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分類:近現代史學史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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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2008年第8期

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關於現代中國史學的舊著終於出了中譯本。我知道“施耐德”三字要全部連讀才是其姓氏,但漢語寫作講究要能上口誦讀,此姓氏讀起來卻像是在稱其全名,而頻頻稱以“施耐德教授”又太像法律文書,似難以行遠;下面姑簡稱為“施教授”,希望他能入鄉隨俗,曲諒此不敬之稱。 施耐德在德國波鴻大學讀書凡十二年,從那裏畢業後曾任教於海德堡大學,二○○○年起任荷蘭萊頓大學的中國近現代史教授,前六年還擔任那裏漢學院的院長。歐洲大學多實行“教授治校”,一個專業或學科(略近於我們官定的二級學科)一般只有一位教授,通常也就是所在學科的“學科主任”,地位較美國大學教授更高,但要承擔不少學術管理工作;就治學而言,恐已是“治多於學”。若教授而兼院長,基本上就是以奉獻為主、治學為輔了。而施教授從二○○三年起還擔任一個“中日近代史學”項目的PR(Principal Researcher);這是個一百五十萬歐元的大專案,所謂PR也要承擔大量的專案管理工作,非長於治人者往往苦不堪言。幸其近年急流勇退,已逐漸回歸到研究者生涯中來,下一本關於民國史學與思想的新著也快完成了。

我與施教授相識有年,現在已不記得是哪位朋友所引見,但那種一見如故的感覺卻記憶猶新——他當時正關注著好些不那麼趨新的民國史家,那些人在我們(中外皆然)的歷史記憶中已經形影朦朧甚或淡而化去了。我自己多年來也比較關注一些歷史論述中相對不受注意的人物,他們中不少人當年其實很有影響,另一些人可能真是所謂“無名之輩”,卻非常有助於我們瞭解和認識其所處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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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008.2.110~115、《歷史學》2008年第4期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8550

摘要:羅香林有一篇少為人知的舊文,其中一些內容幾乎不為人知,其實該文頗有所見。它反映了羅香林視野中當時中國史學的現狀,揭示了《古史辨》產生的學術和思想背景。對該文進行簡略的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古史辨”學人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一些已經發生和可能發生的演變。

關鍵字:古史辨/羅香林/顧頡剛/民國史學界/歷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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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ds.cass.cn/Article/20050802161343.asp

左玉河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 要】
中國古代沒有西方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但並不意味著沒有自己的學術分類體系。從“孔門四科”到“儒學四門”,體現了中國傳統學術按照自身的歷史邏輯,開始向近代分科性的學術門類演化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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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2496

  本世紀許多史學名家,從個體看,他們有的注重宏觀闡發,以縱攬大局取勝;有的則專擅實證,以具體而微見長。或激越,或苛刻,或冷峻,或寬容,取向、思路各各不同。但透過編纂形式或個性風格,綜合其整體精神,圍繞的是同一主題,即面對現代化挑戰的壓力,重新認識中國。壓力轉化為推動變革的動力,使史學呈現出前此從未有過的蛻變,走過了為新史學艱辛創業的百年(注:本文為《走向世界與中國情懷——“中國史”世紀學術回顧》的續篇。有關世紀史學的主題及圍繞主題展開的思想路向,請參見上篇。文載《浙江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

  新史學:對科學實證的追求

  新史學最初是以近代科學的姿態出現的,決定性的時間要到30年代後期。用科學主義的態度重新審視中國歷史,還原客觀的中國歷史(那時稱“重建中國歷史”),這是當時新史家最崇尚的潮流,也是與舊史學賴以區別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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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為近代意義上的一門學科,“中國史學史”已經走過近一個世紀的歷程。梁啓超、白壽彝分別是該學科建立時期和比較成熟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本文梳理了在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發展過程中,從事該學科研究的重要學者之間的師承關係,涉及到梁啓超、朱希祖、李大釗、何炳松、柳詒徵、蒙文通、朱謙之、金毓黻、劉節、白壽彝等眾多著名學者,對比了中國史學史學科前後兩個階段的共同點、不同點,並指出其中的聯繫。

