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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一直是并存发展的。在治史范围和思想倾向上,三者有明显差异,史馆基本上垄断了国史和当代史的纂修,幕府修史的范围则随着政治环境和幕主个人兴趣的变化而变化,私家修史对社会变迁特别敏感,其研究范围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特点。同时,这三类修史形式又因为幕主的政治身份和学人们的流动而发生联系,从而使不同的史学思想、修史理念在之间传播、交流。在具体的修史活动中,三者一直处在互动状态,史馆修史或刺激、或打压幕府、私家的修史活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幕府、私家修史的盛衰消长,而幕府、私家修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使官方不断调整修史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关键词: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私家修史

清代统治者特别重视各种史籍的编纂,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史馆来专事修辑,成就巨大。清代幕府盛行,幕主常常招致幕僚,修书、著书、校书,亦修纂了大量史籍。同时,清代学者勤于著述,私家修史亦成就不凡。可以说,史馆、幕府、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构成了清代史学独特的面貌,它们并存发展,其间的关联、消长及相互影响,颇值得探讨。

一、三类修史形式的治史范围和思想倾向

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在治史范围和思想倾向上有明显的差异,考察其间的差异,是认识清代史学整体风貌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要做的工作。

(一)史馆修史的主要范围和思想倾向

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中,清代史馆修史的成就是最为突出的,所修当朝《起居注》、《实录》、《圣训》、“会典”、“方略”、“国史”、“一统志”以及各种例开、特开之馆修纂的史书等,卷帙庞大,种类繁多,收罗宏富,为先前历代所未有[①]。这些史书主要记载当代史事,将有清一代君臣事迹、典章制度、民族关系、思想观念、中外交往、疆域山川等等,囊括殆尽。

史馆修史,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建立一种“政治——学术”模式,即通过历史研究这样的学术行为来表达政治意图,垄断对历史的解释权。可以说,清代史馆修史贯彻了统治者的意志,显示着统治者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比如,清朝以少数民族立国,对于自身的正统地位非常敏感,他们入主中原,当务之急就是要确立自己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于是就从深层文化角度——历史的角度说明自己是正统,通过设馆修史、垄断历史的解释权来论说自身统治的合理性。乾隆设馆修纂《通鉴辑览》等书,就系统地表述了清廷的正统观,所谓“《春秋》大义,《纲目》大法,实万世不易之准。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②]。把自身打扮成正统所归。对于自己的“夷狄”的身份,也要通过修史予以纠正,所谓“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③],巧妙地以《春秋》为标准,将满洲政权确定为中华之主。同样,清廷为了巩固大一统政局,在官修《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西域图志》等史书时,向人们宣扬大清帝国一统无外的思想,所谓“我国家开基定鼎,统一寰区……中外一家,远迈前古”[④]。在各种“方略”类史籍的编纂中,则明显贯彻了宣扬皇朝武功及强盛国力的意图,所谓“我朝圣圣相承,功烈显铄,‘方略’诸编,皆奉敕撰纪,以著其事之始末”[⑤]。以修史垂训鉴戒,并藉此激励后世子孙,也是在官方修史奉行不谕的基本宗旨,其撰修《开国方略》等书,宗旨就是使后世子孙“思所以永天命、绵帝图,兢兢业业,治国安民,凛惟休惟恤之诫,存监夏监殷之心”[⑥]。

总之,清代史馆垄断了当代国史的修纂,在官修史籍中,大肆宣扬皇朝文治武功,显示统治者雄才大略,极力证明自身统治的正确与合理,在解释历史时融入了更多的官方立场,其思想明显地体现了帝王的意志。

(二)幕府修史的主要范围与思想倾向

就清代幕府修史的范围和思想倾向来看,有三种情况要引起注意:

其一,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某些史学观念而进行某种史书的修纂。比如顺、康、乾三帝都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大加赞赏,清高宗还特别以《通鉴》为依据,以朱熹《通鉴纲目》为标准,进行了一系列纲目体史籍的纂修。由于受到帝王的影响,徐乾学幕府修纂了《资治通鉴后编》,毕沅幕府修纂了《续资治通鉴》。这里不否认其中有宋元以来形成的 “通鉴学”学风的影响,但统治者对《通鉴》的重视显然是直接促成幕府修纂“续通鉴”的主要原因。

