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黻宸（1859～1917），字介石，浙江瑞安人。1878考取生员，1893年考中举人，1903年中进士。在考取功名的过程中，他基本上一直以教书为生，考中生员后的次年，他即设塾于家授徒，自1887年后直到1902年他又先后在乐清梅溪书院、平阳龙湖书院、永嘉罗山书院、青山书院、三溪书院、上海速成学堂、时务学堂、杭州养正书塾等处掌教、阅卷以及担任山长、监督 和 教授等职。1902年下半年至1903年初，在上海主编《新世界学报》。1903年中进士后，先后任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浙学堂总理、两广方言学堂监督等职，1913年后在北京大学 任史学 教授，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陈黻宸不仅是在教育方面成就卓著，在政治方面也颇有建树，1909年浙江咨议局成立后，他当选为正议长。武昌起义后，曾与他人一起组织民团准备响应，后被推举为浙江省民政部长，旋即辞职，转赴上海任世界宗教会会长。191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众议院议员。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曾严辞拒绝使北大师生上书劝进，后又弹劾总理段祺瑞，甚有气节。在学术方面，陈黻宸以史学而知名当世，是当时颇有成就的新派史家。其重要史学著作有《经术大同说》、《独史》、《地史原理》等数篇论文，以及《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及《中国通史》等两种专著。其中《中国通史》最为重要。该书撰成于1913年，论次自传说中的黄帝以来迄于清世，全书由春秋、秦、前汉、后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十四部分构成，共二十卷，提纲挈领，间发议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陈黻宸的史学成就。考陈黻宸史著的成书年代，皆在1900年至1917年之间，而此时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时代巨子们风头正劲，因而尽管陈黻宸在史学方面颇有建树，但在学界的地位并不显赫。故而当代史家在探讨二十世纪初年的史学发展状况时，多将注意力放在了引领时代潮流的那几个史学大家身上，鲜有关注一般史家者。就陈黻宸而论，近年来虽有学者予以表彰，但论文篇数既少，论述又多流于浮泛，显示出学界对当时一般史家的冷漠。而事实上，在这些一般史家的论著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并且在他们的言行背后往往还蕴含着当时史学发展的真实状况，故而颇有探讨之必要。为此本人打算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陈黻宸的史学成就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尝试对当时史学发展的一般特征进行把握。
一、“物竞天演之论，虽百世无以易矣”
如所周知，自严复的译著《天演论》在十九世纪未出版以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学说很快便风行学界。处身于这样一学术背景下，为学一直求新求变的陈黻宸自然也深受影响。如他论及人类发展史时说：“人为进化之动物，由近古观中古，其进亦犹是耳。由中古观上古，其进亦犹是耳。我谓自有生人以降，积耳目之经验，知识之发生，天演之例□物竞之义欤？推而弥大，莫能抑遏，必不至迟之久，迟之又久，而文化稍稍萌芽之迹，乃遥遥然得之数十万年以后。”①[p616]他还具体探讨了人类历史上的优胜劣汰，所谓“自辟为大宇而人类以成。其始也兽化人，其进也人胜兽，其进也人胜人。相维相系，相感相应，相抵相拒，相竞相择，历数十年数百年数千数万年之递相推嬗，递相陶汰，莫不优者胜，劣者败，又莫不多者胜，少者败。”②[p679] 并总结说“物竞天演之论，虽百世无以易矣”。③[p784]从某种意义说，他的这些言论可视为读《天演论》的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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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cywj/2007-03-28-35506.htm
被学界誉为“博通四部，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1895～1990年），是一位以研治中国文化而蜚声于世的著名学者。他一生致力于本民族的文化研究，自觉以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表现了一位富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学者对民族文化的深切关注和深刻思考。钱穆先生毕生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而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抉发，他的文化思想、文化主张，又是建立在他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他力图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以观同察异，并在此基础上去探寻和揭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质和基本精神。换言之，他研究西方文化，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其着眼点仍落在阐扬中国文化上，旨在张扬文化的民族个性，揭橥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
一、观同察异，比较中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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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cywj/2006-11-17-35359.htm
一、钱穆的生平与著述
