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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年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理科学生的书，是越读越少；文科学生的书，是越读越多。何以如此呢？因为数理化的书是逐步“淘汰”的，有了现在新出的书，前人（如阿基米德、毕德哥拉斯）的著作就可以不读了；人文学科的书是不断积累的，不能因为今天有这么多的新书、新教材，前人的著作就可以不读了。近年来，民国年间人文学科学术著作的重印热销，似乎为此说提供了一个佐证。不过，旧著重印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前辈学者的一些学术名著，而对于他们所写的一些文史通俗读物、教科书，尚未能充分重视。其实，后者有不少都是前辈学者的精心之作，值得重印介绍。比如，吕思勉先生在七十余年前写的这部《本国史》（全称《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就很值得今天的文史学者和青年学生阅读参考。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笔名驽牛、企、程芸、芸等，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生于一八八四年二月廿七日（甲申二月初一）。吕先生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童年时受的是旧式教育。后因家道中衰，不能延师教学，径由父母姐姐督学讲解。十五、六岁起，他自读了正续《资治通鉴》、《明纪》、《文献通考》，以及前四史和新旧唐书，并练习圈点和撰写史札笔记。这期间，他还得到家乡名宿丁桂徵、谢钟英、屠敬山的指教。尤其是历史学家屠敬山，时任京师大学堂教习，曾在常州城内“读书阅报社”讲元史，吕先生也前去听课，且受益非浅。因受屠敬山的民族史研究的启发，于是接读了《辽史》、《金史》、《元史》及其他诸史。到二十三岁时，吕先生已系统地把二十四史读了一遍，并立下了研究历史的志向。
自少时起，吕先生就学写读史札记，成年后更订立了严格的工作计划。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史学研究与写作上，每天清晨起来，就埋头于阅读写作，一直工作到深夜，五十年如一日。他先后把二十四史读了数遍，又参考其它史书以及经、子、集部等文献，将辑录的史料进行析解、分类、排比、考证，写成一条条札记。经过长期的积累，札记的总数达100 多万字。在当代史学家中，能够真正通读二十四史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传为美谈，被后辈学者视为史学界的传奇人物，而吕先生则是公认的读过遍数最多的一位。吕先生读二十四史，全书从头到尾都用红笔加了圈点或符号，如人名加【】，有用的重要史料圈点，名物制度在词旁加△，不仅纪、传如此加，志也加，很少人读的天文志、律历志也加，连卷后所附殿本考证也加。据学者的估计，对于二十四史，吕先生至少读过四遍以上，这种功夫即使毕生致力读古籍的乾嘉学者中恐怕也是少见的（《蒿庐问学记》，第145页）。
吕先生没有受过现代高等学府的教育，也没有负笈海外、系统学习西方学术的机会。他的史学是建筑在国学的基础上，然而他的治史意趣并不保守，且相当注意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这在前辈史学家中是比较少见的（严耕望语）。这与他从小养成的对新书籍、新学问的偏好有关。早年读得最多是《时务报》、《新民丛报》等刊有介绍西方近代以来社会科学文章的报刊杂志，最喜欢读的是章太炎、严复的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的译著，特别注意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著作。他对斯宾塞《群学肄言》、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甄克思《社会通诠》、恩格斯《马尔克》、马尔萨斯《人口论》、Robert Flint《历史哲学概论》、亚里士多德《政治论》等都作过仔细的阅读和研究。吕先生是二十世纪的初期较早注意到西方社会学的价值，并提倡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他曾说：“治史学第一要留意的，就是社会学了。历史是研究整个社会的变迁的，任何一种事件，用别种眼光去解释，都只能得其一方面，惟社会学才可谓能揽其全”。
吕先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与当年主流学派崇尚仄而专、精而深的专题研究不同，他的治学风格属于通博周赡一路，强调在实事求是的史实考订的基础上，加以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他认为：研究学术应该眼光要放大，不要拘泥于局部，既要深通，更要通贯。他说“分之而致其精，合之以观其通，此则今日史学之趋势也”（《吕著史学与史籍》，第68页）。吕先生的治学范围非常广阔，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文学史、文字学等方面，都写有专门的著作。他一生写了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1923）和《吕著中国通史》（上册1940、下册1944），五部断代史：《先秦史》（1941）、《秦汉史》（1947）、《两晋南北朝史》（1948）、《隋唐五代史》（1959）、《吕著中国近代史》（1997），其他的重要著作有：《先秦学术概论》（1933）、《经子解题》（1926）、《理学纲要》（1931）、《宋代文学》（1931）、《日俄战争》（1928）、《中国制度史》（1985）、《中国民族史》（1934）、《历史研究法》（1945）。《吕著史学与史籍》（2002）和《文字学四种》（1985）。他的许多史学论文、札记及讲稿，经后人整理汇编成《论学集林》（1987）、《吕思勉读史札记》（1982）和《吕思勉遗文集》（1997）出版，此外，他还写过多种教材（见下文）和文史通俗读物，如《国耻小史》（1917）、《中国地理大势》（1917）、《关岳合传》（1916）、《苏秦张仪》（1915）、《新唐书选注》（1928）、《中国民族演进史》（1935）、《古史家传记文选》（1938）、《三国史话》（1943）等，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字。他的这些著作，声名广播，影响深远，在港台有多种翻印本和重印本。严耕望对吕先生的治学曾有很高的评价，他说：就治学的“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第2页）。文史学者徐哲东称赞吕先生的治史“闳雅似顾亭林，渊博似钱晓征，论证似戴东原，辩达似章实斋，而其所言者，又皆出于一己之独得”（《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260页）。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吕先生因肺气肿与心脏病并发，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计划中的六部断代史的最后两部《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做了史料的摘录，终因年老体衰而未能完稿，实为史学界的一大遗憾。