  關鍵詞:梁啓超;白壽彝;中國史學史;學術系譜

  中國史學的歷史源遠流長,作為對史學進行反思的“史學史”之因素很早就產生了,而且異常豐富。但是,作為一門近代意義上的學科,“中國史學史”則是在20世紀隨著中國史學的近代化而產生的。就本人所知,“中國史學史”的名稱,最早在胡適1924年發表的《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一文(1)中出現,雖然是指中國史學的歷史,但卻沒有“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意思。最早明確提出建設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是梁啓超。1926年至1927年,梁啓超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講“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專門講述了“史學史的做法”,不僅提出了學科意義上的“中國史學史”一詞,而且為中國史學史學科初步奠定了理論基礎。此後,中國史學史經過幾代人的探索和建設,發展到今天這個規模,成為在歷史學系統中舉足輕重的一個二級學科。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師承關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說20世紀前期對中國史學史學科影響最大的是梁啓超,那麽,20世紀後期對這門學科貢獻最大的則是白壽彝。可以說,梁啓超、白壽彝分別是中國史學史學科建立時期和比較成熟時期的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可作為中國史學史學科誕生和繁榮的兩個標志。21世紀,我們要開創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新局面,應該對我們的家底作一個盤點,理清從梁啓超到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發展的學術系譜。由於學術界對最近20年的史學史發展狀況一般比較熟悉,本文在論述上取“詳遠略近”之寫法。

  一、把梁啓超作為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奠基者,是沒有異議的。筆者曾發表《梁啓超對中國史學史學科的開拓性貢獻》,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此不贅論[1]。就師承關係而論,梁氏的學生中以研究史學史名家的有姚名達、陸懋德、衛聚賢、劉節等。他們都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學生,聽過梁氏講課,得到過梁氏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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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5-05-09-19332.htm

20世紀初是科學高歌行進的時代。五四時期的科學呐喊,爾後的科玄論戰,使科學在人生與文化領域展示了其普遍的涵蓋意義。隨著科學領地的日漸擴進,具體的學術與知識領域也往往經歷了一個科學化的進程;從史學研究中,我們不難看到這一趨向。

              一、存疑原則與古史解構

1923年,與張君勱以人生觀的演講拉開科玄論戰的序幕幾乎同時,顧頡剛發表了《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在該文中,顧頡剛大略地提出了關於古史的看法,其要義是把古史理解為一個“層累地造成”的過程。儘管文中的某些觀點此前已開始醞釀,但其明確的表述,則開始於此文。作為對歷史的一種理解,“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並不僅僅限於提供某種歷史演化的論點,它的更深層的意義在於對傳統的古史系統提出新的詮釋,而這種詮釋一開始便是在科學的旗幟下展開的。顧頡剛曾自述,“我的性情竟與科學最近”,其理想則是以“現代科學家所用的方法”來治史。(注:《古史辨•自序》,《古史辨》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5頁)正是以科學的方法為手段,顧頡剛對傳統古史觀大膽地提出了挑戰,並由此引發了關於古史的持久討論,而顧頡剛本人則成為古史辨中的風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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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的啓動,是中國文史學界近期的一件大事。今年四月五日,在北京香山飯店舉行了此一項目的專家論證會,許多著名學者,包括多位當年參加點校和編輯的學者,參加並發表了意見。新華社當日發表了題為《新中國重大古籍整理工程——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開始全面修訂》的長篇報導。各位專家和領導的發言,也已經在《古籍整理簡報》今年第六期刊出。對於二十四史當年整理的成就以及今日修訂的必要性,有關專家表達了幾乎一致的看法。現在進行修訂的條件,報導列舉了四項:

“一、近30年來考古發現中出土的文獻,為修訂工作提供了許多原始的材料。二、一些傳世文獻的公布和整體研究,深化了學界對於古代史的認識和理解。三、中國歷史各斷代史、專題史研究的不斷進步,豐富了修訂工作的資料。四、許多學者對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有針對性地撰寫了大量校訂研究的專著和質疑、考證性的文章、札記,已經對一些史書中的記述有所厘正。”

