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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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2008年第8期

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關於現代中國史學的舊著終於出了中譯本。我知道“施耐德”三字要全部連讀才是其姓氏，但漢語寫作講究要能上口誦讀，此姓氏讀起來卻像是在稱其全名，而頻頻稱以“施耐德教授”又太像法律文書，似難以行遠；下面姑簡稱為“施教授”，希望他能入鄉隨俗，曲諒此不敬之稱。 施耐德在德國波鴻大學讀書凡十二年，從那裏畢業後曾任教於海德堡大學，二○○○年起任荷蘭萊頓大學的中國近現代史教授，前六年還擔任那裏漢學院的院長。歐洲大學多實行“教授治校”，一個專業或學科(略近於我們官定的二級學科)一般只有一位教授，通常也就是所在學科的“學科主任”，地位較美國大學教授更高，但要承擔不少學術管理工作；就治學而言，恐已是“治多於學”。若教授而兼院長，基本上就是以奉獻為主、治學為輔了。而施教授從二○○三年起還擔任一個“中日近代史學”項目的PR(Principal Researcher)；這是個一百五十萬歐元的大專案，所謂PR也要承擔大量的專案管理工作，非長於治人者往往苦不堪言。幸其近年急流勇退，已逐漸回歸到研究者生涯中來，下一本關於民國史學與思想的新著也快完成了。

原載《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008．2．110～115、《歷史學》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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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羅香林有一篇少為人知的舊文，其中一些內容幾乎不為人知，其實該文頗有所見。它反映了羅香林視野中當時中國史學的現狀，揭示了《古史辨》產生的學術和思想背景。對該文進行簡略的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古史辨”學人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一些已經發生和可能發生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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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玉河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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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紀許多史學名家，從個體看，他們有的注重宏觀闡發，以縱攬大局取勝；有的則專擅實證，以具體而微見長。或激越，或苛刻，或冷峻，或寬容，取向、思路各各不同。但透過編纂形式或個性風格，綜合其整體精神，圍繞的是同一主題，即面對現代化挑戰的壓力，重新認識中國。壓力轉化為推動變革的動力，使史學呈現出前此從未有過的蛻變，走過了為新史學艱辛創業的百年（注：本文為《走向世界與中國情懷——“中國史”世紀學術回顧》的續篇。有關世紀史學的主題及圍繞主題展開的思想路向，請參見上篇。文載《浙江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

　　新史學：對科學實證的追求

摘　要：作為近代意義上的一門學科,“中國史學史”已經走過近一個世紀的歷程。梁啓超、白壽彝分別是該學科建立時期和比較成熟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本文梳理了在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發展過程中,從事該學科研究的重要學者之間的師承關係,涉及到梁啓超、朱希祖、李大釗、何炳松、柳詒徵、蒙文通、朱謙之、金毓黻、劉節、白壽彝等眾多著名學者,對比了中國史學史學科前後兩個階段的共同點、不同點,並指出其中的聯繫。

　　關鍵詞：梁啓超;白壽彝;中國史學史;學術系譜

　　中國史學的歷史源遠流長,作為對史學進行反思的“史學史”之因素很早就產生了,而且異常豐富。但是,作為一門近代意義上的學科,“中國史學史”則是在20世紀隨著中國史學的近代化而產生的。就本人所知,“中國史學史”的名稱,最早在胡適1924年發表的《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一文（1）中出現,雖然是指中國史學的歷史,但卻沒有“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意思。最早明確提出建設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是梁啓超。1926年至1927年,梁啓超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講“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專門講述了“史學史的做法”,不僅提出了學科意義上的“中國史學史”一詞,而且為中國史學史學科初步奠定了理論基礎。此後,中國史學史經過幾代人的探索和建設,發展到今天這個規模,成為在歷史學系統中舉足輕重的一個二級學科。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師承關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說20世紀前期對中國史學史學科影響最大的是梁啓超,那麽,20世紀後期對這門學科貢獻最大的則是白壽彝。可以說,梁啓超、白壽彝分別是中國史學史學科建立時期和比較成熟時期的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可作為中國史學史學科誕生和繁榮的兩個標志。21世紀,我們要開創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新局面,應該對我們的家底作一個盤點,理清從梁啓超到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發展的學術系譜。由於學術界對最近20年的史學史發展狀況一般比較熟悉,本文在論述上取“詳遠略近”之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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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是科學高歌行進的時代。五四時期的科學呐喊，爾後的科玄論戰，使科學在人生與文化領域展示了其普遍的涵蓋意義。隨著科學領地的日漸擴進，具體的學術與知識領域也往往經歷了一個科學化的進程；從史學研究中，我們不難看到這一趨向。