与一般的职业历史学家不同，吕先生一生的主要工作是教师。二十二岁时，吕先生就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教书（1905），从此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其后，他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1907）、常州府中学堂（1907－1909）、南通国文专修馆（1910）、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1912）、沈阳高等师范学校（1920－1922）、上海沪江大学（1925）、上海光华大学（1926－1951）等学校任教。一九五一年，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先生遂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在他长达五十余年的教学生涯里，除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间曾在上海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外，一直未离开过中学、大学的课堂讲台。他讲授过的课目有：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百年史、国学概论、国文、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史、文字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史籍文选、孔子大同释义、《史通》选读、《文史通义》研究、《史记》研究、《汉书》研究等。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每周任课十小时。抗战期间，吕先生回常州隐居，在乡下游击区的青云中学、辅华中学任教，开设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国文、本国史四门课程，每周任课也多达十多个小时。一九五四年，已经七十一岁高龄的吕先生还抱着病躯为历史系毕业班的学生开设中国史籍读法课。
吕先生对历史教学工作是极其认真的，他讲授过的每一种课程，都写有完整的讲义：《白话本国史》原是历年来在中学教课的讲稿；《中国文化史六讲》原是江苏省立常州中学的讲稿；《中国制度史》原是为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的历史教学而准备的；《理学纲要》和《先秦学术概论》原是“在上海沪江大学讲中国哲学史时手编之讲义”；《中国近百年史概说》是抗战期间在游击区的青云中学、辅华中学讲学编写的讲演稿；《中国史籍读法》和《史籍选文评述》是在华师大授课时，因患病停课，在家养病时撰写的最后二部讲稿。吕先生的大部分学术著作，原先都是为适应历史教学需要而写的讲义，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不断加以研究，使它逐渐成为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与此同时，他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及时地反映到教学中去，深入浅出，引导学生走上治学的道路。吕先生的许多讲义，都经过多次的修改，为了适应教学上的需要，甚至不惜全盘重写。一九三八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规定“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其时，吕先生已经在大学、中学教授中国通史十多年了，各种篇幅的中国通史的著作也已出了好几种。为了适应大学教学上的新需要（增加中国文化史的内容），吕先生又不厌其烦地另编一本新通史（即《吕著中国通史》）。许多数万、数十万字的教学讲义，从查阅资料、撰写著述，到抄写誊清、装订成册，均出于一己之手，且都以真书誊写，字字端正，一丝不苟。吕翼仁（吕先生的女儿）的学生谢叔宜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年暑假，一天午后我到翼仁师家西宅菜地里玩，见菜地旁有二间简陋的小屋，老先生正赤着膊，带着太阳罩，伏案著书，当时我看了深为感动：如此酷暑，没有电扇，仅有芭蕉扇一把取凉。老先生这种艰苦治学的毅力和精神，确如他自己的诗句‘行吾心所安，屋漏庶无愧’。”（《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264页）前辈学者的勤勉和功力，真是不可及！
吕先生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及教科书的补充读物约有六种：《更新初中本国史（四册）》（1924），《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1924），《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上、下）》（1934）《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1935），《初中本国史》（1946）、《初中本国史补充读本》（1946）等。这几本中学历史科教书，都是包含了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全通史。如《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虽只有十一二万字的篇幅，但上起远古时代，下至1920年代的国家关税问题，是一本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史。《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经教育部的核定，核定批文云：“该书注重事实，少参议论，并于易启人之处，加以考证，颇能力矫近时新著随意采摭之弊。其叙次兼顾民族兴替，政治因革，社会变迁，思想表现诸方面，颇得要领”。因用作高级中学的历史教材，曾广泛征求了学术界的意见，各方面的评论都认为合适可用。直到一九三三年，《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还印行了国难后的第十三版。
《本国史》是继《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之后，吕先生在一九三0年代初为高级中学的学生所写的另一本历史教科书。针对前书（《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有“嫌其太深”的意见，吕先生自行检点：“在内容一方面，关系尚少；在文字一方面，关系转觉其较多”。所以，《本国史》编纂“改用白话，叙述亦力求其具体，少作概括之辞。无论教师或学生，使用起来，该都较前书为便利”。《本国史》上册出版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下册出版于同年八月。到一九三五年五月，上册已经发行到第十六版，下册发行到第九版，是当年使用面较广、发行量较大的一部高中历史教科书。
编写历史教科书首先要碰到的问题，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使我们最终明白了：与其“削足适履”地拿中国历史去套某些理论公式，倒不如实事求是地概括中国史的特征及其变迁的大势。而吕先生的历史分期法，倒可以用作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参考。吕先生认为，历史事实，前后相衔，强欲分之，本如“抽刀断流，不可得断”。因此，所谓的历史分期，都是为研究上的便利，都是历史学家用来明瞭历史变迁及其大势的方法而已。本着这样的宗旨，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周以前为上古史，秦朝统一到唐朝全盛为中古史，从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为近古史，元朝至清朝中叶为近世史，西力东渐以后为最近世史。这一历史分期，在他的《白话本国史》里阐述得最完整：
（一）上古史 周以前
上：从秦朝统一起，到后汉全盛时代止。
