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5-28-35095.htm

孤怀卓荦任斯文,笔振寒辉破俗氛。
诗健别从新境辟,道高犹许后生闻。



对现代的年轻人来说,吴宓无疑是一个谜一般神秘而特富魅力的历史人物。

吴宓的“文化神州系一身”的儒者情怀,奇特的志节,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浓郁的诗人气质与名士作风,加上一段至真至诚的恋爱浪漫史,毁誉不一的声名,使得他漫长、丰富而又坎坷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卓然独立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学术史。

有人说,他是新文学的反面人物,好抬杠喜欢吵架,保守得接近可笑,他赞美文言文,瞧不起新生的白话文学,凡是胡适之先生赞成的,他都要反对。反对胡适也算不了什么大错,可吴宓还反对鲁迅,是这位“无产阶级文化旗手”的“死对头”。果真如此,那么,在这个人皆以被鲁迅骂过为荣的今日学界,真倒成了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时髦事儿。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吴宓该是个老厌物一般的怪人。

如果吴宓是一位遗老遗少,这也罢了。偏偏这位迂夫子是留洋学洋文的,是当年不多的两位部聘外国文学教授之一。在野鸡大学里混一个教授头衔或许不太难,真要是由教育部特聘,这可有点儿象今日的学部委员了。吴宓先生的学问根本用不着多介绍。他的学问足以吓死人,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鼻祖,我们今天外国文学方面的一些专家学者,有许多都是吴宓先生的受业弟子。所以有好事者干脆断言:他的弟子如今没混到一个博士导师资格,就应该算不长进的。吴宓显然又是一位新派的古董。

有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形容吴宓的外貌,说他的脑袋象一颗炸弹,使人觉得随时随地都会爆炸一样,这是吴宓得意时写照。至于吴宓的梗直,也有许多笑话。其中之一便是他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近乎肉麻地称自己为紫娟,理由是紫娟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战时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忽发奇想,竟然取名为“潇湘馆”。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哪能这番亵渎。于是吴宓先生提着手杖跑去一顿乱砸。一个社会名流大教授,这种做法岂不有些象不讲理的国民党伤兵。

关于吴宓的故事,真真假假,扑朔迷离,流传下来的确实有不少。我一向怀疑,这些今日的笑话,全是当年的小报记者添油加醋出来的。可令人奇怪的是,津津乐道这些故事的人们,不是某些市井小人闲人,也不是今日“追星”的少男少女,而多是他的学生和晚辈。多少年来,大家口头上十分过瘾地传讲着吴宓的旧闻轶事,半真半假,亦庄亦谐,对他们来说,这些故事都是非常亲切的,可以以心交心的,只要符合老师一贯的作风,谁也不会当真去管它是不是确有其事,不过有一点肯定是真的:那就是他的弟子和朋友始终对他有着一份属于自己的怀念之情,一份亲切的回忆。这些回忆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又不可能完全不一样,因为回忆的毕竟是同一个人──他们敬爱的吴雨僧先生。



吴宓,原名玉衡、陀曼,字雨僧,亦作雨生,光绪二十年(公历1894年)生于陕西泾阳县西北乡安吴堡。1910年毕业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预科,次年考入清华学堂;1917年赴美留学,先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一年后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当时美国最富盛名的新人文主义大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1921年获哈佛文学硕士学位,随即回国。1922年创办《学衡》杂志,前后共十一年;1928年至1934年他还主编过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1935年出版《吴宓诗集》。解放前他历任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武汉大学等国立大学教授;其中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执教长达十九年,三次出任清华外文系代理系主任,制定了所谓“博雅之士”的培养方案,一度又曾主持创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工作,1949年以后为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先生晚景凄凉,在屡遭折磨后,于1978年1月17日在家乡辞世,享年八十四岁。

当年吴宓编辑他的自传体诗集《吴宓诗集》时,确曾寄厚望于此书,一门心思希冀它的问世能使别人对他有所了解。书出之后,却颇遭怨谤,销路并不好,恐怕现在的图书馆里已很难找到此书了。

他胸中磊磊,绝无曲学阿世之习。为了力求忠实全面,把幼年不成熟的作品和别人恶意讥刺他的打油诗通通收入集中,包括写给女友海伦的情诗,也坦白无隐,因而把全书弄得驳杂不纯,好象是开杂货铺子。他还在《大公报》上自撰广告说:“作者自谓其诗极庸劣,无价值,但为个人数十年生活之写照,身世经历及思想情感之变迁均具于诗中……所在之诗极少删汰,亦未修改。”试问:世间有这样做广告的吗?!

