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分類:清代史學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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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wjlwj/2007-12-07-35654.htm

摘 要: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康熙、乾隆二帝一方面尊崇程朱理学,提倡宋学,另一方面又重视汉学考证。他们这种汉、宋兼采的经学思想被贯彻到官方修史活动中,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修纂了一批纲目体史籍,阐发清廷的正统之论、纲常之道和君臣之义,与此同时,又在官方其它史籍的修纂中贯彻了严密考订的求实精神。通过这些史书的修纂,清廷对宋学的义理说教进行了可靠的历史论证,把汉学治经的方法移植到官方修史中,在义理发挥和严密考证两个方面占尽先机,既垄断了对历史的解释权,又披上了一层学术的外衣,不仅将经史之间的关系打通,而且影响了康、乾时期学界对待汉、宋之学的态度。

关键词:康乾时期;官方修史;汉学;宋学

在中国学术史上,把学术分汉、宋,始自清代。清人崇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订的治学风格,故而用“汉学”命名自己所从事的经学研究[1](P1535-1542),其学术特点是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务实求真,不尚空谈。与汉学相对的是宋学,宋学以理学为代表,其学术要旨在于阐发儒家经典所蕴含的义理,褒贬议论,重视发挥。汉学和宋学走着两种不同的治经路径,贯穿整个清代学术史,成为研究清代学术文化无法回避的问题。关于清代汉宋之学的关系,学界已有非常丰富的研究与讨论[①],但是,清代帝王的学术观念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官方修史活动与汉宋之学的相互关系,却鲜少有人论及[②]。剖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应该是深化和拓展清代学术史和史学史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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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wjlwj/2007-08-05-35571.htm

摘要: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一直是并存发展的。在治史范围和思想倾向上,三者有明显差异,史馆基本上垄断了国史和当代史的纂修,幕府修史的范围则随着政治环境和幕主个人兴趣的变化而变化,私家修史对社会变迁特别敏感,其研究范围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特点。同时,这三类修史形式又因为幕主的政治身份和学人们的流动而发生联系,从而使不同的史学思想、修史理念在之间传播、交流。在具体的修史活动中,三者一直处在互动状态,史馆修史或刺激、或打压幕府、私家的修史活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幕府、私家修史的盛衰消长,而幕府、私家修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使官方不断调整修史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关键词: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私家修史

清代统治者特别重视各种史籍的编纂,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史馆来专事修辑,成就巨大。清代幕府盛行,幕主常常招致幕僚,修书、著书、校书,亦修纂了大量史籍。同时,清代学者勤于著述,私家修史亦成就不凡。可以说,史馆、幕府、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构成了清代史学独特的面貌,它们并存发展,其间的关联、消长及相互影响,颇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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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wjlwj/2006-12-22-35396.htm

清初马骕编撰的《绎史》一书,裒集著述旧文,广征博引,熔裁成篇,纂录从“开辟”到“秦亡”之间的史事,排比先后,附以论断,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而且反映了马骕丰富的史学思想,颇有探讨之必要。

(一)

马骕(1621—1673),字宛斯,一字骢御,山东邹平人。“少孤,事母以孝闻。颖敏强记,于书无不精研”。[1](P23)顺治十六年(1658年)中进士,谒选居京师,举为顺天乡试同考官。除淮安府推官。不久因推官设置裁撤,补派为安徽灵壁县知县。马骕为官,“有善政”,时称“廉能”。在淮安府任上,仅三个月就平反冤狱数起。任灵壁知县时,注重民情隐忧,每遇灾荒,辄减免赋税,革除弊政,安辑流民,“岁省民力无算,流亡复业者数千家”。[2]康熙十二年(1673年),因积劳成疾,卒于灵壁知县任上。马骕为官多年,迄无长物。灵壁士民皆感念其恩德,痛哭流涕,于“名宦祠”立位奉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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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wjlwj/2006-09-25-35270.htm