（二）中古史 中：从汉末分裂起，到南北朝止。
下：从隋朝统一起，到唐朝全盛时代止。
上：从唐中叶以后藩镇割据起，到五代止。
（三）近古史 中：北宋。
下：南宋。
上：元。
（四）近世史 中：明。
下：清中叶以前。
（五）最近世史：从西力东渐到现在（即作者写作时的一九二0年代）。
《本国史》的历史分期，与上述分期是一脉相承的。因为用作高中历史教材，其历史分期须遵照教育部《教材大纲》的规定。所以，吕先生除了将民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单列为“现代史”外，其他部分做了相应的调整和合并。他认为：三代以前，我国还是个列国并立的世界，当划为一期（上古史）。自秦以后，便入于统一的时代了。自此，直至近世和欧人接触以前，内部的治化，虽时有变迁；对外的形势，亦时有涨缩；然而大体上，总是保守其闭关独立之旧约。这个当划为一期（中古史）。从中欧交通以后，至民国成立之前，其间年代，虽远较前两期为短；然这是世运的进行，加我以一个新刺戟，使之脱离闭关自守之策，进而列于世界列国之林的，亦当划为一期（近世史）。民国成立以后，是我国改良旧治化，适应新环境的开始。一切都有更始的精神。当另划为一期（现代史）。
上述历史分期法，并不依年代短长来划分，而是着眼于历史演进中的社会变局和转型。如秦汉以后直至西力东渐，虽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但期间的社会只是承平―致乱―再复承平的不断重演，并无本质上的变化。至于各个历史时期内，作者又有若干小阶段的划分。比如，作者将中古历史分为四期：秦汉“因内国的统一，而转而对外，于是有秦皇汉武的开边。因封建制度的铲除，而前此层累的等级，渐次平夷；而君权亦因此扩张。实际上，则因疆域的广大，而政治日趋于疏阔；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日以增加；而社会亦因此而更无统制。竞争既息，人心渐入于宁静，而学术思想，亦由分裂而入统一”。是为中古史的第一期。“因两汉的开拓，而有异族入居塞内的结果。因疆域广大，乱民蜂起之时，中央政府不能镇压，而地方政府之权，不得不加重，于是有后汉末年的州郡握兵，而成三国的分裂。晋代统一未久，又有五胡乱华之祸，卒致分裂为南北朝”。是为中古史的第二期。“隋唐之世，从积久战乱之余，骤见统一，民生稍获苏息，国力遂复见充实。对外的武功，回复到秦汉时代的样子”，是为中古史的第三期。“唐中叶以后，军人握权，又入于分裂时代。其结果，则政治上的反动，为宋代的中央集权。而国力疲敝之政，异族入侵，莫之能御，遂有辽、金、元的相继侵入。明代虽暂告恢复，亦未能十分振作，而清室又相继而来。”是为中古史的第四期。这些大阶段内的小分期，都是依据政治形势、民族关系的变迁及特点来划分，同时，也顾及说明历史演化的来龙去脉、原始要终。这种从史实出发、突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变局的历史分期，平实中肯、接近史实，很便于用作一般青年学生学习、研究中国历史的入门和基础。
史事纷繁复杂，记不胜记，古人就有“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的感叹，这也是编写历史教科书要碰到的另一个难题。况且《本国史》的读者对象，不是历史学的专家，而是一般的高中学生。中学历史教学“既不能失之繁芜，又不能过于漏略；既不能失之艰深，又不能过于肤浅”（见《本国史·例言》）。这就要求编写者在材料的裁剪取舍、叙事的轻重详略、整体结构的安顿平衡等方面，都要有个通盘的考量。吕先生治学的规模较为宏达、视野较为开阔，特别注重社会状况的叙述。《本国史》除了历代的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社会生活、学术思想、文化艺术、对外交通等内容外，诸如“欧人的东略”、“ 基督教和西方科学的传入”、“西南藩属的丧失”、“远东国际形势”、“关税自主的交涉”、“现代的经济和社会”等问题，都设专章加以叙述。作者对史事评述、历史因果关系的分析，也多中肯平实，而发人深思。如说历来选举上的资格用人，都是“防弊之意多，求才之意少”，而其所设也有“势亦不得不如此”的理由。说宋代之集权，其立意“均有深意”，而执行起来则难免大相径庭。说王朝的盛世，也只是国民自助力强的反映，“只要国内承平，没甚事去扰累他，……不过三四十年，总可复臻于富庶”，不可视为统治者有何高明之处。说到近代外人的侵略，论者往往激于义愤，而吕先生则冷静而有反省精神。他说林则徐查办禁烟，“ 兵怨之，夷怨之，私贩怨之，莠民亦怨之，反恐逆夷不胜……”。观此可知何以禁烟如此之难，反对禁烟的人如此其众了。说清初的中俄交涉失败，都是“几千年来，不勤远略，不饬守备，对于边地，仅事羁縻的结果”。“假如中国而有了西伯利亚的广土，亦不过视为穷北苦寒之地，置诸羁縻之列”。如何会想到立国于欧洲的俄国会越此万里荒凉之地，以求海口于太平洋？至于无税通商，关税和财政的关系，应允之后无可挽回等等，都是当时梦想不到的。所以，近代对外交涉的种种失败，实在是中西文化、国情上的差异所造成，怪不得那一个人，也怪不得那一件事。这类中肯而通识性见解，书中甚多，读者如能细细阅读，一定能获得不少启发和帮助。
历史本身是极其繁复的，为了保存真相，有时不得不详尽叙述、繁复印证。但这也是针对专门家而言的。至于一般学生，教授的材料“若过于琐碎，他不知其在全局中的关系，就不免游骑无归，变为徒费脑力了，而且易入歧途。”所以，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总以深入浅出、提纲挈领为首务。这也是《本国史》编写上的一个特点。如先秦史上的“禅让”的具体真相如何，因“书缺有间，已难质言”，学生但知“这时代，有一种既非父子、亦非兄弟，而限于同族的相袭法，就是了”。如“禹启之传”，因“古无信史，诸子百家的话，都不免杂以主观。我们只观于此，而知传子之法，至此时渐次确定罢了”。至于先秦诸侯封地之大小，今文古文，众说纷纭，学生但须记其大概即可：“大概言之，则沿边之国强，而内地之国弱；沿边之国大，而内地之国小。大约由沿边诸国，与戎狄为邻，有竞争磨厉；而又地多荒僻，易于占领开拓之故”。然而，删繁就简不等于大而化之、含糊其词，许多容易搞混、误解的地方，《本国史》的作者都有特别说明。如讲历代疆域沿革，当区分“声教所及”与“实力所至”；讲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作十二金人，当注意“古以铜为兵器，这金人就是铜人。汉以前单言金的，大概都指铜。今之所谓金，则称黄金”。讲到汉代的商人，当注意汉时的商人“实有工业家在内。因为其时制造和贩卖不分，所以通称为商人。如煮盐、制铁的人便是”。讲宋代因行签差之法而调查民众资产、以及借官卖以省漕运时，特地解释了“手实”、“推排”、“推割”、“入边”、“入中”、“虚估”等名词含义。此外，东洋西洋之界线，历代所谓“西域”的不同含义等，书中都有特别的说明。这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专门知识，都是一般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书中开列的参考阅读书目，为进一步的学习、研讨指示了方向。在现代史学家中，吕先生是少数几位靠自学而成大家的史学家之一。他曾说自己少时的学习，走了不少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正是出于这一亲身的经历和体验，他的史学著述，多是以青年学生为读者对象，为他们指点门径，开辟阶梯，逐步走上治学的道路。
