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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3-29-34937.htm
胡适与何炳松同为20世纪中国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有不少有趣的共同之处，也有一些共同被人误解的地方，其中之一是有关他们的学术背景。胡适尝言：历史是我的训练。但其实胡适并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出身，他的本专业是哲学，只是他一直研究哲学史。与胡适相比，何炳松向来被视为专业历史学家，誉为“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实际上何炳松也不是历史学家出身。胡适和何炳松在美国受到的专业训练都不是历史。何学的是政治，他于191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比胡适早一年回国。但与胡适同时在1917年任教北大。
尽管何炳松没有攻取博士学位，与胡适一样，他在美国的学位论文也是有关先秦的。他写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政治，符合他的专业要求。回国之后，胡适与何炳松都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有不同程度的关系。胡适在1921年虽然没有接受邀请做编译所的所长，但推荐了王云五，并为之改革提出了参考意见，而何炳松则在1924年到编译所，以后又担任所长、总编辑等职，直到1935年出任暨南大学校长时才离开。更有意思的是，何炳松与胡适同样对章学诚有兴趣。胡适的《章实斋年谱》增订版出版时，何炳松为之作序。以后，何也发表了有关章学诚的论著。从他们回国到30年代中期，何与胡虽然交往不算多，但可谓气味相投，也曾在北大同事几年。直到1935年何炳松参与起草和发表“十教授宣言”，提倡中国文化本位，才与胡适的支持全盘西化的思想对立起来。但两人的关系并未恶化。〔1〕抗战开始后，胡在美国任大使，争取美援，而何则率领暨南大学的师生辗转于浙南、闽西等地，颠沛流离。两人没有来往。抗战结束，何已病入膏肓，一年不到就与世长辞了。
何炳松与胡适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胡适一直坚持西化的必要性，尽管他一生治学则以中学为主。而何虽然早年主持翻译西洋历史，成就卓然，但对如何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在中年之后有所改变，认为需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他们的不同，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而何的“变 ”与胡的“不变”，更揭示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改造与民族主义情结的处理上不同的价值取向。
一
何炳松（字柏丞）1890年10月18日出身于浙江金华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比胡适长一岁，但出身背景类似，都属于仕绅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何祖上颇有不少知名的学者，如何基，为南宋北山学派的创始者。但他的父亲（寿铨）只是一个私塾教师，对科举了无兴趣，但因笃守朱学，在当地颇有声望。何幼时聪颖伶俐，但起初并不愿学。其父母因此将他送入一教师家就读，但三日后就不得不把他接回，因为何已恹恹成病。之后，何专心学习，在家由父亲亲授，直至14岁。1903年何参加县试，以高第补县学博士弟子员。同年，金华县知府将丽正书院改为金华府中学堂，第一批取生员20名，何为其中之一。同学中有东阳邵飘萍等。何学业优异，未及毕业即为学堂于1906年保送入浙江高等学堂预备科。三年后升入正科。据何的幼时朋友金兆辛回忆，何从府中学堂到高等学堂，“无试不冠军”。1912年何毕业于高等学堂，为浙江省府以公费资送美国留学。出国前何回到金华，出任金华中学的英语教师，为学生杜佐周等所喜爱。同学邵飘萍在杭州与人合办《汉民日报》，为何出国饯行。何在出国前并与曹绿芝成婚。〔2〕
1912年冬，何炳松赴美，翌年一月到达加州，二月入加州伯克利大学，注册修法语、政治学、经济学科目。但不几天，何即请假离校，是年夏转入威斯康辛大学，注册修地质学、德语、政治学等。1913年，何在该校历史系获得一个助教职位，负责搜集有关东亚和中日关系的史料。由此可以看出，何已经对历史研究有了兴趣，并接受了一定的训练。〔3〕
何炳松在美国积极参与中国留美学生的活动，并因此与胡适认识并建立了通讯联系。1915年何出任《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部干事，还发表了一些文章。现存的一篇名《课余杂录》，写于1915年，其中多有提醒国人对于日本侵华的警惕的语句：“日本胜俄后，对我方针一大变，时露瓜分吾国之志。英日同盟，实束缚之。当知他日黄皙两种，定难免有争雄之日”。不但对日本，何对西方各国侵占中国的行为，也表示了他的义愤：“租借地一日不归还，吾国国耻，终一日不能洗尽”。而中国有富强，并不仅在于购置* 而已，“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4〕这些字句，显示何的民族情绪和爱国之心， 也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1915年夏，何炳松从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并获得荣誉奖。