也非常準確。在具體組織實施的方法上,主持修訂工程的中華書局已經有較周全的看法。在具體的整理體例方面,有關專家的看法稍有一些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劃一體例,是否在原有文本基礎上進行修訂,如何利用現有的各種文本和研究成績。我由於一些特殊的原因,與中華書局聯繫較多,年來關注於此,與他們私下交談較多,但始終覺得表述還不夠系統完整。近期翻閱了一些文獻,對此作了一些較深入的考慮,在此寫出,就教於有關前輩,也希望因此而引起關注與討論。

中華書局校點本二十四史的整理過程,已有多篇文章回顧,這裏不多說了。二十四史整理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學界充分肯定。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開始到中輟到完成的十九年間,是我國歷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時期,校點工作在立足文化建設的同時,也不免成為一項特殊的政治任務。由於是政治任務,在人員配置、工作條件、圖書資料調撥等方面,給予了充分的保證。同時,在整理時間方面限迫嚴格,相關的學術準備方面遠不充分,海外善本根本不可能用到,前代的成果也僅利用了一部分。就此而言,在相隔近五十年後,重新啓動修訂工程,確實非常必要。同時,我認為當時整理體例和實施細則,大端都甚善妥,應該繼續維持,但在某些具體問題,特別是牽涉到某些史書的特殊情況時,仍應有適當的變通。以下談一些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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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及其變遷——史學史視野中的唐宋變革問題 羅禕楠(哈佛大學歷史系) 史學研究網轉載

  “唐宋變革”問題自1910年由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氏正式提出後,逐步成為唐宋史領域內吸引眾多學者關注的一個問題,時至今日依然如此。近年來,對“唐宋變革”理論本身發展歷史的回顧也在進行。美國方面,包弼德(Peter Bol)先生的《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史的變化為主》一文對美國學者的研究情况做了比較詳盡的說明。[1]發表在《中國史研究動態》上的日本學者宮澤知之的《唐宋社會變革論》一文簡要介紹了戰後日本學界有關唐宋變革論中涉及經濟關係層面問題的研究情况。[2]日本學者丸橋充拓的《唐宋變革史研究近况》一文對最近的日本學者唐宋變革的研究做了分專題的說明與論述。[3]在大陸,近年來有關唐宋變革的問題正逐步吸引不同領域內學者關注的目光。一些學者開始比較全面的介紹西方和日本有關唐宋變革論的研究成果,同時在唐宋變革論的關照下對涉及唐宋史領域的一系列問題進行認識(參見張其凡的《關於“唐宋變革期”學說的介紹與思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以及他的《兩宋歷史文化概論》第43—52頁的相關介紹,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值得關注的是在2002年這一年中,大陸的厦門大學與浙江大學都召開了有關唐宋歷史的學術會議,其主要議題都與唐宋社會變遷相關。在會議中,許多學者對唐宋變革論做了回顧性的探討,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對此理論作出相應探討。相對近期大陸而言,港臺學者對唐宋變革論的關注顯得並不充分,而主要集中於各相關領域內具體問題的研究。比較直接的討論唐宋變革問題的文章如錢穆的《唐宋時代的文化》(《世界文化的前途》十五),傅樂成的《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版),邱添生的《論唐宋變革期的歷史意義——以政治、社會、經濟之演變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7期),林瑞翰的《轉變與定型:宋代政治、社會的歷史特色》,《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1990年版)。

  作為史學史和歷史理論的問題,唐宋變革論本身的變化過程就構成了一個非常有必要研究的課題。以往對於唐宋變革理論的研究主要是介紹和回顧性的。同時,在一些學者如包弼德先生的文章中也開始反思隱藏在種種變化後的中外史學界的在研究唐宋時代歷史上的基本思路的變遷(參見包弼德《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該文主要探討了美國學者在對唐宋變革問題的闡釋上如何擺脫舊有的“以歷史的目的論觀點為基礎”的討論框架而做出新的闡釋的。這種目的論的觀點,認為歷史的重點就是以地中海的資本主義文明為代表的現代化的實現。在他看來,新的闡釋“拒絕歷史目的論,但它仍認同歷史分期論”)。本文也將繼續討論唐宋變革理論變化發展的歷史,並以若干先後出現的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文章為個案,並結合相關材料對這些個案加以詮釋,在西方中國學史的背景下,研究這其中所隱含的西方學界在涉及唐宋變革問題上的基本分析模式上的變遷(我們主要著眼於美國和日本學者。主要因為這兩個地區的學者對唐宋變革論的討論在整個世界宋史學界的討論中居於主要地位。同時,偶爾也涉及到大陸學者、歐洲學者以及港臺學者的研究。但是他們的研究並不具有修正框架那樣的意義)。