《本国史》的编写，颇重视历史与地理的关系，这也是吕先生的一贯主张。他认为：“治历史的人，必先明白地文地理；次则历代的政治区划，亦宜知其大概；然后任举一地名，大略知其在何处，即能知其有何等关系”（见《本国史·例言》）。如书中讲秦灭六国的用兵，很注意与地势地形的关系：“秦人的灭六国，其出兵的路，共有三条：一出函谷关，劫韩包周，此即今日自陕西出潼关到洛阳，而亦即周武王观兵孟津的路。一渡蒲津，北定太原，南攻上党，此即文王戡耆之路。一出武关，取南阳；又出汉中，取巴蜀，沿江而下，三道并会于湖北以攻楚。文王当日，化行江汉，亦就是这一条路。”又如说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以地理形式论：中国的北部，本该守阴山和黄河。守现在的长城，已非上策。自燕云割后，不但宣、大全失，山西方面，只有雁门内险可守；河北方面，则举居庸等险而弃之，遂至专恃塘滦之类，以限戎马。”实是宋初先平定中国而不欲与契丹开衅的最大原因（宋太祖与周世宗的用兵不同，周世宗是想先恢复燕云，宋太祖则主张先平定中国。其先易后难，本也无可非议，但历史的机会也由此一纵即逝，结果对北面始终处于劣势。）。这种历史、地理不分家，结合地势、地形来讲解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写法，原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色，可惜后来编写的各类史书，或是语焉不详，或是有所忽略。吕先生强调读历史地图的重要性，历史地图、年表、系谱等都是读史者必备的工具书。他要求学生“ 时时翻阅历史地图”，尤其是课文与历史地图的“对读”，对于理解史事有很大的帮助。
吕先生的历史教学也有其独特的风格。抗战年代，黄永年曾在常州城外游击区的青云中学听过吕先生一学年的课，他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当年吕先生授课时的情境：“他当时已是五十八岁的老先生，但在课堂上从不设坐椅，老是站着，先在黑板上写一段，然后从容不迫地边踱方步边讲说。他没有叫我们买教科书，也没有专门印发讲义，但把吕先生每次写在黑板上的抄下来，就是一部好讲义。而且文字不长，要言不烦，抄起来也不吃力。他讲说也同样言词清晰，语气和平，而内容处处引人入胜，笔记起来也很省力。所以我感到听吕先生的课简直是一种学问上的享受。附带说一下，吕先生在黑板上写的是文言文，这种文言既不象章太炎那么古奥艰深，又不像梁任公那么多水分，而是简雅洁净，这对有志文史之学的青年人学习文言文也是一个很好的典范”（《蒿庐问学记》，第140页）。
吕先生认为，学习历史，不在于尽记以往的历史。历史本是用来说明现在的，不知过去，必不能知现在；“求知过去，则正其所以求知现在”（《吕著史学与史籍》，第38 页）。所以，除了历史时代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外，那些“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历史，尤其是那些对现在社会仍有直接影响的历史，正是我们需要详尽叙述的。他说：教材的编写，自然是自古至今，依着时间的顺序排列的。但讲授的时候，即先讲近世史、现代史“亦无不可”。“因为近世和现代的事，和眼前的生活，较为切近；学生容易了解，亦容易有兴味。固然，史事系逐步发展，读后世史，必须溯其源于古，乃能真实了解。然必先觉有兴味，乃能引起其探求之心。而读古代史时，得后世史事，以资比较，亦更容易了解”（见《本国史·例言》）。历史教学不必拘泥于从古自今，亦可采取自今及古的“倒述法”。这是吕先生在七十年前提出的一种独特的历史教学法，实与现代史学观念非常契合。现代史学强调的古今的相互关照：即“借助现实去理解历史，借助历史去理解现实”，读者对社会现场的体验及其生活阅历都是他理解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吕先生曾说：教人读书，不当脱离实际。此点自问不致误人。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而书上所说的事情，也要把他转化成眼前所见的事情。如此，则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昔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中确有至理。
学生读书最怕的是考试，其实，做老师的也怕出考题。当然，后一个怕字，得打上引号，意思是拟考卷出考题的实在是件煞费苦思的事。一方面，学史不单是为了记些史实，但基本的历史知识仍不得不熟悉记忆；论史不可偏激穿凿、空发议论，但贯通前后、疏通证明仍值得提倡；且人文学科的学习，总要关心现场，关怀人生。另一方面，考试命题要与教学内容相吻合，但仅是让学生重复教科书的内容，实在收获有限；命题作文要契合学生的学习兴趣，能使他萌生真情、有感而发。所以，教师为了设计一些好的题目，常常是搜索枯肠、绞尽脑汁。下文引录的是当年吕先生在光华大学任教时所拟的一些考试题目，对今天的历史教学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试题：1，或谓先秦诸子之学，以古代与宗教相混合之哲学及王官之学为其渊源，试述其说。2，法家之学，细别之又有法、术两派，在今日，二者之用，孰为尤切。3，或云秦人之失，乃由将一切异己之论皆视为朋党，而忘却民间有真正之舆论应当采取，其说如何？4，翼奉谓汉都长安，其制度已趋奢侈，不足以为治，因欲迁都洛阳，果如其说，则今日之首都舍弃南京等旧都会，而别图营建，甚至各省省会等亦皆如此，遂足以整饬政界之风纪，而增加其效率欤？试以意言之。
《中国通史》的试题：1、封建时代之阶级其根源为以力相君，资本社会之阶级则其根源以财相尚，试述其转变之由。2、论历史者，皆以周秦之间为古今之界，或谓此以政治言耳，如以经济言，则当以新汉之间为古今之界，其说如何？试评之。3、晋之户调、魏之均田、唐之租庸调皆欲以缓和之法，逐渐平均地权，然均未能有成，其故在何欤？4、试述历代相职之变迁。5、亲民之官莫如县令或谓其地位实只能指挥监督，其欲兴利除弊，非籍地方自治之力不为功，其故何欤？
《近世史》的试题：1，民国以来，有志于武力统一者颇多，然成效卒鲜，究竟武力统一在今日为不可行欤？抑其所谓武力者，不足为武力欤？今后欲求统一，能否全废武力不用，试以意言之。2，孙中山鉴于俄国革命之成功，因有改组国民党及设黄埔军官学校以练兵之举，北伐之成，于此二者自有关系。然在今日党务军事，均有未容乐观者，其病之根源安在，救正之方法如何？3，五四以后，群众运动虽时起时伏，而迄未尝绝，究竟此项运动有益抑无益？4，历代兵争，恒南不胜北，明太祖起江域、克胡元，而形势始一变，其后满洲猾夏，三藩覆亡，太平天国革命无成，而形势又复其旧，自辛亥光复，暨国民军北伐，则又北不胜南，其故安在？试以意言之。
考题下都附有一张考试规则：凡考生作一题即可完卷，全作亦无不可，总之多少不拘。能勿抄讲义原文最佳。见解与讲义不同，或相反背，均无不可。借助这些考试题目，我们可以想象吕先生讲课的内容：诸如法家学说对现实社会中的价值；从秦的败亡说到倾听民间舆论的重要性；都城和省会的设立迁移与改造政界风气的关系；官员的指挥监督与地方自治的关系。吕先生讲的是历史的问题，也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这样的历史课，学生怎么会不感兴趣呢？有了这一番学习训练，将来走到社会上，怎么会“无用” 呢？中国旧时的读书人向来崇尚的是经济之学，这里所说的“经济之学”，并不是现在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而是指一种经世济民的学问。所以，旧时的读书人对于一切社会上的问题，都该晓得一个大概，为的是将来效力于社会。吕先生的这些历史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实在有很多合理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已有长足的进步，各种大部头、多卷本的历史专著层出不穷，各类历史专题研究之新奇、深湛，也是前所未有。然而，学术研究与文史教育的脱节也随之而来。就历史教学而言，很难说是“后胜于前”、“今胜于昔”。历史教科书是越编越单薄，课堂讲授的内容是越来越简化，学生的历史知识是越来越贫乏。这本七十年前写给高中学生看的历史教科书，如今用作大学历史专业的教材，恐怕也不嫌其浅。吕先生曾说：“我所论述，都是浅近之语，真所谓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我以为指示初学的人，不患其浅，但患其陋。我的立说虽浅，自信初学之人，或可以具体应用。大抵浅而不陋之言，虽浅，亦非略有功夫者不能道”（《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248页）。读者诸君若肯耐性阅读、细细体会这部《本国史》，一定会如入宝山满载而归。
