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分類:魏晉南北朝史學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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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後漢書》列傳著錄傳主各體著述之體例

范曄(398-445)撰著《後漢書》,始於南朝宋(420-479)文帝(劉義隆,407-453)元嘉元年(424),范曄因事觸怒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409-451),左遷為宣城(今屬安徽)太守之時。其後范曄幾經升遷,官至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445),范曄被人告發與密謀擁立劉義康一案有牽連,以謀反罪入獄,被處死刑,時年48歲【1】。

范曄以東漢官修史書《東觀漢記》為主要依據,參考其前的諸家後漢史著,自定體例,訂訛考異,刪繁補略,撰成《後漢書》。該書原定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卷,與《漢書》相伯仲。但是十志未克完成,范曄即被處死刑。現在《後漢書》裏的《律曆》、《祭祀》、《天文》、《五行》、《郡國》、《百官》、《輿服》等八志,是後人從司馬彪(約242-約306)所著《續漢書》裏摘取出來,補入《後漢書》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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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後漢書》列傳著錄傳主所著文辭篇數與文集編纂

《後漢書》列傳在著錄傳主著述時,最後大多著錄傳主所著文辭的總篇數。這一體例也是淵源有自的。如本文第二節所述,《史記》著錄傳主著述,有的著錄篇數,如卷 74《孟子荀卿列傳》;有的著錄字數或連帶著錄篇數和字數,如卷63《老子韓非列傳》。而東漢時劉向整理古文獻,每書均作敘錄,更是詳敘文獻典籍的篇數,如《晏子書錄》云:

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章。除複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144】

班固《漢書》因有劉向《別錄》可資參照,因此更是詳列傳主著述篇數,除前引《董仲舒傳》以外,又如《賈誼傳》:“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枚皋傳》:“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等【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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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3/781.html
原刊於《文史》2005年第4輯

自東晉十六國始,因長期分裂,南北兩地在學術文化方面呈現出很多差異。這些差異歷來為研究者所關注。但是回顧以往的研究史,我們發現研究者對涉及南北差異的一些關鍵性史料的理解並不相同,比如對《世說新語》記載的一段有關“南人”、“北人”的對話,研究者的認識就有分歧。這些分歧不解決,進一步討論就很困難。

一 “南人”、“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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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ufeng.ws/book.asp?bookid=386&id=630

原 文:

  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具)【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蒼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已)【也】。【古】者左史記(事者)【言】,右史(記言)【書事】(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于典謨,(商夏)【夏商】被于誥誓。洎周命惟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曆,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彝倫攸斁。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大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摽)【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存亡)幽(隱)【祕】,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其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

  【及】至從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弗敘,故(節)【即】簡而為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至)【志】,甄序帝勣。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世家】以總侯伯,【列傳以錄卿士】,《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蹖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史】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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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寶述紀。

  黃本作「干寶」。《校證》:「馮本、兩京本、何允中本、日本活字本、梅本、淩本、梅六次本、鍾本、梁本、日本刊本、王謨本、張松孫本、《史略》『干』皆作『于』,汪本、佘本誤作『子』。令升之字,古書『于』『干』錯出,《廣韻》『于』『干』皆姓。」《考異》:「按:從《晉書》作『干』是。」《彙校》:「『于寶』,《御覽》作『干寶』。按『于』系『干』之形誤。」按《三國志•荀惲傳》裴注有「干寶《晉紀》」語。《晉書•干寶傳》:「寶字令升。……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著作郎。……著《晉紀》,自宣帝訖於湣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作「干寶」是,依《御覽》、黃本改。

  以審正得序。

  黃校:「《御覽》(得)作『明』。」《校證》:「馮校云:『《御覽》得作明。』何校同。案《史略》亦作『明』。」按《荀子•議兵》篇:「百官得序,群物皆正。」《韓詩外傳》卷三:「天下得序,群物安居。」又《漢書•司馬遷傳》:「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作「得序」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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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裴松之《三國志注》是魏晉之際三國史研究的總集,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一直備受學界關注。清代嘉慶以降,考證裴注引書和根據裴注引書編輯索引者已達19家之多。由于研究者均沒有完全吸收其以往的成果,也沒有確定完整的引書標準,因而研究的結果有多處重複,而數量則由140餘種至255種不等。考證結果的巨大差距也導致了普及的混亂。本文在總結以往成果的基礎上,提出裴注引書的六條標準,並根據標準辨析裴注引書爲245種,另有11則出處不詳。

