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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刘师培是晚清经学研究的重镇,刘家世代以研究《左传》而饮誉学林。本文拟集中探析刘师培前期的《左氏》学研究,以“问题”为中心,从三个层次梳理刘师培研究《左传》的学术成就:一、先秦诸子述《左传》;二、《左氏》学行于西汉;三、《春秋》三传的先后关系;最后概述刘师培治《左氏》的学术方法以及评价他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 春秋 ;左传; 刘师培 ;中国近代学术史

《左传》的学术命运,往往与今古文经之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左传》传不传《春秋》,《左传》是不是刘歆伪造,一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疑案。自汉刘歆倡古文经学之后,古文学日盛。由于刘歆的努力,《左传》曾在王莽时一度立于学官,至东汉又曾立于学官,旋即被废。但是东汉末以降至隋唐,古文经学终于成为学术的主流,《左传》“传”《春秋》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确立。从此关于《左传》是否传《春秋》,《左传》是否为刘歆伪造,讨论的人愈来愈少[1]。至清代今文经学兴起,常州公羊学派的刘逢禄撰《左氏春秋考证》一书,他站在今文学的立场上对《左传》提出全面的质疑,“而近儒刘氏申受,作《左氏春秋考证》,谓《左传》‘《书》日’之文,皆刘歆所增益。即桐城姚氏姬传《九经说》,亦以《左传》全书,吴起之伦,各以私意附会”[2]。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久已熄迹的今古文之争因此书而死诙复燃。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曾更名光汉,号左庵,生于江苏仪征,仪征刘氏是晚清有名的经学世家,刘师培的曾祖刘文淇,祖刘毓崧,伯父寿曾,以三代相续共注一部《春秋左氏传》而饮誉学林。刘师培本人每每也以家学第四代传人自居,“予束发受经,思述先业”[3]。他一生治学生涯,钱玄同把它分为两期,以1908年为界,“刘君著述之时间,凡十七年,始民元前九年癸卯,迄民国八年己未(1903—1919)。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姑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4]。钱玄同对刘师培治学的阶段性划分是正确的。由于《左氏》学是刘氏家学,所以刘师培对《左传》用力颇勤,前期曾著有《读左札记》、《春秋三传先后考》、《左氏不传春秋辨》、《周季诸子述左传考》、《左氏学行于西汉考》、《史记述左传考自序》、《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等。刘师培受家学传统及当时西学东渐的影响,所以前期治《左传》,视角新颖,视野开阔,建树颇多,深受时人的器重。本文将以“问题”为中心,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刘师培前期治《左氏》学,作一学理的梳理。

一、先秦诸子述《左传》

刘师培认为“左氏之学,当战国时,已盛行于世”[5],《左传》早在先秦就有传衍,至战国并形成了一个“学”。从《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古代典籍大量引用《左传》得到确认。在刘著《周季诸子述左氏考》和《读左札记》中列举了大量古代典籍引用《左传》的事例。同时也有直呼《左传》为《春秋》的,“今考周季之书所述《春秋》,均指《左氏》”[6]。刘师培在《左氏不传春秋辨》中列举了四条:(1)《韩诗外传》载有荀子谢春申君书,亦引《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子周、崔杼弑君事,而称为“春秋之记”,又《韩非子·奸劫弑臣》述此事亦称为“春秋之记”;(2)《战国策》卷24,所记魏说赵引晋人伐虢取虞之事,载《左传·僖公二年》,称为“春秋书之,以罪虞公”;(3)《战国策》卷17,记“虞卿谓春申君日: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而《左传·襄公十一年》:“《书》日:居安思危。”《战国策》引《左传》语而谓之《春秋》;(4)《吕氏春秋·求人》:“观于《春秋》,……虞用宫之奇,吴用伍子胥之言,则国可寿也。”此两事分别载《左传·僖公二年》和《左传·昭公三十年》,说明《吕氏春秋》认为《左传》之意符合《春秋》本义。所以刘师培说:“战国儒生均以《左传》即《春秋》”,也就是《左传》 “传”《春秋》的。