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氏早年（20年代初~30年代初）主要研治先秦诸子学，著有《论语文解》、《孟子要略》、《墨子》、《惠施公孙龙》、《国学概论》等著作。真正使钱穆名动学术界的著作，则是1930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七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他以年谱的著作形式详细排列刘向、刘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用具体史实揭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28处，廓清了清末民初学术界的刘歆媚莽助篡伪造群经说，钱氏因此而名重学界。
1930年秋，由于顾颉刚的推荐，钱穆北上任教燕京大学。翌年又执教北京大学。在北平大学任教的八年中，他除了教授上古史、秦汉史和清代学术史外，又先后出版了他前期史学的两部名作《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诸子系年》是一部考辨先秦诸子生平、著述的考证之作。钱氏认为前人治诸子有三病：各自一家，未能通贯；详其著显，略其晦沉；依据史籍，不加细勘。钱著力纠前人之失，博征典籍，以子证史，或诸子互证，或以《纪年》与《史记》、《国策》对勘，辑轶掇坠，辨伪发覆，上溯孔子生年，下讫李斯卒岁，上下二百年间的学人生平、师友渊源、学术流变，无不“粲然条贯，秩然就绪”，实为钱氏早年治诸子之学的系统总结。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穆提出了清代汉学源于宋学的卓然之见。全书所叙五十余位学术人物，侧重叙其论学思想体系，指出指学者对于天下治乱之用心所在。该属与梁启超的同名著作各领风骚，并行于世，为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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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xglwj/2006-10-31-35349.htm
摘 要：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钱穆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往往是以此来阐明史学的本质、方法、功用和中国史学精神。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中西史学关于历史中人与事关系的认识、史学的通变观、史学的体例和体裁、史学编纂方法、史学功用、史学发展形式等方面。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在建立在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基础上的，意在为他的中国史学优越论和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它既有积极合理性，也表现出文化保守性和民族狭隘性。
关键词：钱穆 中西史学比较
钱穆（1895－199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人文主义史学家，他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建立了他的人文主义生命史学观。他认为，历史即文化，文化即历史，两者是合二而一的，历史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靠中国儒家文化，西方文化给当今人类社会带来的问题和危机也必须靠中国儒家文化才能解救。所以，他也是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之一。为了阐明中国儒家文化优越性和普式性，他对中西历史文化进行了大量比较研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是为他的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基本依据之一。目前，大陆和港台学术界对他的中西历史文化比较思想主要从整体上进行研究，[1]对他的中西史学比较思想则缺乏研究。再者，钱穆往往是通过对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来阐明史学的本质、方法、功用以及中国史学精神。因此，对他的中西史学比较思想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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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10-17-35311.htm
嚴先生安徽桐城羅家嶺人，名德厚[1]字耕望號歸田，以字行[2]，所謂歸田者，取陶野人「歸園田居」之意[3]，可見其心意指歸大抵在於恬淡自然、不與世事，觀其一生治學亦以躬自砥礪、勤耕不輟垂范後世，余英時謂其為史學界的「樸實楷模」[4]，誠然也。先生論著精當，且卷帙煌煌，如《兩漢刺史太守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圖考》等，為現代學人之佼佼者，先生史學思想、研究路數從中可大抵揣度，而先生又著有《治學三書》，尤以示人治學門徑為己任，綜合數端，先生之史學可概而略述也。
據先生自述其幼年對數理之學頗有天賦[5]，又對地理學饒有興趣，後因機緣[6]而轉入史學之門，於民國二十六年進入武漢大學歷史系。章實齋有言「學問不可無宗主，但不可有門戶」，詳繹先生所撰《錢賓四先生與我》，可知先生之學實源于賓四先生。雖然耕望先生很早便專心於制度研究，大學畢業論文的選題即是《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後作為《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的上編上卷出版，但真正為其日後治學方向做了決定性指導的，當是錢賓四先生來到武大後做的第一次講演：歷史學有兩隻腳，一隻腳是歷史地理，一隻腳便是行政制度[7]。縱覽耕望先生所成諸作：五卷本《唐代交通圖考》（第六卷為易簧後及門弟子李啟文所整理）當屬歷史地理；《兩漢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兩卷四冊《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當屬後者；其他單篇佳作幾乎無一例外[8]，晚年所編之論文集，即以上下分篇：上篇述地理，下篇述制度；與此同時耕望先生未能完成的幾項研究計畫《唐代人文地理》、《國史人文地理》也是圍繞著歷史地理的方向繼續深入的[9]。對此，耕望先生自己和師友門生也有共識[10]。
