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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批判內藤不像批判天皇主義者蓑田胸喜、白鳥庫吉那麽簡單易行。如果以天皇為中心繪出一圈圈同心圓,內藤遠在圈外。內藤也沒有和軍國主義沆瀣一氣,從而可以像整肅德富蘇峰、矢野仁一那樣予以發落。內藤湖南和津田左右吉等人是飽學之士,正確評價他們的時代局限和個人意識,是複雜和困難的課題。池田誠寫過一系列研究內藤的文章[88],指出研究內藤史學不能無視明治時代後期的國民主義背景。池田誠說:“內藤湖南的中國史研究是建立在內藤發揮的國民主義 (nationalism) 的延長線上的。”[89]池田在一系列文章中屢次講到,內藤是 “《國民論》派的國粹主義”,“可以說是國民主義派的國粹主義政治論的中國版”[90],所謂《國民論》派的國粹主義,指的是“政教社”的三宅雪嶺、志賀重昂等人和日本主義者陸羯南的主張。丸山真男曾將明治時期中產階級的國民主義分疏為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國家主義三種[91],人們今天可以參照,並以池田誠的一系列文章作為出發點,再檢討內藤的國民主義言行。

  人作為個體的人,無不懸綴在社會的意義網絡之上。內藤生當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朝,正當社會轉型的大變革、政治制度小變革時代。處在日本國勢蒸蒸日上、軍國主義的“大陸進出”主張日益囂張的時代,他不可能不受時代氛圍的影響。一方面,他對中國文化因為研究深入而情有獨鍾,雖然看到中國社會的陰暗面,他並沒有因此而抹殺中國文化理性部分的價值,他始終認定中國文化為東亞文化的主流,給予極高的評價:另一方面,他並不是絕對的中國中心主義者,從他高度評價北畠親房的《神皇正統記》所開啟的日本中心和文化獨立思想,可以瞭解內藤的立足點和他的全面的東亞文化觀[92]。此外,家教使內藤自幼深受日本實學的薰陶,他的究極關懷畢竟是日本的命運,關懷的結果使他不免趨同於國民主義。例如,內藤從歷史的角度論證風水流轉,在東亞,如今輪到日本該起領導作用的時刻;又如,老邁腐朽的中國已經失去了自我復興的能力,只有藉助於日本的引導和提攜,後來甚至提出武力介入,方能再生。諸如此類的言論,歸結起來無非是把當代中國視為應由日本拯救的對象。這必然在中國人心目中產生負面印象,影響中國史學界認真對待他的學術貢獻。但是,JoshuaA. Fogel和包弼德的觀察頗值得人們的注意。Fogel評述說:“對於像內藤這樣一位相信學當致用的人說來,日本為亞洲作決策的重任,絕不能只聽任職業政客和軍國主義人物一手把持。”[93]包弼德指出:“內藤從他的中國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貴族專制體制終將成為日本現代化的障礙;這個對日本的殷鑒,看起來內藤在開始從事中國研究的時候就繫之於心。”[94]

  從中國人的立場出發,內藤參與現實的許多國民主義具體言行應受批判。然而,如果從時代的推移著眼,在考察過去的歷史事物時,人們既不可能擺脫今時今地的主觀局限,也不應忽視彼時彼地的實際情況。好在近年來,我們看到,內藤的成就終於在我國得到應有的重視,他的著作被陸續譯成漢文刊行,日本學者谷川道雄、山田伸吾等,我國學者夏應元、錢婉約等在這方面起了促進作用。與此同時,我國史學界也開始認真研究內藤史學,出版了論文和專著。中日關係之間溝壑難填的年代畢竟漸行漸遠了。內藤史學中何者是富有洞見的成果,何者是涉嫌為擴張張目的言論,儘管兩者往往糾結混淆,學者也開始注意加以分疏,畢竟越來越多的人學會了應該肯定的則加以具體肯定,應當否定的則予以具體的否定,不再一概而論。這有助於異國與本土的學術研究的互補短長。
 
三、內藤唐宋變革說的影響

3.1 內藤對弟子的影響

  內藤之後,以內藤嫡傳自任的宮崎市定(1901-1995)對唐宋變革說展開充分的論證,他在闡發師說上的貢獻受到了學界的充分肯定。試舉兩例,在日本,前田直典在1948年說:“內藤博士以後,宮崎市定是京都學派中最卓越的中世論者。”[95]近藤一成在1999年說:“內藤湖南提倡,宮崎市定展開的唐宋變革論是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可舉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至今仍然是考察這一時代的坐標軸。”[96] 在西方也是這樣,在西方今天的著述中,內藤說常被稱為內藤—宮崎說。

  1940年,宮崎刊佈《東洋的素樸主義民族和文明主義社會》。所謂素樸主義民族,指的是中國的周邊民族;所謂文明主義社會,指的是中國中原地區的社會。書分三編:古代的文明社會的成立、中世素樸主義民族的活動、近世素樸主義社會的理想,書的時代分期完全追隨老師內藤。