刘逢禄认为《左传》中的“君子日”、“ 《书》日”等出自刘歆的伪造。刘师培指出先秦诸子不仅引用《左传》语,而且也引述《左传》“君子日”的“书法”,并非是刘歆窜改。他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韩非子·难四》有云:“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及昭公即位,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担。君子日:昭公知所恶矣。”试对比《左传·桓公十七年》:“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担。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韩非子》基本原貌摘录了《左传》,而且《左传》原用的“君子谓”,也袭用为“君子日”。鉴于上述的考证,刘师培才得出结论:“左氏一书,战国学者咸获睹其全文,并足证 ‘君子日’以下之文,非刘歆所增益。”他还进一步指出,“盖战国之时,虽去春秋之世未远,然所传之事,歧异甚多。惟左氏一书,本于百二十国宝书,记载较实,故战国学士大夫,莫不尊为信史。…… 若谓周代之世,左氏之书,流传未普,则诸子百家,何以无不杂引其文哉?”[7]

二、《左氏》学行于西汉

《左传》的师承关系也是今古文学者争论的一端,今文学者往往以《左传》无师承作为《左传》不可信的论据。至于《左传》的师承,《史记·儒林传》没有提到,《汉书·儒林传》也只推源到汉初的张苍,“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授,由是言《左氏》者本只贾护,刘歆”。《左氏》学的传授,刘歆以后可信,但是刘歆之前可信吗?

刘师培认同班固《汉书》对《左氏》学传授的说法[8],认为《左传》在汉初已经很流行。刘师培考证汉初《左传》流传存在两种渠道:一是汉宫廷流传。西汉秘府中所收藏的《春秋古经》及《左传》,是荀子的传人张苍所献,西汉初年的诏书,礼仪采用了《左传》的许多说法,刘师培著有《西汉典制多采古文经考》,作了详细的考证论述;二是民间流传。刘师培列举了许多事例以说明《左传》在民间一直有传衍,他指出汉代儒生有学《左传》而兼通《公羊传》的,也有兼通《谷梁传》的。即使是一些今文学家也援引过《左传》,如韩婴、董仲舒、主父偃、严彭祖、龚胜等。可见《左传》在先秦有流传,同样在汉代也没有中断过,“左氏之学,汉初汉季,再显汉廷,文景以降哀平以前,虽伏而未发,然民间传习未尝一日绝,则所谓《左氏》不传《春秋》者,仅汉季博士之偏词耳!奚足辨哉!”[9]

《太史公自序》有言:“年十岁诵古文。”又言:“为太史令,䌷史记金匮石室之书。”这里所说的“古文”就是指古文《尚书》、《左氏》、《国语》之类。刘师培著有《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研究《史记》的书法体例,证明《左传》对司马迁创作《史记》产生过重要影响,表明司马迁是目睹《左传》的,并且司马迁作《史记》,均据《春秋古经》及《左传》。有的今文学者把《史记》纳入今文系统,刘师培对此提出了疑义。《史记·儒林传·董仲舒》云:“广川人,治《春秋》。” 又“汉兴至五世之间,惟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道:“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刘师培敏锐地抓住了“名”和“颇”两字的言外之意,“名为明于《春秋》”,就是指“犹言世俗以为明《春秋》”,“颇”为“稍略”之词。所以刘师培认为,“是史公以仲舒述《春秋》于义未尽,安得谓史公说本仲舒,又安得谓史公以《公羊》为《春秋》哉?”[10]