暑假期间，他去东部，在康州中城（Middletown ）的美以美大学（Wesleyan Univeristy）参加“东美留学和第一次大会”，在会上与胡适第一次见面。秋天，何入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攻读硕士学位，但与当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交往颇多，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5〕很显然，何也因此对哥伦比亚大学的“新史学”流派有了接触和了解，这为他回国之后翻译和介绍“新史学”，打下了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与何的交谊，也成为影响何以后学术研究方向的一个因素。
在胡适和何炳松的学术生涯中，1915年看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他们的转学奠定了他们今后的学术方向，而这种学术方向都受到20世纪初年美国“进步时代”学术氛围的影响。如果说胡从康奈尔到哥大使他成为杜威的弟子，并让他在以后成为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推广者，而何的入学普林斯顿，则使他对“进步时代”思潮在史学界的主要产物“新史学”派产生了兴趣，成为这一史学流派在中国的代言人。
从20世纪初至一次大战的美国历史，称之为“进步时代”，以政治和社会改良的运动而著名。不少激进的改革家认为美国的社会发展背离了美国的立国精神，政府腐败、贫富分化、经济垄断，一般人民享受不到平等的社会待遇，他们发起了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揭露罪恶，以求改革。这种号召人民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进步主义”思潮，在美国学术界也有反映，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罗宾逊的“新史学”。这段历史时期正是胡适和何炳松留学美国的时期，他们都受到很大影响。这在胡适的日记中有不少反映。至于何炳松，因为材料所限，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从何炳松在当时和以后对现实的关心程度来看，他也深受其影响。
从何在普林斯顿大学所修的课程来看，不外乎是美国人文教育的一般科目，并不能显示他如何研究“新史学”。他的硕士论文的内容，也与“新史学 ”无关。〔6〕但是，尽管我们不能获得何论文的全部，但从何在美留学期间发表的英文文章《中国政党小史》中，可略见其思想及研究方法之端倪。何的这篇文章，追述了从1898年戊戌变法以来，中国政党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的历史，以及袁世凯翦除国民党的经过，一直到袁下台，国民党重新进入国会，与进步党形成对峙局面为止。但是，何对政党定义的解释和理解，则完全依照西方的概念。何写道：“中国有政党，自前清戊戌政变始。戊戌以前，因地势自封，政体专制；故历史上仅有学派而无政党。东汉之陈窦，唐之牛李，宋之新旧，及明之东林，虽略具政党形式，然绝无政党实力。所争者，非门户，即意气，政治上关涉甚微”。〔7 〕这种用所学的西方政治学概念阐释中国政治的方法，与他的硕士论文相一贯，也与“进步主义”主张学术与现实政治结合的理论相契合。何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列国之间的外交上的纵横捭阖，以西方近代国际法的原理加以解释，阐明其相似和不同之处。何在1920年于《法政学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古代国际法》的文章，想来取材于他的硕士论文。
取得硕士之后，何炳松因家里年迈双亲的反对，没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16年夏，何回国，路过杭州时，被留用为省长公署助理秘书。 1917年何改任浙江省教育厅视学一职，赴各地视察中学教育的情形。何以后翻译了一些美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学的介绍文章，想来与他的这一段经历有关。
二
1917年初秋，何炳松得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书，为文科预科讲师，讲授“西洋文明史”，与胡适差不多同时到校。当时胡适所得的是哲学教授的职位，而何则在二年后才被聘为北大史学系的教授。何抵京后，又收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的聘书，兼任该校史地部的教员，亦授西洋历史。
