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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中國圖書評論》2008年第5期

[日]藤田勝久著,曹峰、[日]廣瀨薰雄譯,《《史記》戰國史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眾所周知,日本的《史記》研究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功力,自古以來,大家輩出。最為著名的就是瀧川龜太郎的《史記會注考證》,這是《史記》研究界公認的不可忽略、極其權威的著作。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一書對其作了補充(參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全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其他值得推薦的還有伊藤德男《史記十表に見る司馬遷の歷史觀》(《史記十表所見司馬遷的歷史觀》,平河出版社,1994),此書不把《史記》十表僅僅看做是年表,而是試圖找出其中的編纂意圖來。平勢隆郎編著的《新編史記東周年表》(東京大學出版會,1995),通過確定《史記》所使用的素材與編纂方法,嘗試對春秋戰國年代作出修正。佐藤武敏《司馬遷の研究》(《司馬遷研究》,汲古書院,1997)對司馬遷的家系、誕生年份、旅行、官歷、李陵之禍、《史記》編纂過程及其內容特色作過深入的考察。

在當代日本學者中,學界對愛媛大學法文學部教授藤田勝久的成就評價很高,他在《史記》研究方面已有豐碩的成果,除了這部《<史記>戰國史料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還著有《司馬遷及其時代》(東京大學出版會,2001)、《司馬遷的旅行》(中央公論新社,2003)等書,以及與《史記》密切相關的作品,如《中國古代國家與郡縣社會》(汲古書院,2005)、《項羽與劉邦的時代》(講談社,2006)等。從漢譯本最後所列“追加論文一覽”之“三、藤田勝久中文論文”可以看出,藤田先生在中國發表的論文也有17篇之多,所以,中國《史記》研究界對藤田先生並不陌生,在《史記》研究的參考書目中,也常常會提到他的《《史記》戰國史料研究》一書。但是,僅僅通過那些論文,尚無法全面、系統地瞭解藤田先生的學術觀點,所以,這次能夠有機會將這部書完整地翻譯出來,為促進《史記》研究及中日學術交流做一點切實的事情,我們感到很高興。

日本學術向來以扎實、全面著稱,此書也有這樣的特徵。藤田先生的《史記》研究,對文獻的整理和分析,對以往研究的總結和批判,繼承了日本中國古典學綿密的傳統學風,這從他對前人成果的大量引用、從他精心製作的大批表格中就能看出。《史記》戰國史料研究是一個綜合的工程,如果沒有年代學、史料學、思想史研究、出土資料研究等多方面的素養,是很難全面把握的,而作者在這幾個方面的訓練都比較堅實。所以,此書在日本評價甚高。在我看來,此書的特色可簡括為兩點:第一,注重對新材料尤其是出土文獻的運用,力圖用新材料啟動舊材料,從而打開《史記》研究的新局面;第二,通過剖析史料的性質去考察《史記》問題最多的部分,展現出不同以往的獨特視角。

作者最初是通過出土文獻走上《史記》研究之路的。日本的研究生課程,常常採用輪讀的制度,就是說由老師組織感興趣的學生共同研讀某些原始的、第一手的材料,大部分時間由學生作報告,導師只是適時加以點撥、評判、指導。通過這種強化訓練,學生能夠很快掌握各種知識和技能,迅速成為一名專業的研究人員。當年馬王堆漢墓帛書公佈於世後,日本出現了許多讀書班,《史記》研究的著名學者佐藤武敏也組織起了一個《戰國縱橫家書》研讀會,後來他們的研究成果結集出版,即佐藤武敏監修的《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朋友書店,1993),藤田先生就是主要作者之一。在研讀《戰國縱橫家書》過程中,藤田先生發現帛書一五章的一部分為《史記‧穰侯列傳》引用,但在引用時出現了編纂上的錯誤,他對此很感興趣,佐藤先生鼓勵他以此為切入口對《史記》全書展開分析。從此,藤田先生一發不可收,走上了一生探究《史記》的道路。