但是“自刘申受谓刘歆以前,左氏之学不显于世。近儒附会其说,谓《史记》所引《左传》皆刘、班所附益”[11]。刘师培运用了“以子通经“的方法反驳此说。经刘师培考证,成书于司马迁《史记》之前的《淮南子》,存在大量引据《左传》本义。如果《左传》在汉初“不显于世”,《史记》所引《左传》为刘歆、班固所篡改,那么在《史记》之前的《淮南子》为什么又有存在大量引用《左传》语呢?可见上述说法,缺乏应有的立论基础,《左传》在汉初早有流传。刘师培对《淮南子》一书引据《左传》本义,作了一一疏理。他考证《淮南子》中有九篇:《精神训篇》、《道应训篇》、《泛论训篇》、《说山训篇》、《修务训篇》、《人间训篇》、《诠言训篇》、《齐俗训篇》、《泰族训篇》,存在引用《左传》的,所以“《淮南》所言,悉本《左传》,则刘安传左氏之学,亲见左氏之书,彰彰明矣。”[12]

刘师培通过对《左传》在先秦和汉初传衍的考证,雄辨地证明了《左传》在先秦和汉代一直广为流传,绵绵不绝,存在着一个《左氏》学的传衍系统,并非刘歆伪造,是“传” 《春秋》的。同时刘师培还对《春秋》三传的先后进行考证,也证明了《左传》不是伪作。

三、《春秋》三传的先后关系

刘师培从“今古文同出一源”[13]的观点出发,《春秋》三传都是“传”《春秋》的,它们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孔子弟子记录,学术兴趣的不同造成的,“《春秋》者,乃本国历史教科书也。……当然,以史教民,课本所举,仅及大纲,而讲演之时,或旁征事实,以广见闻,或判断是非,以资尚论。时门人七十,弟子三千,各记所闻,以供参考,而所记之语,复各不同,或详故事,或举微言,故有左氏、谷梁、公羊之学。然溯厥源流,咸为仲尼所口述,惟所记各有所偏,亦所记互有详略耳”[14]。所以并非只有《公羊》、《谷梁》才是解《春秋》之传,《左传》同样也是解释《春秋》的作品。

正因为《春秋》三传实“同出一源”,所以三传在“微言大义”方面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刘师培从两方面加以分析比较:一、华夷之辨。“《公》、《谷》二传之旨,皆辨别内外,区析华戎。吾思丘明亲炙宣尼,备闻孔门之绪论,故《左传》一书,亦首严华夷之界”。他列举《左传》中的僖公二十三年和二十七年两条事件,来说明“《左氏传》之大义,亦孔门之微言也”。同时他还指出,“贾、服诸儒,为《左氏》作注,进夏黜夷,足补传文所未及。……自杜预注兴,而攘夷之旨失矣。”;二、君民之论。今文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并非是《公》、《谷》两家的“专利”,《左传》中也俯拾即是。刘师培说:“晚近数年,皙种政法学术,播入中土,卢氏《民约》之论、孟氏《法意》之编,咸为知言君子所乐道。复援引旧籍,互相发明,以证哲种所言君民之理,皆前儒所已发。由是治经学者,咸好引《公》、《谷》二传之书。以其所言民权,多足附会西籍。而《春秋左氏传》,则引者阕如。”[15]而事实上《左传》“责君特重,而责臣民特轻”,刘师培列举《左传》语,一一加以印证。

《春秋》三传的差异,虽然导源于“应时仓猝,致有传讹”[16],但是三传成书的先后,也是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刘师培撰《春秋三传先后考》,认为《左传》成书早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二书。对一些历史事件,《左传》记载得详实,而《公羊传》、《谷梁传》简略,主要是因为“《左传》之书,《公》、《谷》二家,均未睹其同于《左传》者,则所据书,同或略闻丘明之说也”;对于一些史实,《左传》有正确的记录,而《公、》《谷》“有稍闻《左传》之说而致讹者”。如《春秋》经昭公二十一年记载:“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有“蔡人惧,出朱而立东国”之说,而《谷梁传·昭公二十一年》却记为“冬,蔡侯东出奔楚”。《谷梁传》之所以这样解释这句话,因为《左传》有“立东国”的记载,就把“蔡侯朱”的“朱”改为“东”,说“东”就是“东国”,其实蔡侯朱和东国是两个人。

