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isi.net/htm/xzwj/wjlwj/2006-04-01-34952.htm

摘 要:考证与思想并不矛盾,考证学者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史学思想的方式,他们往往寓思想于考证之中,议论与考证相结合,把史学思想建立在考辨求实的学术基础之上。他们多能贯通经史,移治经之方法以治史,对于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在治学理念上,把考证与经世看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关系,他们在解释、建构某种政治道德说教时,不脱离文献和历史本身。

关键词:历史考证;史学思想;钱大昕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历史考证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从事考证研究的史家穿穴经史,网罗文献,严密考订,实事求是,言必有据,不发空论,不仅在厘清史料、求得史实真相方面做出重大贡献,而且在史学思想方面也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揭示历史考证学者的文献学贡献的成果甚丰,探讨历史考证学者的史学思想的成果则明显不足。不仅如此,人们还往往把考证与思想对立起来,忽视了考证背后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实际上,只要翻检史学史,我们就会看到,每个史学家都有自己表达史学思想的不同的方式,作为研究者,应该对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给以充分的研究,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体察中国史学思想的精华。

在众多历史考证学者中,钱大昕是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1],精通当时几乎所有的学问,尤其在史学和经学方面成就卓著。以往研究钱大昕,多肯定他的考证成果,对于他考证背后所具有的思想的一面,研究明显不够。作为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钱大昕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史学思想的方式,他寓思想于考证,在看似零散的具体考证之中,表达了自身系统的对于历史和史学的看法,这些,只要我们深入体察钱氏的著作,就会看得非常清楚。他融汇经史之学于一体,将治经与治史之思想与方法横向贯穿,评经论史,富有卓见。把点点滴滴的考证与闪现出来的思想精华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摒弃那种将考证与思想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揭示历史考证背后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对于进一步理解史学史上诸多钱大昕式的史学家的价值与贡献,深入认识中国史学思想的民族特点,应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可以说,在历史考证与史学思想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只是这种联系较有特点罢了。也恰恰就是这些特点,成为中国史学思想史上较为引人瞩目的一部分。

其一,议论与考证相结合,把史学思想建立在考辨求实的学术基础之上。一般而言,考证学者反对任意褒贬、横生议论,主张实事求是,言必有据。在清代,钱大昕倡言“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2](P403),其他学者如汪中、洪亮吉、阮元等人均有相同的学术主张,他们把实事求是当作品量学术、评价学人的重要标准和原则,重实证,斥空疏。宋代学者王应麟撰《困学纪闻》,洪迈撰《容斋随笔》,在清代受到钱大昕的重视,两书不仅对历史上的名物制度详加订正,而且借此阐发自己的史学思想,把考证与议论结合起来。尤其是被梁启超称为“清* 证学先导”[3](P302)的《困学纪闻》,更是系统地考辨、评论了宋以前的重要史著,为后人开辟了一条治史的新途径。钱大昕这样评价他们的治学特点:“穿穴经史,实事求是,虽议论不必尽同,要皆从读书中出,异于游谈无根之士,故能卓然成一家言。”[2](P405) 在钱大昕看来,王、洪治学,从读书中得出结论,把思想阐发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之上,不空发议论,和游谈无根之士有本质的差异,故而值得重视。从宋至清,以此种方法治学,考证名物史实、间发议论的著述在在多有,除上面所言《困学纪闻》、《容斋随笔》外,黄震的《黄氏日钞》、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娥术编》、《十七史商榷》以及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等,都是融历史考证与史学思想于一书,紧扣史实,不发空论。他们在考证中议论,以考证为基础,论史事,评史法,发表了不少卓见。比如钱大昕,于考证之中寓历史观点,借考证彰忠贞、贬失节、斥逆谋,以明人伦、正风俗。如他考证宋末元初抵抗元人的忠节之士洪福、张珏的事迹,就体现出这一特点。《元史》载洪、张事迹,数言“出降”,钱大昕根据《宋史·忠义传》、《宋史·张珏传》等记载,进行认真考证,以大量的资料证明二人不但没有“出降”,而且奋勇抵抗元兵,纠正了《元史》记载中的失实现象,使二人宁死不屈之事迹大白于天下[4](P1635)。洪福、张珏都是具有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但长期被掩盖在历史的尘垢中,蒙受投降之耻。钱大昕通过考证,扫去覆盖在他们身上的尘埃,彰扬其忠贞不屈之品节,还历史本来面目。这里所体现的恰恰是考证与思想的完美结合。求真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的彰善抑恶,所表达的恰恰是资治垂训的史学观念。钱大昕还通过考订二十二史,表达了独具特色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对史馆修史和一家之言、直书和曲笔、史法义例、史料采获、史文繁简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这些探讨散见于他对前代修史的具体考证之中[5](P209-237)。可以说,没有对历代正史修纂的弊端的深入考证,就不可能有钱氏独到的历史编纂学主张。不仅是钱大昕,就是当时最反对史书褒贬的王鸣盛,所反对也只是宋明人的“凿空”议论,而主张在“考其典制事迹之实”[6]的基础上发表对历史的看法,坚持有理有据而非主观臆断的史论结合的治史原则。总之,他们重视考辨证据,重视由证据而得结论,反对没有史实依据的思想发挥。这正如潘耒所言:“有一异义,反复参考,必归至当;有一独见,援古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7]历史考证学者的这种“反复参考”、“援古征今”以得出“独见”、表达思想的形式,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在研究史学思想时给以恰当的评价。