记得当年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理科学生的书，是越读越少；文科学生的书，是越读越多。何以如此呢？因为数理化的书是逐步“淘汰”的，有了现在新出的书，前人（如阿基米德、毕德哥拉斯）的著作就可以不读了；人文学科的书是不断积累的，不能因为今天有这么多的新书、新教材，前人的著作就可以不读了。近年来，民国年间人文学科学术著作的重印热销，似乎为此说提供了一个佐证。不过，旧著重印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前辈学者的一些学术名著，而对于他们所写的一些文史通俗读物、教科书，尚未能充分重视。其实，后者有不少都是前辈学者的精心之作，值得重印介绍。比如，吕思勉先生在七十余年前写的这部《本国史》（全称《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就很值得今天的文史学者和青年学生阅读参考。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笔名驽牛、企、程芸、芸等，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生于一八八四年二月廿七日（甲申二月初一）。吕先生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童年时受的是旧式教育。后因家道中衰，不能延师教学，径由父母姐姐督学讲解。十五、六岁起，他自读了正续《资治通鉴》、《明纪》、《文献通考》，以及前四史和新旧唐书，并练习圈点和撰写史札笔记。这期间，他还得到家乡名宿丁桂徵、谢钟英、屠敬山的指教。尤其是历史学家屠敬山，时任京师大学堂教习，曾在常州城内“读书阅报社”讲元史，吕先生也前去听课，且受益非浅。因受屠敬山的民族史研究的启发，于是接读了《辽史》、《金史》、《元史》及其他诸史。到二十三岁时，吕先生已系统地把二十四史读了一遍，并立下了研究历史的志向。
自少时起，吕先生就学写读史札记，成年后更订立了严格的工作计划。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史学研究与写作上，每天清晨起来，就埋头于阅读写作，一直工作到深夜，五十年如一日。他先后把二十四史读了数遍，又参考其它史书以及经、子、集部等文献，将辑录的史料进行析解、分类、排比、考证，写成一条条札记。经过长期的积累，札记的总数达100 多万字。在当代史学家中，能够真正通读二十四史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传为美谈，被后辈学者视为史学界的传奇人物，而吕先生则是公认的读过遍数最多的一位。吕先生读二十四史，全书从头到尾都用红笔加了圈点或符号，如人名加【】，有用的重要史料圈点，名物制度在词旁加△，不仅纪、传如此加，志也加，很少人读的天文志、律历志也加，连卷后所附殿本考证也加。据学者的估计，对于二十四史，吕先生至少读过四遍以上，这种功夫即使毕生致力读古籍的乾嘉学者中恐怕也是少见的（《蒿庐问学记》，第145页）。
吕先生没有受过现代高等学府的教育，也没有负笈海外、系统学习西方学术的机会。他的史学是建筑在国学的基础上，然而他的治史意趣并不保守，且相当注意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这在前辈史学家中是比较少见的（严耕望语）。这与他从小养成的对新书籍、新学问的偏好有关。早年读得最多是《时务报》、《新民丛报》等刊有介绍西方近代以来社会科学文章的报刊杂志，最喜欢读的是章太炎、严复的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的译著，特别注意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著作。他对斯宾塞《群学肄言》、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甄克思《社会通诠》、恩格斯《马尔克》、马尔萨斯《人口论》、Robert Flint《历史哲学概论》、亚里士多德《政治论》等都作过仔细的阅读和研究。吕先生是二十世纪的初期较早注意到西方社会学的价值，并提倡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他曾说：“治史学第一要留意的，就是社会学了。历史是研究整个社会的变迁的，任何一种事件，用别种眼光去解释，都只能得其一方面，惟社会学才可谓能揽其全”。
吕先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与当年主流学派崇尚仄而专、精而深的专题研究不同，他的治学风格属于通博周赡一路，强调在实事求是的史实考订的基础上，加以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他认为：研究学术应该眼光要放大，不要拘泥于局部，既要深通，更要通贯。他说“分之而致其精，合之以观其通，此则今日史学之趋势也”（《吕著史学与史籍》，第68页）。吕先生的治学范围非常广阔，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文学史、文字学等方面，都写有专门的著作。他一生写了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1923）和《吕著中国通史》（上册1940、下册1944），五部断代史：《先秦史》（1941）、《秦汉史》（1947）、《两晋南北朝史》（1948）、《隋唐五代史》（1959）、《吕著中国近代史》（1997），其他的重要著作有：《先秦学术概论》（1933）、《经子解题》（1926）、《理学纲要》（1931）、《宋代文学》（1931）、《日俄战争》（1928）、《中国制度史》（1985）、《中国民族史》（1934）、《历史研究法》（1945）。《吕著史学与史籍》（2002）和《文字学四种》（1985）。他的许多史学论文、札记及讲稿，经后人整理汇编成《论学集林》（1987）、《吕思勉读史札记》（1982）和《吕思勉遗文集》（1997）出版，此外，他还写过多种教材（见下文）和文史通俗读物，如《国耻小史》（1917）、《中国地理大势》（1917）、《关岳合传》（1916）、《苏秦张仪》（1915）、《新唐书选注》（1928）、《中国民族演进史》（1935）、《古史家传记文选》（1938）、《三国史话》（1943）等，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字。他的这些著作，声名广播，影响深远，在港台有多种翻印本和重印本。严耕望对吕先生的治学曾有很高的评价，他说：就治学的“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第2页）。文史学者徐哲东称赞吕先生的治史“闳雅似顾亭林，渊博似钱晓征，论证似戴东原，辩达似章实斋，而其所言者，又皆出于一己之独得”（《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260页）。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吕先生因肺气肿与心脏病并发，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计划中的六部断代史的最后两部《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做了史料的摘录，终因年老体衰而未能完稿，实为史学界的一大遗憾。