其二,因为幕主个人的学术爱好和兴趣,使幕府修史在某些方面带有自身的特点。比如张伯行、李光地幕府,因为他们都是理学重臣,故而幕府中重视对理学书籍的编修和刊刻。再如阮元幕府,由于阮元热衷于汉学,“扮演了总结十八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⑦],故而在经学、金石学、诗文集、史学几个方面均编纂有重要书籍,而且都带有整理、总结的特点。再如端方幕府,虽然端方曾出访欧美,接触过西方文明,在推进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做出过贡献,但由于他特别喜欢金石、书画,“海内孤本、精拓,宋元明以来名迹,闻风萃徙,悉归诸藏”[⑧],故而在幕宾们的协助下编纂了《陶斋吉金录》、《陶斋藏石目》等金石学著作,全无近代气息。可以说,幕主个人的学术兴趣和爱好对幕府修史的特点影响很大。

其三,顺应时代变迁,编纂适应时代需求的著作。幕府修史,往往与幕主的学术眼光有关,那些对现实社会具有极深洞察力的幕主,往往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编纂图书,以期能有益于现实。如魏源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府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就适应了晚清“衰世”社会变革的需要,体现了浓重的经世意识,再如李鸿章幕府整理印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也是适应了晚清拯救边疆危机的需要。

(三)私家修史的主要范围和思想倾向的变化

在清代,私家修史成就斐然,各类著述丰富多彩。在三种修史形式中,私家修史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最为敏感,其治史范围及思想倾向在不同的时期有明显变化。顺康时期,由于刚刚经历陵谷变迁,统治者尚未对私家治史采取严厉态度,其史馆建设也不健全,私家修史涉及当代史事者甚多,大批记载明代史事,反思明亡历史教训的史书出现。清初史家倡导“明道救世”,研史治史,批判现实,成了清初私家史学思想的主流。他们注重夷夏之防,坚持以史明统,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官修史书中以满清为“正统”的观念正好相对。他们还以史论政,批判封建专制集权,对专制制度的弊端进行研究,透露出早期启蒙思想的光辉[⑨]。

历史发展到乾嘉时期,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史馆修史措施的完善,官方修史取得了重大成就。由于文字狱的作用和官方修史的无孔不入,史馆利用政府力量抢占了当代史及明史纂修的阵地,将私家修史逼进考证学的死胡同。故而这一时期私家治史主要在历史考证方面,大批史家穷一生精力对传统文化典籍的方方面面进行疏通、清理和总结,使很多错讹遍布、难以卒读的历史文献基本上恢复了本来面目,为后世史家治史清理了障碍,功不可没。

道咸以降,由于社会危机的加深,私家修史的范围又发生了变化。大批史学家面对日益危机的社会形势,不顾清廷禁令,开始将治史的目光移到当代。当代人物事迹、当代朝纲大政、鸦片战争史、边疆史地、域外史地等都纳入到人们的研究范围。这一时期私家治当代史,总的思想趋向是关注现实、总结教训、倡导变法、抵抗侵略,可以说,睁眼看世界,吸纳新思想,改造旧史学,是道咸以后史学发展的主流。私家修史以其对社会变革和学术盛衰的敏锐感知,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过程中引领了史学发展的新方向。

从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史馆修史基本上垄断了国史和当代史的纂修,其修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宣扬统治者文治武功,统一对历史的解释。幕府撰史的情况稍显复杂,政治环境和幕主个人的兴趣以及幕宾的影响,都可能导致研究范围和思想倾向的变化。私家修史对社会变迁特别敏感,在修史范围上和史馆修史处在此消彼长、此进彼退的状态,其所具有的批判现实的精神是前两种修史形式所无法比拟的。当然,无论是哪一种修史形式,都脱胎于专制集权社会这个大环境,人们不可避免地承受着专制集权的重压,故而在史学思想方面也就有了很多相同的思想因素,使得史馆、幕府和私家修史之间能够保持一定的张力,虽有冲突和矛盾,但又能基本保持共生状态。