  1950年10月,宮崎刊佈《東洋的近世》,在《前言》中明確指出,“人們研究世界史的時候,以西洋為主,以東洋為附屬這一歷來的立場必須改變”,“本書論旨,大多祖述先師內藤湖南博士的高論,謹請[讀者]留意”[97]。宮崎在此書中補充了內藤說在經濟方面論據之不足,相當全面地列舉了從宋代到清代的中國近世社會的特徵:大規模的都市、發達的交通、繁榮的交換經濟、建立在契約上的地主-佃戶關係、中央集權的官僚國家體制、科舉制度產生的文官體系、以傭兵制為基礎的龐大中央禁軍。所有這些特徵,歸納起來,無非都是高度發達的交換經濟與中央集權的國家特徵相結合的體現。

  宮崎刊發《東洋的近世》,與“歷研派”的西嶋定生的一系列著述同時,屬於與“歷研派”論戰之作。由於宮崎和老師內藤屬於不同世代,辯論期間又值歷史唯物主義思潮盛行,可以理解,宮崎把考察中國近世社會特徵的注意力更多地放置在與世界史對比的框架之中。他在中國宋代和歐洲近代文藝復興之間列舉了許多平行的史事,特別強調兩者的“近代”有兩個突出共同點: (1) 由於基督教和佛教的衰頹,社會和文化都世俗化了,“理性”哲學代興;(2) 城市和商業興起,形成了自由支配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的農業社會。宮崎在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發現了中國近世國民主義搏動的先兆,“人民”有了文化主體意識,不再奴隸般地效忠於皇室。

  1956年付印的宮崎的傑作《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科舉前史》本來著眼於研究胥吏,以補救對中國特異的官僚制度生態的瞭解之不足,書成,卻證明了這一時代的選舉制度和官僚制度始終貫穿著貴族制,其經濟基礎則是地方豪族的生活據點的大莊園式農村。這樣,宮崎便從社會經濟和制度上把內藤中世說更全面地具體化了。此外,宮崎還撰寫了大量實證性的相關論著,旨在加強內藤的宋代近世說。

  學術生態可能使宮崎過多地注意中國史與西歐乃至西亞的平行比較,因此,他似乎較少強調乃師注重考察中國歷史的潛運默移的宗旨。宮崎60歲前後,進一步提出與老師不同的一種看法,他發現中國歷史從古到今都有類似當今世界的景氣變動現象。他從1963年評論吉川幸次郎的《宋詩概說》,到1968年刊佈中世史概說書《大唐帝國——中國的中世》、1978年完成通史《中國史》,一直宣揚自己的景氣變動史觀[98]。

  內藤對弟子的影響還表現在歷史知識的普及和歷史研究的深化上。

  在普及方面,內藤與弟子丹羽正義合作編寫中等教科書《新制東洋史》,已略如上述。祖述內藤說而編寫的一般性質的概說書還有稻葉岩吉在陸軍大學的講義、參謀本部刊行的《支那政治史綱領》;岡崎文夫的《支那史概說》上冊。岡崎此書曾被人們認為是京都派講“中世”的代表性概說書。

  在指導弟子進行專題研究方面,內藤的影響更加深遠。人們看到,內藤的唐宋變革說涉及中國中世的貴族論,因而今天日本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成就和內藤有直接關係[99]。例如,岡崎文夫是內藤的得意弟子,專門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周一良先生說,在上個世紀40年代末之前,魏晉南北朝史領域內只有岡崎文夫的《魏晉南北朝通史》(弘文堂,1932年)和《南北朝社會經濟制度》(弘文堂,1935年)這兩部專著[100]。岡崎在《魏晉南北朝通史》的《自序》中說,該書內編研究權力的移動,外編專記人文化成之跡。此書主旨之一在於究明六朝政治史底流的複雜性,將該時代的政治史描繪成自立的貴族勢力使當時的政權實現貴族制國家化的過程,以此證實內藤的貴族政治說。岡崎書中論證貴族階級和武人勢力為這一時期的主要動力,這也正是內藤的見解,內藤就認為六朝的天子是貴族階級的共有物。1932年7月,內藤為《魏晉南北朝通史》做序,盛讚岡崎為良史之才。內藤在序中道及他在整理自己的講稿,而今岡崎之書已代替他完成了作業的十之七八。岡崎之後,幾十年來,日本的魏晉南北朝史領域的歷史論著異彩紛呈,源頭活水來自內藤[101]。

  1947年,京都大學大學院畢業、戰後從臺北返回京都大學任副教授的宇都宮清吉(1905-1998)發表了《東洋中世史的領域》一文[102],宇都宮清吉贊同內藤為東洋史所下的定義,即東洋史應是廣義的“中國文化的發展史”,但是認為內藤的時代分期中的過渡期概念和中世史的界定(領域設定)不夠明確。因此,他創製了“時代格”這樣一個術語,根據民族、文化、地域三要素的特色,突出東洋史時代分期的各個時代的個性:秦漢的時代格是“政治性”,六朝的“時代格”是體現貴族階級的“自律性”,隋唐繼承六朝,但帶有幾分回歸秦漢傾向,它的“時代格”是“政治性”與“自律性”的綜合。六朝貴族與以皇權為中心運作的“政治性”不同,它立足於貴族的獨立權威之上。宇都宮此文的論旨在於釐清中世的時代確切斷限,所以文章題目標作中世史的領域。實際上,從這篇文章的質疑,可以看到歷史分期不簡單是一個古代、中世、近世何時開始何時終結的技術問題,它牽涉到處理中國史斷代的方法理論。宇都宮的這篇文章引出了前田直典的文章《古代東亞的終結》。當時,《古代東亞的終結》一文造成了強烈的衝擊波,東京“歷研派”與京都派的論爭從此鳴鑼開場。此外,原來主要用於中唐以後的“莊園”一語,被宇都宮清吉搬到秦漢提前使用;這也為即將展開的論爭張本。順便一提,他的《僮約研究》(刊於《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V)也是傳世之作,教導後學研究歷史如何以小見大,富有啟迪意義,其作用和唐長孺先生的《〈晉書•趙至傳〉中所見的曹魏士家制度》等文章正同。