他与那位女友,相识十余年,因同情而生爱恋,但始终保持Platonic love的关系。这件事曾受到他的挚友白屋诗人的强烈抗议,而老夫子竟处之泰然。一天,那女友突然拍来电报,宣布即日要与一位年纪比她大一倍的老官僚结婚。这个打击实在太大,清华园里,顿时凄风苦雨。一连好几天他杜门谢客,躲在“藤影荷声之馆”里撕心啮肺地赋“忏情诗”以泄悲愤。诗成之后,刊之北平《晨报》,可查者有“劝君切莫谈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而今嫌贫随富贾,水性杨花太薄情”云云。吴先生的奉劝当然不起作用,世人照旧恋爱不误。吴宓的学生、剧作家李健吾,居然把此事写成话剧《新学究》,从而嘲讽之。1946年,有人在上海偶对李先生言及此事,李仍不无自得,说他很了解雨僧先生。甚至说:“我把他写活了。”诚然,吴宓作人治学不乏“学究气”,但嘲弄老师的痛苦,其实并不了解老师。

作为总编辑,吴先生不能不发表自己的看法。1922年,他和东南大学里的一帮同志创办了《学衡》杂志,公开承认其目的在于与白话运动作战,尽力维护陈旧的文言。那简直是没有胜利希望的斗争,结果自然一败涂地。创刊之初,便遭到鲁迅先生的迎头棒喝,在《估〈学衡〉》一文中鲁迅写到:“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其犀利的讥斥似乎是从学术立言的,而实质上则是因为这位新文化运动健将不能容忍异于启蒙的其他声音。不过,了解吴宓的人知道他和人们想象中的那个人不同,他并非坚定的保守派,而实际是调和论者。他一方面维护旧学术,另一方面又常在学术报刊上发表评介新文化的论文。他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但在必要时又采取权宜之计在林语堂办的刊物上用白话发表文章。这一举动自然引起了一般人的惊讶和同伴们的深刻不满,最终落得个“敌笑亲讥无一可”的下场。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鲁迅之是非几为天下之是非。“学衡派”也因此走向文化、学术的边缘。胡适被看作新文化的首倡者,备受拥戴;主编《学衡》的吴宓则被当作保守派,颇蒙斥责。甚至胡适晚年离开了大陆,其政治态度受到批判,但其文化态度则在批判中被吸收;而对吴宓的评判随着时间推移反而强化了历史偏见。毋庸讳言,《学衡》固然有充当“反对派”的意图,但这不是杂志的唯一倾向。只是这一意图被对手捕捉到,加以放大,最终定格在历史的终极视野中,以恒定的形象遮蔽了后来者深入探究的眼光。由此可知,试图整合杂志多重倾向的吴宓不被重视,备受误解,遭人遗忘,也是势所必然。

现在离《新青年》创刊有八十多年了,中国也已“站住了”近五十年。在经历了意识形态激情泛滥和文化、学术真空之后,人们看到激烈的反传统已在激烈中渐趋疲软,也意识到吴稚晖等人扔进毛厕的国故或国学原来是我们保守不住却也扔弃不掉的文化细胞。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我们的理解和创造活动不可能完全与历史和传统无涉,不可能从澄明无蔽的状态开始。共识终于达成:“合理的东西仅仅来自于创造精神和传统精神的对话过程。”共识似乎带来了国学的温热。我们无意为这股温热添薪,也无意以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或守成主义者自居。我们所庆幸的只有一点:终于可以冷静地调试启蒙与学术的“称星”了。孔子之是非非天下之是非,鲁迅之是非或许亦非天下之是非。因此,后生小子斗胆也来重估《学衡》。诚如北大季羡林先生所言:“我们都应该对吴宓先生重新认识,肃清愚蠢,张皇智慧。”



我们惊讶,在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文化视野中,竟然有吴宓这样一位集中体现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人物,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怪杰。

他的确是一个怪杰。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正当举国皆沈醉于“民主、科学”之大同梦想时,而留美归国的吴宓等人却公然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白话诗,居然“诬蔑”伟大的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在西洋已视为糟粕、为毒鸠者”。难道他们真的是一帮漠心国事的“冬烘先生”吗?平心而论,这批“洋线装书们”无论“守旧”还是“趋新”,其实都处在一种两难境地中。在对待新文化运动上,他们与白璧德对卢梭的态度有相似之处,“窃意卢梭在思想史中之重要,实以其所发之疑问悉当,而所具之答案则皆误。顾能发此等疑问,已非人所能乃矣”。正如吴宓所说:“吾之所以不慊于新文化运动者,非以其新也,实以其所主张之道理、所输入之材料,多属一偏,而有害于中国之人……吾之不慊于新文化运动者,以其实非以非名也。”《学衡》批判的锋芒直指倡导新文化的材料、手段、方法和路向,然而对新文化运动本身,却并无推倒重来的意思。