二、三类修史形式之间的联系

虽然史馆、幕府、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各自有自己的修史“领地”,相对独立、并行发展。但由于幕府之幕主的官僚身份以及清代史无专官、史官具有流动性的历史事实,就使得这三类修史形式因了幕主的特殊身份和史官们的流动而产生联系,其间的互动,饶有兴味。

(一)幕主或总裁:史馆、幕府共局修史的连结点

在清代,幕府的幕主多为朝中大员或封疆大吏,由于有这样的政治身份,他们中的不少人既是幕府修书的主持者,同时又可能被任命为史馆的总裁,从而使幕府修史与史馆修史产生联系。这一点在徐乾学以及徐乾学幕府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徐乾学幕府是清代最早出现的以学者型官员为幕主、以著名学者为幕宾的主要从事学术活动的重要幕府[⑩]。徐乾学历任高官,并充《明史》馆总裁、《大清一统志》馆副总裁等[11]。他喜好延揽宾客,倾心接纳后进,身边聚集了众多学有专长的幕宾,所谓“京师邸第,客至恒满不能容,侈就别院以居之,登公之门者甚众。”[12]据研究,先后入徐氏幕府的就有黄虞稷、顾祖禹、胡渭、阎若璩、黄仪、邵长蘅、万斯同、黄百家、裘琏、刘献廷、王源等33人[13],其中不乏著名学者。

康熙十八年,大规模《明史》编修正式展开,二十一年七月,诏补徐乾学为《明史》馆总裁官[14]。就在徐乾学担任明史馆总裁之时,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徐乾学又因学问优长,被任命为《大清一统志》馆副总裁,并以陈廷敬、徐乾学专理纂阅之事[15]。这样,徐乾学身任《明史》馆、《一统志》馆两馆总裁官,因为这种方便条件,徐乾学幕府中的学者多被延揽进史馆,参与到《明史》和《大清一统志》的修纂中来。

在徐氏幕府中,最早参与《明史》修纂的是万斯同,万氏“以布衣参史局,不置衙,不受俸”[16],虽以徐氏幕宾身份修史,“不居纂修之名”,而实际上是“隐操总裁之柄”[17],在《明史》编纂中起了关键作用。此外,阎若璩、黄仪、刘献廷、王源、黄百家、顾祖禹、徐善等著名学者均在徐乾学幕下参与《明史》编修。同时,徐乾学还以阎若璩、胡渭、黄仪、刘献廷等人参与《一统志》的编修。就在幕宾参与官方修史的同时,徐乾学还请阎若璩、万斯同、胡渭等,“排比正史,参考诸书”[18],编纂《资治通鉴后编》一书。这样,徐乾学以幕主和史馆总裁的双重身份主持史馆修史和幕府修史,而万斯同等人也以幕宾和史官的双重身份参与史馆修史和幕府修史。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因此而发生关系,联结在一起。

康熙二十九年,徐乾学因遭人弹劾而具疏乞休,得康熙允准,携《大清一统志》等书稿回籍编辑,分别在洞庭东山、嘉善、昆山等地开设《一统志》书局,在京师参与修史的幕宾,除一部分继续留在史馆修史外,其他诸如阎若璩、胡渭、顾祖禹、黄仪等,均随徐乾学南下修史[19]。此外,徐氏还延请四方耆旧宿儒,共同襄理此事,据裘琏等记载,在“五湖之滨、洞庭之山”修纂《一统志》的人员还有顾士行、黄虞稷、唐孙华、陶元淳、沈佳、吕澄、姜宸英、裘琏、李良年、查慎行、邵长衡等[20],修史规模相当庞大。徐乾学携书局归里修书,所行乃朝廷之事,所仰赖乃幕府襄助,一大批学者由此参与到官方修史的行列中来。就在《大清一统志》南下修纂的过程中,徐乾学仍继续利用幕宾进行《资治通鉴后编》的编纂,由于徐乾学方领一统志局,可以利用志局资料,多见宋元以来郡县旧志和一些罕见的材料,故而“订误补遗,时有前人所未及”,再加上阎若璩、胡渭、顾祖禹、黄仪等人长于地理之学,所以《通鉴后编》“所载舆地,尤为精核”[21]。可以说,没有一统志局丰富的资料可资利用,没有阎、胡等大学者的加盟,《通鉴后编》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功的。幕主利用幕府,在官方修史和幕府修史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成绩,这也是清代史学发展史中应该引起注意的方面。