与一般的职业历史学家不同，吕先生一生的主要工作是教师。二十二岁时，吕先生就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教书（1905），从此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其后，他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1907）、常州府中学堂（1907－1909）、南通国文专修馆（1910）、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1912）、沈阳高等师范学校（1920－1922）、上海沪江大学（1925）、上海光华大学（1926－1951）等学校任教。一九五一年，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先生遂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在他长达五十余年的教学生涯里，除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间曾在上海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外，一直未离开过中学、大学的课堂讲台。他讲授过的课目有：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百年史、国学概论、国文、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史、文字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史籍文选、孔子大同释义、《史通》选读、《文史通义》研究、《史记》研究、《汉书》研究等。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每周任课十小时。抗战期间，吕先生回常州隐居，在乡下游击区的青云中学、辅华中学任教，开设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国文、本国史四门课程，每周任课也多达十多个小时。一九五四年，已经七十一岁高龄的吕先生还抱着病躯为历史系毕业班的学生开设中国史籍读法课。
吕先生对历史教学工作是极其认真的，他讲授过的每一种课程，都写有完整的讲义：《白话本国史》原是历年来在中学教课的讲稿；《中国文化史六讲》原是江苏省立常州中学的讲稿；《中国制度史》原是为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的历史教学而准备的；《理学纲要》和《先秦学术概论》原是“在上海沪江大学讲中国哲学史时手编之讲义”；《中国近百年史概说》是抗战期间在游击区的青云中学、辅华中学讲学编写的讲演稿；《中国史籍读法》和《史籍选文评述》是在华师大授课时，因患病停课，在家养病时撰写的最后二部讲稿。吕先生的大部分学术著作，原先都是为适应历史教学需要而写的讲义，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不断加以研究，使它逐渐成为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与此同时，他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及时地反映到教学中去，深入浅出，引导学生走上治学的道路。吕先生的许多讲义，都经过多次的修改，为了适应教学上的需要，甚至不惜全盘重写。一九三八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规定“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其时，吕先生已经在大学、中学教授中国通史十多年了，各种篇幅的中国通史的著作也已出了好几种。为了适应大学教学上的新需要（增加中国文化史的内容），吕先生又不厌其烦地另编一本新通史（即《吕著中国通史》）。许多数万、数十万字的教学讲义，从查阅资料、撰写著述，到抄写誊清、装订成册，均出于一己之手，且都以真书誊写，字字端正，一丝不苟。吕翼仁（吕先生的女儿）的学生谢叔宜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有一年暑假，一天午后我到翼仁师家西宅菜地里玩，见菜地旁有二间简陋的小屋，老先生正赤着膊，带着太阳罩，伏案著书，当时我看了深为感动：如此酷暑，没有电扇，仅有芭蕉扇一把取凉。老先生这种艰苦治学的毅力和精神，确如他自己的诗句‘行吾心所安，屋漏庶无愧’。”（《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264页）前辈学者的勤勉和功力，真是不可及！
吕先生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及教科书的补充读物约有六种：《更新初中本国史（四册）》（1924），《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1924），《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上、下）》（1934）《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1935），《初中本国史》（1946）、《初中本国史补充读本》（1946）等。这几本中学历史科教书，都是包含了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全通史。如《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虽只有十一二万字的篇幅，但上起远古时代，下至1920年代的国家关税问题，是一本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史。《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经教育部的核定，核定批文云：“该书注重事实，少参议论，并于易启人之处，加以考证，颇能力矫近时新著随意采摭之弊。其叙次兼顾民族兴替，政治因革，社会变迁，思想表现诸方面，颇得要领”。因用作高级中学的历史教材，曾广泛征求了学术界的意见，各方面的评论都认为合适可用。直到一九三三年，《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还印行了国难后的第十三版。
《本国史》是继《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之后，吕先生在一九三0年代初为高级中学的学生所写的另一本历史教科书。针对前书（《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有“嫌其太深”的意见，吕先生自行检点：“在内容一方面，关系尚少；在文字一方面，关系转觉其较多”。所以，《本国史》编纂“改用白话，叙述亦力求其具体，少作概括之辞。无论教师或学生，使用起来，该都较前书为便利”。《本国史》上册出版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下册出版于同年八月。到一九三五年五月，上册已经发行到第十六版，下册发行到第九版，是当年使用面较广、发行量较大的一部高中历史教科书。
编写历史教科书首先要碰到的问题，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使我们最终明白了：与其“削足适履”地拿中国历史去套某些理论公式，倒不如实事求是地概括中国史的特征及其变迁的大势。而吕先生的历史分期法，倒可以用作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参考。吕先生认为，历史事实，前后相衔，强欲分之，本如“抽刀断流，不可得断”。因此，所谓的历史分期，都是为研究上的便利，都是历史学家用来明瞭历史变迁及其大势的方法而已。本着这样的宗旨，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周以前为上古史，秦朝统一到唐朝全盛为中古史，从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为近古史，元朝至清朝中叶为近世史，西力东渐以后为最近世史。这一历史分期，在他的《白话本国史》里阐述得最完整：
（一）上古史 周以前
上：从秦朝统一起，到后汉全盛时代止。
（二）中古史 中：从汉末分裂起，到南北朝止。
下：从隋朝统一起，到唐朝全盛时代止。
上：从唐中叶以后藩镇割据起，到五代止。
（三）近古史 中：北宋。
下：南宋。
上：元。
（四）近世史 中：明。