為了弄清《史記》當年寫作的情形,藤田先生還親手做過復原試驗,他製作了一部分帛書和竹簡,來測量一部完整的《史記》大約需要占多大的空間,結果發現,如果寫在帛書上,《史記》全卷應可放入長30釐米左右、寬15釐米左右、厚20釐米的箱子裏。如果是竹簡,其分量可以收容在寬90釐米、高1.2米的空間中。藤田先生原以為一部《史記》要好幾輛車才能裝載,事實並非如此。

在這本書中,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引用、整理、分析出土文獻,探討這些出土文獻對《史記》研究的作用和價值。例如,第一章“《史記》與中國出土書籍”、第二章“《史記》三家注所見《竹書紀年》佚文”、第三章“《史記》戰國紀年再探——以睡虎地秦簡《編年記》為線索”、第五章“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的結構與特徵”都以出土文獻為主題。其他篇章中也不時插入與出土文獻相關的內容。他指出,包山楚簡、雲夢睡虎地秦簡、江陵張家山漢簡這類戰國、秦、漢代的法律、行政、經濟文書,固然可以補充《史記》的欠缺,但在分析《史記》的構成材料和編纂方法時,我們更有必要和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等出土資料作比較。特別是就《史記》所取材的戰國史料而言,“與其重視公文之類的出土資料,不如重視馬王堆帛書的戰國故事,秦漢時代抄寫和流傳的諸子百家、傳說資料之類的出土書籍。這些資料即使不是《史記》直接取材的藍本,也可以看做是類似的資料。若以這些出土資料的形式作為參考標準,應該可以科學地說明司馬遷編纂《史記》的過程吧”(9頁)。他還指出:“僅僅指出出土資料見於《史記》或先秦諸子的某一部分,這是不夠的。我們還有必要進一步說明這些資料是如何融入《史記》結構之中的”(8頁)。

所以,在筆者看來,此書不僅對史學界有用,其分析方法對思想史學界也大有幫助。例如關於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以前通常認為,它並非按國家、年代順序排列,這批資料跟《蘇子》關係最密切。但藤田先生在探討《戰國縱橫家書》各篇故事所見收信國,以及事件的年代、故事的形式之後,確認帛書由三類資料群構成,第一類、第二類資料是按國別、大概的年代順序編纂的,第三類是按國別再編纂的。關於這批帛書的史料性質,歷來認為它是遊說家的學習資料,而藤田先生提出另一種可能性,推測它是以收信國的外交書信、奏言等記錄為基礎形成的歷史故事。據此可以說明故事的開頭為什麼有“獻書日”之類的句子,而且可以設想,後來這些故事被附加上歷史背景、人名等,成為訓誡得以流傳。這三大類均最終形成於漢初,第一類的內容在時間上雖然出現最早,但依然有可能編纂於較晚的時期。因此,按時間前後關係去排列這三大類是沒有意義的,藤田先生認為關鍵要探尋它們是出於什麼目的被編纂的,文本為什麼會呈現出這個樣子,而不是那個樣子,一定有其歷史原因在。構造簡單的故事未必不是後來編纂的,構造複雜的故事也未必不是以前編纂的,一定要找出其形成的理由才能下結論。同樣精彩的分析也出現於下編第一章對百里奚故事的考察中。這類辯證的思維有助於我們更為合理地討論一個文本從形成到流傳會呈現何種形式,大約需要多少時間,對我們討論郭店楚簡、上博楚簡、馬王堆帛書這些思想史出土文獻有很多啟發,就是說,我們在研究出土文獻時,應該常常追問的是,這些文章是何時、何地、何人、出於何種目的編纂起來的,又是給誰看的,為何形成了這樣的文本構造,同一祖本被不同場合引用時,會出現何種情況,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而不是簡單地相信文本自身的內容,或簡單地將文本內容反映的時間看做是文本被編纂的時間。

