個思想與他注意到“無事情表現”的人有相通之處。錢穆對歷史有著深刻的理解。正是這種理解使得他對史學著作的評價別具一格，一下子就超越了一般的史學史研究而站在了一個更高的位置上。
在介紹《史記》的《貨殖列傳》與《游俠列傳》時，錢穆也有很好的分析。他說：
“近人也有說《史記》有《貨殖傳》，認為太史公對歷史有特見，後來人不能及，這話也有些似是而非。如講《史記•貨殖傳》，子貢是孔子的大弟子，下面來了陶朱公范蠡，他是越國大臣，又下邊到白圭，做過梁國宰相，下邊到呂不韋，做秦國的宰相，秦始皇還是他兒子。這些做生意人，在當時社會上地位重大，太史公自該來寫《貨殖列傳》。下面的做生意人，沒有社會地位了，即是沒有歷史地位了，僅不過是發點財做一富人而已，那當然不該再要《貨殖列傳》了。又如太史公又寫了《游俠列傳》，為什麼後來人不寫了，這也因在後代社會上游俠不成為一個特殊力量，卻不能怪史家不寫。”
他不把史家寫作上的取捨僅僅看成是史家個人的事情，而是從史家的不同取捨中看到了歷史的變遷。這個認識的得出仍然是因為他沒有把自己的思考局限在史學史的範圍內。
錢穆在書中屢次告誡學生，讀書時不能只看到書，還要能看到書背後的“人”。其實，他的很多精彩見解並不僅僅是因為他看到了書背後的“人”，而更重要的是，他還看到了“人”背後的“社會”。他研究史學史的高明之處，就在於此。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沒有必要再費筆墨了，他自己在介紹章學誠的學問時已經說得很明白了。他說：
“章實齋講歷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處，他不站在史學立場來講史學，而是站在整個的學術史立場來講史學，這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也等於章實齋講文學，他也並不是站在文學立場來講文學，而是站在一個更大的學術立場來講文學。這是章實齋之眼光卓特處。我也可以說，我同諸位講了一年的史學名著，我自己也並不是只站在史學的地位上來講史學。若如此，這就會像劉知幾。而我是站在一般性的學術地位上來講史學，所以我要特別欣賞章實齋。”
錢穆在表揚章學誠，也順帶著把自己表揚了。不過我們並不反感，因為他確實是說到了，也做到了。錢穆的話很重要。研究歷史問題的時候，選擇何種觀察角度、把問題看成什麼是很要緊的。我們如果只把史學史看成史學史，那可做的工作恐怕主要就是寫一些有關史家、史籍的介紹文章，而如果我們把史學史看成學術史的一部分、看成總體歷史的一部分，那值得分析的問題就非常多了。
這本書是根據課堂記錄整理而來的，所以讀起來很有趣。錢穆常常有些即興的發揮。他極力稱贊紀傳體史書，認為西方人寫歷史，重事不重人，像我們《尚書》的體裁，所以他說：“西洋史學還停留在我們周公《西周書》的階段。”他又說，馬克思《資本論》講資本家如何賺錢，這是馬克思天天看報、調查得出來的，其實中國人一句簡單的話早就講明白了，這就是“為富不仁”。他對用公曆紀元很不以為然，對於有人曾經主張用黃帝紀元、用孔子紀元，覺得“這還比較有意思”。他對未來中文在世界上的地位更是充滿了信心：“萬一有一天，世界人類懂得中國文妙處，採用中文，此事非純屬空想。”像這樣的議論在錢穆其他的書中也時常可以看到。在他的世界裏，中、西較量，得分的永遠是中國，失分的永遠是西方，這是一場完全沒有懸念的比賽。照我看，西方人若信了他的話能著急死，中國人若信了他的話能高興死。我常常想，一個非常淵博、非常有智慧的大史學家為何會有這麼多幼稚的想法呢？其實道理可能非常簡單，他實在是太愛自己的民族文化了，心中總有一種深深的眷戀，正像余英時先生說的那樣，他“一生為故國招魂”。招魂，這是一件很莊嚴的事情，因此，或許我們不同意他的某些意見，但我們絕對應該尊重他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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