一 中國學者傳統的唐宋時代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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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歷史,貴有創見。在近代中國新史學發展過程中,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在上個世紀初提出的唐宋時代觀,無疑是一項富有創見的發明。

  內藤湖南先生治學,志趣博大,在日本史和中國史方面成就精深。他通過統覽中國歷史的全局、考察中國歷史的潛運默移、疏理三千年來中國的紛繁史實,著重舉出了唐代和宋代的顯著差異。他強調發生在這一時期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學術文藝等各個方面的變革體現了中國歷史上的關鍵性轉變,而唐宋之際正是這一轉變的契機。內藤將他這一出自宏觀視野的概括稱作“唐宋時代觀”,而人們通常稱之為內藤的“唐宋變革說”。此說打破了中國傳統的王朝史體系,但更重要的是,內藤富於創見的這一學說,講學而有宗旨[1],為研究中國歷史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有助於人們分梳紛如亂絲的史實,把握其中要領。

  古往今來,很多假說或學說的壽命難能長久。內藤的唐宋變革說則不然,作為中國近代史學論域(historical discourse)中提出的最早的一種假說,將近百年來,仍在服役,被人經常引用;作為富有宗旨的學說,它在今天依然帶動著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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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批判內藤不像批判天皇主義者蓑田胸喜、白鳥庫吉那麽簡單易行。如果以天皇為中心繪出一圈圈同心圓,內藤遠在圈外。內藤也沒有和軍國主義沆瀣一氣,從而可以像整肅德富蘇峰、矢野仁一那樣予以發落。內藤湖南和津田左右吉等人是飽學之士,正確評價他們的時代局限和個人意識,是複雜和困難的課題。池田誠寫過一系列研究內藤的文章[88],指出研究內藤史學不能無視明治時代後期的國民主義背景。池田誠說:“內藤湖南的中國史研究是建立在內藤發揮的國民主義 (nationalism) 的延長線上的。”[89]池田在一系列文章中屢次講到,內藤是 “《國民論》派的國粹主義”,“可以說是國民主義派的國粹主義政治論的中國版”[90],所謂《國民論》派的國粹主義,指的是“政教社”的三宅雪嶺、志賀重昂等人和日本主義者陸羯南的主張。丸山真男曾將明治時期中產階級的國民主義分疏為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國家主義三種[91],人們今天可以參照,並以池田誠的一系列文章作為出發點,再檢討內藤的國民主義言行。

  人作為個體的人,無不懸綴在社會的意義網絡之上。內藤生當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朝,正當社會轉型的大變革、政治制度小變革時代。處在日本國勢蒸蒸日上、軍國主義的“大陸進出”主張日益囂張的時代,他不可能不受時代氛圍的影響。一方面,他對中國文化因為研究深入而情有獨鍾,雖然看到中國社會的陰暗面,他並沒有因此而抹殺中國文化理性部分的價值,他始終認定中國文化為東亞文化的主流,給予極高的評價:另一方面,他並不是絕對的中國中心主義者,從他高度評價北畠親房的《神皇正統記》所開啟的日本中心和文化獨立思想,可以瞭解內藤的立足點和他的全面的東亞文化觀[92]。此外,家教使內藤自幼深受日本實學的薰陶,他的究極關懷畢竟是日本的命運,關懷的結果使他不免趨同於國民主義。例如,內藤從歷史的角度論證風水流轉,在東亞,如今輪到日本該起領導作用的時刻;又如,老邁腐朽的中國已經失去了自我復興的能力,只有藉助於日本的引導和提攜,後來甚至提出武力介入,方能再生。諸如此類的言論,歸結起來無非是把當代中國視為應由日本拯救的對象。這必然在中國人心目中產生負面印象,影響中國史學界認真對待他的學術貢獻。但是,JoshuaA. Fogel和包弼德的觀察頗值得人們的注意。Fogel評述說:“對於像內藤這樣一位相信學當致用的人說來,日本為亞洲作決策的重任,絕不能只聽任職業政客和軍國主義人物一手把持。”[93]包弼德指出:“內藤從他的中國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貴族專制體制終將成為日本現代化的障礙;這個對日本的殷鑒,看起來內藤在開始從事中國研究的時候就繫之於心。”[94]