  川勝義雄和谷川道雄也都祖述內藤,以共同體的理論和史實闡述內藤史學的中世貴族社會的特色。內藤只是提出過自治團體(じちだんたい),認為中國地方社會的自治性肥沃土壤,有可能培育出共和價值和制度。但是,自治團體和共同體本質不同。在日文中,父權制家庭、家族、鄉黨、結社等基層社會結構統被稱作“共同體”(きょうどうたい、Gemeinschaft)。在日本學術界,德國的社會學有很大影響,來自德國社會學的“共同體”概念被用來表示中國農村社會的不變性質。1930年代日本滿鐵的實地考察中國農村社會的一批調查研究人員曾把“共同體”和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分工社會”概念結合起來,擬出一個中國專制制度的模式,即紮根於自給自足的、外化於皇權國家和官僚體制的農村社會基礎之上的專制制度的模式。谷川道雄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共同體的形態,對中國中世共同體的和衷共濟的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他的共同體研究對日本近年盛行的明清時期或帝制晚期的“地域社會”研究也具有啟發作用[103]。

  祖述內藤說的大量成果不勝枚舉。論文具體到那波利貞、宮川尚志研究中世集落的“塢”與“村”的實態,專著如宮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從政治、社會、文化、宗教等方面論述中國的中世,小竹文夫《近世支那經濟研究》從經濟方面論述中國的近世。在思想史方面,內藤也後繼有人。例如,島田虔次在1949年刊行《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指出後宋代的“文藝復興”產生了“近世的”人文主義和個人主義以及思維的自主化,但是,這些“近世的”因素沒有凝聚而形成類似歐洲近代的“市民社會”和啟蒙運動,所以書名叫作近代思維的挫折[104]。
 
3.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關內藤說的論爭

  1934年內藤去世之前,他的有關中國史時代分期的論述沒有引發學術論爭。內藤的唐宋變革說之受重視,並不是在內藤提出此說之後的1920年代和1930年代。當時日本學界普遍遵循的毋寧是另一位碩學加藤繁(1880-1946)的見解。加藤是國粹主義者,以忠君愛國的“絕對忠誠”著稱,但是,在做學問上,他絲毫不被他的政見所左右,一本純客觀主義的實證精神從事深邃精審的研究,是日本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祖師。加藤認為,唐宋一體,沒有差別,都屬於前期官僚制時代,即“世族勢力衰歇,主要靠科舉產生的新官僚階級主持政務的時代”。唐宋相提並論,可以說是當時學者的一致立場[105]。看來,當內藤提出唐宋變革說及宋代近世說的時候,人們既沒有措意於他的創見,也沒有理會他的歷史論域中哪些地方有欠周密:例如,進行歷史分期和判斷時代性格的準則是什麽? 何以見得宋代是中國的近世? 什麽是內藤理解的宋代以來經歷千年的中國社會自身的近世因素的內涵?中國古代、中世和近世的下限各是什麽時候? 什麽是中國歷史和文化傳統自身發展的現代因素,與19世紀中葉西方大舉入侵之後自外傳來的現代因素有何異同,是否相關?等等。具體問題沒有被提出,所以談不到展開爭論。內藤說之受到重視,尚有待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新形勢的配合。

  1920年代和1930年代是日本左翼理論和左翼史學急速發展的時代。蘇聯和中國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社會史論戰引起日本學界的注意,“講座派”和“勞農派”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在日本東洋史學界日益顯著。但是,除了若干例外,當時出身於史學專門領域的人,在理論方面都是貧乏的,年輕學者的唯物史觀的解釋,並不為史學大家所看重,換句話說,他們“轉手”販運的唯物史觀打不進學院派的圈子。據濱口重國的生動描述,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後數年,日本處於蕭條不景氣時期,即便是東京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找不到全職工作的人也每年遞增。社會的不公平日益引起憤慨。言談之間,激昂慷慨,稱滿洲事變為帝國主義戰爭,把大學教授叫做封建教授。朋友聚會,討論馬克思,討論亞細亞生產方式,進而從世界史的觀點把握中國史,蔚成風氣。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並未因此失勢。恰恰相反,因為迫切需要理解有如汪洋大海的現代中國,一時之間討論反而更加活躍。這批年輕學者所以皈依唯物史觀,大多是出於自我苦悶。不過,少壯派史學者的苦惱和熱忱,不久就轉化為行動:出版了平凡社《世界歷史大系》,組織了“歷史學研究會”[106]。當時在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有一群朝氣勃勃的青年學者,為首的是仁井田陞(1904-1966),其餘的有牧野巽、東京大學的山本達郎等多人,他們和周藤吉之、西嶋定生、崛敏一等一批俊彥風華正茂,行將嶄露頭角。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史學研究狀況由於國內國外的形勢劇變而大為改觀。日本軍國主義的高壓解除了,人們不再擔心因自由思考而受迫害,或因言而獲罪。史學家在檢討、反省戰前史學責任的過程中重新起步。不過,那些埋頭學問、超然時勢的學者戰後仍有進退狼狽之感,和田清慨歎說:“我在戰爭中被說成污垢(あか),戰後被說成反動。”[107]