(二)学人:史馆、幕府与私家修史的连结点

学人来往于史馆和幕府之间,史馆、幕府因学人的流动而产生联系,从而使不同的史学思想、修史理念在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和私家修史中传播、交流,从而产生相互影响。

学人游走于史馆与幕府之间,其主要形式有三种:

1、先为史官后入幕。这些人因为有在史馆修史的经验以及遍阅群籍的机会,故而对幕府修史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乾隆时期学者严长明,乾隆二十七年充方略馆纂修官,编纂《平定准噶尔方略》,历充《通鉴辑览》、《一统志》、《热河志》馆纂修官[22],后因父忧去官。时毕沅巡抚陕西,延请严氏于幕中,“为文字交”[23]。严长明在毕沅幕府十余年,撰次《西安府志》、《汉中府志》,还和孙星衍、钱坫等人助毕沅完成《关中金石记》和《中州金石记》。严氏学识修养极高,曾放言:“士不周览古今载籍,不遍交海内贤俊,不通知当代典章,遽欲握笔撰述,纵使信今,亦难传后。”[24]他喜欢交接学人,学有专长,“于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一见便能通晓”,被钱大昕称为“闳览博物,文学之宗”[25]。由于严氏本身的学识修养以及早年史馆修史的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修史经验,其在毕沅幕府所修两种方志,“皆详赡有法”[26],为清代名志。他和孙星衍等幕友帮助毕沅编纂的《关中金石记》,“征引之博,辨析之精,沿波而讨源,推十而合一,虽曰尝鼎一脔,而经史之实学寓焉”[27]。可以说,严氏因为在史馆修史,可以“周览古今载籍”,“通知当代典章”,所以才能在后来的幕府修史中显示出卓越的才华;又由于加入幕府,“遍交海内贤俊 ”,与幕中学者切磋学问,才使自己撰写出《毛诗地理疏证》、《三史答问》、《献征余录》、《金石文字跋尾》等颇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2、先入幕后为史官。这些人由于有在幕府中从事学术工作的经历,且与其他幕友切磋讨论,所以能够把民间的学术观点带到史馆中,影响官修史书的面貌。比如清中叶学者洪亮吉,乾隆三十六年入安徽学政朱筠幕府,在幕中与邵晋涵、王念孙、章学诚等“交最密,由是识解益进”,并开始“从事诸经正义及《说文》、《玉篇》,每夕至三鼓方就寝” [28],勤奋学习。此后,洪亮吉又曾入王杰、刘权之幕,从事的也多是文字工作。乾隆四十六年,洪亮吉入毕沅幕府,协助毕沅修《延安府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澄城县志》等,撰《汉魏音》、《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十六国疆域志》等,自成一家。乾隆五十五年,洪亮吉终于经礼部试,获隽。殿试,钦定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纂修官。五十六年,充石经馆收掌及详覆官。嘉庆四年,被派充修纂《高宗实录》,负责高宗初年事迹的编纂。幕府修史的经历使他周知掌故,能够胜任史馆的工作,同时,长期的游幕生活,使他能目睹社会百象,而国史馆及《高宗实录》的编纂经历,又使他有机会观察、认识皇帝及上层统治者的内幕,这些都铸成了他批判社会现实的学术精神,思想非常深刻。

3、穿梭于史馆与幕府之间。学人反复游走于史馆与幕府之中,将各种不同的学术观念通过自身的行为传播开来,并联结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学人行为对学术面貌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史馆、幕府对学人的影响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清代学术富有特点的一面。