其二,贯通经史,移治经之方法以治史,对于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历史考证所需要的知识和工具是最为丰富的,因而历史考证学者一般都精通经史等各种学问。宋代学者王应麟、洪迈等人都是博洽多学的人物,其著述广涉经、史、子、集。及至清代,历史考证学者更是扩大了宋人考据的规模,他们博通各门学科,运用了更加丰富的考证手段和方法,尤其是将治经的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取得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如所周知,考据作为一种治史的基本方法,并非始自清代,但很明显地是,清* 史方法的缜密完备和丰富多彩,却非仅仅依靠史学方法自身的积累,它明显吸收了汉学治经的方法。清初,经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提倡和实践,考证方法日趋完备,在此基础上,人们开始将治经的一套方法扩展到各个学科领域,史学便是重要阵地。乾嘉学者,多数兼通经史,以治经方法治史,事属必然。

清人融通经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思维模式上,打通间隔。在治经方面,他们主张以考文知音之功夫治经,以治经之功夫明道。比如钱大昕,他对“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2](P411)的学术现象非常不满,主张“《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2](P378)又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有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2](P377)在他看来,文字是《六经》的载体,只有先识字审音,才能真正弄懂经书所蕴涵的义理,训诂明,义理才能明。要获取经书义理,必须下一番切实的考证功夫,将字、词、句的本意搞清楚,才有可能正确理解经义。这种反对空发义理,重视文字名物之训诂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史学上反对任情褒贬、驰骋议论、主张考证求实思想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在思维模式上是一样的,遵循的是相同的法则。对此,王鸣盛曾言:“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6]义理不可凭虚而得,必须经考据实证而得,影响到史学,那就是注重考典制事迹之实,反对未考史实便议论褒贬。其二,治学方法上,吸收借鉴。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8](P344)实际上点出了包括钱大昕在内的清代史家取得成绩的途径和方法。经学家治经着重文字训诂,提倡以小学为工具,进行校勘,以究典制名物。这种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的方法运用到史学上,就是究版本、校文字、阐释字句、洞察事迹,考证天文、地理、职官、名物等问题,在专门和精深上做文章,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辨伪等众多学科的庞大的方法体系,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他们运用这些方法,考证文献,扭转了长期以来史学著作资料选择的主观性和论点的直觉性,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培养了中国史学的求实精神和理性精神,推动史学在科学化、客观化的道路上前进。