  1945年末1946年初,戰爭甫告結束,戰前的“歷史學研究會”就恢復了活動。1946年6月“歷史學研究會”復刊《歷史學研究》雜誌,復刊的第1號為通卷的第122號。同年10月,該會開始舉辦連續十次的講習會,由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石母田正(1912-1986)講演《中世成立史的兩三個問題》。“歷史學研究會”的成員通稱“歷研派”,以東京學者為主體。“歷研派”遵奉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為研究歷史的指導思想,也就是遵循歷史唯物論一元史觀研究歷史,反省戰前日本的歷史學教育的作用,關心戰後世界的社會主義潮流,消除中國歷史停滯論的影響,按照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的演變研究普世性的歷史發展規律,積極參預中國歷史分期及其社會性質的探討,為此,也重視從世界史角度劃一各個國家的歷史分期問題。

  “歷史學研究會”所選擇的每年一度的大會專題一仍1937年以來之舊,1949年大會的專題是“世界史的基本法則”,旨在討論如何把亞洲各國各地區的歷史納入世界史的普遍規律之中。1950年的專題是“古代國家權力的諸階段”,1953年是“世界史中的亞洲”,1955年是“歷史和群眾”。總之,1950年代的日本的歷史學界盛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把西歐的歷史發展模式奉為世界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同時大力批判停滯論,並以此作為預設而試圖將日本、中國等都納入世界一個模式,並就此準備討論中國的歷史分期。

  正是在這一時刻,1947年11月,宇都宮清吉在《東光》第2號上發表了本文前面提到的文章《東洋中世史的領域》,宇都宮在肯定內藤的歷史分期之同時,對內藤歷史分期體系中的不夠確切處提出意見。宇都宮的文章正好提供由頭,引出東京“歷研派”針對內藤說的蓄勢待發的質詢。

  1948年,前田直典(1915-1949)在《歷史》雜誌第1卷第4號發表題為《東亞的古代之終結》的文章。前田在肯定內藤湖南是真正能夠洞察中國歷史的少有學者之同時,基於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依據他的老師加藤繁在中國經濟史方面的實證研究成果,對內藤說的宋代近世說提出異議,進而對內藤說繼承者宇都宮清吉和宮崎市定做了尖銳批評。前田站在世界史的立場,把東亞各國的古代社會的下限和封建社會的上限放在9世紀前後,也就是說,中國的古代也在9世紀前後結束。這樣,由於唯物史觀的影響,中、日和東亞國家的歷史有了兩個“近代”,一是有如內藤,根據考察各國自身文化發展脈絡而判定的有“近代”因素的“近代”,一是以西方歷史普遍規律為參照系而判定的“近代”。

  前田直典的文章揭開了二戰後日本的中國史學界的“歷研派”和內藤派論爭的序幕。但是,前田直典不幸翌年逝世,沒有來得及展開他的宋代中世說的論證。他委託“歷史學研究會”編輯長石母田正代為完成他的學說。石母田在大戰末期1944年10月只用了一個來月的時間完成《中世的世界之形成》一書(刊行於1946年6月),享有盛譽,他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加藤繁的大莊園制與周藤吉之的宋元時期佃戶制的實證研究,建立了宋代中世說,他的宋代中世等同於世界史普遍規律中的封建主義社會。就這樣,前田—石母田的宋代=中世=封建主義說出世,該說與內藤—宮崎的宋代=近世說形成對立。按照前田—石母田的論證,唐宋變革期不是轉向前近代的突破,而是建立在農奴依附地主的基礎上的封建社會的成立階段。對於前田-石母田說,仁井田陞沒有採納石母田關於中國和日本的歷史發展道路不同的見解,而是從法制史上給前田說以雄辯的論證。仁井田在戰前刊行了《唐令拾遺》、《唐宋法律文書研究》、《支那身分法史》三部巨著,是日本的唐代法制史研究的泰斗。他依據周藤吉之的佃戶制研究的成果,從法制史、法社會學、共同體論等方面論證了宋代是中國中世封建主義時期。

  在1950年代,日本研究日本史、東洋史、中國史的學者幾乎都捲入了論爭之中,商榷不限於東京和京都雙方,東京學者之間照樣有不同意見的熱烈爭執。激辯促進了對秦漢到唐宋時期深入的實證研究,對於中國宋代是中世的形成之始還是邁入了近世初期,也就是說,如何闡釋宋代爾後的時代性質,成了聚訟的焦點。這或許可以稱之為日本的中國史學界的唯物史觀派與文化史觀派的一場世紀性大辯論。