此書的目的在於弄清《史記》戰國史料的來源和特徵,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藤田先生始終對出土資料保持敏感,試圖從中找出有價值的材料,所以他的《史記》研究是和考古發現同生共長的。該書日文版出版於1997年,1997年以後,又出現了許多新的出土文獻,1997年前問世的出土文獻,在內容上也有新的補充,在研究上有了新的進展,藤田先生充分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他在漢譯本問世時,在前言中專門交代了新材料的價值以及對《史記》戰國史料研究的作用,所以,可以說這本2008年的漢譯本也反映出作者一些最新的研究動態。

關於《史記》的形成和特徵,迄今為止的研究成果,集中於討論司馬遷活動的時代背景、《史記》的結構和特色、《史記》中的人物形象等,另外還有《史記》版本的研究、利用《史記》從事的歷史研究、對後代史學和文學的影響等。其中關於戰國時代的研究,涉及《史記》字句的校勘、矛盾的考證、列傳之人物形象及評價等方面的研究較多,但涉及戰國史料性質方面的研究,卻少得可憐。

《史記》雖然有比較豐富的戰國時代史料,但可靠的部分都集中在秦,各國紀年是《史記》利用了所謂“秦記”即秦紀年分別復原出來的,尤其戰國後期的紀年。這樣,從史料學的角度可以說,在《史記》中,與秦越近的國家消息越多,離秦越遠的國家消息越少,有錯誤的可能性越大。所以,其他國家的資料在可信度上存在問題。就戰國史研究而言,對於年代的確定、對於秦以外其他各國歷史發展的理解,都還沒形成一致的看法。《史記》商周部分,依據甲骨資料和青銅器的金文資料能得到旁證,春秋時代可以同《春秋》經傳相比較,秦漢時代則與司馬遷的時代接近,也可以同《漢書》相比較。與此相比,只有戰國史研究在基礎材料上存在的問題最多,如果材料問題不能解決,真正的戰國時代史研究是無法進行的。因此,通過弄清史料的來源及特徵,為戰國史重建提供基礎性的研究,這就是此書區別於其他《史記》研究的獨特視點。

過去的《史記》研究,雖已出現對《史記》之構成材料加以分類的觀點,《史記》戰國世家各篇與原始資料之間的關係也已成為研究對象,不過問題在於要確定其構成材料的特徵和可信度,而且要弄清《史記》是怎麼編輯這些材料的。目前為止的研究中,對戰國史料結構加以分析者並不多,也沒有分別討論秦本紀、各戰國世家的編纂方法。總之,根據《史記》的結構來闡明編纂意圖,闡明戰國史資料的史料特徵,是中日兩國都還沒有很好解決的問題。

歷代學者雖然注意到《史記》所採用的戰國史料存在問題,但還沒有哪位學者全面搜集和《史記》戰國史料相關的所有資料,按照各種史料的特徵、按照七國國別、按照司馬遷的創作意圖,全面地系統地探討這個問題。藤田先生此書正致力於完成這項工作,此書的結構也正是為配合這項工作而劃分的,第一編共六章,重點在於弄清《史記》戰國史料所取材各種資料的特徵,考察與戰國時代相關的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第二編共六章,根據第一編的基礎研究,具體討論《史記》秦本紀和各戰國世家的結構及特徵。

司馬遷撰寫《史記》是在漢武帝時代,那時,漢王室收集了不少典籍。〈太史公自序〉說道:“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關於《史記》的編纂,〈太史公自序〉云:“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按照這些說法,《史記》就是一部利用先期資料編纂而成的史書。藤田先生的基本思路在於,看看能否利用傳世文獻及簡牘、帛書,推測出當時書籍的形態和內容,論證出《史記》的編纂過程。

藤田先生認為,《史記》是虛構的還是非虛構的,在將它作為史料看待時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將《史記》視做文學作品,就可以不用作時代考證了,而如果將其視為古代史史料,就必須考慮其可信性,不然就無法進行討論。關於這個問題的考察,此書的範圍雖然僅限於戰國史料,但可以說已經闡明了以下問題,即《史記》的〈秦本紀〉和戰國世家是將紀年、世系資料、記事資料(戰國故事、傳說等)組合起來編纂而成的。司馬遷在撰作《史記》時,利用了許多已經形成抄本的書籍,在編纂過程中加入的司馬遷創作部分並不多。