賓四先生不僅為其點明了治學之路所在，還將一種「通識」的眼光傳授於他：「現在人太注重專門學問，要做專家。事實上，通人之學尤其重要」，「一個人無論是讀書或做事，一開始規模就要宏大高遠，否則絕無大的成就」、「中國學術界實在太差勁，學者無大野心，也無大成就，總是幾年便換一批，學問老是過時！」此種「磅薄」的氣象、「通識」的要求，正是所謂國學的精髓所在，近現代學人莫不以此為治學標的[11]，而此種「通識」又是建立在專家之學基礎上的，賓四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談到：要先專精某一斷代，然後來看通史，在這一基礎上重新認識此段歷史，續而再挑某一斷代大下力氣，回來再看通史，這樣一段一段延展開來，最終豁然貫通、渾然一體。蒙文通亦有類似的看法[12]。耕望先生便如此的大力氣去實踐了，他也是從秦漢入手--這一點頗有賓四先生之風，先生亦曾著有《秦漢史》一書，然而耕望先生似乎對先秦之學未能深下功夫，于賓四先生學歷史必以《左傳》為柱石的觀點[13]稍有不同--寫出了《兩漢太守刺史表》等作品，續而又將目光投向又一盛世唐朝，撰寫了名著《唐仆尚丞郎表》，其後他又著有《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填補了漢唐之間的制度研究空白，雖然他沒有寫出通史類的著作但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和《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合編）和上述其他著作中已經體現了一定的通史眼光，從而在宋以前的區域內完成了從斷代到通史再到斷代的研究思路[14]，這些都是大角度、全範圍的研究課題，而鴻篇巨制《唐代交通圖考》更是總結性地發揮了這一「專」與「通」、「精」與「博」的治學特色，寫出了古代人文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自序》中說：「蓋餘為學，既詳征史料作深入研究，又期廣被於面，嚴密組織，成其系統，特以強毅沉潛，遵行計畫，深思慮、窮追索，不畏難辛，不求近功而已，」可謂「夫子自道」。其《治史經驗談》第一篇第一節便是談「要『專精』，也要相當『博通』」，可見耕望先生對此是如何的「情有獨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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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xglwj/2006-09-22-35269.htm
胡适对自己的学术定位是最感兴趣于史学。他晚年曾说：“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它各行的什么起专家。”[1] 然而，相对于研究成果丰硕的“胡适学”来说，学术界对作为史学家的胡适的思想研究则可以说是相当薄弱的环节了，不仅论文不多，专门的论著也很少；而在这有限的论著中，有关其方法论的研究又占了大部分。[2] 因此，本文结合学术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拟从胡适的历史观、史学认识论和价值论、史学方法论和史料观等方面对胡适的史学思想作一个全面的审视和评判。
一、胡适的历史观
胡适虽然没有对历史的本质与构成、历史发展形式、历史动力和历史创造者等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作过集中和系统的论述，但是我们通过他不同时期各类著述对这些问题零散的阐述，还是能够勾勒出胡适历史观的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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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xglwj/2006-07-17-35179.htm
有关梁启超新史学的本质、基本特征及其在中国现代史学建立和发展中的作用，以往史学界主要是从其反封建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进化史观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角度来探讨的,这有其合理性。然而，如果从梁启超新史学理论来源的西方史学主流思想话语和梁启超建构新史学所处的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主题来看，上述观点亦有值得再探讨之处。众所周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是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十九世纪西方史学界乃至文化思想界的主流话语无不以民族的、进化的历史观念和政治观念来解释西方历史和世界历史。受此影响，西方民族主义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各领域变革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动力。中国近代以来的种种变革（包括改革和革命）或称之为近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借助和运用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资源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其中，史学界传播和运用民族主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变革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先锋和代表人物，民族主义不仅在其政治思想中占有根本性地位，亦是其新史学思想建构的支柱之一。他的新史学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民族进化史观上的民族主义史学。这种新史学范式的建立对整个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学术界对此作过一些讨论，但不够深入。[①]本文拟就梁启超民族主义新史学的建构及其对中国现代新史学建立的意义发展进行探讨。
一、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萌生
十九世纪末（维新变法前）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开始萌生。甲午战后，中国面临的深重民族危机是梁启超萌生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社会现实根源。而严复和康有为等人宣扬的西方种族论和进化论，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是梁氏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形成的初步理论来源。同时，从梁的《西学书目表》等文章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他接触了《泰西新史揽要》之类的史地著述，这些著述所描绘的近百年西方民族国家迅速崛起和相互争雄的历史，使他对近代民族主义及其对中国变革自强的意义有了直接和初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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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sxll/2006-06-26-35149.htm