  為了辨明唐宋之際究竟是中國古代和中世的分野,還是中世和近世的分野,日本學者空前深入地翻檢文獻史籍,對中國秦漢以來的社會性質、社會結構、良賤身份制、生產關係中的人身依附關係、專制體制等諸多關鍵問題進行了反復的檢討和多樣的詮釋。加藤繁的紮實的實證研究啟動歷史學家,讓他們看到內藤在經濟領域比較薄弱,持論尚欠謹嚴。雙方的詰難實際是相互啟發、相互補充。此外,內藤的古代說也是薄弱環節,因為他對中國古代與中世有何顯著差別,尤其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如何,幾乎沒有什麽交待。就是這樣,這場辯難以理論層次的闡釋和實證層次的考據開場,催生出來琳琅滿目的實證性論文和專著。有了這批翔實謹嚴、深入細緻的著述,辯論雙方逐步達成唐宋之際確實發生了重大變革的共識。每位參加辯難的學者各自提出各自的見解,這等於每個人都在發表各自的唐宋變革觀,內藤首倡的唐宋變革說到此化生為無數的唐宋變革論。與此同時,人們看清楚了,唐宋之間發生的變革大多是實質性的或結構性的變革,唐宋之間的差異既大於漢代與六朝之間的差異,也大於六朝與隋唐之間的差異。這一點,無待“歷研派”和“京都派”之間“交攻”的消歇,已不言自明,殆無置疑的餘地了。

  1961年,“歷研派”的西嶋定生(1919-1998)刊出《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和構造》[108],西嶋放棄原來的秦漢帝國是豪族支配小農體制的意見,提出皇帝通過二十等爵制對人民建立“個別人身的支配”觀點。西嶋提出“個別人身的支配”說,可以看做是論爭重點的轉移。通過對作為世界史普遍規律的封建社會論的反省,學者開始意識到,不應該僅僅根據生產者的身分是奴隸還是農奴來爭辯時代性質,而應該更多地注意國家、農奴制與“個別人身支配”之間的實際關係。與此同時,學者也開始注意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區別,認真研究地主和佃戶、國家和農民兩種並存著的關係。簡言之,進入1960年代,專制國家論和小生產經營論日益受到重視。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這一辯論的盛世,佳作迭出,成績斐然[109]。但是,在交鋒過程中,學者遇到了方法論方面的困難。看來,在社會發展中,東方西方似乎有著不同的內在理路,歷史唯物論的普遍規律在運用到中國的時候,難於解決其中的很多具體問題。例如,從春秋到戰國,中國傳統史學的說法是從封建到郡縣,這在歷史唯物論謂之從奴隸制到封建制,於是,如何按照西方模式處理中國歷史上的“編戶齊民”的身分問題,則令人大為躊躇。又如,西歐政治概念上的封建制度和經濟概念上的領主制度很難應用於分析中國中世社會,因為中國中世與歐洲中世恰好相反:中國有的是西歐沒有的專制制度,缺的是歐洲存在的領主制度。

  到了1970年代後半期,戰後日本崇尚理論的熱忱日益消退。經過辯難,人們看到,西方史學和社會學的“近代”是根據西歐社會發展經驗總結出來的架構,將西歐的歷史發展模式奉為世界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並以此作為研究中國歷史分期的預設進行的東西比較一旦流於牽強,必然造成歪曲和混亂的後果。具體說來,西方的奴隸制度和封建制度模式難以套用於中國,中國前近世資本主義萌芽的探討也證明不了中國會自發地邁入資本主義。

  當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歷史學研究會”在年度大會上提出“地域和民眾”為大會主題的時候,表明學術風氣開始扭轉。“地域社會研究”近年在日本備受關注,可能是由於歐美開始流行區域研究的影響,特別是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從經濟地理學和社會人類學觀點出發而提出重層的地域區分論的影響。研究前近代地域社會的問題,實際上是研究國家與地域的關係問題,並且首先是研究與個體農業經營和個體手工業經營連鎖著的多層次再生產結構的問題[110]。就這一意義而言,研究地域社會比研究官僚制國家更為重要。研究地域社會的方案是森正夫在1981年中津川會議上提出的。該方案界定了構築中國帝制晚期的地域社會的四個框架:1,家庭和宗族網絡的血緣紐帶;2,經由經濟交換而調節的社會關係,所謂社會關係,從人身奴役、地主—佃戶關係到商業集團和城市社會,全都包括在內;3,士紳掌控的文化和倫常道德;4,國家及其在社會秩序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中的地位[111]。在這一方案的指導下,與過去研究明清社會或帝制晚期的自理結構(autonomous structure)相比,他們更重視考察明清社會的混雜結構(heterogeneous structure)。據萬志英(R. von Glahn)的判斷,前近代地域社會研究得自谷川道雄研究六朝時期的士大夫和共同體的啟示。森正夫派與谷川道雄相同,注重社會的諧調,而不只是階級的對抗。當然,地域社會研究派並不忽視經濟矛盾,相反,市場和商品交換的性質一直是他們的關注所在。他們注重的首要課題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當地方社會受到肌體之外的社會力量和經濟力量侵襲的時候,社會關係如何改組。這一問題有多種答案。有的學者,如濱下武志、重田德認為,明末清初的市場經濟的增長腐蝕了共同體的團結,加劇了階級摩擦。斯波義信、夫馬進、森正夫、岸本美緒則認為,城市社團和各種新形式的交往合作的出現,使社會紐帶得到了加強,緩和了經濟的階層分化的種種緊張。這不禁使人想起五、六十年代的辯論,當時,谷川道雄看到共同體的和衷共濟的一面,東京派周藤吉之、仁井田陞等則認為,封建社會關係正因為包封在“共同體”之內纔得以持續,這恰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障礙。地域社會研究是五、六十年代論爭之後內藤說在時間、空間兩方面延展影響的例證。流風所及,1999年刊佈的日本唐代史研究會報告第VIII冊即以《東亞史上的國家與地域》為標題,《前言》中也強調了地域史、地域研究的重要。 