比如邵晋涵,乾隆三十六年入朱筠安徽学政幕中,深受朱筠幕府影响,孙星衍曾说邵晋涵“未遇时皆在先生(指朱筠)幕府,卒以撰述名于时,盖自先生发之。”[29]邵氏受朱筠影响作《尔雅正义》,在幕中与章学诚“论史契合隐微”[30],结下终身友谊。乾隆三十八年,邵晋涵被征进四库全书馆修书,成为《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重要撰稿者,“史学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31]除此之外,邵氏还先后为《万寿盛典》馆、《八旗通志》馆、国史馆和三通馆纂修官,又为国史馆提调。邵氏在史馆修史期间,还改编《宋史》,“撰《南都事略》……词简事增,正史不及也”[32]。除宋史外,邵晋涵对当代典故更是非常熟悉,他在国史馆任职十余年,“名卿列传,多出其手”[33]。国史馆中收贮先朝史册数千计,总裁询问每件史事,邵氏马上就能答出在某册某页,百不失一,史馆同仁“咸讶以为神人”[34]。乾隆四十八年,邵晋涵自北京丁忧回籍,期满后,入毕沅幕府,助毕沅编纂、审定《续资治通鉴》,并与孙星衍研讨经史[35]。后虽入都补官,但毕沅仍将《续通鉴》审定之事嘱托于他,邵氏虽不在幕府,仍遥为幕宾。由于邵晋涵曾为史馆编纂,看到过常人所无法看到的典籍,再加上他本人收藏“宋元遗书最多”[36],且由于改编《宋史》,对宋元掌故极为谙熟,所以他对《续通鉴》的成功编纂起了重要作用,“平生精力悉萃于此,且熟悉宋代故实,多人所未闻”[37]。《续通鉴》一书取材宏富,和邵晋涵在史馆任职期间接触大量的前人未见的历史资料有关。

总之,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修史的联系非常密切,学者的修史活动可以以史馆、幕府为依托,从而有了一种政治和资料保障。学者因修史“可以在北京或其它地方自由聚会”[38],这种交往和聚会使他们对史馆、幕府修史的指导思想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从而使修史工作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史馆和幕府之内,而是成为朝野上下以及整个学界共同关心的事业。

三、三类修史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

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修史是相互影响的,他们在清代史学史上此起彼伏,共同构成了清代史学独具特色的面貌。三者之中,史馆修史由于有清廷的支持而居于主导地位,对其他两种修史形式产生直接影响,同时,幕府、私家修史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史馆修史的面貌。统治者依靠史馆修史,将某些史学观念官方化,或刺激、或压制幕府、私家修史,引导史学潮流的发展方向。其间的盛衰消长,颇能让人看到官方史学和私家史学的冲突与融合。

(一)史馆修史对幕府修史和私家修史的刺激

这种情况在很多领域都有明显表现,我们就以方志纂修为例来说明问题。有清一代,方志修纂一直非常发达,之所以如此,是和官方设立《一统志》馆,编纂《大清一统志》密不可分的。是《一统志》的纂修刺激了幕府和私家修志的热情,反过来,幕府、私家修志又为清廷修志推波助澜。清代,《大清一统志》凡三修。康熙二十五年,清廷设立一统志馆,敕命纂修《一统志》[39],乾隆八年成书。乾隆二十九年,清廷第二次纂修《一统志》[40],此次修志,由方略馆承办,乾隆四十九年成书。嘉庆十六年,清廷第三次修纂《一统志》,此次重修的理由主要是为国史馆修《地理志》提供依据[41]。此次修志,由国史馆承办,道光二十二年成书。