他是一位朴质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他是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1]；他超越个人、集团、党派的利益，以全部的学术生命，关注社会、关注文化、关注人生；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超越个人、集团、党派的利益，以全部的学术生命，关注社会、关注文化、关注人生；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
一
史学家吕思勉，字诚之，笔名驽牛、企、程芸、芸等。1884 年2月27日（清光绪十年甲申二月初一）诞生于江苏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居。吕思勉先生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童年受的是旧式教育。六岁起就跟随私塾教师读书，三年以后，因家中经济拮据而不能延师教学，改由父亲亲自教授。此后，在父母师友的帮助下，他开始系统地阅读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各种文史典籍。到二十三岁时，他已经把二十四史通读了一遍，并立下了研究历史的志向。他说自己“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考证；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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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5-28-35095.htm
孤怀卓荦任斯文，笔振寒辉破俗氛。
诗健别从新境辟，道高犹许后生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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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xglwj/2006-05-25-35091.htm
摘 要：钱穆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儒家人文主义史学家的代表，他从历史的人文性和人文科学认识的独特性对历史认识问题作了阐述。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思想，探讨了认识的起源和形成，阐发了在人文界认识的体用不二性和人文性。他深入分析了人文科学的认识方式及其特征，即重经验、直觉和综括，寓价值观与仁慈心，这和自然科学认识方式是绝然不同的。进而他还就历史认识的主观性进行了具体分析。钱穆的人文历史认识思想既有积极合理的方面，也有局限和错误，需要正确分析对待。
关键词：钱穆；人文性；历史认识；主观性
钱穆(1895—1990年)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儒家人文主义史学家的代表，对他的历史认识思想及其特征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他主张一种民族文化生命史观，认为心性道德是民族文化生命的本体，历史在本质上是一民族文化生命的生长和发展，是中国传统儒家所说的自然与人文，即天人合一(亦称理欲合一或性道合一)相互作用的产物①。受这种历史观的决定，他对认识论的阐述不仅与历史认识论相联系，实际也是围绕历史认 识论而展开的。他又把历史学视为人文学的基本，说：“自然科学基本在数学，人文学基本则在史学”[1]。因此，他对人文科学认识的阐述实质上包括历史认识的内容；同时从其历史认识论的总体和本质特征而言，亦可称之为人文的历史认识论。本文将对他的人文历史认识思想作一梳理和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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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4-07-34971.htm
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浙江海盐人，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等校教授，是解放前著名的史学家。他较早地倡导开设中国史学原理及史学理论等课程，并讲授“中国史学概论”，在中国史学史的早期研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 朱希祖的中国史学研究
朱希祖师承章太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考取官费生赴日留学，后肄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那时章太炎正东走日本，倡言革命。朱希祖与黄侃、钱夏、周树人、马裕藻、许寿裳等，共同受业于章氏，听他讲说文、音韵诸学。太炎先生自撰年谱，其宣统二年条云：“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对朱氏的史学素养给予称赞。袁世凯想称帝，章太炎力诋之，遭袁氏软禁，章氏以绝食相抗。朱希祖奔走营护，对章氏可谓是情谊笃深。朱希祖治史，主张“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认为这是“史学主体之大用也”（注：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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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3-29-34937.htm