  學術風氣的轉變還表現在“中國史研究會”的學者直接拋棄了內藤說,也丟開了後宋時期是封建社會的模式。他們考察從戰國時代到20世紀的全部中國歷史上的專制國家的興起和沒落,致力於發展一種能夠據以解釋中國走向近代的特殊的國家理論[112]。在他們看來,中國獨一無二的歷史是中國專制制度的獨特的產物,它的特徵是:1,在“國家領有”而非國家所有的情況下,很早就發展起來小土地農民經濟;2,有相對開放的農村社會,卻只有孱弱的公共性建置(weak communal institutions);3,通過公共行政機構的財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對農村社會進行直接控制;4,存在一種由國家掌控的“地主居間制”(intermediate landlordism),這既預防了佃戶之從屬地主,也預防了土地所有權的完全轉讓[113]。所有這些制度都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但是,專制國家達到鼎盛則是宋元明時期。對於中國經歷專制體制的發展道路,中村哲為了補救失效的模式而提出了兩個模型: 一是農耕共同體—父權家長奴隸制—封建農奴制,一是農耕共同體—國家奴隸制—國家農奴制。島居一康和渡邊信一郎便根據中村哲理論研究唐宋社會構成,把唐宋變革視為從國家奴隸制向國家農奴制的轉變。

  “中國史研究會”的學者們所從事的每項研究都有值得我們注意的價值[114]。例如,他們注意中國歷史上傳統的小生產經營方式,強調明末清初的“小商品生產”經濟的腐蝕效果,認為這既加速了專制國家的解體,又沒有催生出資本主義社會。正因為這樣,所以,20世紀的中國呈現出一種獨特的現代化方式——一個工業化的民族國家,卻明顯缺少市民社會的種種制度和代議制政府[115]。

  對於戰後唐宋變革說所起的作用,寺地遵提出了審慎的評價。寺地遵的南宋政治史研究,和梅原郁的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一樣,是日本近年有代表性的成果。寺地指出,二戰之後日本研究宋代政治史之所以出現偏頗,其遠因在於唐宋變革說的“比較類型論”,以往重視宏觀的、靜態的、文本主義的制度史研究,不免脫離歷史實際,現在應該認識制度自身的複雜性,考察制度的變遷、地方化過程,以求貼近實際,認識制度背後的種種關係。無論如何,研究政治過程,應該深入細緻地具體考察哪些人是政治主體(actor),他們基於什麽樣的力量泉源,通過什麽樣的過程進行政治活動。研究政治活動力量的輸入和輸出的動態,也就是研究產生政治權力的過程,研究精英以及領導者的政治互動過程,研究特定政策的醞釀、決定、頒行的運作過程[116]。

  以上語焉不詳地提及的各種理論——谷川道雄等主持的中國中世史研究會的共同體論、森正夫等的地域社會論、中國史研究會的小經營生產方式論和專制國家論、寺地遵的動態研究論,都只是為了說明內藤的唐宋變革論,無論是被肯定還是受質疑,至今仍然發揮著直接間接的作用。關於1990年代以來對內藤的全面研究,見大谷敏夫[117]、真鍋俊一[118]、谷川道雄[119]的近著。

3. 3 美國學者有關唐宋轉型的見解

  1969年,美國宋史奠基人之一劉子健和Peter J. Golas 刊出他們合編的一本宋史英文論文選編,題目叫做《宋代中國的變化:是更新(renovation)呢? 還是創新(innovation)?》。編者在《導言》中說: “近年來,人們看到,歷史不是除了思維史之外,就僅只是展示一系列的政治鬥爭和軍事征服。這一觀念導致[美國]歷史學家對宋代採取了另一看法。歷史學家在日本漢學家的激發之下,開始把宋代看做中國史上的真正具有型塑作用的時期之一,是社會、經濟、政治、思維各個方面都有廣泛發展的時期,這些發展大大有助於形成直到20世紀的中國的面貌。”[120]這一段話告訴我們,直到1960年代末,美國研究宋史的學者纔開始注意宋代的變化,此前則是把宋代看成積貧積弱,只有文學和哲學的朝代。編者將這本論文選編分為“總的評估”、“發展中的經濟”、“中央集權的政治”、“新儒學觀”四部分,選錄了二十餘篇論文摘要和若干書刊節錄。1955年宮川尚志在《遠東季刊》上發表的介紹“內藤假說”的英文文章被擇要錄入這一選編。從入選的不同觀點的文章看,當時還沒有人就內藤的唐宋變革論提出的問題進行討論。涉及宋代變化的文章只有一篇,即芝加哥大學的柯睿格(E. A. Kracke)教授的《宋代社會:傳統之內的改變?》[121]此文指出中國的生活方式是經歷了積累性變化的,從10世紀到13世紀也發生了急速的深遠的變化(文章對這些變化做了扼要敍述),但是,變化的力量無法突破 “傳統”的牢籠,雖然面對活力十足的宋代商人和商業,“傳統”也不是什麽強大的障礙。