  從中國人的立場出發,內藤參與現實的許多國民主義具體言行應受批判。然而,如果從時代的推移著眼,在考察過去的歷史事物時,人們既不可能擺脫今時今地的主觀局限,也不應忽視彼時彼地的實際情況。好在近年來,我們看到,內藤的成就終於在我國得到應有的重視,他的著作被陸續譯成漢文刊行,日本學者谷川道雄、山田伸吾等,我國學者夏應元、錢婉約等在這方面起了促進作用。與此同時,我國史學界也開始認真研究內藤史學,出版了論文和專著。中日關係之間溝壑難填的年代畢竟漸行漸遠了。內藤史學中何者是富有洞見的成果,何者是涉嫌為擴張張目的言論,儘管兩者往往糾結混淆,學者也開始注意加以分疏,畢竟越來越多的人學會了應該肯定的則加以具體肯定,應當否定的則予以具體的否定,不再一概而論。這有助於異國與本土的學術研究的互補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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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講學而無宗旨, 即有嘉言, 是無頭緒之亂絲也。”

[2]John Lee《有關唐宋變革的近年英語著作:議題和趨向》(Recent Studies in English on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Issues and Trends), 《國際中國學研究》第2輯, 漢城: 韓國中國學會, 1999年12月,“新世界”一語見於此文第365頁。引自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J. R. Foster and Charles Hartman, pp.300-329.

[3]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XIV.4, August 1955,pp.538-539。此文摘要收於James T. C. Liu(劉子健)和Peter J. Golas 合編的Change in Sung China,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and Co., 1969, pp.4-8。

[4]吉川幸次郎著、Burton Watson譯《宋詩概說》(An Introduction to Sung Poetry ),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吉川依據內藤時代觀,論述宋詩時代背景及其與魏晉南北朝唐詩之不同。並請參看宮崎市定從景氣變動史觀所做的書評《吉川幸次郎著〈宋詩概說〉》,《東洋史研究》第22卷第1號,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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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前半期歷史學家,兼具“部聘教授”與“中央研究院院士”兩項榮譽的,除陳寅恪外,唯柳詒徵一人。[1]《國史要義》則是“先生文史學之晚年定論。”

《國史要義》的寫作,緣起於抗戰內遷時期中央大學研究院“教授進修課程”的講授[2]。因為聽講者的特殊身份,柳先生放棄在名作《中國文化史》裡展示過的敘事之長,集數十年積累,匠心獨運,改用“十論”(史原、史權、史統、史聯、史德、史識、史義、史例、史術、史化),完成了對中國史學精義的深度闡釋,被譽為超越《史通》、《文史通義》的現代“命世奇作”。[3]。

全書將博學周瞻的優勢發揮至極點,歷溯二千年史書源流,遍收諸子百家名論,既有史學起源、演進方面史蹟的梳理,也不乏經史義理與史書編纂的精彩點評。獨創的以經證史,以史證經,有似江魚回游,從容而瀟灑。凡用以論證的史料,看似信手拈來,實為經久歷煉所致,貴如披沙瀝金。最難得的是,全書“博而能約,密而不碎”(熊十力語),有一種通貫的精神活潑潑地跳躍著。