作为白璧德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吴宓亦精研卢梭思想及其实践,并结合近代西洋哲学、史学和文学批评三方面的资源,从卢梭个性心理进入到法国社会广阔的政治文化背景中,他敏锐的指出:“西国亦早有黄金世界之梦想,惟至卢梭千七百四十九年,应Academy of Dijon悬奖征文作《Discourses on Arts and Sciences》,始肆行放言无忌。至谓文化足使众生体弱德丧、礼法俗尚,添出种种苦恼魔障,宜返于獉狉之治始获安业。其说一出,风靡数世。凡中心不乐,而茫昧思动者,均附之,故其影响至巨,卒成法国大革命。卢梭以梦境为真,任用感情,诡辞鼓动,激生变乱,其害至今未已。姑不具论。总之,文明社会中,亦有无穷痛苦。”[i] 梅光迪、吴宓等人正是基于新人文主义立场,洞鉴新文化运动的主张所蕴含的西方现代精神与其哲学基础,以及可能的颠覆性后果。也正如当代学者朱学勤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一书中,向人们展示的法国大革命的真实历史图景:卢梭理论一旦成为政治蓝图,进入操作层面,势必成为一种危险的政治乌托邦;道德理想一旦与行政权力结合,并企图在一夜之间除旧布新,它最终将导致以暴力的方式用一种思想来摧毁和取代其他的一切思想,出现以“革命”为口实的杀戮、疯狂、血腥的所谓“美德与恐怖相结合的道德专政”。 [ii] 而那些主宰过几代人的命运、制造了无数人的悲欢离合的伟人们却妄图以简单整合过的民约论和进化论做为中国建立一个近、现代国家的理论基础,实践证明,它的结果也必然是灾难性的。现代中国已为此付出了正反两次代价:一次是在五四时期,一次是在“文革”时期。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朱学勤用一本书的篇幅想要说的话,而早在七十多年前吴宓就已经说了呢?

正当中国的文化精英向传统展开史无前例的无情评判时,吴宓的思路不免成为空谷足音,但却是他思考中国国情的内在理路的一个体现。革命和建设不能不以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础,新文化本身也是脚踏实地并非“非此即彼”式的“革命”。基于同一认识,陈寅恪、汤用彤等学者都无一例外的注意到了上述西洋史实,但他们却不愿在毫无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空谈中西文化问题。可吴宓救世心切,为了能给我们的民族多保存一点点精神血脉。他才不得不以“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诵读”为旗帜,逆历史潮流而动,即使在1958年“厚今薄古”运动中,也不愿改变素衷,誉之者谓其力挽狂澜,特立独行;毁之者讥其保守复古,倒行逆施。这大概是能作为其人偏于保守的注解,好像不宜以“顽固不化”四字简单讥之。

“ 五四”以来,无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曾经用自己青春的激情,凭借学术研究的手段,反抗过在这个世纪中发生的价值的毁灭和价值的颠倒。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反抗历史中的价值颠倒时,历史颠倒过他们没有呢?如果中国人只有经历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动乱之后,才会去切实反省历史,重新变得宽容起来。那么,我们这个古老民族通向现代化之路是不是太曲折,教训也太惨痛了吗?!或许,当人们稍微静下心来听听“学衡派”大师们说过些什么,那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喧嚣和歧义会少一点。

吴宓自信多年来研究中西文化深造有得,经过深思熟虑,他大胆地说出了许多思想和建议,可惜生前无人听取,只能“闲抛闲掷野藤中”。正因为他在现实中不被理解,所以才把写作甚至连自己的片言只字也看作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借用钱基博的话说:“吾知百年以后,世移势变,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平心,事过境迁,痛定思痛,必有沉吟反复于吾书,而致戒于天下神器之不可为,国于天地之必有与立者。”可叹他一腔报国热肠,只能留待后世相知了。

有关吴宓志节的记述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他曾说过,我的一言一行,都以圣人为榜样。我心目中的圣人是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他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教授了,但在和父亲谈话时,却好像一个听老师训讲的小学生,端端正正地站在那儿,父亲再三促其坐下谈话,第三次才落座,且不偏不倚,正襟危坐,神态温和而安祥,毫无学者的架子。其人拘礼之处大多如此。他的一生,又都在为实践他感受到的道德使命而不断斗争。在一个人文学者眼中,人活着就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他要时刻同道德懈怠的危险不断斗争。这种道德的强制力使吴宓形成了非常刻苦严峻的个性。他的朋友戏称他为“中世之圣僧”、“华之白璧德”,而他自诩“ 东方阿诺德”、“情僧”都表明吴宓对自我克制和人格完善的不可遏止的关心。

中国有一句古话:“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吴宓确是“真名士”,他不但具有古今中外名士所同有的那种教养、风韵,和超逸的气度与美妙的文品;而且还具有一部独具一格、感人至深的恋爱、婚姻悲剧。或许,他称不上是传统意义上的“大英雄”,但他为人的纯真、诚挚,随时随地都“能本色”,却是亘古难寻的。无怪乎远在五十多年前就有人这样赞誉他说:“假使二十世纪还有一位Thomas Carlyle来写‘英雄与英雄崇拜’的话,无疑地,吴先生很有被列入的资格。我们对这一位学者的敬仰,如若为他的思想与学问,毋宁说为他做人的态度。……吴先生学术上、思想上、以及做人的一切主张,我们可以从民十一发刊而至今尚继续出版的《学衡》杂志上窥出一斑。吴先生所耗于这杂志上的精力是难以计量的,这里面的‘声光与意义’深深地衬托出一位学者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印迹。《学衡》明显的标识是对我国固有文化的拥护及对新文学的抗争,其为一般人所非难,自也意中事。但我们在这里所得的教训不是事实本身的是非,而是吴先生的那种始终不屈的精神。”[iii] 1944年8月他五十初度,知友萧公权欣然命笔,作成《雨僧移讲成都赋赠二首》以为寿,诗共二律,全引如下:

(一)

鬓霜剑外乍添丝,守道身严似旧时。
移座顾谈心曲语,启囊亲检别来诗。
尘劳愧我仍无状,天命知君已不疑。
杜陆遐踪今有继,风流儒雅亦吾师。

(二)

孤怀卓荦任斯文,笔振寒辉破俗氛。
诗健别从新境辟,道高犹许后生闻。
人居槛外清于水,女出东门乱似云。
莫恨空轩归不去,梦中梅影自缤纷。

诗中称他“守道身严”、“孤怀卓荦”,确为吴宓写照。

这才是一贯正直朴实、不尚空言浮行的吴宓先生。正因为他坦白,所以才把所思所言当作历史的证词,知道难为现实所容,生前不能刊布,不被人理解,只能传之身后。我们读他留下来的文字时,一方面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坦诚率真,读其文如对其人;另一方面,其所记内容庞杂纷纭而不耽修饰,大到国计民生,小到个人生活琐碎、情绪感受,均细细道来,乐此不疲。读者往往会在这些表面上刻板严肃又不乏矛盾的文字面前无所事从,暂时失去了判断能力。而阅读中产生的困惑难免使人想起汉肖尔对卢梭的评价:“卢梭的著作与他生平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致如不了解他那古怪而特别的经历,就几乎不可能理解它们。”在现代中国,如果以经历的曲折奇异与内心的冲突变化而言,那么或许就只有吴宓才符合汉肖尔的评述了。卡西勒所谓的“传记阅读法”用在这里恐怕也是合适的,人们应该把吴宓的所有文本读为他个人的传记,这样才有可能读通、读懂、读连贯。




吴宓的非凡之处还在于他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

作为中国第一代留洋学习比较文学的学者,吴宓的西洋文学造诣之高,当时恐怕无人企及。被夏志清誉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的钱锺书先生早年就曾亲炙吴门。1937 年,正当游学英、法的钱先生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不无感激地谈到了他的老师吴宓时说:“我这一代青年学生从他那里受益良多。他最先强调了‘文学的延续’,倡导欲包括我国旧文化于其视界之内的比较文学研究。十五年前,中国的实际批评家中只有他一人具备了对欧洲文学史的‘对照’(synoptical)的学识”。他的弟子称他为“文学百科全书”、“活字典”,于此又见一斑。而我们只要看一看他主编的《学衡》杂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当令人叹服。《学衡》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内容囊括中外文、史、哲各个方面,既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又大力引介西方文化与文学知识,还倡导中西比较文化的研究。《学衡》主要撰稿人除吴宓外,还有柳诒征、梅光迪、胡先驌、汤用彤、缪风林、王国维、林宰平等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史学大师陈寅恪虽然仅在《学衡》上发表四篇文字,但这些文字足以代表陈氏与“学衡”精神之相通。吴先生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目的,也是努力使中国学界关心西方文学的实际,而不是关心它的皮毛。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恐怕很少有编辑像吴宓这样学贯中西,放眼世界、气势恢宏的,他真正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予以对比研究,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使世界文化走向了中国。我们读他主编的学术刊物,仿佛凭了他的肩头去照远灼微。他不具备大学问家的气概,却给后来者以把臂入林的方便。

吴宓开阔的文化视野,是以深厚的国学造诣为根基的。早在进入学堂读书之前,他就读完了《四书》全部,又开始读《春秋》、《左传》,间读父亲游日随笔《爱国行记》及报刊《新民从报》、《新小说》月报、《上海白话报》和新小说《恨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官场显形记》等。十四岁那年,嗣父奔丧回家,随身带回一部《增评补图石头记》,少年吴宓见之大喜,视若至宝,“赶即阅读,并于夜间,伏衿中枕上,燃小煤油灯读之”。由此对这部奇书熟透了,讲话中常常引用,诗词当然不用说,连那一百二十回回目,他也能不假思索、流畅无碍地背出来,一字不差,屡试不爽。何兆武在《回忆吴雨僧师片断》一文中说,吴宓熟读中国小说,掌故之熟,一时无两。一次,师生谈到吴沃尧,吴先生就顺口解释说,吴沃尧自署“我佛山人”,大家都以为他是“我佛”“山人”,其实他是广东佛山人,故而自称“我”“佛山人”。当时哲学家金岳霖教授亦以博览小说闻名,有一次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邀请他去讲“小说与哲学”的演讲,由罗常培主持,罗先生介绍金先生时说:金先生所读的西洋小说之多,不下于吴宓先生所读的中国小说。可见他在同侪人心目中的地位。