  可能是由於有宮川尚志介紹“內藤假說”的英文文章的緣故,美國研究前近代中國史的學者多宗內藤說。大致說來,美國學者之中,研究前近代的,認為唐宋之際是從中古轉向近世的階段,跨越兩宋研究明清史的,則傾向於日本“歷研派”意見。至於美國宋史學界對唐宋變革論本身做出回應,則有待於1982年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發表《750-1550年中國的人口、政治、社會轉型》一文[122]。郝若貝在1960年代從芝加哥大學轉到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他原來主攻宋代經濟史,所以,轉向研究宋代社會和宋代士大夫的社會流動這一課題用了十年的轉軌時間。

  郝若貝的文章指出,在750-1550年間,中國的人口、政治、社會面貌發生了絕大變化。在這一時段的前五百年內,亦即晚唐五代和北宋時期,人口和農業的變動顯著,乃至被有的學者形容為一次經濟上的革命[123],但是,在後續的幾百年內,為什麽物質進步的速率和其他各方面伴生的成就都不能與之比擬了呢? 郝若貝受到施堅雅農業中國發展兩大宏觀興衰周期論的啟示[124],試圖找到一種概念框架,用以解釋中國各個不同地域發展的內在動力。他論證,區域之間相對優勢的變化和整體上財富與人口的增長,不僅導致區際發展進程的變化,而且也對全國範圍的政治社會結構產生綜合影響。帝國內部高密度人口地區的擴散引發了行政上的困難,從而導致中央權威的下放,具體表現在“路”的出現和“縣”的獨立性的加強。與此同時,中央政府的官僚化進程即便不是倒退,也趨於停滯。過去壟斷著國家高級職位的半世襲的職業官僚階層日趨沒落,被地方性士紳家族所取代。於是,郝若貝質疑內藤的宋代發生了向君主獨裁制度的轉變的說法,就內藤的宋代君主成為絕對權力的主體、君權無限加強的說法提出駁議。他說:“皇帝君臨帝國所轄各個地區的直接行政權威實際被削弱了——306個府、州、軍、監的溝通渠道被化約為18個路。另一方面,皇帝直對御前重臣的地位得到了加強。”[125]另外,從江南經濟最發達的華南地區逐漸形成自在自存性的幾類大族考察,南宋的社會文化精英的志向和心態顯然與北宋的不同。北宋精英大多懷有報效朝廷、得君治國的抱負,因而不惜脫離故鄉。到了南宋,地域精英雖然不排除仍有躋身廟堂之志,但是紮根地方開始成為他們的主要選項。郝若貝注意考察兩宋之間士大夫的差異,這是他的貢獻。按,研究兩宋之際的延續和斷裂是一個重大課題。余英時先生的近年研究表明,到高、孝、光、寧時期,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進入余先生所說的“後王安石時代”,與神宗熙寧時期的型範相比已經發生了變異,但是,在這一變異時期,延續仍遠大與斷裂[126]。

  韓明士(Robert P. Hymes)繼續郝若貝的工作,研究宋代政治社會精英在這一長期變革中的政治作為和社會作為[127]。他選定的個案研究對象是撫州地方士紳。他從考察撫州82家大族三百年的沿革著手,驗證其中可以認定的嫁娶情況,得出結論說,北宋通行跨越州域的婚姻,而南宋婚姻則多限於府州之內。郝—韓說(Hartwell-Hymes Hypothesis) 強調兩宋的精英起了變化,兩個時期的士大夫的心態和作為不同,北宋的士大夫志在出仕中央,南宋則是地域精英的時代。簡言之,郝-韓說主張劃出北宋南宋之間的分野 (Northern Song-Southern Song divide),研究趨向主要是把握南宋和後世中國社會的連續性。誠然,唐代某些因素在北宋還有延續,例如,唐代後期商業的日趨活躍可以部分地理解為唐宋結構的成熟,可是,南宋也是明清社會許多因素的濫觴,因此,郝—韓說寧將北宋視為唐代的延長,也要把南宋和後宋時代密切相聯繫。郝—韓說對內藤說的修改主要在於重視兩宋之間的斷層甚於重視唐宋變革。

  上文提到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會,無妨在這裏做一比較,中國史研究會強調專制國家論,郝—韓說恰恰相反,強調“大地方”、“小國家”。

  1980年代起,美國學界普遍接受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型期的觀點[128],宋史領域佳作紛出,宋史研究成為美國研究前近代中國的最活潑領域。

  關於最近十年來美國唐宋史學界對內藤的唐宋變革說的見解,包弼德的《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一文為我們做了全面而確切的表述[129]。包氏指出,在最近十年中,美國學者對8世紀中期到16世紀中期這一段中國歷史的理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新一代歷史學家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逐步提出不同於內藤的闡釋唐宋轉型的意見,顛覆了內藤說的一些重要內容。為了說明這一變化為什麽是根本的,包氏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標題作《傳統的闡釋》) 概述了內藤說論證唐宋變革的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政治史四方面內容。包氏隨即在文章的第二部分 (標題作《新的闡釋》) 緊承以上四個方面,介紹了1980年代以來美國學者指出的內藤說的錯誤。包氏指出,內藤唐宋變革說的核心是,在宋代,專制制度加強,平民力量“擡頭”。實際上,唐宋的社會轉型只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亦即士大夫的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們逐步演變為“地方精英”的過程,而不是內藤所描繪的貴族門閥制的終結和“平民”的崛起的社會畫面[130]。