何炳松在北大一共任教五年。在这期间，他与胡适相处不错，也曾外出同游。何也参加了蔡元培的“进德会”。何所用的课本，多为哥伦比亚大学“ 新史学”派教授的著作，如查尔斯•比尔德（ Charles A.Beard）的《欧洲史纲》（An Outline of Europen History ）和《现代欧洲史》（History of Europe,Our Own Time），以及詹姆士•罗宾逊（James H.Robinson）的《西欧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尽管何在这段时间将主要兴趣放在译介西方历史方面，但他与专心改造中国古史的胡适，却有不少共同语言。这种共同语言建立在他们对浙东学派的史学大师章学诚的兴趣上面。但有趣的是，他们两人在当时研究章学诚，都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对胡适来说，他的志向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用他当时在日记里的话来说，就是“我现在只希望开山劈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因此，他之研究章学诚，只是牛刀小试，“一时高兴之作”，给自己 “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胡的《章实斋年谱》是一部未定稿，在正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时，胡适希望有能者能做一次增订的工作。这位“能者”就是姚名达，而姚在做增订工作时，则经常与何炳松商量，“每星期都到我的家里来交换一次我们对于史学的意见”。最后增订版的《年谱》出版时，胡请何炳松写序，也就理所当然了。〔8〕
何在序言中不但追述了他与胡适在美国和在北大的交往和“特殊的交情”，他也交代了他自己为何没有全力以赴研究章学诚的原因。这一段引文较长，却很能反映当时何炳松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我以为章实斋的学说固然值得我们的研究，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程度已经足够了。我们似乎不应该过分的热心。我以为过分了就有‘腐化’的危险。现在我们中国人有下面这种风气：就是凡是我国原有的东西不管好坏总要加上一个很时髦的‘国’字来做保镖的武器。你看中医一到现在叫做‘国医’了；技术一门现在叫做‘国术’了；甚而至于中国的饭铺亦叫做‘国菜馆’了，这都是‘国学’两个字引出来的流弊。我们倘使把章实斋的史学鼓吹得过分了，那不但要使章氏和我们自己流入腐化的一条路上去，而且容易使得读者看不起西洋史家近来对于史学上的许多重要的贡献。所以我们此后还是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的工作吧！”〔9〕
显然，何炳松此时的“心不在焉”，并不与胡适一样。他认为当时（1928年）重要的不是振兴国学，而是如何深入理解西洋文化。这与胡适倡导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有异曲同工之处。其目的都是为了引进西学，改造传统文化。所不同的只是胡适的方法较为直接，而何炳松则显得更为彻底。这与他在7年后提倡建设中国本位文化，恰成对照。
何炳松在序言中，也对胡适的《年谱》作了几处批评，但都无关紧要。他也介绍了他本人研究章学诚的心得。与胡适的考据派做法不同，何炳松力图抓住章学诚史学的精华之处，与西方史学进行比较分析。何炳松认为，章学诚对中国史学有三大贡献。一是将著作与材料相分离，即指出史学与史料的不同之处。二是强调通史的写作。三是章学诚对历史研究中主观与客观关系的阐述。何炳松对章学诚史学的总结，显然都与他对西方史学的知识有关。换句话说，何炳松所发现的章学诚史学的卓越之处，并不见于一般人，而是他自己在深入比较章学诚史学和西方史学的相同点后所阐发的议论。
因此何炳松的议论，只不过是借章学诚的口来表述他自己对绵延几千年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何炳松认为，章学诚之所以将史学（撰述）与史料（记注）分开看待，说明章并不认为纪传和编年两种体裁代表了真正的史学。何炳松尖锐指出，中国传统的纪传体通史，“不伦不类”，“当做通史看，嫌他们太繁杂了，当做史料看，又嫌太简单了”。而几千年来唯有章学诚能够认识这一点。于是，何炳松将章学诚对通史的推崇提了出来，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史学，可惜这种通史著作，如郑樵的《通志》和袁枢的《纪事本末》，在中国并不受重视，寥寥无几。然后，何炳松又企图将西方的“客观史学”借章学诚之口介绍进来。他指出，章学诚对“天人之际”的阐述，与西汉阴阳五行派的不同，实际上讲的是历史学研究中主客观的关系。而章的观点，还胜于西方同期的历史哲学家。〔10〕
由此可见，何炳松之研究章学诚，与他当时专心研究和翻译西方史学密切相关。可以这样说，他是用西方史学的成就来反观章学诚的史学，为他介绍西洋史学的工作开辟道路。这种研究方法，贯彻在何炳松的其他几篇研究章学诚的论著中。〔11〕
其实，胡适在推广西方的科学方法，也企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科学”的精神，由此来说明，科学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在胡适博士论文的一开始，他便指出在中西哲学史上，有不少例子可以说明哲学的发展仰赖于逻辑方法的发展。他不厌其烦地举出从朱熹、王阳明到清朝的“朴学”的发展来证明，中国古代不但有科学方法，而且与西方的大致相同。这种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呼应对照的做法，与何炳松的研究章学诚，非常相似。他们都是为了表明中国不但需要而且能够接受西方文化。〔12〕
因此，尽管何与胡在研究章学诚史学上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他们两人对中西文化的关系的态度，那时并无不同，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很不错。何炳松自己也承认，他的翻译西洋史学，特别是罗宾逊的《新史学》一书，受到胡适的怂恿。1920年夏，何炳松应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之要求，新开设“历史研究法 ”一课，他用罗宾逊的《新史学》为教材，受到学生的欢迎。他还用该书作为“西洋史学原理”一课的教材。〔13〕