  關鍵詞: 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書;辨析

  裴松之《三國志注》(以下簡稱"裴注")是魏晉之際三國史研究的總集,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一直備受學界關注。由於裴松之沒有意識到其書目可能産生的重要價值,在注錄書名時是沒有統一形式的。因此,清代嘉慶以降,考證裴注引書和根據裴注引書編輯索引者已達19家之多,學者們的不斷探索使結果日臻完善。然而,以往的研究存在兩個缺憾:一是缺乏學術史的意識。學者們大都是在沒有全面地瞭解其以往成果的情况下進行研究的,其中不乏對趙翼和沈家本的成果進行重複地考證,從而導致研究者較多;二是缺乏標準意識。學者們沒有研究並確定完整的裴注引書標準,而是按照各自的理解進行研究,因而研究的結果差異較大。研究結果的差異也導致了普及的混亂。20世紀30年代以降,各種版本的中國通史、魏晋南北朝史、中國史學史、中國歷史文獻學、中國歷史文選等專著、教材、有關論文以及普及讀物,在介紹裴注引書時竟有十多種說法,如:140種;142種;156種;159種;160種;160餘種;203種;200多種;210種;計210餘種,除去關于詮釋文字及評論方面的,則爲一百五十餘種;220種;229種;240種;不下300種等,相差之大,實爲驚人。本文試圖在總結以往成果的基礎上,提出裴注引書的六條標準,並根據標準對裴注引書進行辨析,希望能够由此推動裴注引書的深入研究。

  一、19家研究成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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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10月,六朝網轉載

  東漢後期,對歷史著作的注釋漸漸多了起來。延篤著有《史記音義》,服虔著有《漢書音訓》,應劭著有《漢書集解音義》。他們對史書的注釋如同對經書的注釋一樣,都是重在名物訓詁。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這種方法一直延續著。直到南朝才發生了變化,出現了裴松之對《三國志》的新式注釋方法。對此,不論南北,都有人響應。不過,從總的方面看,舊式的、著重於名物訓詁的方法在裴注以後仍然佔據著主流的地位。以往對裴注的研究碩果累累,但研究者多局限于優劣評價或靜態描述,很少從變化的角度討論問題。本文所關注的是:在史學史上為什麼會有裴注出現?裴注為什麼難以為繼?

一、漢末魏晉時期對《漢書》的注釋

  漢末魏晉時期不少人對史書加以注釋。當時注釋家最感興趣的是《漢書》。顏師古在《漢書敘例》中開列的屬於這一時期的注釋家有二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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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wjlwj/2006-07-25-35192.htm

内容提要: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北朝史学有自己的特点。与南朝相比,北朝在研究前代史学、修撰前代史方面;在重视修撰当代国史方面;在民族史学的研究方面;在直书与曲笔修史方面都表现了与南朝史学的异趣。本文在揭示以上事实的同时,指出这些特点的出现是与北朝政治紧密相联的。北朝纷繁复杂的阶级、民族矛盾严重影响、制约着该时期历史学的发展,使之带有明显的不同于南朝的政治烙印。

关键词: 北朝史学, 北朝政治, 南朝史学

深入到魏晋南北朝各代内部去研究这一时期史学的状况,是我们准确认识、正确把握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深化这一时期史学研究的关键。本文尝试从北朝史学与北朝政治的密切关系出发,并与南朝史学进行比较,分析北朝史学的特点,期望加深对这一时期史学内部状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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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wgxwj/2006-06-10-35124.htm

[摘要] 魏晋玄学对于史学家袁宏的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他的“道明其本,儒言其用”、为政“贵在安静”和智者“顺势而为”等观点的提出,表明其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玄学倾向。

[关键词] 袁宏 史学思想 玄学倾向

魏晋时代,是一个玄风兴盛的时代。玄学作为一种时代哲学思潮,对于这一时期各种学术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史学当然也不例外。《后汉纪》的作者、东晋史家袁宏,其史学思想就深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他是一位具有玄化倾向的史学家,援玄入史、玄儒合一,是其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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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3-16-34860.htm

摘要:本文主要是對1950年以來海峽兩岸三地,有關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進行全面性的回顧。除了詳閱各家對於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相關論述外,筆者還參酌張榮芳、陳識仁、謝保成、朱仲玉等先進的研究回顧論著,從研究課題與研究集團兩個方面,檢視1950年代以來兩岸三地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課題方面,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集中於:(一)中國史學史上魏晉南北朝的地位與其史學蓬勃發展的原因;(二)史官、史家與史籍;(三)史學思想(含史學本身,以及史學與其他學術的相互關係);(四)史書體例和歷史編纂學的討論;(五)目錄學與歷史文獻學的討論;(六)史學傳承等六項課題。研究集團方面,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趨勢,大陸地區以《史學史研究》期刊、白壽彝為中心引導,臺灣地區則以1985年以來中興大學歷史系所主辦的共四屆「史學史研討會」,以及李宗侗、沈剛伯、杜維運、逯耀東、雷家驥等學者的研究為最顯著。

  1949年以來由於政治因素,雖造成兩岸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的隔閡與差異,但隨1987年臺灣地區的解嚴,兩岸的史學史研究也開始產生交流。兩岸三地史學史研究由分道揚鑣到相互交流,正顯示歷史學研究是與時代並行並進,史學史研究趨勢更是時代發展息息相關。兩岸三地學者對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雖有觀點上的差異,但筆者相信經由各個研究者對史料深度的分析,加上兩岸對峙局面的漸趨消融、網際網路的普及發達等,學界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情況應會有更全面且確切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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