當然,《史記》既是一部歷史書,也具有文學作品方面的特徵。歷來研究認為,那些文學色彩的敍述取自當時的說唱故事、傳說,或是司馬遷在旅行時得到的。特別是司馬遷的旅行,很多研究認為其目的就是為了收集各地資料。為此藤田先生專門對司馬遷的經歷和旅行作了分析,並實地踏勘了司馬遷的大半旅程。結果發現,司馬遷的見聞只限於“太史公曰”的論贊部分,《史記》本文中關於實地的描述極少。就《史記》戰國史料而言,以長安為中心的西方地域(秦、趙、魏等)之資訊多,而其周邊地域(巴蜀、楚、吳、越、齊、燕等),雖然司馬遷旅行過,其資訊卻很少。這明確表明《史記》的素材和司馬遷通過旅行得到的資料是不同的。

藤田先生指出,《史記》的編纂方式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原封不動地利用早期資料,其典型是《史記‧孫子(孫武)列傳》,此篇原封不動地利用了銀雀山竹簡的孫子傳說。所以說,司馬遷等人所利用素材本身已經包含有文學性的描述。另一種編纂方式,是將紀年和世系、記事資料等組合起來編纂而成。但這不是僅僅排列早期資料就完事了,司馬遷還按照他的歷史觀加以取捨選擇。

藤田先生發現,雖然戰國晚期的秦國法律非常豐富,《史記》戰國史料中卻沒有多少可以對應的條文。不僅如此,《史記》中,無論是秦本紀、戰國世家、戰國列傳,這類可視為公文的資料都很少。因此可以說,構成戰國史料的材料中,《史記》對公文的利用是很少的。而在《史記》中特別多見的是戰國故事的利用。故而《史記》和《春秋》一樣,是一部訓戒書。

藤田先生通過他獨特的研究,發現司馬遷根據他的歷史觀,將漢初以前的傳說資料加以取材、編纂之後,納入到了用編年構成的歷史體系中。瞭解這一過程及其特徵,對我們利用《史記》研究古史時很有啟發,如果我們將《史記》的記述當做史實輕易相信的話,就很可能會犯錯誤。因為第一,司馬遷使用的是已經經過變化的傳說資料;第二,司馬遷根據他的需要選擇了其中一部分加以使用。這兩種情況都有可能對真實性產生影響,就是說,司馬遷有可能已將我們今天看來必須歸為思想史資料的內容當做歷史資料來使用了。

雖然此書的直接物件是《史記》戰國史料的分析,但其目的是通過弄清史料的來源及特徵,為戰國史重建提供基礎性的研究。為此,藤田先生不僅從事史料的分析,還特別地注意戰國時代各國的局勢和特色。關心戰國時代各國在地域上的共同性和不同性,以及這些共同和不同在秦國統一天下的過程中產生了什麼影響。

簡而言之,這部書反映出藤田先生採用的研究方法有三。一是文獻學的研究方法。作者排列了所有的與戰國史相關的文獻史料、佚文及出土資料。通過對現有材料的對比,分析《史記》戰國史料的結構,闡明其編纂方法和史料特徵。二是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不僅對戰國七國的材料分別作出排列和分析,而且注意這些材料的時代變化,從形式的變化中獲知與各國地域特徵相關的真正資訊。三是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從司馬遷編纂意圖的角度去理解《史記》秦本紀和戰國世家的史料特徵,即司馬遷是按照怎樣的歷史觀來選擇各種早先的資料,又是用什麼意圖來編纂的。

作為譯者,我們建議一般讀者可以先看作者的中文版序言以及序章,以及作者為每一章設計的前言和小結,這樣會更容易瞭解藤田先生的問題意識以及解決方法、最終結論。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教授
創作者介紹

《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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