胡适与何炳松同为20世纪中国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有不少有趣的共同之处，也有一些共同被人误解的地方，其中之一是有关他们的学术背景。胡适尝言：历史是我的训练。但其实胡适并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出身，他的本专业是哲学，只是他一直研究哲学史。与胡适相比，何炳松向来被视为专业历史学家，誉为“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实际上何炳松也不是历史学家出身。胡适和何炳松在美国受到的专业训练都不是历史。何学的是政治，他于191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比胡适早一年回国。但与胡适同时在1917年任教北大。
尽管何炳松没有攻取博士学位，与胡适一样，他在美国的学位论文也是有关先秦的。他写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政治，符合他的专业要求。回国之后，胡适与何炳松都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有不同程度的关系。胡适在1921年虽然没有接受邀请做编译所的所长，但推荐了王云五，并为之改革提出了参考意见，而何炳松则在1924年到编译所，以后又担任所长、总编辑等职，直到1935年出任暨南大学校长时才离开。更有意思的是，何炳松与胡适同样对章学诚有兴趣。胡适的《章实斋年谱》增订版出版时，何炳松为之作序。以后，何也发表了有关章学诚的论著。从他们回国到30年代中期，何与胡虽然交往不算多，但可谓气味相投，也曾在北大同事几年。直到1935年何炳松参与起草和发表“十教授宣言”，提倡中国文化本位，才与胡适的支持全盘西化的思想对立起来。但两人的关系并未恶化。〔1〕抗战开始后，胡在美国任大使，争取美援，而何则率领暨南大学的师生辗转于浙南、闽西等地，颠沛流离。两人没有来往。抗战结束，何已病入膏肓，一年不到就与世长辞了。
何炳松与胡适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胡适一直坚持西化的必要性，尽管他一生治学则以中学为主。而何虽然早年主持翻译西洋历史，成就卓然，但对如何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在中年之后有所改变，认为需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他们的不同，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而何的“变 ”与胡的“不变”，更揭示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改造与民族主义情结的处理上不同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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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qmwwj/2006-03-19-34883.htm
现代浙东学术不同于传统浙东学术。传统浙东学人，因交通等因素，多在浙东活动；而近现代浙东学人，则多到外面活动，地域概念弱化了，学派观念也弱化了。不过，浙东学术的治学精神还保存着，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浙东学人。后代浙东学人，时不时会以浙东学人后继者自居。今天，在以宁波为首的浙东崛起全国之时，打捞浙东文化资源，自然也是一件刻不容缓之事。
史学一向是浙东学人的强项，这在20世纪中国同样有所体现。《现代浙东史学成就述略》拟选取已经过世的几位宁波籍史家，逐一向读者作介绍。张其昀是20世纪浙东最著名的学人之一，列入浙江省重大文化建设工程《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本文初撰于1998年，据《张其昀先生文集》诸材料而成，为市社联《浙东学术史专题研究》成果之一。今年上半年，笔者到台北作学术交流，得张其昀儿子、中国文化大学董事长张境湖先生的接见，获赠张其昀著作一箱，大开眼界。现应本刊之邀，乃增补成此文，以饗读者。
一、生平与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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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ds.cass.cn/Article/20050914144920.asp
20年代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尤其是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否定了旧有的古史系统，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时隔70余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回顾这件事情，仍能感受到它所带有的强烈时代精神。正因为如此，尽管当时有人曾论及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学术意义，但后世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它的社会意义，对它的学术价值，反而未给以足够的重视。本文试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对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作一探讨，以抛砖引玉。
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之所以能够产生那样轰动的社会效应，显然是由于它触及了那一时代的思想脉搏。具体说，他揭示了旧的古史系统的不可靠，动摇了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对古代圣贤的信仰。这就顺应了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潮流。特别是他的古史观点从学术的角度，为人们怀疑，进而推翻旧思想、旧文化的权威提供了支持，这有利于增加新文化运动的理性力量。所有这些，都反映出顾颉刚本人对他所生活时代新的思想观念的承受和把握。然而，如果细心梳理顾颉刚的思想脉络，就会发现，他的研究决不仅仅是为了迎合社会潮流而从事的应景之作，其观点也不是为了震人耳目引起轰动效应而随意想像、附会的产物。他的古史研究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是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史学界出现的新史学潮流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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