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isi.net/htm/xzwj/wjlwj/2007-03-21-35499.htm

自从梁启超指出:“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1〕后,述中国传统史学者,皆以为正统不足论。其实,作为传统史学中的一种深层的历史观念,正统观一直影响着史家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形式,决非不足论之事。本文对传统史学中具有典型性的欧阳修的正统观做一探讨,以期加深对欧阳修史学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期望通过这一探讨,加深对传统史学中一些问题的理解。


(一)

梁启超说:“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2〕所言极是,宋代史学领域论正统成为一时风尚,很多学者都对正统问题进行了阐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尤以欧阳修的正统论影响最深。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欧阳修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前代正统问题进行了批判总结,从新的角度,开辟了正统理论的新天地,并使之由政治神话变成了史学问题,创导了将正统融入史学的先河,而且提出了自己的历史价值标准,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欧阳修的正统观是以北宋“《春秋》学”尊王大一统观念作为理论依据的,从这一观念出发,欧阳修批判了讨论正统问题时出现的“昧者之论”与“自私之论”。

所谓“昧者之论”,是指用五德终始作为理论基础的带有神秘主义和天命观的正统论。这种理论自秦汉以后成为人们解说王朝更迭、历史变迁的重要理论依据,一直到北宋年间,这种观点仍相当流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朝廷便认定“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太宗雍熙元年四月,有人上书言“当越五代而上承唐统为金德”;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张君房上疏亦云“唐土德,五运相承,国家当承唐室正统,用金德王”;天禧四年五月,谢绛又上言以宋宜用土德。诸人所议虽异,但都不出五运之说。这种观念在史学领域里表现也很明显。宋真宗时修“册府元龟”,其中的正统思想就是以五运之说立论的,它说:“昔洛出书九章,圣人则之,以为世大法,其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帝王之起,必承其王气。”〔3〕用“历数”、“征应”、“行次”、“天统”等概念解释历代王朝的更迭,完全脱离了历史实际,认为“创业受命之主,必推本乎历数,参考乎征应,稽其行次,上承天统”。〔4 〕《册府元龟》用这种神秘迷信的正统观念来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欧阳修的至交、并曾参与《新五代史》编撰的尹洙,也根据五德学说,提出“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5〕认为历史的发展、 王朝的更迭是遵循“常数”的,并由此构成了有“主”有“奉”的社会等级秩序。张方平也从五运的角度解释历史的发展,他说:“夫帝王之作也,必膺箓受图,改正易号,定制度于大一统,推历数以叙五运,所以应天休命与民。”〔6〕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史学领域,北宋中前期一大批士大夫都是信奉五运终始的正统理论的。对此,欧阳修进行了无情批判,“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谬妄之说也。”〔7〕以五德学说作为理论依据的正统论者,均“溺于非圣之学”。〔8〕秦在中国历史上有突出的地位,人们既不据其功业,也不据其道德,只依据三统五运就把它黜为闰位,汉朝本是“以至公大义而起”,五运论者不究其道德功业,只是认为“以火德当天统”,甚而至于“引蛇龙之妖以为左验”,在欧阳修看来,这些都是“昧者之言”,〔9 〕是不足以说明王朝治乱兴衰、历史发展变化的。欧阳修在此批判了神学迷信的正统观,破除了作为王朝更迭之政治神话的基础,不能不说是正统论在史学上的一大进步。此后讨论正统,已很少有人再用五运之说立论。

所谓“自私之论”,指史家在作史时为本朝争正统,偏私本朝。如撰写南北朝史,“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授,则正其统曰:唐授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授之后魏”,更为严重的是,“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10〕欧阳修认为这些都是“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11〕对于这种在做史时不顾事实,任意树立正统,而无是非予夺之标准的做法,欧阳修十分鄙弃。


(二)

通过对历史上及现实中正统问题的反思批判,欧阳修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正统理论。他从北宋“《春秋》学”尊王大一统角度提出对正统的理解,“臣愚因以谓正统,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12〕“《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3〕根据“居正”与“一统”,欧阳修指出历史上的正统王朝有三类:第一类是“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尧、舜、夏、商、周、秦、汉、唐属此类;第二类是“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东周属此类;第三类是“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西晋、隋属此类。〔14〕在这里,欧阳修提出了“正”与“一”两个历史价值标准,所谓“正”,是指道德而言,也即封建的礼分:所谓“一”,是指功业而言,也即王朝的业绩。欧阳修反对纯粹用道德因素区分历史的做法,把现实功业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提出在论述王朝地位时要“较其德与迹”,〔15〕也即确立道德、功业并重的历史评价标准。在他看来,三代相传,“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没什么可说的。但“自秦以来,兴者以力”,这就需要认真考虑王朝的功业了,“直较其迹之逆顺,功之成败”。〔16〕在这里,欧阳修不囿于对历史作道德善恶两极判断的成见,能从王朝统治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脱离历史事实的空虚的道德标准,将封建的伦理道德与部分的历史事实融合起来,为传统的价值观念注入了功业因素,并使正统问题直接与历史问题相联系,这不能不说是欧阳修史学思想的巨大进步。