吴宓的博学还表现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上。他可以说是国内最早比较有系统地运用西方文学理论,运用中西小说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之一。与王国维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来阐释《红楼梦》不同,吴宓则主要从文学观点着眼,似乎更能说明一些文学特点。同样把这部小说看成是悲剧,王国维从叔本华哲学出发,认为悲剧是“示人生最大之不幸”,这种不幸是“人生所固有”,但“又示解脱之不可已”,他认为这是“美学上最终之目的”。吴宓则用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人物的理论和浪漫派的文艺观来解释宝玉的性格。又把卢梭的所谓“二我”说,也就是心理学上的“双重人格”创造性的应用到曹雪芹身上。他说甄贾宝玉“皆《石头记》作者化身”。这种解释也就是脂评和后来的自传说的解释,但从心理学的“双重人格”理论来解释甄贾宝玉在当时是很新颖的。此外,吴宓还把《石头记》和西方小说的内容容量作比较,认为无论乔治·摩尔、德莱塞、左拉、巴尔扎克,还是托尔斯泰,都是“仅着眼于一点,所叙无非此事,或专写婚姻之不美满,或专言男女情欲之不可遏抑,或专述工人之生活,或专记流氓之得志”,而《石头记》“观察世事,无所蔽而不陷一偏,使轻重大小,各如其分,权衡至当,褒贬咸宜。《石头记》之特长,正即在此。”通过这一比较,他得出结论:“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石头记》的这些特点,今天看来似乎并不稀奇,有些甚至在当时也有人看出。但是如果不作中外比较,《石头记》的特色很难更有说服力地突出出来,甚至根本显露不出来。从历史的眼光看,早在二十年代开始,吴宓有意识的比较研究无疑给学术界打开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除精通英文之外,吴宓还懂法、意、德、俄、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对于一个哈佛出身的文科学生来说,通晓几门外语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要对这些语言文学全部贯通,烂熟于心,又要出之于准确优美的本国语文,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吴宓是我国翻译界公认的理论先驱和卓有成就的翻译家。早在清华读书期间,青年吴宓就尝试用杂剧这种传统的文学形式改译美国诗人朗费罗的长篇叙事诗《伊万吉琳》,译文字斟句酌,密合原诗,实属不易。学成回国后,他在大学里开设了“翻译术 ”,这实际上是我国西洋文学教育史上第一个系统讲述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课程。他曾尝试翻译萨克雷的小说《纽康氏家族》和《名利场》,虽然没能如愿译完,但却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而最能体现吴宓翻译水平的作品,是收录在《吴宓诗集》中的译诗,共31首,除了法国诗人解尼埃、英国诗人莱兹女士、罗色蒂女士、安诺德的诗作外,还包括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意大利诗人麦坎吉罗的诗句,甚至古埃及诗人所作《埃及国王颂》、印度吠陀中颂神之诗、古印度歌曲《薄伽梵歌》、波斯诗人鄂马开亚谟四句诗集、以及波斯诗人哈非思自题墓碣等作品。这些译诗,体裁广泛,风格多样,情趣各异,用词精炼明晰,字正腔圆,而有章有法,兼取古典主义与儒家诗道而熔于一炉,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正是他深厚的中西语言功底和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才使原诗脱胎换骨,在运用古体、近体,甚至用骚体译出的诗作中出神入化地表现出来,的确收到当时一般新诗难以企及的效果,就是比起同时代的郭沫若和梁实秋的译作来也毫不逊色。吴宓主张翻译要“信、达、雅”,认为格律音韵必不可少,要求诗人或译者必须精通文字训诂之学,他特别反对“作诗如说话”,反对胡译和硬译。他说:“翻译书籍,自其浅显处言之,决不可以甲国之文字,凑作乙国之义理,而以为适合,实则窒此而又不通于彼也。”的确为不刊之论。

我们在今天常常会奇怪,过去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学问。就说是留学,这些年往国外跑的也不在少数,为什么今天的学人没有那么好的学术根底。说穿了很简单,这就是今天的学人们,实在没有前辈们活的那么纯粹。知识是一种积累,而在今天,知识常常只是一种谋生的资本,我们稍稍学得了一些皮毛,就迫不及待地拿皮毛换钱。