下：清中叶以前。
（五）最近世史：从西力东渐到现在（即作者写作时的一九二0年代）。
《本国史》的历史分期，与上述分期是一脉相承的。因为用作高中历史教材，其历史分期须遵照教育部《教材大纲》的规定。所以，吕先生除了将民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单列为“现代史”外，其他部分做了相应的调整和合并。他认为：三代以前，我国还是个列国并立的世界，当划为一期（上古史）。自秦以后，便入于统一的时代了。自此，直至近世和欧人接触以前，内部的治化，虽时有变迁；对外的形势，亦时有涨缩；然而大体上，总是保守其闭关独立之旧约。这个当划为一期（中古史）。从中欧交通以后，至民国成立之前，其间年代，虽远较前两期为短；然这是世运的进行，加我以一个新刺戟，使之脱离闭关自守之策，进而列于世界列国之林的，亦当划为一期（近世史）。民国成立以后，是我国改良旧治化，适应新环境的开始。一切都有更始的精神。当另划为一期（现代史）。
上述历史分期法，并不依年代短长来划分，而是着眼于历史演进中的社会变局和转型。如秦汉以后直至西力东渐，虽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但期间的社会只是承平―致乱―再复承平的不断重演，并无本质上的变化。至于各个历史时期内，作者又有若干小阶段的划分。比如，作者将中古历史分为四期：秦汉“因内国的统一，而转而对外，于是有秦皇汉武的开边。因封建制度的铲除，而前此层累的等级，渐次平夷；而君权亦因此扩张。实际上，则因疆域的广大，而政治日趋于疏阔；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日以增加；而社会亦因此而更无统制。竞争既息，人心渐入于宁静，而学术思想，亦由分裂而入统一”。是为中古史的第一期。“因两汉的开拓，而有异族入居塞内的结果。因疆域广大，乱民蜂起之时，中央政府不能镇压，而地方政府之权，不得不加重，于是有后汉末年的州郡握兵，而成三国的分裂。晋代统一未久，又有五胡乱华之祸，卒致分裂为南北朝”。是为中古史的第二期。“隋唐之世，从积久战乱之余，骤见统一，民生稍获苏息，国力遂复见充实。对外的武功，回复到秦汉时代的样子”，是为中古史的第三期。“唐中叶以后，军人握权，又入于分裂时代。其结果，则政治上的反动，为宋代的中央集权。而国力疲敝之政，异族入侵，莫之能御，遂有辽、金、元的相继侵入。明代虽暂告恢复，亦未能十分振作，而清室又相继而来。”是为中古史的第四期。这些大阶段内的小分期，都是依据政治形势、民族关系的变迁及特点来划分，同时，也顾及说明历史演化的来龙去脉、原始要终。这种从史实出发、突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变局的历史分期，平实中肯、接近史实，很便于用作一般青年学生学习、研究中国历史的入门和基础。
史事纷繁复杂，记不胜记，古人就有“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的感叹，这也是编写历史教科书要碰到的另一个难题。况且《本国史》的读者对象，不是历史学的专家，而是一般的高中学生。中学历史教学“既不能失之繁芜，又不能过于漏略；既不能失之艰深，又不能过于肤浅”（见《本国史·例言》）。这就要求编写者在材料的裁剪取舍、叙事的轻重详略、整体结构的安顿平衡等方面，都要有个通盘的考量。吕先生治学的规模较为宏达、视野较为开阔，特别注重社会状况的叙述。《本国史》除了历代的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社会生活、学术思想、文化艺术、对外交通等内容外，诸如“欧人的东略”、“ 基督教和西方科学的传入”、“西南藩属的丧失”、“远东国际形势”、“关税自主的交涉”、“现代的经济和社会”等问题，都设专章加以叙述。作者对史事评述、历史因果关系的分析，也多中肯平实，而发人深思。如说历来选举上的资格用人，都是“防弊之意多，求才之意少”，而其所设也有“势亦不得不如此”的理由。说宋代之集权，其立意“均有深意”，而执行起来则难免大相径庭。说王朝的盛世，也只是国民自助力强的反映，“只要国内承平，没甚事去扰累他，……不过三四十年，总可复臻于富庶”，不可视为统治者有何高明之处。说到近代外人的侵略，论者往往激于义愤，而吕先生则冷静而有反省精神。他说林则徐查办禁烟，“ 兵怨之，夷怨之，私贩怨之，莠民亦怨之，反恐逆夷不胜……”。观此可知何以禁烟如此之难，反对禁烟的人如此其众了。说清初的中俄交涉失败，都是“几千年来，不勤远略，不饬守备，对于边地，仅事羁縻的结果”。“假如中国而有了西伯利亚的广土，亦不过视为穷北苦寒之地，置诸羁縻之列”。如何会想到立国于欧洲的俄国会越此万里荒凉之地，以求海口于太平洋？至于无税通商，关税和财政的关系，应允之后无可挽回等等，都是当时梦想不到的。所以，近代对外交涉的种种失败，实在是中西文化、国情上的差异所造成，怪不得那一个人，也怪不得那一件事。这类中肯而通识性见解，书中甚多，读者如能细细阅读，一定能获得不少启发和帮助。
历史本身是极其繁复的，为了保存真相，有时不得不详尽叙述、繁复印证。但这也是针对专门家而言的。至于一般学生，教授的材料“若过于琐碎，他不知其在全局中的关系，就不免游骑无归，变为徒费脑力了，而且易入歧途。”所以，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总以深入浅出、提纲挈领为首务。这也是《本国史》编写上的一个特点。如先秦史上的“禅让”的具体真相如何，因“书缺有间，已难质言”，学生但知“这时代，有一种既非父子、亦非兄弟，而限于同族的相袭法，就是了”。如“禹启之传”，因“古无信史，诸子百家的话，都不免杂以主观。我们只观于此，而知传子之法，至此时渐次确定罢了”。至于先秦诸侯封地之大小，今文古文，众说纷纭，学生但须记其大概即可：“大概言之，则沿边之国强，而内地之国弱；沿边之国大，而内地之国小。大约由沿边诸国，与戎狄为邻，有竞争磨厉；而又地多荒僻，易于占领开拓之故”。然而，删繁就简不等于大而化之、含糊其词，许多容易搞混、误解的地方，《本国史》的作者都有特别说明。如讲历代疆域沿革，当区分“声教所及”与“实力所至”；讲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作十二金人，当注意“古以铜为兵器，这金人就是铜人。汉以前单言金的，大概都指铜。今之所谓金，则称黄金”。讲到汉代的商人，当注意汉时的商人“实有工业家在内。因为其时制造和贩卖不分，所以通称为商人。如煮盐、制铁的人便是”。讲宋代因行签差之法而调查民众资产、以及借官卖以省漕运时，特地解释了“手实”、“推排”、“推割”、“入边”、“入中”、“虚估”等名词含义。此外，东洋西洋之界线，历代所谓“西域”的不同含义等，书中都有特别的说明。这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专门知识，都是一般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书中开列的参考阅读书目，为进一步的学习、研讨指示了方向。在现代史学家中，吕先生是少数几位靠自学而成大家的史学家之一。他曾说自己少时的学习，走了不少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正是出于这一亲身的经历和体验，他的史学著述，多是以青年学生为读者对象，为他们指点门径，开辟阶梯，逐步走上治学的道路。
《本国史》的编写，颇重视历史与地理的关系，这也是吕先生的一贯主张。他认为：“治历史的人，必先明白地文地理；次则历代的政治区划，亦宜知其大概；然后任举一地名，大略知其在何处，即能知其有何等关系”（见《本国史·例言》）。如书中讲秦灭六国的用兵，很注意与地势地形的关系：“秦人的灭六国，其出兵的路，共有三条：一出函谷关，劫韩包周，此即今日自陕西出潼关到洛阳，而亦即周武王观兵孟津的路。一渡蒲津，北定太原，南攻上党，此即文王戡耆之路。一出武关，取南阳；又出汉中，取巴蜀，沿江而下，三道并会于湖北以攻楚。文王当日，化行江汉，亦就是这一条路。”又如说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以地理形式论：中国的北部，本该守阴山和黄河。守现在的长城，已非上策。自燕云割后，不但宣、大全失，山西方面，只有雁门内险可守；河北方面，则举居庸等险而弃之，遂至专恃塘滦之类，以限戎马。”实是宋初先平定中国而不欲与契丹开衅的最大原因（宋太祖与周世宗的用兵不同，周世宗是想先恢复燕云，宋太祖则主张先平定中国。其先易后难，本也无可非议，但历史的机会也由此一纵即逝，结果对北面始终处于劣势。）。这种历史、地理不分家，结合地势、地形来讲解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写法，原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色，可惜后来编写的各类史书，或是语焉不详，或是有所忽略。吕先生强调读历史地图的重要性，历史地图、年表、系谱等都是读史者必备的工具书。他要求学生“ 时时翻阅历史地图”，尤其是课文与历史地图的“对读”，对于理解史事有很大的帮助。