清廷三次设馆修纂《大清一统志》的活动,对清代普遍纂修方志的影响是巨大的。据有的学者统计,从康熙十一年到道光二十二年共约修成省、府、州、县志3201种,其中三部《一统志》纂修期间约纂有2519种[42],足见《一统志》纂修对清代方志修纂的带动作用。官修《大清一统志》之所以能带动清代修志的热情,一方面是政府的提倡和重视使各地方官吏心目中形成了一种观念,即所任一方,必须修志,如果某地“无《志》以传信”,“固邑中士大夫之辱,而亦长吏之所不能辞其责也”[43]。修纂方志的重要性实际上已经成为清廷、官吏、士绅、学者的共识。另一方面是各省、府、州、县志的修纂要为《一统志》修纂提供材料。康熙时名臣于成龙在《江南通志》序中曾说:“夫修志之役必始于县,县志成乃上之府,府荟集之为府志,府志成上之督抚,督抚荟集之为通志,通志归之礼部,然后集为《一统志》。”[44]雍正七年,亦“诏天下重修通志,上之史馆,以备大一统之采择”[45]。这样,各地修纂方志就成了一项硬性任务,不得懈怠。在这种情况下,总督、巡抚、学政等地方大僚纷纷以幕府力量修志,佳作频出,像谢启昆幕府修纂的《广西通志》,毕沅幕府修纂的《湖北通志》,阮元幕府修纂的《广东通志》,陶澍幕府修纂的《安徽通志》等等,都是在《大清一统志》的影响下产生的。与此同时,众多学者也把修志当作名山事业,纷纷投入到各地的编志活动中去,全祖望、王昶、钱大昕、戴震、章学诚、孙星衍、袁枚、汪中、洪亮吉、武亿、杭世骏、姚鼐、段玉裁、焦循、江藩、李兆洛、俞正燮、张澍、冯桂芬、郭嵩焘、俞樾、孙诒让、缪荃孙、王闿运等等,均参与了志书的修纂。他们治学严谨,搜采广博,严于考订,发凡起例,注重章法,促进了清代方志编纂水平的不断提高。梁启超认为清代方志“多出硕学之手”[46],所言不虚。

清代官方设馆修纂《大清一统志》对幕府、私家修志的体例以及方志思想方面也有较大影响。康熙十一年下诏各省府州县修纂志书时,曾以贾汉复所修顺治《河南通志》、康熙《陕西通志》为体例蓝本,要求各地所修志书,“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辑成书”[47]。康雍之间,修志者多以此为标准体式[48]。这种钦定的方志体式,保证了志书体例的规范化。

在清代方志学理论中,方志是属于地理书还是属于历史书,争议不断。这种争议实际上就起源于《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康熙十一年令各省修志的文告中,强调方志记述的地理内容,颁为定式的《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也以地理内容为主线,这样的观念在清代方志理论中影响很大。洪亮吉、戴震等都是重视地理沿革的代表人物。其实,在具体的方志修纂中,情况要复杂得多,不少方志已逐渐形成较为妥善的地方史体式,特别是雍正六年,清世宗在谕令纂修《一统志》和各省通志时指出:“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49]这实际上是肯定了方志为史裁的性质。受此影响,黄之隽、章学诚等成为“志乃一方全史”的代表人物。由于观点不同,地理派与历史派相互辩难,丰富发展了清代方志学理论。如究其思想渊源所自,乃是肇端于《大清一统志》修纂时形成的见解。

(二)史馆修史对幕府修史和私家修史的打压

明清易代,无论是官方还是私家,都对明史的撰述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从顺治朝到乾隆朝,官方明史撰述对私家明史撰述不断打压,经历了一个此长彼消的过程,最后是官修占了上风,私家明史学沉寂下去。

顺、康时期,私家明史撰述非常兴盛,出现了大量有关明史和南明史的历史撰述。清初史家怀有故国之情,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50],借修史寄托故国之思,发泄民族愤恨,倡导经世致用,总结明亡教训。清初私家明史撰述中的民族情绪、正统观念对入关不久的清廷的统治极为不利。为了争取对历史的绝对的解释权,清廷一方面设立史馆修纂《明史》,垄断历史编纂,以修史来引导人们的史学观念向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方向发展,打压私家明史撰述;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用强硬手段封住人们的嘴巴,使人们重视“文字贾祸”的问题,不敢轻举妄动。顺治二年五月,清廷以大学士冯铨等人为总裁,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51]。自此以后,官方《明史》修纂迁延近百年,其间对私家明史修纂的打压,表现非常明显。