著者於本書“題辭”後,附粘“熊十力函”,此舉深可玩味[4]。熊氏云“公精於禮,言史一本於禮”,是將先生神思一語道破。全書以禮釋史,竟能蝶化出各種現代涵義,亦嘆為觀止。諸如:禮起源於歷史,皆本於天然之秩敘,條舉人類之倫理,而典章制度節文等威由之而漸行制定,非一王一聖所創垂,實由民族之聰明所致(史原第一);吾國之禮,相當於外國之法,裁制君權,不亞於他國憲法(史義第七);人之平等者,惟在道德,禮之精髓,能合智愚賢不肖而平等(史化第十);禮者,吾國數千年全史之核心,吾國以禮為核心之史,則凡英雄宗教物質社會依時代之演變者,一切皆由以御之,而歸之人之理性(史原第一),等等。全書以“吾之人本主義,即王氏所謂合全國為一道德團體者。過去之化若斯,未來之望無既。通萬方之略,弘盡性之功,所願與吾明理之民族共勉之”終篇[5],將“禮”升華至哲學境界,歸之以理性治國平天下,寄語來葉,餘音繞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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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漢文(以作者姓氏的漢語拼音為序)
包弼德(Peter Bol)《美國宋代研究近況》,《新史學》第6卷第3期,1995年,185-205頁。
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變遷重探》,《歷史的饋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此文、此書均未得拜讀。
包弼德(Peter Bol)撰、劉寕譯《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第1卷第3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63-87頁。
包偉民編《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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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3hresearch.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690

[ 作者:桑兵 轉貼自:《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文章錄入:admin ]

內容提要:傅斯年提出"近代史學只是史料學",始於《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完整的表述,卻是《史學方法導論》。該講義可能並未完稿,但其中重要的幾講已有傅斯年本人所寫的系統文本作為依據,有助於理解其近乎口號的觀念,避免斷章取義或隔義附會。以比較求得近真與頭緒,是將史學與史料學有機聯繫的關鍵;而把握擴張史料與新舊史料,整理材料與"聰明考證","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與"虜學"、"全漢",以及考訂與"大事"的關係,可以尋其本意,擴張積極效應。

關鍵詞:傅斯年 史料學 史學方法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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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桑兵 轉貼自:《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文章錄入:admin ]

具體而言,既然當事人的記述各異,不可能與事實完全重合,則所謂第一手資料的權威性其實難以斷定,至少無法區分其中可信的程度以及在哪些方面較為可信。所謂第一手資料所能證明的問題,大體上只是時間、地點、相關人物、大體過程等等比較簡單的部分,至於更為複雜的人際關係以及相關作用的詳情究竟如何,一般很難以哪一位當事人的記述為準。所以,所有類型的資料都只能部分地反映真實,只有盡可能完整全面地掌握相關記述,並且四面看山似地比較不同的記述,即所謂俱舍宗式地前後左右把握語境,理解文本,或許可以逐漸接近並且認識事實的真相。在此過程中,探究相關當事人何以如此記述與瞭解事實的真相相輔相成,史實永遠不可能完全還原,但是,隨著對相關史料的掌握逐漸增多以及瞭解各自記述差異的潛因逐漸深入,史實的真相可以多層面地逐漸呈現。就此而論,所謂重建史實,迄今為止,仍然既是科學又是藝術,缺一不可。一再強調要將歷史學的研究自然科學化,尤其是生物學地質學化的傅斯年不得不承認:"凡事之不便直說,而作者偏又不能忘情不說者,則用隱喻以暗示後人。有時後人神經過敏,多想了許多,這是常見的事。或者古人有意設一迷陣,以欺後人,而惡作劇,也是可能的事。這真是史學中最危險的地域啊!"①正因為如此,高明的史家重建的史實,其實是重現歷史場景,所有歷史上的人時地再度復活,如演戲般重新表演一番,只是再現的途徑是嚴謹的考證,以實證虛,而非文學的創想。