在区分了正统的三种类型,提出了从道德、功业两个方面评价王朝地位的同时,欧阳修又提出了“绝统”的概念。他认为前人所谓正统相承不绝的认识是错误的,它给人们解说分裂时期的历史造成了困难,也引起了许多无谓的争端。有鉴于此,欧阳修考察了历史的治乱分合、盛衰升降,认为正统有续有绝,他指出:“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复续,然后是非公、予夺正,而正统明矣。”〔17〕欧阳修正统“三续三绝”的见解,较好地说明了统一王朝的历史与分裂割据时期的历史,以及统一与分裂的转化。这种说明可以避免对历史进行过分的曲解,是有其认识价值的。基于这种思想,欧阳修反对在史书纪年问题上靠编排年号示正统所归的做法,指出:“夫居今而知古,书今世以信乎后世者,史也。天下有统则为有统书之,天下无统则为无统书之,然后史可法也。”〔18〕这种直书史事,不完全囿于正统的历史编撰原则,在宋代理学盛行的学术氛围中,确属难能可贵。

欧阳修在运用自己的正统理论对历史发展进行具体论述时,有不少思想上的闪光点,这集中表现在他对秦、魏、五代历史地位的评价上。

在欧阳修看来,讨论王朝正统问题必须注意王朝的“兴废之际,治乱之本”,要认真“究其兴废,迹其本末”,〔19〕不能以主观好恶或表面形式来判定。自班固撰《汉书》,置赢秦于闰位,历来论秦之历史地位,多为贬斥。欧阳修则不然,他考察了历史的盛衰变化、王朝更迭以及秦由小到大、由弱而强的历史过程,指出:“尧、舜、夏、商、周、秦皆出于黄帝之苗裔,其子孙相代而王,尧传于舜,舜传于禹,夏之衰也,汤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兴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弃其弊而代之。”〔20〕在这里,欧阳修指出历史上的王朝更迭,都是因为前朝出现了“衰弊”,后之兴起者“弃其弊而代之”,具有“承弊易变”的历史哲理。欧阳修思考自然、社会变化时有一个基本出发点,那就是“《周易》否泰消长之卦”,〔21〕认为“物极则反,数穷则变,此理之常也”。〔22〕欧阳修用这一思想考察历史兴衰,指出秦承周之弊而代之,是合乎“天理自然”的。他还特别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雄的事实,认为秦在这一历史时期,采取了得力措施,努力发展壮大,“始秦之兴,务以力胜”,靠的是功业。欧阳修还指出,后儒因痛恨秦始皇“任法少恩”、“非古自是”,进而贬低秦的历史地位,是因人废事。他说:“夫始皇之不德,不过如桀纣,桀纣不能废夏商之统,则始皇未可废秦统也。”〔2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已不仅仅是为秦争正统,而是用历史学家的眼光,从功业的角度肯定了秦的历史地位,见解非一般士人可比。

自晋以后,人们对魏的正统地位一直争论不休,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怎样看待魏国历史地位的问题。欧阳修指出,东汉自和帝、安帝开始衰败,到桓帝、灵帝时国力大坏,“其衰乱之迹,积之数世,无异三代之亡也。”在这种情况下,“豪杰并起而争”,在道德上并无高下之别,这样就要“较其迹”,看其功业了。三国中魏势力最强,且代汉而起,当然应为正统。欧阳修又用历史类比的方法,指出“魏之取汉,无异汉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24〕进一步肯定魏的历史地位。