首先,以搜集资料为由,将明末清初私家明史著述聚于朝廷,垄断资料。康熙四年,清圣祖谕礼部收集资料,“官民之家,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亦著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52]。清廷的这一政策收到良好效果,张岱所著晚明史书,被抄入史馆,供官方修明史参考[53]。黄宗羲所著《明文案》等明史著述,被朝廷派人抄去,报送《明史》馆。曹溶曾编明末事两种,“于庚申年进呈史馆”[54]。李清所著《三桓札记》、《南都见闻》也被录入史馆[55]。吴伟业《绥寇纪略》亦被纂修官朱彝尊抄入史馆[56]。王源则将其父亲王世德所著《崇祯遗录》上之史馆[57]。另外,冯甦《见闻随笔》、朱溶《忠义录》等都上之史馆[58]。如此将私家明史著述聚集于史馆,作为历史资料由官方修史进行取舍,其结果必然是对明史解释权的垄断。

其次,笼络汉族士人,利用汉族士人“以故国史事报故国”的心态,将汉族士人聚集在编修《明史》的大旗下。康熙十八年以五十博学鸿儒充《明史》馆纂修官,吸纳万斯同等人以布衣修史,通过徐乾学幕府吸纳更多的在野学者进入史馆,将汉族士人的目光集中到《明史》编修上来,将官方的修史行为变成朝野共同关注的事件,确立官方修史的权威地位,压抑私家修史的积极性。

其三,统治者通过对明代史事的论定,以官史操纵视听,抑制私史传播。康熙评论洪武、宣德二帝,指出“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虽运会不同,事绩攸殊,然皆励精著于一时,谟烈垂诸奕世”[59],直接掌控对明代帝王的评价。乾隆时期编纂《御批通鉴辑览》,清高宗改变《明史》以崇祯十七年为明亡的观点,先是以南明福王弘光朝为正统所在[60],接着又将南明唐王、桂王本末事迹也录入《通鉴辑览》,指出“与其听不知者私相传述,或致失实无稽,不若为之约举大凡,俾知二王穷蹙情形不过如此,更可以正传闻之伪舛”[61]。其目的就是要回应自清入关以来汉族士人的南明史观的挑战,将明史的定论统一在清廷手中。

以设馆修史为主导,再配合以文字狱,清廷终于取得了解释明代历史的绝对权,以《明史》的成功编纂为标志,私家明史修纂被彻底打压下去,官盛私衰已成不争的事实。

由以上考察可知,在史馆、幕府和私家修史的互动关系中,史馆修史处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其他两种修史形式的盛衰消长。这不难理解,在专制集权的社会里,官方的力量无处不在,它不仅要通过史馆制度这种学术性的官僚实体发挥作用,而且还要通过意识形态来对史学的发展方向和文化品格产生影响。但同时也要看到后两种修史形式对史馆修史也具有极大的反作用,它在某种程度上迫使官方不断调整修史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另外,三种修史形式并非完全对立,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在史学思想上都有相通甚至一致的地方。



[①] 笔者曾根据各类目录著作统计,清代史馆修撰的史籍合计达209部22788卷。这还不包括宗人府修纂的玉牒、则例馆编纂的各种则例以及各种各样的谕旨、奏折,诸如《皇清奏议》等。因此,清代史馆修史的实际数量还要远远大于笔者的统计。

[②] 《清高宗实录》卷1142,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中华书局,1986年。

[③] 《国朝宫史续编》卷89,《圣制通鉴纲目内发明广义题辞》,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④] 《国朝宫史续编》卷88,《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⑤] 《皇朝通志》卷99,《艺文略三•纪事本末类按语》,四库全书本。

[⑥] 《清高宗实录》卷996,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上,中华书局,1986年。

[⑦]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577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⑧] 吴庆坻:《端总督传》,见《端忠敏公奏稿》卷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

[⑨] 参见王记录《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第21-34页,黄山书社,2002年。