只有把学者的吴宓与诗人的吴宓结合起来,才是一个立体的、丰满的吴宓。

吴宓的多才多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方面。他十五岁学诗,在几位诗坛前辈的悉心指导下,他的诗感时伤势,写得慷慨激越,带有明显的杜诗的特点,后来受胡先驌、邵祖平的影响,开始学作宋诗。他没有门户之见,从不汲汲于唐诗宋诗之分,“同光”“南社”之别,而是唐宋兼收,为我所用,熔铸成自己诗歌的独特风格。吴宓后来曾谈到自己作诗的目的,专为“发泄一时之感情,留存生涯之历史”,“专供一己之展读,重溯昔来之旧梦,于风晨雨夕,青灯书案,困顿之时,抑郁之际,取此一册,独自沈吟涵咏,使少年之感情,过去之经验,一一涌现心目”。故而,他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写下了大量的诗、词作品,且成功地运用旧体诗翻译了不少西方近代诗家的优秀诗作。这些公开发表的诗作散见于当时的报刊杂志,仅从他生前结集出版的《吴宓诗集》一书而言,足称琳琅满目,洋洋大观!从古体到近体,从词曲到歌赋,集中靡不赅备,尤以近体为最精。他的多数作品呕心沥血,回肠荡气;熔新材料入旧格律,忧时感事,别开境界;言志真挚,造辞工帖,或于缠绵悱恻之中见其严谨笃厚,或于幽怨怅恨之内显其深邃典雅,发乎至情而至乎至道。他的诗学造诣早为柳贻征、吴芳吉、缪钺诸前辈诗人称道,无疑丰富了中国的旧文学。当有人撰文称誉“关中四大”时,即所谓“大书法家于右任、诗人吴宓、水利专家李仪祉、高僧虚云”,吴宓竟不能掩饰内心的喜悦,反复念着“诗人”二字。但一想到自己功不及他人,而名列第二,又频频皱眉叹息:“怎么能把我的名字排在仪祉、虚云之前呢?”率真若是。

他以诗人自豪,他的朋友们也因这位天生的名士而得意。

有些人不懂得年轻的滋味,吴宓先生据说便是其中之一。他那时还不到五十岁,从外表上看,你说他有多大岁数都可以,只要不超过一百,不小于三十。吴先生头顶端正,胸背笔直,像个骰子,好一派尊严之气。他带着学生在街上走,迎面要是过来一辆车,他总是奋不顾身地举起手杖,让身边的女学生上了人行道,这才放车子过去。他的作派很有些像西方的绅士,当然更像堂吉诃德。作为大名鼎鼎的教授,他口袋里的钱要比学生多几文,但是活在物价飞涨的年代里,仍然一样清苦。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瘦也得请客,吴宓常常口袋里揣着钞票,带着心爱的研究生去打牙祭。在小馆子里坐下来,神情严肃地拿过菜单,用正楷在小纸片上写下要点的菜及其价格,一笔一笔算清楚了,估量口袋里的钱真的够用,这才交给跑堂的。既然是请客,还要如此锱铢必较,不了解他的人,真会觉得他小气。[iv]

作为老师,除了偶发迂腐怪论之外,吴宓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有多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的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容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有些老师无所不谈,却不发任何议论,吴先生则直抒己见,言之有物;也可能说错了,然而,至少并非虚夸。他概不模棱两可,总是斩钉截铁。换句话说,他不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在事实根据方面,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事实,他是无可指摘的,只在解释和鉴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争论。他的授课还有一个特点,喜欢用自己的故事来“笺”自己的诗,特富人情味。吴宓的学生,现今已八十七岁高龄的季羡林教授在《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中说:“他为人正直,古貌古心,但颇有一些‘绯闻’。他有一首诗,一开始两句是:‘吴宓苦爱×××,三洲人士共惊闻’。当时不能写出真姓名,但是从押韵上来看,真是呼之欲出。×××者,毛彦文也。雨僧先生还有一组诗,名曰《空轩十二首》,最初是在‘中西诗之比较’课堂上发给我们的。据说每一首诗影射一位女子,真假无所考。校刊上把第一首今译为:

一见亚北貌似花,顺着秫秸往上爬。
单独进攻忽失利,跟踪钉梢也挨刷。

下面三句忘了。最后一句是:椎心泣血叶妈妈。亚北者,欧阳也,是外文系一位女生的姓。这一个今译本在学生中传诵,所以时隔六十年,我仍然能回忆起来,然而雨僧先生却泰然处之。”吴宓的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了很有声望与造诣的翻译家与学者。

吴宓本质上并非是一个远离政治的学者。可老夫子的名言骇人听闻:除了学术和爱情问题,其他一概免谈。他热心提倡旧道德,但在婚姻问题上却又服膺西法,认为夫妇之间倘无爱情尽可分离。吴宓与发妻陈女士毫无感情,对其德性却夙所敬佩,但敬而不爱,终致离婚。可后来仍书信往还,托前妻替他照看孩子,保管日记文稿,补破了的衣裤袜子,夫妻之义绝,良友之情仍在。