欧阳修写《新五代史》,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确定五代的历史地位。宋太宗时,李昉等人编五代年号,把梁归入僭伪,朝廷所用的崇天历也黜梁的建号。对此,欧阳修认为“不可不辨”。他认为后梁固然不得为正统,但也不能称之为“伪”,“于正统则宜绝,于其国则不得为伪”。〔25〕从而在撰写《新五代史》时,为后梁在内的五代之君列《本纪》,给五代历史以应有的地位。欧阳修写《新五代史》“不伪梁”的史法受到世人讥评,认为他奖励篡逆之君有失《春秋》之旨。对此,欧阳修进行了辨驳,指出《春秋》对篡弑之君仍称之为“君”,《新五代史》不违背《春秋》史法;五代之君皆为贼乱之君,如果单单“伪梁”,显然不合适;再者,梁虽不是正统,但从功业上看,梁有辖土,有吏民,有社稷,行使生杀予夺大权,因而也不能称为“伪”。需要注意的是,欧阳修在此为《春秋》大义作了新解,他说:“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春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论之旨也。”〔26〕欧阳修认为“不没其实”,按照历史实际处理历史记载,才是《春秋》真意。实际是君,就记为君,实际行篡,就记为篡,这样才能传信于后世,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欧阳修以“不没其实”作为《春秋》大义,并以此解释历史上的统闰伪正,冲破了北宋“《春秋》学”的樊篱。

总之,欧阳修的正统论注重从道德、功业两方面去考察王朝历史地位,把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结合起来,言人事而弃神学,重理性而摒迷信,并指出正统有续有绝,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王道”无所归的历史时期,这些认识在史学上都是有价值的,反映了欧阳修史学思想的进步之处。


(三)

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欧阳修的正统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其一,尽管欧阳修指出了正统的三种类型,创立了绝统说,但是在运用正统这一理论解说历史时仍不免陷入自相矛盾。比如三国时期,欧阳修从功业的角度指出魏为正统;南北朝时期,北魏与东晋并立,欧阳修却认为是绝统。同样是分裂割据、互不统属的时代,为什么有的正统有所归,而有的是绝统呢?从欧阳修的论述中,我们明显看到他不能自圆其说,可以说,欧阳修论正统,实际是想寻找一条能合理解释王朝更迭、治乱兴衰的路径,他本人对传统正统观确有很大突破,但终因囿于正统,不能摆脱,使自己的历史解释又陷入了矛盾。

其二,和司马光对待正统的态度相比,欧阳修的局限性就更明显了。司马光对正闰之说基本上是持批评态度的,认为“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不可移夺者也”,“非大公之通论也”。〔27〕故而他提出自己编撰《资治通鉴》,“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28〕司马光重国之兴亡,民之休戚,以“功业之实”论定王朝在历史上的地位。这种功业论的观点是比较尊重历史事实的,可说纯粹是历史家的眼光。而欧阳修在功业之外,还拖着一条长长的“道德”的尾巴,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就不如司马光开明了。

应当看到,欧阳修的正统理论在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苏轼、朱熹以及元、明士大夫,很多人都受他的影响,并在他尊王、大一统、君臣名分的基础上增加了诸如“华夷之防”等内容。苏轼承袭欧阳修对正统的理解,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29〕并从名与实的层面上进行了归纳论证。朱熹则受欧阳修“绝统”说的影响,创“无统”说。在他看来,周秦之间、秦汉之间、汉晋之间、晋隋之间、隋唐之间、五代等六个时期,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属“无统”时期。元儒王元、危素、明儒方孝孺等人也都阐发“绝统”说,并加进了明显的“华夷之防”观念,从而影响到元、明两代史书的编撰。比如元代修辽、金、宋三史,就围绕三史的正统问题展开了长时期的讨论,最后才由脱脱拍板,定下了“三史各与正统”的修撰原则,从而保证了三史的顺利修成。欧阳修通过系统地阐述正统理论,并将它导入史学领域,影响之大,于此可窥一斑。

注释:

〔1〕〔2〕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3〕〔4〕《册府元龟•帝王部•总序》。

〔5〕《河南先生文集》卷三《河南府请解投贽南北正统论》。

〔6〕《乐全集》卷十七《南北正闰论》。

〔7〕〔8〕〔11〕〔13〕《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统论上》。

〔9〕〔10〕〔19〕《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原正统论》。

〔1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统论•序论》。

〔14〕〔17〕〔25〕《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15〕《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东晋论》。

〔16〕〔24〕《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魏论》。

〔18〕《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明正统论》。

〔20〕〔23〕《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秦论》。

〔21〕《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二《送张唐民归青州序》。

〔2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七《本论下》。

〔26〕《新五代史•梁本纪第二•太祖下》。

〔27〕〔28〕《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一。

〔29〕《苏轼文集》卷二十一《后正统论》。

(原刊《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創作者介紹

《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FGUShihchi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