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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遷的《太史公書》在完成之後的處置情況在《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均有交待。《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報任安書》曰:“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兩名互文見義。前者稱“藏”,即藏本,後者則應是傳本。《報任安書》謂“傳之其人通邑大都”(案:“通邑大都”指京師),正與《自序》“副在京師”相互發明。又,“在京師”者既稱“副”本,“藏名山”者則應是正本。可見《太史公書》原有正、副兩本,正本“藏之名山”,秘而不宣;“副(本)在京師”,以俟 “傳之其人”(顏師古曰“能行其書之人”)。這兩種本子俱百三十篇完帙,為作者生前寫定,且親手作了上述藏、傳安排。此事當無疑義。

  對《自序》“藏之名山”一語,前賢有不同的解釋。司馬貞《索隱》曰:“《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於群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注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司馬貞認為《自序》此言“名山”是用《穆天子傳》“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因謂司馬遷書“正本藏之書府”(《史記‧自序‧索隱》)。近人陳直另有一說:“所謂名山,即是藏於家。太史公卒後,正本當傳到楊敞家中,副本當在天祿閣或石渠閣”(《漢晉人對〈史記〉的傳播及其評價》)。當今,陳說廣為傳佈,而司馬貞說反而不顯。筆者以為,陳說可商之處有二:其一,將“名山”解釋為“藏於家”,不明所據,無從徵信。其二,司馬遷女婿楊敞家確有《太史公書》,漢宣帝時楊惲“宣佈”者即是。該本既已傳至楊惲,又由他公諸於世,可謂“傳之其人通邑大都”,但分明是“副在京師”本。陳氏恰好把司馬遷書正、副兩本之藏、傳說錯位。而司馬貞說“正本藏之書府”倒是甚有理據,問題是此“書府”究竟是何處呢?

  考西漢書府,初有天祿閣、石渠閣等,係蕭何所造,以閣秘書。惠帝廢“挾書律”,民間漸有《詩》、《書》流行。及至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劉歆《七略》),“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迄諸子傳說,皆允秘府”(《漢志‧總序》)。司馬遷《自序》有兩處提到漢廷書府:一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一曰“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前一句的“石室金匱”乃泛言西漢書府,除天祿、石渠閣外,《七略》稱“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廷閣、廣內、秘室之府”。劉歆此言內、外秘府是否俱武帝所置,今不詳;但所謂“太史之藏”,即作為國家書府的“太史公(府)”,東漢衛宏《漢舊儀》則明指為“武帝置”,又稱太史公 “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云云。衛宏此說向有爭議,尚可繼續討論,但他所說武帝所置太史公的職掌並非無稽之談。司馬遷《報任安書》自稱太史公掌“文史星曆”。文,指的是典司篇籍,所謂“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是其證。史,指記事述史。桓譚說“太史公不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嚴可均輯《全漢文》卷三十)和王充說太史公“有領掌書記之職”(《論衡‧定賢篇》)俱其佐證。太史公既畢集“天下遺文古事”,又受“天下計書”,其庋藏之富,可以想見。它當是一所大型綜合性國家書府,為武帝“建藏書之策”的一項重大文化建置。司馬遷為太史公,領掌這所書府並在此“條悉古今”,著述歷史,可知太史公府乃國家書府兼史官著述之所,“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隋志‧序》)。後漢史官亦沿其制,東觀、蘭台即為著名書府。劉珍等校書東觀,修撰《漢記》;班固典校蘭台,著述《漢書》。故劉知幾曰:“斯蘭台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紀》,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為作,競無它稱”(《史通‧史官建置》),所言甚是。

  據《漢書‧張衡傳》,曾兩度出任太史的學者張衡稱:“蓬萊,太史秘府”。《竇融傳》附《竇章傳》曰:“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章懷注:“老子為守藏史,複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秘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案:後漢東觀、蘭台為國家書府並史官著述之所,蓋承先漢太史公舊制;而當時學者將“太史秘府”稱作道家名山蓬萊,亦當所來有自。由此推知,司馬遷《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職的太史公府,《太史公書》正本所“藏之名山”實為國家書府——太史公府。

  又,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入獄,受腐刑,出獄後為中書令。他雖不再擔任史官,但他的著述事業仍在繼續進行。按漢時制度,如果武帝沒有准許,司馬遷就不可能自行其事。書成,仍名曰“太史公書”,亦可推知司馬遷的著述行為得到了武帝的允許。因此,司馬遷將其書正本藏入太史公府也就理所當然。

  司馬遷的《太史公書》在完成之後的處置情況在《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均有交待。《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報任安書》曰:“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兩名互文見義。前者稱“藏”,即藏本,後者則應是傳本。《報任安書》謂“傳之其人通邑大都”(案:“通邑大都”指京師),正與《自序》“副在京師”相互發明。又,“在京師”者既稱 “副”本,“藏名山”者則應是正本。可見《太史公書》原有正、副兩本,正本“藏之名山”,秘而不宣;“副(本)在京師”,以俟 “傳之其人”(顏師古曰“能行其書之人”)。這兩種本子俱百三十篇完帙,為作者生前寫定,且親手作了上述藏、傳安排。此事當無疑義。