“ 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曾为妇女解放,为建立真正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家庭而奔走呼吁,对于徒有形式的婚姻给予猛烈的抨击。可真要他们采取行动时,这些先驱者往往疑神疑鬼,个个“保守的可以”。胡适算是“开风气之先”了,他写了个《终身大事》的剧本,反对包办婚姻,曾“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但适之先生有色心没色胆,最终还不是与那包办成亲的小脚妻子凑合了一辈子;鲁迅倒有勇气“闹”分居,可和许广平结合后仍迟迟不解除与朱安的婚约。在中国,爱情与婚姻是一个极敏感的领域,一不小心就会误入“雷区”,叫你身败名裂,欲罢不能。而吴宓却无视这个“雷区”,他公开发表写给他所深爱的女子“东方海伦”的情诗,“以所爱女子为理想寄托”,赤诚专一,执着追求,从无顾忌,致使人们把他看作一个专向女人“献媚”的浪漫诗人,成为小报上的热门话题,甚至连那些经常出入妓院的文人政客都以为有权利嘲笑几声。为此,吴宓曾感慨万千地写道:“恋爱自由行者众,几人一贯明体用?美德尽作口头禅,真情翻遭掌中弄。”既知如此,又何苦来哉!但吴宓的座右铭是“真诚不苟”,他说:“道德乃真切之情志,恋爱亦人格之表现。予于德业,少有成就。于恋爱生活尤感痛苦失败空虚,然予力主真诚,绝恶伪善,自能负责,不恤人言。”

吴宓显然是性情中人,人们以古典主义目之,他却更加浪漫主义。事实上,他不仅喜欢林妹妹,对世界上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种发乎情而止乎礼的爱戴。他将自己生平所遇女子,按感情性质、程度分类,列出清单公诸于世。其感情的真诚坦白,反伪善的果敢,本身就具有惊世骇俗的意义。



吴宓是一个真实坦白的读书人,但不是一个虚假的完人、圣人。

解放初期,出于对新社会的热爱,吴宓先生拥护党的领导,赞成党的各项政策,努力工作,热心积极。“劳动积极参加;游行等事,自动参加;政治学习,一贯早到,不缺席,必定先读指定的文件,且勇于作出宓明知不免错误的发言。”他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计名利,自知“从前如此,今仍如此,不敢说是‘进步’,但绝不是‘伪装进步’”。这当然还是他的梗直。

关于吴宓的梗直,不光流传下来一些轻松的笑话。在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运动中,区区一芥书生,怎能与历史相抗衡,有时候,恐怕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三年困难时期,吴先生在中文系讲古汉语,举例时冲口说了一句:“三两犹不足,何况二两乎?”诗人“情发乎中,而形于言。”但那时没人听从什么“诗言志,歌咏言”的诗教,老师立刻遭到学生的严厉批判,从此老先生被永远赶下了讲坛。到了“批林批孔”运动,连冯友兰这样的大学者都不能免俗,谁还有心思管它是不是真要“批孔”,大家明哲保身,不吱声儿也就罢了,偏偏这位老夫子不识时务,竟然跳出来说:“孔子的有些话还是对的。”当有人强迫吴宓批孔时,他的答复是:“ 宁可杀头!”

陈寅恪死于1969年,临死前,在病榻上还被迫做口头交代,直到不能讲话为止。陈寅恪最后的声音是:“我现在譬如在死牢之中。”吴宓却熬到了1978年,他们都没有像王国维那样轻易地的了断此生,但那时极左思潮尚未肃清,他依然被打发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在一个作学问的人眼里,教授是一个了不得的头衔。在知识不曾贬值的日子里,教授货真价实,代表应得的荣誉和地位。教授的意义,是我们今天许多人无法理解的。我常想,像王国维、吴宓这样的学者,不外螺居书斋,服务教育。所谓百年生涯,斜阳远巷,夜语灯昏。毕竟所多者寂寞颠扑,所贵者洁身自好。他们有限的人生轨迹,即使是一事一语,一生一死,都足令后人吟味悠长,索解莫从。

“ 王国维自沉”那一幕往事,弹指七十余年了,吴宓生命的最后时刻“给我开灯”的凄厉叫声,也消逝了二十年。许多年来,关于王国维死因的探讨,史不绝书。解谜者众说不一,见仁见智,或猜测或推论,各执一隅皆难定夺。凡此情景种种,人们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死者遗言所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的沉言痛语。也许人们未必了解当年“世变”的始末究竟,却不由得因王国维那种为文化理想而从容赴死的精神,深有触动。记得王的遗嘱中还特别提到:“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陈指陈寅恪,吴指的就是吴宓。这恐怕已有文化托命的意味了。也就在送殡的当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惟王先生实冥鉴之。”