其三,考证与经世相统一。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研究史上,历史考证学者一直遭受“埋头故纸”、“不问世事”、“博古而不通今”、“为考据而考据”的诟病,这实在是大大冤枉了他们,因为连他们自己都不这样认为。实际上,潜心学术研究与关心社会、从事考证与经世致用并不是对立的,不仅不对立,而且统一在一起。恰恰是这种统一,使得中国史学思想具有了自己的民族特点。以钱大昕为例,钱氏考证成就卓著,罕有其匹,但他一生都提倡“明体致用”。他说:“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2](P403)极力提倡“文以贯道,言以匡时”,认为“儒林经济非两事,根柢深厚枝叶荣。……文章须有裨名教,经史自可致治平”[9](P100)。明体与致用密不可分,“因文以载道,审音以知政,孰谓文学与经济为两事哉”。[2](P379)特别强调学术研究不能与现实社会分开,所谓“儒者立言,当为万事生民虑。”[2](P614)很清楚,钱大昕绝不是埋头故纸堆的冬烘先生,他在致力学术研究的同时,提倡积极入世。钱大昕认为,经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恢复经史之本真,此为“明体”,而恢复经史之本真的目的是为了修身治国,此为“致用”。如他称赞北宋学者孙复,“先生立言,主于明道,非若文人以繁富相矜”,其治经的目的在于“俾《六经》廓然莹然如揭日月,以复虞、夏、商、周之治,其意气可谓壮哉”[2](P411)。三代之治存在于经史之中,探究经典本意就是为了“明体”,而“明体”显然是为了“致用”。他赞成“学问与政事相为表里”的说法,认为此乃“煌煌乎大儒经世之言”。[2](P312)他指出:“儒者读《易》、《诗》、《书》、《礼》、《春秋》之文,当立孝弟忠信之行。文与行兼修,故文为至文,行为善行,处为名儒,而出为良辅。”[2](P313)研究学术与政治治理实际上是息息相通的。对于学者所著书籍中的经世之言,钱大昕都给以极力表彰,如他指出胡渭在《禹贡锥指》中“留心经济,异于迂儒不通时务者远矣”。[2](P644)明确表示学者应留心时务,通达古今。他称赞袁胥台所著《世纬》一书“指陈利病,洞达古今,其言要而不烦,其道简而易行,盖贾谊《新书》、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之亚也”,认为袁氏“真有体有用之儒”[2](P403)。赵翼著《廿二史札记》,贯彻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钱大昕在阅读该书后,称赞赵氏“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推许《札记》是一部“有体有用”,“可坐而言,可起而行”的史著[10],认为该书既明了儒学明道救世之体,又具有经邦治国之用,对几千年安危治乱之根源,探讨尤细。

不仅是钱大昕,很多以考证著称的学者,都把考证与用世看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关系,惠栋、戴震、程瑶田、崔述、王鸣盛、卢文弨、顾广圻、凌廷堪、汪中、阮元、洪亮吉等人都对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考证古学结合起来。

由于考证学者从事的大多是考据性的学术研究,因此他们所强调的“明体致用”的治学思想,多隐藏在经史研究的背后。他们在解释、建构某种政治道德说教时,不脱离文献和历史本身,他们试图通过专深的学术研究来体现致用观念,这是和那些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径直建构思想体系的思想家所不同的。他们把史学的经世意识建立在客观实证性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其间的丰富思想内涵,不可不察。


参考文献:

[1]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A].潜研堂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4]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王记录.钱大昕的史学思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王鸣盛.自序[A].十七史商榷[M].北京:中国书店,1987.
[7]潘耒.日知录序[A].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
[8]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9]钱大昕.潜研堂诗续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0]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A].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国书店,1987.

刊于《淮北煤师院学报〉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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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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