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分類:隋唐五代史學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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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纂思想的异趣

(一)《旧唐书》的思想内容

现行《旧唐书》200卷,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但是,分卷情况很不统一,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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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为《唐代文化》下卷第八编史学篇第八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旧唐书》、《新唐书》的修撰虽然已经不属于唐代的文化现象,但要考察唐代的文化,却又离不开这两部唐史。而两部书分别修成于五代前期和北宋前中期,反映两个不同时期对于唐代历史的不同认识。为了对研究唐代文化提供一些阅读方面的参考,特对两部唐史的异同作以比较。

一、纂修情况考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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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大學 文史哲研究院,山東濟南250100)

摘要:今本《竹書紀年》的原本出於唐代,是開元間整理國家藏書時,由當時所保存的古本《竹書紀年》不完本及歷來所積存的一些附錄性注釋資料,統加整理、改編和增補而纂輯成書的。其年曆主要依據僧一行的《大衍曆》推排確定,並加入了干支紀年。此即《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所著錄的《竹書紀年》14卷本,而全書實未有定稿。宋代尚存此本,南宋乾道間編制的《中興館閣書目》著錄為《竹書》,而已複有殘缺。馴至明代,整理者合併其卷次,又將原本的附錄材料散入本文之下,遂成今本《竹書紀年》2卷。今本的史料多有增改,年代亦多有錯誤,但它的大部分內容條目還是承古本《紀年》而來的,且並未完全突破古本原載的夏、商、西周年代框架,因此在古史研究和上古年代學上仍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一、引言:以往的研究情況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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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今本《紀年》對古本的改編和增補(丙):“殷商紀”部分

今本《紀年》的商代部分,除成湯、太戊、武丁、祖甲、帝辛的材料較之古本有所增補外,其餘諸王的條目在全書中最稱簡淨,文例尤“大似《春秋經》”,應該基本上是古本《紀年》的原文。可見其改動較少的證據如:(一)諸王名號,如小庚、開甲、馮辛、文丁,皆與《史記》所載不同,應出於更早的典籍。“小庚”或是“大庚”之訛;“開甲”當本於《世本》;“馮辛”與《漢書‧古今人表》同,疑亦為《世本》異文;“文丁”則與卜辭“文武丁”相合。又“庚丁”實為“康丁”之誤,商王無以兩日名相配為號者,而載籍皆寫作“庚丁”。(二)《晉書‧束皙轉》括述古本《紀年》“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曆”。今本於前者載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云云,於後者載“王殺季曆”,皆未改古本。又太甲元年下引“約按”:“伊尹自立,蓋誤以攝政為真爾。”七年下又引“約按”:“此文與前後不類,蓋後世所益。”以疑辭存舊文,大不同於“五帝紀”、“夏紀”部分的逕自刪除古本“舜囚堯”、“啟殺益”之類。(三)以祖乙為“中宗”,史籍無徵,唯近世出土的卜辭可證,是亦為今本忠實保存古本舊文的一例。(四)其有異文者,如陽甲“西征丹山戎”,祖甲“征西戎”,按《山海經‧大荒北經》注引《竹書》,或本為一事而兩歧,當亦承舊記而來。(五)今本記商代王年,均未用喪畢即位之說,也為後人的利用和考求減少了不少麻煩。總起來看,大概唐以前古本的“殷商紀”較少散佚,故今本整理者亦少有添加。《輯證》“殷紀”部分所錄古本佚文凡40目,幾乎皆見於今本,唯“帝辛受時,天大曀”一語不見,或是今本脫去。

古本與今本《紀年》的重大分歧之一在商之積年。今本“殷商紀”之末亦有概括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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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房玄齡等.晉書[M].二十五史(影印清武英殿本)[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

[2]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M].四部備要[Z].上海:中華書局,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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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記》從它傳播時候起,就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就有人開始對它進行深入的研究,同時就有了批評與讚揚兩種意見,唐代和唐代以前對《史記》進行批評的代表人物,應是班固和劉知幾。班固對司馬遷的批評集中在價值觀上,說它“是非頗謬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而劉知幾對《史記》的批評則是全面的批評,從其所體現的精神,到體例,到遣詞造句,可說是涉及到《史記》的方方面面。

  劉知幾是唐代著名的史學批評家,他所撰寫的《史通》第一次全面系統地考察了中國史學的產生、發展的過程,在前人史學評論的基礎上,品評歷代史書,總結我國封建社會前期一千多年史學實踐,對後來的史學批評有非常巨大的影響,所以劉知幾對《史記》的批評不可不引起高度的重視,並給以科學的分析。

  一

  在評述劉知幾對司馬遷批評之前,首先瞭解他對司馬遷和《史記》在什麼地方、在怎樣的程度上給予肯定與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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