　　　　　　　　　　　　　　一、存疑原則與古史解構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的啓動，是中國文史學界近期的一件大事。今年四月五日，在北京香山飯店舉行了此一項目的專家論證會，許多著名學者，包括多位當年參加點校和編輯的學者，參加並發表了意見。新華社當日發表了題為《新中國重大古籍整理工程——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開始全面修訂》的長篇報導。各位專家和領導的發言，也已經在《古籍整理簡報》今年第六期刊出。對於二十四史當年整理的成就以及今日修訂的必要性，有關專家表達了幾乎一致的看法。現在進行修訂的條件，報導列舉了四項：

“一、近30年來考古發現中出土的文獻，為修訂工作提供了許多原始的材料。二、一些傳世文獻的公布和整體研究，深化了學界對於古代史的認識和理解。三、中國歷史各斷代史、專題史研究的不斷進步，豐富了修訂工作的資料。四、許多學者對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有針對性地撰寫了大量校訂研究的專著和質疑、考證性的文章、札記，已經對一些史書中的記述有所厘正。”

也非常準確。在具體組織實施的方法上，主持修訂工程的中華書局已經有較周全的看法。在具體的整理體例方面，有關專家的看法稍有一些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劃一體例，是否在原有文本基礎上進行修訂，如何利用現有的各種文本和研究成績。我由於一些特殊的原因，與中華書局聯繫較多，年來關注於此，與他們私下交談較多，但始終覺得表述還不夠系統完整。近期翻閱了一些文獻，對此作了一些較深入的考慮，在此寫出，就教於有關前輩，也希望因此而引起關注與討論。

模式及其變遷——史學史視野中的唐宋變革問題 羅禕楠（哈佛大學歷史系） 史學研究網轉載

　　“唐宋變革”問題自1910年由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氏正式提出後，逐步成為唐宋史領域內吸引眾多學者關注的一個問題，時至今日依然如此。近年來，對“唐宋變革”理論本身發展歷史的回顧也在進行。美國方面，包弼德（Peter Bol）先生的《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史的變化為主》一文對美國學者的研究情况做了比較詳盡的說明。[1]發表在《中國史研究動態》上的日本學者宮澤知之的《唐宋社會變革論》一文簡要介紹了戰後日本學界有關唐宋變革論中涉及經濟關係層面問題的研究情况。[2]日本學者丸橋充拓的《唐宋變革史研究近况》一文對最近的日本學者唐宋變革的研究做了分專題的說明與論述。[3]在大陸，近年來有關唐宋變革的問題正逐步吸引不同領域內學者關注的目光。一些學者開始比較全面的介紹西方和日本有關唐宋變革論的研究成果，同時在唐宋變革論的關照下對涉及唐宋史領域的一系列問題進行認識(參見張其凡的《關於“唐宋變革期”學說的介紹與思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以及他的《兩宋歷史文化概論》第43—52頁的相關介紹，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值得關注的是在2002年這一年中，大陸的厦門大學與浙江大學都召開了有關唐宋歷史的學術會議，其主要議題都與唐宋社會變遷相關。在會議中，許多學者對唐宋變革論做了回顧性的探討，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對此理論作出相應探討。相對近期大陸而言，港臺學者對唐宋變革論的關注顯得並不充分，而主要集中於各相關領域內具體問題的研究。比較直接的討論唐宋變革問題的文章如錢穆的《唐宋時代的文化》（《世界文化的前途》十五），傅樂成的《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版），邱添生的《論唐宋變革期的歷史意義——以政治、社會、經濟之演變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7期），林瑞翰的《轉變與定型：宋代政治、社會的歷史特色》，《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1990年版)。