摘 要:有清一代,文治总是与官方修史事业联系在一起,清高宗乾隆充分发挥史馆修史的政治功能,通过修纂史书、阐释历史来配合现实统治,达到转移人心、扶植纲常的目的。他设馆编纂《历代通鉴辑览》,宣扬自己的历史观念,借历史事实驳斥“夷夏大防”的正统理论,既确立南明的正统地位,又论证清朝承继天统,通过标榜“大中至正”之道,实现敦化风气、服务现实的目的。他谕令史馆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贰臣传》,通过褒奖明末殉节之士,贬斥降清失义之臣,倡导忠义,风励臣节,借助明末清初历史来阐发自己的君臣关系论,适时转换道德角色,重新审论历史上的重要现象和人物,作出符合清廷根本利益的理论解释,巧妙地把历史与现实统治结合起来。

关键词:清代;史馆;乾隆;文治;正统论;臣节

以文教施政治民,注意对社会精神生活的建设与引导,倡导文治,是古代高明的统治者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常常采取的措施。文治所注重的是推行政治教化、巩固纲常道德、阐扬儒家学说、发展教育、整理典籍等等。总之,是通过兴办各项文化事业将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教化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的心中,使之不偏离当朝的政治方向和政治需要。在清代诸帝王中,清高宗乾隆最重文治,而且有自身的特点,那就是将推行文治与官方修史事业联系在一起,把设馆修史当作推行文治的重要工具,充分发挥史馆修史的政治功能,通过修纂史书、阐释历史来达到转移人心、扶植纲常的目的,而不是进行空洞的说教。这是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有较高学术修养的政治家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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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wjlwj/2006-04-01-34952.htm

摘 要:考证与思想并不矛盾,考证学者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史学思想的方式,他们往往寓思想于考证之中,议论与考证相结合,把史学思想建立在考辨求实的学术基础之上。他们多能贯通经史,移治经之方法以治史,对于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在治学理念上,把考证与经世看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关系,他们在解释、建构某种政治道德说教时,不脱离文献和历史本身。

关键词:历史考证;史学思想;钱大昕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历史考证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从事考证研究的史家穿穴经史,网罗文献,严密考订,实事求是,言必有据,不发空论,不仅在厘清史料、求得史实真相方面做出重大贡献,而且在史学思想方面也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揭示历史考证学者的文献学贡献的成果甚丰,探讨历史考证学者的史学思想的成果则明显不足。不仅如此,人们还往往把考证与思想对立起来,忽视了考证背后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实际上,只要翻检史学史,我们就会看到,每个史学家都有自己表达史学思想的不同的方式,作为研究者,应该对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给以充分的研究,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体察中国史学思想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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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wqjwj/2006-03-18-34871.htm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一说,在近代中国的学术史上,影响极其深远。这一理论为我们掌握中国思想学术从古代到近代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从康有为开始,中国近代学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诠释和改造,都或多或少地与章学诚的史学、经学研究以及章所继承和归纳的清乾嘉以来的学术精神,产生一种紧密的联系。当然,根据钱钟书等人的考证,章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六经皆史”的人,但章学诚毫无疑问是将这一观点加以深入阐发和系统整理的集大成者。[1]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不但要求对六经作一历史的解读,而且希望通过这一历史的理解,对经典本身的含义及其所阐述的“道”作出一种诠释。

  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理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六经皆史”的提出代表了一个将史学与经学加以结合的企图。这一企图虽然在以前曾经出现过,但却是在清代的乾嘉学术中,得到了充分的强调。章学诚的说法与乾嘉学派的传统有关,因此有人将章视为清代学术的“殿军”。[2] 在章以后,中国的近代学人如清末国粹学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等人和民初五四的领导者胡适等人,都希望通过对古代经典的历史的解读,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此看来,章学诚又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先启者。

  其次,除了上面的思想史的观察,我们还可以就章“六经皆史”说本身及其对古代文化的理解与诠释,作个别的专题研究。比如美国学者倪文孙(David Nivison)的《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The Life and Thouhgt of Chang Hsueh cheng)一书,就是一例。这种专题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章对中国思想传统认识和诠释的独特性。本文的写作,就是想从经典诠释的角度出发,将章学诚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与西方现代诠释学理论的发展,作一个比较研究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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