吕先生的历史教学也有其独特的风格。抗战年代，黄永年曾在常州城外游击区的青云中学听过吕先生一学年的课，他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当年吕先生授课时的情境：“他当时已是五十八岁的老先生，但在课堂上从不设坐椅，老是站着，先在黑板上写一段，然后从容不迫地边踱方步边讲说。他没有叫我们买教科书，也没有专门印发讲义，但把吕先生每次写在黑板上的抄下来，就是一部好讲义。而且文字不长，要言不烦，抄起来也不吃力。他讲说也同样言词清晰，语气和平，而内容处处引人入胜，笔记起来也很省力。所以我感到听吕先生的课简直是一种学问上的享受。附带说一下，吕先生在黑板上写的是文言文，这种文言既不象章太炎那么古奥艰深，又不像梁任公那么多水分，而是简雅洁净，这对有志文史之学的青年人学习文言文也是一个很好的典范”（《蒿庐问学记》，第140页）。
吕先生认为，学习历史，不在于尽记以往的历史。历史本是用来说明现在的，不知过去，必不能知现在；“求知过去，则正其所以求知现在”（《吕著史学与史籍》，第38 页）。所以，除了历史时代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外，那些“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历史，尤其是那些对现在社会仍有直接影响的历史，正是我们需要详尽叙述的。他说：教材的编写，自然是自古至今，依着时间的顺序排列的。但讲授的时候，即先讲近世史、现代史“亦无不可”。“因为近世和现代的事，和眼前的生活，较为切近；学生容易了解，亦容易有兴味。固然，史事系逐步发展，读后世史，必须溯其源于古，乃能真实了解。然必先觉有兴味，乃能引起其探求之心。而读古代史时，得后世史事，以资比较，亦更容易了解”（见《本国史·例言》）。历史教学不必拘泥于从古自今，亦可采取自今及古的“倒述法”。这是吕先生在七十年前提出的一种独特的历史教学法，实与现代史学观念非常契合。现代史学强调的古今的相互关照：即“借助现实去理解历史，借助历史去理解现实”，读者对社会现场的体验及其生活阅历都是他理解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吕先生曾说：教人读书，不当脱离实际。此点自问不致误人。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而书上所说的事情，也要把他转化成眼前所见的事情。如此，则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昔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中确有至理。
学生读书最怕的是考试，其实，做老师的也怕出考题。当然，后一个怕字，得打上引号，意思是拟考卷出考题的实在是件煞费苦思的事。一方面，学史不单是为了记些史实，但基本的历史知识仍不得不熟悉记忆；论史不可偏激穿凿、空发议论，但贯通前后、疏通证明仍值得提倡；且人文学科的学习，总要关心现场，关怀人生。另一方面，考试命题要与教学内容相吻合，但仅是让学生重复教科书的内容，实在收获有限；命题作文要契合学生的学习兴趣，能使他萌生真情、有感而发。所以，教师为了设计一些好的题目，常常是搜索枯肠、绞尽脑汁。下文引录的是当年吕先生在光华大学任教时所拟的一些考试题目，对今天的历史教学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试题：1，或谓先秦诸子之学，以古代与宗教相混合之哲学及王官之学为其渊源，试述其说。2，法家之学，细别之又有法、术两派，在今日，二者之用，孰为尤切。3，或云秦人之失，乃由将一切异己之论皆视为朋党，而忘却民间有真正之舆论应当采取，其说如何？4，翼奉谓汉都长安，其制度已趋奢侈，不足以为治，因欲迁都洛阳，果如其说，则今日之首都舍弃南京等旧都会，而别图营建，甚至各省省会等亦皆如此，遂足以整饬政界之风纪，而增加其效率欤？试以意言之。
《中国通史》的试题：1、封建时代之阶级其根源为以力相君，资本社会之阶级则其根源以财相尚，试述其转变之由。2、论历史者，皆以周秦之间为古今之界，或谓此以政治言耳，如以经济言，则当以新汉之间为古今之界，其说如何？试评之。3、晋之户调、魏之均田、唐之租庸调皆欲以缓和之法，逐渐平均地权，然均未能有成，其故在何欤？4、试述历代相职之变迁。5、亲民之官莫如县令或谓其地位实只能指挥监督，其欲兴利除弊，非籍地方自治之力不为功，其故何欤？
《近世史》的试题：1，民国以来，有志于武力统一者颇多，然成效卒鲜，究竟武力统一在今日为不可行欤？抑其所谓武力者，不足为武力欤？今后欲求统一，能否全废武力不用，试以意言之。2，孙中山鉴于俄国革命之成功，因有改组国民党及设黄埔军官学校以练兵之举，北伐之成，于此二者自有关系。然在今日党务军事，均有未容乐观者，其病之根源安在，救正之方法如何？3，五四以后，群众运动虽时起时伏，而迄未尝绝，究竟此项运动有益抑无益？4，历代兵争，恒南不胜北，明太祖起江域、克胡元，而形势始一变，其后满洲猾夏，三藩覆亡，太平天国革命无成，而形势又复其旧，自辛亥光复，暨国民军北伐，则又北不胜南，其故安在？试以意言之。
考题下都附有一张考试规则：凡考生作一题即可完卷，全作亦无不可，总之多少不拘。能勿抄讲义原文最佳。见解与讲义不同，或相反背，均无不可。借助这些考试题目，我们可以想象吕先生讲课的内容：诸如法家学说对现实社会中的价值；从秦的败亡说到倾听民间舆论的重要性；都城和省会的设立迁移与改造政界风气的关系；官员的指挥监督与地方自治的关系。吕先生讲的是历史的问题，也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这样的历史课，学生怎么会不感兴趣呢？有了这一番学习训练，将来走到社会上，怎么会“无用” 呢？中国旧时的读书人向来崇尚的是经济之学，这里所说的“经济之学”，并不是现在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而是指一种经世济民的学问。所以，旧时的读书人对于一切社会上的问题，都该晓得一个大概，为的是将来效力于社会。吕先生的这些历史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实在有很多合理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史学研究已有长足的进步，各种大部头、多卷本的历史专著层出不穷，各类历史专题研究之新奇、深湛，也是前所未有。然而，学术研究与文史教育的脱节也随之而来。就历史教学而言，很难说是“后胜于前”、“今胜于昔”。历史教科书是越编越单薄，课堂讲授的内容是越来越简化，学生的历史知识是越来越贫乏。这本七十年前写给高中学生看的历史教科书，如今用作大学历史专业的教材，恐怕也不嫌其浅。吕先生曾说：“我所论述，都是浅近之语，真所谓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我以为指示初学的人，不患其浅，但患其陋。我的立说虽浅，自信初学之人，或可以具体应用。大抵浅而不陋之言，虽浅，亦非略有功夫者不能道”（《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248页）。读者诸君若肯耐性阅读、细细体会这部《本国史》，一定会如入宝山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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