刘师培还通过分析《春秋》三传用词不同,来推断三传成书的先后。他考证《左传》中记事不用“盖”这个表示疑惑的词,而《公》、《谷》在记事中却经常使用“ 盖”,同时还兼用“或”。刘师培认为这是由于《公》、《谷》的传人没有见到残缺前的史料,所以记事简略不全,疑惑不能确定。刘师培以此推断《左传》成书早于《公》、《谷》二书,以此作为《左传》非伪的一个佐证。

四、刘师培前期治《左氏》的方法及学术地位

刘师培在晚清的学术论著,时时流露出学派的成见,但是刘师培的家派门户壁垒观念远逊于章太炎和康有为。对经学史上诸问题的论述比较平稳,少有偏激,主要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来考证,他的一些论断至今为多数学者所引证。刘师培前期在研究《左传》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与他所处的学术背景,学术渊源及个人的学术革新意识是分不开的,正由于这些因素,才足成了刘师培治《左氏》方法上的创新,学术方法的创新,是刘师培之所以学有所成的最主要原因。

刘师培少承家学,“未冠即耿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居”[17]。作为晚清扬州学派殿军的刘师培,继承了扬州学派的治学传统,兼收吴、皖两派的治学长处,不分汉、宋,今、古,不立门户,治学贵主“通”。扬州学派今古文师并存,各尊所闻,并行不悖,所以南桂馨说:“扬州诸师实系天下朴学之一线,主古文者有之,主今文者有之,风雨晦明,彼此推挹,各自成其述作,而家法井然不淆,初不谓有此即可以无彼也,文达之教然也。”[18]这一学风在刘师培身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刘师培多次说到要做“通儒”鄙斥“仅通一经,确守家法者,小儒之学也。”认为“通儒”实为“旁通诸经兼取其长者,通儒之学也”[19]。刘师培本人博览群书,精通经史子集,而且与同时代人相比,西学造诣颇深,可谓“学贯中西”,这正反映了他力主做“通儒”的愿望。刘师培虽承家学,重古文,但是并不排斥今文,“缘刘君不反对今文经说,而反对今文家目古文经为伪造及孔子改制托古之说也”[20],钱玄同此语实为知音之言。刘师培不囿于一经一传,不立门户之见,对《春秋》三传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观点,发现了一些新的学术问题,为《左传》研究打开了思路,如对三传的行文进行比较以及述史方面的相互影响,他提出《左传》成书早于《公》、《谷》。他还构思了《左传》研究的学术方向,“今观左氏一书,其待后儒之讨论者,约有三端:一日礼,二日例,三日事”,又“三书若成,则左氏之学必可盛矣”[21]。这种实事求是地梳理《左传》演变过程的研究思路,正是中国学术近代化的重要表现,同时也说明了刘师培是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的积极推动者、实践者。

