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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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纂思想的异趣
（一）《旧唐书》的思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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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为《唐代文化》下卷第八编史学篇第八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旧唐书》、《新唐书》的修撰虽然已经不属于唐代的文化现象，但要考察唐代的文化，却又离不开这两部唐史。而两部书分别修成于五代前期和北宋前中期，反映两个不同时期对于唐代历史的不同认识。为了对研究唐代文化提供一些阅读方面的参考，特对两部唐史的异同作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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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大學 文史哲研究院，山東濟南250100）

摘要：今本《竹書紀年》的原本出於唐代，是開元間整理國家藏書時，由當時所保存的古本《竹書紀年》不完本及歷來所積存的一些附錄性注釋資料，統加整理、改編和增補而纂輯成書的。其年曆主要依據僧一行的《大衍曆》推排確定，並加入了干支紀年。此即《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所著錄的《竹書紀年》14卷本，而全書實未有定稿。宋代尚存此本，南宋乾道間編制的《中興館閣書目》著錄為《竹書》，而已複有殘缺。馴至明代，整理者合併其卷次，又將原本的附錄材料散入本文之下，遂成今本《竹書紀年》2卷。今本的史料多有增改，年代亦多有錯誤，但它的大部分內容條目還是承古本《紀年》而來的，且並未完全突破古本原載的夏、商、西周年代框架，因此在古史研究和上古年代學上仍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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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今本《紀年》對古本的改編和增補（丙）：“殷商紀”部分

今本《紀年》的商代部分，除成湯、太戊、武丁、祖甲、帝辛的材料較之古本有所增補外，其餘諸王的條目在全書中最稱簡淨，文例尤“大似《春秋經》”，應該基本上是古本《紀年》的原文。可見其改動較少的證據如：（一）諸王名號，如小庚、開甲、馮辛、文丁，皆與《史記》所載不同，應出於更早的典籍。“小庚”或是“大庚”之訛；“開甲”當本於《世本》；“馮辛”與《漢書‧古今人表》同，疑亦為《世本》異文；“文丁”則與卜辭“文武丁”相合。又“庚丁”實為“康丁”之誤，商王無以兩日名相配為號者，而載籍皆寫作“庚丁”。（二）《晉書‧束皙轉》括述古本《紀年》“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曆”。今本於前者載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云云，於後者載“王殺季曆”，皆未改古本。又太甲元年下引“約按”：“伊尹自立，蓋誤以攝政為真爾。”七年下又引“約按”：“此文與前後不類，蓋後世所益。”以疑辭存舊文，大不同於“五帝紀”、“夏紀”部分的逕自刪除古本“舜囚堯”、“啟殺益”之類。（三）以祖乙為“中宗”，史籍無徵，唯近世出土的卜辭可證，是亦為今本忠實保存古本舊文的一例。（四）其有異文者，如陽甲“西征丹山戎”，祖甲“征西戎”，按《山海經‧大荒北經》注引《竹書》，或本為一事而兩歧，當亦承舊記而來。（五）今本記商代王年，均未用喪畢即位之說，也為後人的利用和考求減少了不少麻煩。總起來看，大概唐以前古本的“殷商紀”較少散佚，故今本整理者亦少有添加。《輯證》“殷紀”部分所錄古本佚文凡40目，幾乎皆見於今本，唯“帝辛受時，天大曀”一語不見，或是今本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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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房玄齡等．晉書[M]．二十五史（影印清武英殿本）[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

　　《史記》從它傳播時候起，就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就有人開始對它進行深入的研究，同時就有了批評與讚揚兩種意見，唐代和唐代以前對《史記》進行批評的代表人物，應是班固和劉知幾。班固對司馬遷的批評集中在價值觀上，說它“是非頗謬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而劉知幾對《史記》的批評則是全面的批評，從其所體現的精神，到體例，到遣詞造句，可說是涉及到《史記》的方方面面。

　　劉知幾是唐代著名的史學批評家，他所撰寫的《史通》第一次全面系統地考察了中國史學的產生、發展的過程，在前人史學評論的基礎上，品評歷代史書，總結我國封建社會前期一千多年史學實踐，對後來的史學批評有非常巨大的影響，所以劉知幾對《史記》的批評不可不引起高度的重視，並給以科學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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