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分類:宋遼金元史學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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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在建构自己理学体系时,将史学纳入理学体系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史学思想。在他的史学思想中,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史学价值的判断,即治史对个人、对当时社会具有何种价值。朱熹力图区别自己与“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 1)的浙学学者治史的异同,批评他们“只是读史传,说世变”( 2),“论事而不求理”,而自己治史是“要就事物上见得本来道理,即与今日讨论制度、较计权术者,意思功夫迥然不同。”( 3)显然,朱熹的治史价值论具有十分浓厚的理学色彩,表现出他力图把史学纳入理学轨道中去的愿望。朱熹将治史作为格物之一事,认为应该从中获知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天理是“善”,人欲则是“恶”,由此而存善去恶,换言之,即治史具有明理修身的价值。同时,朱熹还强调治史应该为当世之用,特别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两宋现实借鉴作用,即强调史学现实的社会价值。如此,朱熹的治史价值论良莠并糅,具有两重性。遗憾的是,朱熹的治史价值论至今没有学者专门研讨,故笔者不擅愚陋,抛砖引玉,以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治史以明理修身

  朱熹认为治史可以明理,对学者修身养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即学者通过治史可以了解天理、人欲,以便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根本目的,这是他治史价值论中最鲜明的特点。他明确表示:古代圣贤著“六经以教后世”,六经中“义理之精微,古今得失所以该贯发挥,究竟穷极”,因此后人学六经可以明理修身;而汉代之后,史学崛起,“若乃世之贤人君子学经以探圣人之心,考史以验时事之变,以至见闻感触有接于外而动乎中,则又或颇论著其说,以成一家之言,而简册所载、箧椟所藏,始不胜其多矣”,因此,“学者不欲求道则已,诚欲求之,是岂可以舍此而不观也哉!”( 4)由此可见,朱熹认为学者治史应该围绕着明天理、利修身这一根本目的而进行,从治史中了解为法为戒的天理和人欲,如此才能明天理、谨修养,以达到圣贤地步。

  朱熹曾说道:“既做秀才,未说道要他理会甚么高深道理,也须知得古圣贤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乱事体是如何?从来古今人物议论如何?这许多眼前底都全不识,如何做士人!”显然,他将读史书、了解“古今盛衰存亡治乱事体”作为学者应该具有的最起码常识,因为历史上的吉凶存亡、为法为戒的“粲然之迹,必然之效”都“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 5)他在教育自己的学生读史时,在强调治史要明天理、谨修养的同时,也强调治史必须具有当世之用的意识:“今也须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职官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道理方浃洽通透”,如此“物格知至,方能意诚、心正、身修,推而至于家齐、国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无障碍。”( 6)这一节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朱熹治史对学者修身的关系、以及社会价值的观点。自然,基于他的理学观点,朱熹更加重视治史的修身明理作用,他用陂塘蓄水与溉田作比喻来论述己身修养与治史关系:“今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会处,若便去看史书,考古今治乱,理会制度典章”( 7),只有陂塘水满,才能滋殖田中禾稼;如果陂塘之水仅有一勺,那么决陂塘溉田,不但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也很快干涸,至于读书已多、义理已明,却不去看史书、考治乱、理会典章制度以去经世致用,则象陂塘之水已满,而不决以溉田。当然,朱熹也感到真正处理好治史与修身明理、治国平天下的关系也是很难的事:“大率学者须更令广读经史,乃有可据之地。然又先非识得一个义理蹊径,则亦不能读,惟此处为难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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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sxlwj/2007-05-18-35542.htm

摘要:《契丹国志》是南宋末年叶隆礼所撰写的一部最早以契丹民族所建政权为记述主体的史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契丹国志》在历史编纂方面具有自身鲜明时代特色,作者通过成熟的编撰技巧,运用纪、传等形式,客观地反映出契丹民族历史的发展大势与各族人物活跃于民族交融历史舞台上的生动事迹。《契丹国志》客观记录了契丹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汉化进程,因而在中国史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特殊的地位。叶隆礼以敏锐的视角,在史著中大量记载了契丹皇朝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具有强烈的历史“资鉴”意识。

关键词 :《契丹国志》;编纂特色;文化认同与汉化进程;皇朝盛衰

《契丹国志》是南宋末年叶隆礼所撰写的最早以契丹民族所建政权为记述主体的史书,是现在仅存的一部私修纪传体辽史,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叶隆礼字士则,号渔林,嘉兴人,宋理宗淳佑七年进士。十年十月,以承奉郎任建康西厅通判。十二年十月改除国子监簿。开庆元年十月调两浙转运判官,十一月一日以朝散郎直秘阁、两浙运判除军器少监,十一日再以两浙转运判官兼知临安府。闰十一月三日磨勘,转朝奉大夫。景定元年正月一日除军器监,兼职如故。二月六日除直宝文阁,知绍兴府。四月二十六日以次官离任。宋末谪居袁州。入元以后,声迹销昵。本文重点探讨《契丹国志》在历史编纂方面所具有的鲜明时代特色,以及它在客观记录契丹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汉化进程和契丹皇朝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谈个人一得之见,以期专家、读者们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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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wjlwj/2007-03-21-35499.htm

自从梁启超指出:“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1〕后,述中国传统史学者,皆以为正统不足论。其实,作为传统史学中的一种深层的历史观念,正统观一直影响着史家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形式,决非不足论之事。本文对传统史学中具有典型性的欧阳修的正统观做一探讨,以期加深对欧阳修史学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期望通过这一探讨,加深对传统史学中一些问题的理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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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wmwj/2007-01-30-35454.htm

[摘 要] 《资治通鉴》之所以博得古今称赞,关键在于其能于浩如烟海的史事中择取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之事,以古鉴今,垂训将来。其中一百一十九篇“臣光曰”,作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全书的历史叙事提升到理性认识。它的丰富的内涵与深刻的忧思,成为后世理解全书、认识历史的关键。

[关键词] 资治通鉴,臣光曰,内涵,忧思

《资治通鉴》成书后,在历史上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1](卷32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清朝开国名臣宁完我,曾给皇太极上奏折,提醒统治者重视此书,他说:“如要知古来兴废的事迹,则有《通鉴》一书。此等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2](卷中《请译四书五经通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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