“以子通经”是刘师培研究《左传》的又一大特点。正是以这一方法贯穿了《左传》研究,才大大开拓了刘师培研究《左传》的思维空间。刘师培研究《左传》与研究诸子学联系起来,对它们之间进行相互印证,《左传》在流传中讹误,可以在一些诸子书中找到最原始的《左传》文本,以恢复《左传》的真实面貌。“以子通经 ”方法之所以可以实现,与清代诸子学复兴的学术背景是分不开的。如汪中著《荀卿子通论》、孙星衍著《墨子序》、俞樾著《诸子评议》、孙诒让著《墨子闲诂》、王先谦著《韩非子集释》等,一时蔚为风气。刘师培先辈也十分重视诸子学的研究,《墨子》、《韩非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等都是他们的研究范围,刘毓菘曾著有《经传史乘诸子通义》。当然清代的诸子学还只是经学的副产品,仅限于校勘的阶段,少有发挥义理,但是它毕竟为后人进一步研究诸子学准备了学术资源。刘师培就是受惠于这样的学术环境。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的年代。刘师培虽承家学渊源,但是对西学却十分重视,“西籍东来迹已陈,年来穷理倍翻新。只缘未识佶卢字,绝学何由作解人”[22]。刘师培对于自己不能认识外文而未能及时获得新知,遗憾之情溢于言表。由于个人的努力,他对“东西洋哲学,无不涉猎及之”,[23]尤其“于社会学研究最深”。[24]刘师培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小学,文学,历史等方面的杰出成就,深得章太炎的赏识。在研究《左传》方面,刘师培主要发挥西学中的民族、民权理论。论及《左传》中的“华夷之辨”和“君民之论”,对西学多有发挥。虽然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是它的政治意义是不可抹杀的。

刘师培的学术地位,应该放在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过程中加以定位。钱玄同把刘师培的学术生涯分为前后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师培的前期学术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位置,而不是后期的学术实践。虽然他本人却认为后期的著作才是“信心之作”,才真正代表他的学术成就[25],但是个人学术地位的评价,并不是由个人的学术嗜好来决定的。刘师培前期是一位思维敏锐、极富开拓精神的学者,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经学史,文学史,文字学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就《左传》而言,刘师培比同时代的人略胜一筹,他研究《左传》,超越了传统的经学研究范畴,具有鲜明的近代学术特征,而且他还比较好地处理了“求真”与“致用”的关系,达到了“通经致用”的目的,这显然是由于刘师培前期的学术研究始终与社会时代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缘故。刘师培考证《左传》并非刘歆伪造,而是“传”《春秋》的,也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还是有政治意图的,在于打击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的理论基石“两《考》”,为革命派的反清活动寻找传统学术上的支持,所以它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仅仅“缘经术以饰政术”,那么他的学术地位就要大打折扣,康有为就是显例。所以钱玄同才这样评价刘师培,他说:“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最巨。”他把这五十余年分为两期,第一期始于1884年,第二期始于1917年。第一期为黎明期,代表人物有12人,按以发表著作为先后,刘师培名列第10位,年龄最小。这12人“皆发抒心得,故创获极多”,而且对当时学术界,“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方面广博,沾溉来学,实无穷极”[26]。那么刘师培前期的学术地位从中便可窥见一斑了。

(原文发表在《学术研究》2002年第2期)

[1] 参阅路新生:《驳刘逢禄〈左氏〉不传〈春秋〉说》,《史林》1998年第4期。
[2] 《读左札记》,见《刘申叔遗书》(影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简称《遗书》,本文所引刘师培著作均来自《遗书》。
[3] 《读左札记》。
[4] 《遗书·序五》。
[5] 《读左札记》。
[6] 《左氏不传春秋辨》。
[7] 《读左札记》。
[8] 参考刘师培著《经学教科书》第十二课:《两汉〈春秋〉学之传授》。
[9] 《左氏学行于西汉考》。
[10] 《〈史记〉述〈左传〉考·自序》。
[11] 《读左札记》。
[12] 《读左札记》。
[13] 《汉代古文学辩诬·辨明汉代以前经无今古文之分》。
[14] 《读左札记》。
[15] 《读左札记》。
[16] 《读左札记》。
[17] 尹炎武:《刘师培外传》,见《遗书》。
[18] 《遗书·序六》。
[19] 《公羊荀子相通考》,见《群经大义相通论》。
[20] 《遗书·序五》。
[21] 《读左札记》。
[22] 《甲辰年自述诗》,《警钟学报》1904年9月11日。
[23] 冯自由:《刘光汉事略补述》,《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24] 《甲辰年自述诗》,《警钟学报》1904年9月11日。
[25] 陈钟凡:《周礼古注集疏跋》。
[26] 《遗书·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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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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