“文革”浩劫,黄钟毁弃,斯文扫地,一运动就是十年!吴宓的健步如飞,也被“运动”成了个跛子。他右目全盲,每月仅仅领38.5元生活费,还要用它资助有困难的“好人和坏人”。约有两年时间早、晚餐各食一个馒头,不吃菜,午餐有食堂菜一份,米饭三两,住室则为无顶席墙的工棚,雨天上漏不止。物质上的痛苦就不多提了,老先生暮年受辱,其精神之痛切可想而知。他为什么没有选择自杀,不践履自己的誓言,以脱离这个让人伤心伤神的世界。就说是自杀,那些年冤死的文化人也不在少数,然而自杀了又如何?他们大多数人还不是有如黄英堕溷,无声无息,人们仿佛早忘却了这桩桩历史悲剧。“殉道”已无“ 道”可殉,“成仁”亦不知“成”谁家之“仁”。作为文化所托命之人,反不如像吴宓这样以己身之经历为中国的反文化传统留一实证。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吴宓正是凭籍着这种“文化神州系一生”的儒者情怀,艰苦卓绝,荜路蓝缕,终于定格于清华大学,成为中国现代西洋文学教育和比较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从1926年吴宓先生正式出任清华外文系教授开始,到1944年他离开清华的近二十年间,正是清华由弱到强,由小变大,发展到它最辉煌的时期。清华外文系因之与吴宓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教育思想对外文系的影响至深至大。所以后人在研究清华外文系时,不能不谈到吴宓和他的教育思想。“博雅”教育已不仅仅成为办学的宗旨,而且也是一种风格,一种思想,一种体系。知识唯其广博,学问才能精深;抱负唯其远大,志趣才能高雅;学问思想非精深博大,不能培养出高洁博雅之通儒。“博”是一种学术境界,“雅”是一种思想境界,“博雅 ”就是一种人格境界,一种具有高贵的人文品质和素养的书生风骨,是一种“心向往而不能至”的境界。另外一方面,高雅脱俗的言谈举止和气质来自于“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的学术涵养;通博教育境界需要高雅的志趣来提升。这样,作为知识的通博是教育的外形,作为志趣之高雅便是教育之内质;作为思想之通博是教育的内质,作为言谈举止之高雅便是教育的外形。“博”与“雅”互为形质内外,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可以说培养“博雅之士”浓缩了吴宓先生及清华外文系全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恐怕未有第二个人能把大学教育的本质概括的如此精炼得体。

清华的“博雅”教育在当时教育流派“百花齐放”的年代可谓独树一帜。它在艰难困苦的动荡条件下为我国培养了诸如贺麟、钱锺书、季羡林、曹禺这样一大批高精尖的各类专门人材。从他们身上或多或少体现了宇宙中这种博雅宏通的理想精神。诚如有位学人所言,清华之于中国,正如牛津之于英国,哈佛之于美国,功莫大焉!

在国内,研究吴宓的学者越来越多。自1979年吴宓平反后,最先是吴宓家乡的马富明先生撰文介绍他,时在1987年。1989年,乐黛云发表了《重估〈学衡〉──兼论现代保守主义》,为《学衡》这一樽连坛子都险些被砸碎的旧酿启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同年,陕西省有关方面和团体开展了对吴宓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酝酿召开一次旨在推动吴宓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此举得到了先生生前友好和及门弟子的鼎力支持。1990 年,由清华大学、西南师范大学暨陕西省比较文学学会等单位主办,召开了“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以纪念吴宓诞辰九十六周年。会议期间,与会学者一致同意定期召开吴宓学术研讨会的建议,并成立了“吴宓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该丛书主编由先生高足、北京大学教授李赋宁担任。之后,第二、第三届“吴宓学术讨论会”已于1992年、1994年成功举办,会议的论文也早结集出版。新成立的“吴宓研究会”,在推动国内吴宓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目前,吴宓研究的热潮正方兴未艾,它吸引着大批有识之士投身其中,人们开始去重新了解和感悟吴宓的学术生涯、道德风范和感情历程,全面评价和把握他的学术成就及其传承脉络。唯其如此,我们这代学人才能于曙光微熹之中,认清中华学术的发展道路,了悟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从而真正找到自己的学术位置。

吴宓是一位继往开来的学术宗师,也是一位踏踏实实的中国学人、诗人和编辑。他生活简朴,从无奢侈。一身蓝布长衫,一块白布包袱,一竿藤木手杖,差不多伴随了他整整一生。他不务虚名,安贫乐道,孤怀冥往,潜光含章,既剖视时俗之弊,又图切实之建设,面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困境,即价值系统的崩溃、民族意识的迷乱、道德精神的危机、教育目标的丧失、文化批评的偏执,吴先生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化成他的道德、学问、事功,苦心孤诣,感天撼地。顷其全部的爱心、全部的感情、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生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他是我国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是我们青年学子立身行世的楷模!

(原载《盐都艺术》,1999年第1期)

[i] 吴 宓:《〈红楼梦〉新谈》,刊于《民心周刊》第1卷第17期,1920年。
[ii] 参见朱学勤著《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iii] 佚 名:《教授印象记》,刊于《清华暑期周刊》,1934年。
[iv] 茅于美:《怀念吴宓导师》,收入黄世坦编《回忆吴宓先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iv] 茅于美:《怀念吴宓导师》,收入黄世坦编《回忆吴宓先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iv] 茅于美:《怀念吴宓导师》,收入黄世坦编《回忆吴宓先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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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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