[⑩] 参见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第60—7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11] 《清史列传》卷10,《徐乾学传》,中华书局,1987年。

[12] 韩菼:《有怀堂文稿》卷18,《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徐公乾学行状》,康熙四十二年刻本。

[13] 参见《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附录,《清代重要学人幕府表•徐乾学幕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14] 《康熙起居注》(第二册),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庚午,中华书局,1984年。

[15] 《康熙起居注》(第二册),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十三日丁酉,中华书局,1984年。

[16] 全祖望:《鲒埼亭集内编》卷28,《万贞文先生传》,四部丛刊本。

[17] 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史学杂稿订存》,第125页,齐鲁书社,1980年。

[18] 《四库全书总目》卷47,《资治通鉴后编》条,中华书局,1965年。

[19] 分别见《清史列传》卷68《胡渭传》、《阎若璩传》,中华书局,1987年。

[20] 裘琏《横山文集》卷7,《纂修书局同人题名私记》,1914年排印本。

[21] 《四库全书总目》卷47,《资治通鉴后编》条,中华书局,1965年。

[22] 《清史列传》卷72,《文苑传三•严长明》,中华书局,1987年。

[23] 钱大昕:《潜研堂集》卷37,《内阁侍读严道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4] 《清史列传》卷72,《文苑传三•严长明》,中华书局,1987年。

[25] 钱大昕:《潜研堂集》卷37,《内阁侍读严道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6] 钱大昕:《潜研堂集》卷37,《内阁侍读严道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7] 钱大昕:《潜研堂集》卷25,《关中金石记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8] 吕培:《洪北江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

[29] 孙星衍:《笥河先生行状》,《笥河文集》卷首。

[30]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18,《邵与桐别传》,文物出版社,1985年。

[31] 《南江札记》卷首,《南江邵氏遗书序》,见《清人考订笔记》,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32]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6,《邵晋涵》,三联书店,1998年。

[33] 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30,《词臣》,光绪十七年增刻本。

[34]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6,《邵晋涵》,三联书店,1998年。

[35] 孙星衍:《澄清堂稿》卷上《中州送邵太史晋涵入都》,光绪十一年长沙王氏刻本。

[36]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13,《与胡雒君论校胡稚威集二简》,文物出版社,1985年。

[37] 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29,《史部二》,中华书局,1993年。

[38]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第7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39] 《清圣祖实录》卷125,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己未,中华书局,1986年。

[40] 乾隆《大清一统志》卷首,《上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十六年,第3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42] 巴兆祥:《论〈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43] 康熙《藁城县志》卷首,刘元慧序,1934年铅印本。

[44] 康熙《江南通志》卷首,于成龙序,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45] 雍正《畿辅通志》卷首,李卫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0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

[47] 卫元爵等:康熙《莱阳县志》,奉上修志敕文,康熙十七年刻本。

[48] 胡淦等:乾隆《沧州志》,凡例,乾隆八年刻本。

[49] 《清世宗实录》卷75,雍正六年十一月甲戌,中华书局,1986年。

[50] 黄宗羲:《董公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51] 《清世祖实录》卷16,顺治二年五月癸未,中华书局,1986年。

[52] 《清圣祖实录》卷16,康熙四年八月己巳,中华书局,1986年。

[53] 毛奇龄:《西河集》卷17,《寄张岱乞藏史书》,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54] 曹溶:《倦圃尺牍》卷上,《与吴伯成》,清初胡氏含晖阁刻本。

[55] 万言:《管村文抄内编》卷2,《公奠李映碧先生文》,四明丛书本。

[56]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4,《跋绥寇纪略》,四部丛刊本。

[57] 王源:《居业堂文集》卷18,《先府君行状》,丛书集成初编本。

[58] 《四库全书总目》卷54,《见闻随笔》条,中华书局,1965年。

[59] 《清圣祖实录》卷154,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丁丑,中华书局,1986年。

[60]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1] 《清高宗实录》卷995,乾隆四十年十月己巳,中华书局,1986年。

刊于《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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