何正式开始翻译《新史学》，是在1921年2月，其工作得到北高师学生江兴若的帮助，以后，江有事中断了工作，何又得到朋友傅东华的帮助。同年8月，译稿完成，得到朱希祖的审定，又得到胡适的校阅，成为北大的讲义。〔14〕以后由胡适推荐提交北大出版委员会，通过作为《北大丛书》出版。胡适允诺写一篇序言，介绍罗宾逊的史学思想，但未能按时交稿。 1923年胡适去杭州烟霞洞养病期间，曾与改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何炳松多次晤谈，再度想写一篇序言，但因译稿在北大而未成。因此最后该书由商务印书馆1924年正式出版。《新史学》一书在当时的学术界造成很大的影响，何炳松因此也就成为闻名遐迩的名学者。据谭其骧回忆，该书“在二三十年代曾风行一时，深受史学界欢迎”。他在1927年进入暨南大学读书时，就曾读过该书，对“作者和译者都弥感景仰”。〔15〕
《新史学》一书是哥伦比亚大学“新史学”流派的代表作，1912年在美国出版，是美国史学史上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19世纪的美国史学，深受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史学流派的影响，推崇所谓的科学史学，强调运用档案材料和史学家的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这种历史研究的倾向，成为近代美国史学的正统，一直到本世纪初年“新史学”流派的兴起才逐渐式微。〔16〕“新史学”对兰克学派的挑战，主要基于下列理由：一是科学的历史学使得历史变得枯燥无味，无法吸引读者，丧失了原有的文学价值。二是科学史学使得历史研究成为一门孤立于社会的专门学问，只有少数历史学家才愿意去研究和阅读，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实际上，这种挑战来自新旧两个方面。对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和文学都以娱悦读者为目的，英国历史大家吉本（Edward Gibben ）就力求将历史写得既能为历史学家所称赞，也能为一般家庭妇女所喜爱。科学的历史主张考证史料，自然就无法保持历史的可读性。而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所谓的科学史学并不科学，因为其方法仍以叙述为主，历史事件无法重复实验，没有规律性。历史学因此无法与现实社会加强联系，帮助人们了解社会的发展，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后一种批判与“进步时代”学者对社会的关心有着紧密的联系。〔17〕
罗宾逊所主张的“新史学”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是历史的实用性。他要求历史学家注意那些与现实有关的史实，厚今薄古，反映了“进步时代”的实用主义倾向。第二是扩大历史学研究的范围，注意历史上社会力量的发展，不能只研究一些伟大人物。第三是加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系，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预测历史的发展。第四是重申历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尽管“新史学”派的历史学家不认为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18〕
何炳松在其译者导言中，总结了《新史学》的大致要点，然后他说，这本书里面的最重要主张，统括起来，就是下面几句话：“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人类是很古的，人类是进步的。历史的目的在明白现在的状况，改良现在的社会。当以将来为球门，不当以过去为标准。‘古今一辙’的观念、‘盲从古人’的习惯统统应该打破的；因为古今的状况，断不是相同的”。何生怕别人不能理解译文，他又举了英国哲学家罗素（B.Russel）在中国的讲演来做注脚，补充说明他所引证的罗宾逊话的意思：即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能指导现实的中国社会了。这与他在为胡适《章实斋年谱》作序时认为应该加强引进西学的意见一致。〔19 〕同时也说明何回国后长期致力于引进西方文化以改造中国的文化传统。
三
在北大的五年，何炳松的学术成就不小，与胡适、傅东华、邵飘萍等交往也使他心悦神怡。但在1922年，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因校长马叙伦离职，教育厅长夏敬观聘请何炳松继任校长，由蒋梦麟等出面游说。何推辞不成，遂于9月南下就任。浙一师是一所名校，李叔同、鲁迅、叶圣陶、俞平伯等都曾在该校任过教。但何到校不久，便发生师生中毒事件，共死亡24人，在国内影响甚大。何也受到牵连，刺激很深。他自言：“物质精神，两受痛苦，事后回想，恍若经过一场恶梦”。〔20〕他终于在1924年离开那里，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
何在浙一师期间，饱受痛苦，胡适同期也在杭州养病，却享受了一番人间情爱。〔21〕对于一师的惨案，胡适倒也有番评论，表示出他对朋友的关心。胡适在《一师毒案感言》一文中写道，一师有“东南新思潮的一个中心”的盛誉，如今却经受了一番严重的考验，但一师的师生经受了考验。胡适赞美说：“一师居然能在短时期中恢复上课，居然能不为种种谣言所扰乱，居然能不参加种种迷信的举动，居然能至今还保存一种冷静的态度，静候法庭侦查审判的结果：这一次奇惨奇严的试验，一师至少可以说是及格的了！”同时，胡适也对朋友寄予希望，他希望一师能继续谋求学校的改革和进步，特别是在学校的膳食问题上有一个根本的改革，以求不幸中之大幸。〔22〕