對於好講理論者而言,比較不同史料的另一層次,即"好幾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關聯的地方,更可以比較而得其頭緒",或許更有意思。頭緒實則史事的內在聯繫。批評傅斯年"史學只是史料學"口號者指責其否認史觀,無視規律,使得歷史研究只重個別史實。這樣的批評多少有些委屈了傅斯年。按照唯物辯證法,規律即事物發展的普遍聯繫,而所謂普遍聯繫,在自然科學的不同學科之間,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在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以及在一般人文學科與史學之間,表現不一,不可一概而論。傅斯年1935年所寫《閑談歷史教科書》,從編撰教科書的角度,對此有所闡述。他說:編歷史教科書與編算學、物理等教科書有絕不同之處,"算學與物理科學是可以拿大原則概括無限的引申事實的。這個憑藉,在地質、生物各種科學已難,在歷史幾不適用……物質科學只和百來種元素辦交涉,社會科學乃須和無限數的元素辦交涉,算學家解決不了三體問題,難道治史學者能解決三十體?若史學家不安於此一個龐氏所謂'天命'(龐加賚,Henri Poincare,認為可以重複出現的事實,如元素、種類,使科學得以發展),而以簡單公式概括古今史實,那麽是史論不是史學,是一家言不是客觀知識了。在一人著書時,作史論,成一家言,本無不可,然而寫起歷史教科書來,若這樣辦,卻是大罪過,因為這是以'我'替代史實了。物質科學中,設立一個命題,可以概括無限度的引申命題……大約有三個領導的原則。第一項,列定概括命題,以包涵甚多引申的命題與無限的事實。第二項,據切近於讀者的例,以喻命題之意義。第三項,在應用上著想。這些情形,一想到歷史教科書上,幾乎全不適用。第一項固不必說,歷史學中沒有這東西。第二項也不相干,歷史上件件事都是單體的,本無所謂則與例。第三項,歷史知識之應用,也是和物質知識之應用全然不同的。""沒有九等人品微分方程式和百行元素表,人物、行動只得一個個、一件件敘說。沒有兩件相同的史事,因果是談不定的。因果二詞,既非近代物理學所用,亦不適用於任何客觀事實之解釋,其由來本自神學思想出。現在用此一名詞,只當作一個'方便名詞',敘說先後關係而已,並無深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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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 中國舊學、西學新知 學科體系 復興古學 闡釋 比附

  [摘要] 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國粹”、“復興古學”過程中,開始對中國古代學術進行初步整理,肇始了對中國學術遺產進行發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以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國傳統舊籍,發明中國舊學之新義,是晚清學術演進之必然趨勢。以新知闡釋舊學,以中學比附西學,以近代學科體系界定中國舊學,是晚清學者整理中國舊學之基本思路。正是在對中國傳統學術不斷進行整理和整合過程中,中國傳統學術開始轉變其固有形態,逐步融入近代西學新知體系之中。

  中國學術納入近代學科體系及知識系統,是很複雜的過程。接納西方學科體制,僅僅是將中學納入近代學術體系的開始;按照西方近代學科分類編目中外典籍,也是中學納入西方近代知識系統之初步。中國傳統學術體系及其知識系統,要完全納入近代西方分科式之學科體系和知識系統中,必須用近代分科原則及知識分類系統,對中國學術進行重新整合。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國粹”、“復興古學”過程中,開始對中國古代學術進行初步整理,嘗試用近代學科體系界定“國學”,實際上肇始了對中國學術遺產進行發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正是在對中國傳統學術不斷進行整理和整合過程中,中國傳統學術開始轉變其固有形態,逐步融入近代西學之新知體系中[1]。本文僅限於對晚清學者整理中國舊學之情況略作梳理與分析,以揭示中國學術納入近代西方新知體系之歷程,而對五四時期“整理國故”運動則留待他文專論。

  一、以西方新理新法治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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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因為編輯《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一書,對帶有學術總結性看法的文字特別注意。近讀敝友許紀霖兄為楊念群兄的《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所寫的書評,在論及楊書出版的時代學術背景時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史學界「風氣大變,轉向實證化、樸學化」,一言以蔽之,「到九十年代,乾嘉傳統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當代中國史學的主流」。其史學觀是「相信歷史是一種客觀的實在,史學的使命就是通過對史料的發掘,盡可能真實地揭示這一實在」;而其具體的表現則是「史學界大大小小的主流刊物或專業刊物上,幾乎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化分類或編年史框架的史學論文」。【1】這樣的乾嘉傳統當然已經被「現代化」了,若起乾嘉學者于地下,恐怕很難有人能識得這是他們創造的「傳統」。

