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建构自己理学体系时,将史学纳入理学体系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史学思想。在他的史学思想中,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史学价值的判断,即治史对个人、对当时社会具有何种价值。朱熹力图区别自己与“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 1)的浙学学者治史的异同,批评他们“只是读史传,说世变”( 2),“论事而不求理”,而自己治史是“要就事物上见得本来道理,即与今日讨论制度、较计权术者,意思功夫迥然不同。”( 3)显然,朱熹的治史价值论具有十分浓厚的理学色彩,表现出他力图把史学纳入理学轨道中去的愿望。朱熹将治史作为格物之一事,认为应该从中获知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天理是“善”,人欲则是“恶”,由此而存善去恶,换言之,即治史具有明理修身的价值。同时,朱熹还强调治史应该为当世之用,特别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两宋现实借鉴作用,即强调史学现实的社会价值。如此,朱熹的治史价值论良莠并糅,具有两重性。遗憾的是,朱熹的治史价值论至今没有学者专门研讨,故笔者不擅愚陋,抛砖引玉,以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治史以明理修身
朱熹认为治史可以明理,对学者修身养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即学者通过治史可以了解天理、人欲,以便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根本目的,这是他治史价值论中最鲜明的特点。他明确表示:古代圣贤著“六经以教后世”,六经中“义理之精微,古今得失所以该贯发挥,究竟穷极”,因此后人学六经可以明理修身;而汉代之后,史学崛起,“若乃世之贤人君子学经以探圣人之心,考史以验时事之变,以至见闻感触有接于外而动乎中,则又或颇论著其说,以成一家之言,而简册所载、箧椟所藏,始不胜其多矣”,因此,“学者不欲求道则已,诚欲求之,是岂可以舍此而不观也哉!”( 4)由此可见,朱熹认为学者治史应该围绕着明天理、利修身这一根本目的而进行,从治史中了解为法为戒的天理和人欲,如此才能明天理、谨修养,以达到圣贤地步。
朱熹曾说道:“既做秀才,未说道要他理会甚么高深道理,也须知得古圣贤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乱事体是如何?从来古今人物议论如何?这许多眼前底都全不识,如何做士人!”显然,他将读史书、了解“古今盛衰存亡治乱事体”作为学者应该具有的最起码常识,因为历史上的吉凶存亡、为法为戒的“粲然之迹,必然之效”都“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 5)他在教育自己的学生读史时,在强调治史要明天理、谨修养的同时,也强调治史必须具有当世之用的意识:“今也须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职官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道理方浃洽通透”,如此“物格知至,方能意诚、心正、身修,推而至于家齐、国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无障碍。”( 6)这一节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朱熹治史对学者修身的关系、以及社会价值的观点。自然,基于他的理学观点,朱熹更加重视治史的修身明理作用,他用陂塘蓄水与溉田作比喻来论述己身修养与治史关系:“今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会处,若便去看史书,考古今治乱,理会制度典章”( 7),只有陂塘水满,才能滋殖田中禾稼;如果陂塘之水仅有一勺,那么决陂塘溉田,不但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也很快干涸,至于读书已多、义理已明,却不去看史书、考治乱、理会典章制度以去经世致用,则象陂塘之水已满,而不决以溉田。当然,朱熹也感到真正处理好治史与修身明理、治国平天下的关系也是很难的事:“大率学者须更令广读经史,乃有可据之地。然又先非识得一个义理蹊径,则亦不能读,惟此处为难耳。”( 8)
治史以明理修身
朱熹认为治史可以明理,对学者修身养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即学者通过治史可以了解天理、人欲,以便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根本目的,这是他治史价值论中最鲜明的特点。他明确表示:古代圣贤著“六经以教后世”,六经中“义理之精微,古今得失所以该贯发挥,究竟穷极”,因此后人学六经可以明理修身;而汉代之后,史学崛起,“若乃世之贤人君子学经以探圣人之心,考史以验时事之变,以至见闻感触有接于外而动乎中,则又或颇论著其说,以成一家之言,而简册所载、箧椟所藏,始不胜其多矣”,因此,“学者不欲求道则已,诚欲求之,是岂可以舍此而不观也哉!”( 4)由此可见,朱熹认为学者治史应该围绕着明天理、利修身这一根本目的而进行,从治史中了解为法为戒的天理和人欲,如此才能明天理、谨修养,以达到圣贤地步。
朱熹曾说道:“既做秀才,未说道要他理会甚么高深道理,也须知得古圣贤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乱事体是如何?从来古今人物议论如何?这许多眼前底都全不识,如何做士人!”显然,他将读史书、了解“古今盛衰存亡治乱事体”作为学者应该具有的最起码常识,因为历史上的吉凶存亡、为法为戒的“粲然之迹,必然之效”都“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 5)他在教育自己的学生读史时,在强调治史要明天理、谨修养的同时,也强调治史必须具有当世之用的意识:“今也须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职官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道理方浃洽通透”,如此“物格知至,方能意诚、心正、身修,推而至于家齐、国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无障碍。”( 6)这一节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朱熹治史对学者修身的关系、以及社会价值的观点。自然,基于他的理学观点,朱熹更加重视治史的修身明理作用,他用陂塘蓄水与溉田作比喻来论述己身修养与治史关系:“今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会处,若便去看史书,考古今治乱,理会制度典章”( 7),只有陂塘水满,才能滋殖田中禾稼;如果陂塘之水仅有一勺,那么决陂塘溉田,不但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也很快干涸,至于读书已多、义理已明,却不去看史书、考治乱、理会典章制度以去经世致用,则象陂塘之水已满,而不决以溉田。当然,朱熹也感到真正处理好治史与修身明理、治国平天下的关系也是很难的事:“大率学者须更令广读经史,乃有可据之地。然又先非识得一个义理蹊径,则亦不能读,惟此处为难耳。”(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