  在這裏附帶一提,歐美史學近年流行“新社會史”(New Social History),中國“帝國晚期”(the late imperial era/period)概念即由此而來,這一概念的提出影響及於中國前近代史的研究。“新社會史學”雖然仍舊研究帝制國家和統治著社會的階級,但是以研究非精英集團的作用為主要任務,也就是說,“新社會史學”將重心從研究士紳的領導權轉向研究權力的社會基礎——農民、雇傭、商人、城市社團、宗教結社等的作用。這一研究重心的移動,顯然已經對唐宋變革的研究發生了影響。
 
四、內藤史學的啟示
 
  內藤湖南先生提出唐宋變革論將近百年了。內藤提出此說,反映的當然是他作為歷史學家的個人主觀判斷,但是,由於他的治學是採取增淵龍夫分析出來的“內在的理解”方式,也就是做到了深刻體驗過去,所以他的學說富於發明和創見[131]。可以說,內藤所強調的深入研究中國歷史的潛運默移的經驗對於瞭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有長久的價值。在1492年地理大發現以前,中國和歐洲在較少聯繫的情況下,各自沿著各自的歷史道路前進。內藤根據原始材料所顯示的內在脈絡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呈現了中國史在某些方面的特殊面貌。今天,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國文化作為一個源遠流長的獨特傳統,仍然需要從中國的內在發展理路考察它的過去。從內在理路思考中國的歷史,是內藤先生開創的內藤史學對中國史研究的至大貢獻。百年來內藤的唐宋變革說在唐宋史研究上所起的作用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是我們從內藤先生治學得到的第一點啟示。

  近年,海外學界研究中國前近代的歷史,除了撰寫傳統的史學著作之外,一批學者在檢討研究近代中國的模式,一批學者在把中國歷史納入世界歷史大敍事。

  1984年,美國學者柯文(柯保安、Paul A. Cohen)發表了《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132]。2003年,柯文再刊出《鬆綁的中國: 展望研究中國的過去之演化中的前景》[133]。1989年,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刊出了《方法としての中國》[134]。1993-1995年,溝口雄三等編刊七卷本《在亞洲思考》[135]。這幾部著述都是從方法論上考察美日學者研究近代中國、評述研究近代中國的方法、發現中國史自身內在之精神、反思已經成型的研究範式的得失的重要成果。對於我們研究中國前近代歷史的人來說,也具有莫大的方法論和史學史的參考意義。至於海外研究中國前近代史的情況,則有我國學者胡志宏做出了富有旨趣的介紹和評價[136]。

  這些方法論和史學史著作提示我們,在整個世界日新月異的形勢下,研究中國歷史的論域視角日益多樣。在歐洲中心論已經過時的情況下,人類共同體說(William McNeill)、亞洲中心說 (Marshall Hodgson) 、近代世界體系說(Immanuel Wallerstein)、歐亞中心體系說(Janet Abu-Lughot)、依附理論(或譯“從屬理論”)和重估亞洲作用論(Andre Gunder Frank)等等,或論證東西交互影響,或論證亞洲一度曾為世界中心,都對1450或1492年以來歐洲霸權建立之前的亞洲形勢做了新的描述,並立足於世界史而研究個別地區和個別國家,對亞洲和中國的作用做出評價。“世界史再活性化”了[137]。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目前很多西方學者和華裔學者以15世紀以來的世界史為大背景考察前近代的中國歷史,形成近十年來的東西比較史熱潮。在美國,研究的趨向是重視15世紀以來中國經歷的外在影響,強調1500-1800年歐亞的相似性。在日本,新一代學者注意研究前近代的中國在亞洲經濟圈的作用,例如,研究東亞經濟史的濱下武志提出前近代朝貢貿易體系及其中間項“域圈”概念,也提出歐洲侵入之前的亞洲有了地域市場[138]。這造成一種新的學術生態:作局部的研究不能不通觀更大的空間和更長的時段,包括中國的前近代史正被綜合到新的時空維度之內。萬志英明確地說:“對中國的歷史學家,需要提醒中國史研究已經以哪些方式被納入世界史的敍事之中了。”[139]

  無待贅言,比較中外的差異,“局外人(outsider)的視角”有其優勢或長處[140],比較中外,也有助於瞭解自我。但是,比較中外不能取代研究中國自身發展脈絡的前後差異。因此,在異說紛陳的今天,更須要借鑒內藤的經驗,博采眾說,做出獨斷。這是我們從內藤先生治學得到的第二點啟示。

  內藤的認真研究廣義文化,值得我們重視。在內藤看來,文化是唯一的實在。內藤強調中國文化的變革與傳承,歷史是文化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點上,內藤和與他生於同年的克羅奇(Benedetto Croce,1866─1952)之強調精神異曲同工。克羅奇同樣認為精神是唯一的實在,歷史是精神的發展過程。簡言之,返照歷史的,在內藤為文化,在克羅奇為精神。在我國,錢穆先生和他們的見解幾乎是一模一樣,錢穆先生也認為:“中國新史學之成立,端在以中國人的眼光,來發現中國史自身內在之精神,而認識其以往之進程與動向。”[141]“中國史之變動,即中國史之精神所在。近人誤認為中國史自秦以下即絕少變動,其實皆由未嘗深究國史之內容,而輕率立言之故。”[142]內藤說的啟發和近年海外研究模式的連續提出,將有助於我們對中國的內在精神的演變和趨向做出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銘謝 草寫本文,承蒙陳慶浩博士、潘哲毅博士、朱麗雙女史代為搜集和複印資料,至為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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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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