  不過這不是我的問題所在。我感到疑惑的是,紀霖兄這樣的概括性描述是否真是90年代中國史學的實錄。因為我自己讀到的史學專著和各刊物的史學文章似乎多朝著另外幾乎相反的方向,實在看不出多少「乾嘉」的影響。這當然可能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即對何為「乾嘉」的概念不相接近),但也應該是可以討論的。即以楊著所屬的「三聯哈佛燕京叢書」而論,其中與史學沾邊者便無一可說是以「乾嘉傳統」為取向的(各書背面均有提示性的簡介,一看便知)。

  在各學術刊物的史學論文上,"非乾嘉"的特點表現得比專著更為充分。就中國史學而言,追求揭示歷史上人與事的"因果關係",是從20世紀初即開始的希望把史學弄得更"科學"的努力目標的最主要表現形式。以寫論文或專著的方式來表述研究成果,也是20世紀才興起的所謂"現代"史學研究的一個要素,最容易使人有意無意中試圖把人或事表述"完整",甚至通常還要"評價"(最後這一點在我們20世紀50到80年代的史學中特別明顯)。同時,我們的歷史研究者有一個傾向,即總帶點"蓋棺論定"的情結,希望自己的研究為某事某人"劃上一個完整的句號"(這已成今日媒體的慣用套語,每一電視頻道或報紙一天不說一句此語的極為少見),仿佛只有這樣才具有"歷史感"(其實歷史上的人與事都未必有徹底的終結,其後總有強弱不同的餘波,所以我個人主張在研究歷史時注重過程甚於"結果")。

  受這些因素的影響,我們的史學論文和專著通常都遵循原因、過程、結果、意義(或評價)這樣一種四步論式。在20世紀後期多數中國學術刊物對論文字數的限制到萬字以下時【2】,還要照顧敍述的完整性,便造成今日我們史學表述的一個顯著特徵,即空論甚多而實證甚少。而且這一因特定時空的影響從"論文"形式產生出的特點正日益波及"專著",各類充滿"語不驚人死不休"特色的標新立異專著已到舉目可見的程度,近日我們一些主流史學刊物突然發表不少"打假"書評便是明顯的旁證(最近學界已有出現王海一類"打假英雄"的勢頭,以我們學術刊物版面的珍貴和低劣出版物氾濫的懸殊比例,我個人認為正面提倡比負面批評更合乎今日的學術"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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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史學在19世紀中業以後日趨式微,由於新時代的需要,加上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的衝擊,現代中國史學隨著20世紀的到來而開展。

1903年梁啟超(1873─1929)提出「新史學」的主張,宣告了現代中國史學的誕生。在這前後,中國學界譯介了日本學者浮田和民(1859─1935)的《史學原論》、坪井九馬三(1858─1936)的《史學研究法》等著作,從中既了解到日本史學的情形,也間接地認識了19世紀以來的西方史學。1

以下介紹20世紀前期中國學界著譯的史學理論書籍,包括基礎理論、研究方法和史學史著作,從而探討現代中國史學成立的經過,作為探索21世紀中國史學路向的參考。文中提到的著作,一部分至今仍可在坊間購買,一部分只能見於圖書館中;此外,筆者也參考了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中的提要,及蔣大椿、陳啟能主編《史學理論大辭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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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wjlwj/2007-09-13-35603.htm

摘要:设馆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统治者为了垄断修史大权,往往通过设立史馆来掌控对历史的解释。因此,研究史馆制度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涉及自魏晋至清代各个时期史馆设置的状况,尤其是在史馆建置、史馆运行机制、设馆修史的利弊等重要问题上,研究较为深入。对唐、宋史馆的研究,成绩尤大。但是,史馆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今后的研究还需将史馆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等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以史馆为纽结,以史馆修史与社会政治、史学发展为突破口,进行综合考察。

关键词:史馆制度;史官;史学;专制制度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书编纂一般有两条途径,一为官修,一为私撰。而官修史书则主要通过设馆修史来完成。由此,史馆就成了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史馆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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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7-07-12-35561.htm
轉載自智識學術網

[内容提要]抗战时期的史学是这一时期文化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文学艺术领域的文化抗战研究颇多,成果硕然,但对史学界文化抗战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田亮博士的《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一书,以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为切入点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各家各派的史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缺憾和不足。

[关键词]抗战史学;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族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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