　　作為史學史和歷史理論的問題，唐宋變革論本身的變化過程就構成了一個非常有必要研究的課題。以往對於唐宋變革理論的研究主要是介紹和回顧性的。同時，在一些學者如包弼德先生的文章中也開始反思隱藏在種種變化後的中外史學界的在研究唐宋時代歷史上的基本思路的變遷(參見包弼德《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該文主要探討了美國學者在對唐宋變革問題的闡釋上如何擺脫舊有的“以歷史的目的論觀點為基礎”的討論框架而做出新的闡釋的。這種目的論的觀點，認為歷史的重點就是以地中海的資本主義文明為代表的現代化的實現。在他看來，新的闡釋“拒絕歷史目的論，但它仍認同歷史分期論”)。本文也將繼續討論唐宋變革理論變化發展的歷史，並以若干先後出現的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文章為個案，並結合相關材料對這些個案加以詮釋，在西方中國學史的背景下，研究這其中所隱含的西方學界在涉及唐宋變革問題上的基本分析模式上的變遷(我們主要著眼於美國和日本學者。主要因為這兩個地區的學者對唐宋變革論的討論在整個世界宋史學界的討論中居於主要地位。同時，偶爾也涉及到大陸學者、歐洲學者以及港臺學者的研究。但是他們的研究並不具有修正框架那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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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歷史，貴有創見。在近代中國新史學發展過程中，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在上個世紀初提出的唐宋時代觀，無疑是一項富有創見的發明。

　　內藤湖南先生治學，志趣博大，在日本史和中國史方面成就精深。他通過統覽中國歷史的全局、考察中國歷史的潛運默移、疏理三千年來中國的紛繁史實，著重舉出了唐代和宋代的顯著差異。他強調發生在這一時期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學術文藝等各個方面的變革體現了中國歷史上的關鍵性轉變，而唐宋之際正是這一轉變的契機。內藤將他這一出自宏觀視野的概括稱作“唐宋時代觀”，而人們通常稱之為內藤的“唐宋變革說”。此說打破了中國傳統的王朝史體系，但更重要的是，內藤富於創見的這一學說，講學而有宗旨[1]，為研究中國歷史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有助於人們分梳紛如亂絲的史實，把握其中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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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批判內藤不像批判天皇主義者蓑田胸喜、白鳥庫吉那麽簡單易行。如果以天皇為中心繪出一圈圈同心圓，內藤遠在圈外。內藤也沒有和軍國主義沆瀣一氣，從而可以像整肅德富蘇峰、矢野仁一那樣予以發落。內藤湖南和津田左右吉等人是飽學之士，正確評價他們的時代局限和個人意識，是複雜和困難的課題。池田誠寫過一系列研究內藤的文章[88]，指出研究內藤史學不能無視明治時代後期的國民主義背景。池田誠說：“內藤湖南的中國史研究是建立在內藤發揮的國民主義 (nationalism) 的延長線上的。”[89]池田在一系列文章中屢次講到，內藤是 “《國民論》派的國粹主義”，“可以說是國民主義派的國粹主義政治論的中國版”[90]，所謂《國民論》派的國粹主義，指的是“政教社”的三宅雪嶺、志賀重昂等人和日本主義者陸羯南的主張。丸山真男曾將明治時期中產階級的國民主義分疏為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國家主義三種[91]，人們今天可以參照，並以池田誠的一系列文章作為出發點,再檢討內藤的國民主義言行。

　　人作為個體的人，無不懸綴在社會的意義網絡之上。內藤生當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朝，正當社會轉型的大變革、政治制度小變革時代。處在日本國勢蒸蒸日上、軍國主義的“大陸進出”主張日益囂張的時代，他不可能不受時代氛圍的影響。一方面，他對中國文化因為研究深入而情有獨鍾，雖然看到中國社會的陰暗面，他並沒有因此而抹殺中國文化理性部分的價值，他始終認定中國文化為東亞文化的主流，給予極高的評價：另一方面，他並不是絕對的中國中心主義者，從他高度評價北畠親房的《神皇正統記》所開啟的日本中心和文化獨立思想，可以瞭解內藤的立足點和他的全面的東亞文化觀[92]。此外，家教使內藤自幼深受日本實學的薰陶，他的究極關懷畢竟是日本的命運，關懷的結果使他不免趨同於國民主義。例如，內藤從歷史的角度論證風水流轉，在東亞，如今輪到日本該起領導作用的時刻；又如，老邁腐朽的中國已經失去了自我復興的能力，只有藉助於日本的引導和提攜，後來甚至提出武力介入，方能再生。諸如此類的言論，歸結起來無非是把當代中國視為應由日本拯救的對象。這必然在中國人心目中產生負面印象，影響中國史學界認真對待他的學術貢獻。但是，JoshuaA. Fogel和包弼德的觀察頗值得人們的注意。Fogel評述說：“對於像內藤這樣一位相信學當致用的人說來，日本為亞洲作決策的重任，絕不能只聽任職業政客和軍國主義人物一手把持。”[93]包弼德指出：“內藤從他的中國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貴族專制體制終將成為日本現代化的障礙；這個對日本的殷鑒，看起來內藤在開始從事中國研究的時候就繫之於心。”[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