  對《自序》“藏之名山”一語,前賢有不同的解釋。司馬貞《索隱》曰:“《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於群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注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司馬貞認為《自序》此言“名山”是用《穆天子傳》“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因謂司馬遷書“正本藏之書府”(《史記‧自序‧索隱》)。近人陳直另有一說:“所謂名山,即是藏於家。太史公卒後,正本當傳到楊敞家中,副本當在天祿閣或石渠閣”(《漢晉人對〈史記〉的傳播及其評價》)。當今,陳說廣為傳佈,而司馬貞說反而不顯。筆者以為,陳說可商之處有二:其一,將“名山”解釋為“藏於家”,不明所據,無從徵信。其二,司馬遷女婿楊敞家確有《太史公書》,漢宣帝時楊惲“宣佈”者即是。該本既已傳至楊惲,又由他公諸於世,可謂“傳之其人通邑大都”,但分明是“副在京師”本。陳氏恰好把司馬遷書正、副兩本之藏、傳說錯位。而司馬貞說“正本藏之書府”倒是甚有理據,問題是此“書府”究竟是何處呢?

  考西漢書府,初有天祿閣、石渠閣等,係蕭何所造,以閣秘書。惠帝廢“挾書律”,民間漸有《詩》、《書》流行。及至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劉歆《七略》),“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迄諸子傳說,皆允秘府”(《漢志‧總序》)。司馬遷《自序》有兩處提到漢廷書府:一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一曰“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前一句的“石室金匱”乃泛言西漢書府,除天祿、石渠閣外,《七略》稱“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廷閣、廣內、秘室之府”。劉歆此言內、外秘府是否俱武帝所置,今不詳;但所謂“太史之藏”,即作為國家書府的“太史公(府)”,東漢衛宏《漢舊儀》則明指為“武帝置”,又稱太史公 “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云云。衛宏此說向有爭議,尚可繼續討論,但他所說武帝所置太史公的職掌並非無稽之談。司馬遷《報任安書》自稱太史公掌“文史星曆”。文,指的是典司篇籍,所謂“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是其證。史,指記事述史。桓譚說“太史公不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嚴可均輯《全漢文》卷三十)和王充說太史公“有領掌書記之職”(《論衡‧定賢篇》)俱其佐證。太史公既畢集“天下遺文古事”,又受“天下計書”,其庋藏之富,可以想見。它當是一所大型綜合性國家書府,為武帝“建藏書之策”的一項重大文化建置。司馬遷為太史公,領掌這所書府並在此“條悉古今”,著述歷史,可知太史公府乃國家書府兼史官著述之所,“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隋志‧序》)。後漢史官亦沿其制,東觀、蘭台即為著名書府。劉珍等校書東觀,修撰《漢記》;班固典校蘭台,著述《漢書》。故劉知幾曰:“斯蘭台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紀》,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為作,競無它稱”(《史通‧史官建置》),所言甚是。

  據《漢書‧張衡傳》,曾兩度出任太史的學者張衡稱:“蓬萊,太史秘府”。《竇融傳》附《竇章傳》曰:“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章懷注:“老子為守藏史,複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秘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案:後漢東觀、蘭台為國家書府並史官著述之所,蓋承先漢太史公舊制;而當時學者將“太史秘府”稱作道家名山蓬萊,亦當所來有自。由此推知,司馬遷《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職的太史公府,《太史公書》正本所“藏之名山”實為國家書府——太史公府。

  又,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入獄,受腐刑,出獄後為中書令。他雖不再擔任史官,但他的著述事業仍在繼續進行。按漢時制度,如果武帝沒有准許,司馬遷就不可能自行其事。書成,仍名曰“太史公書”,亦可推知司馬遷的著述行為得到了武帝的允許。因此,司馬遷將其書正本藏入太史公府也就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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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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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berhard
  • 字是活的,人和環境的觀察是活的,思想是活的。不管怎樣,就是要有一兩樣是活的。否則都是平庸。
  • cloud2046
  • 所以~

    您好,初次見面,打擾了。

    依您之言,若《太史公書》正本藏於太史公府,那麼恐怕在王莽敗亡時,就慘遭祝融。抑或不毀於西漢末年,光武東遷洛陽後,亦可能毀於董卓之亂。所以,〈武帝本紀〉與日者、龜策列傳還是難有重見天日的可能。

    武帝在某些角度而言,還挺有肚量的,這不容否認。還是,太史公沒讓武帝親自看到《史記》全本呢?
  • SiMaXiangru
  • 人所知道的,往往超過自己言語所能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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