尽管何炳松对接任一师校长一事，后来有懊悔之意和难言苦衷，但接任一事本身却显示出他的本性。据他本人说，他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个性不强。这种个性的懦弱，容易使他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也就造成他以后生活的波折和变化。1922年以前，胡适与何炳松的个人经历尽管有不少差异，但大致相似。他们同为北大教授，有同样的留洋背景，又同对章学诚和中国历史有兴趣。但在1922年以后，他们的个人生活和学术生涯，开始显得不同起来。胡适保持了他的研究兴趣，还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如佛教史的研究等。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了不少西洋史学和教育学的著作，以及百科词典等。在30年代，他个人也发表了研究程朱理学和浙东学派及其渊源的论著。但其学术影响力，终无法与胡适相提并论。胡适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学者，尽管他号称“但开风气不为师 ”，实际上他“好为人师”，乐意成为“开山祖”。但何炳松则自称甘当伙计，随遇而安。〔23〕当然，他们两人最大的不同，是在于何炳松以后改变了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而这一变化与他的个性、经历和外界事物的变化有关。
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生涯，丰富却不无波折。1932年，日军攻击上海，引起“一二八淞沪抗战”，商务印书馆首当其冲，被日军炸毁。四天之后，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和何炳松任职的编译所又遭焚毁的厄运，损失惨重。这对何炳松的打击很大。他于1932年10月16日发表的《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一文，详细记载了经过，惨痛的心情，溢于字里行间。〔24〕这一经历，必然对他的学术态度，有很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何炳松在同一时期还发表了《人类史上的残杀案》一文，追述了西方历史上各种野蛮的行为，来证明英国人在当时残杀中国人，犹有渊源。在文末，他写道：“近年来又很有提倡‘大阿利安’ 主义的人，在英美各国，尤为哄动一时。他们的意思想联合所有世界上的白种人来同黄种人相抗。……我们黄种人要想永久在太阳下占一个生存的位置，非我们自己同种人释嫌携手，努力自强不可”。〔25〕这些言论，与他后来参与起草建设本位中国文化的行为，很有关系。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何炳松改变了想急于引进西方文化的态度，而倾向于加强中国文化的建设了。这一学术态度的转变，也使得何炳松在政治上逐渐与国民党政府靠拢，与胡适在那时主持编辑《独立评论》的政治态度，产生了差异。
何炳松在上海期间，还积极参与了中华学艺社的活动，以后还担任了几届的社长。这些活动使他有机会与各界人士接触，包括国民党和政府的官员如陈立夫等。何炳松的行政领导才能也为他们所赏识，为他后来受到政府任命为暨南大学校长埋下了伏笔。由于编译所被毁和他本人态度的转变，何炳松放弃了编辑一套西洋历史丛书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民族复兴丛书”，由中华学艺社出面编辑。这些活动进一步反映何炳松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力求保护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义感情。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使他起草和签署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26〕
何炳松等十教授签署的《宣言》于1935年1月10 日发表于《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4期。《宣言》一开始便说，“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所有的只是古人骷髅或者洋人的天堂，两者都不能拯救中国。因此他们提出，“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这种建设，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批评和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简单一点来说，就是要批评传统文化，但同时又不盲从洋人，对西方文化，必须以中国的需要来决定取舍。〔27〕
这一《宣言》，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不少学术界的名人都参与了讨论，蔡元培也复信何炳松，表示了他的看法。蔡提出如何保持中国本位，是一个具体的问题，非理论问题。从政治上看，这一讨论，配合了国民党政府所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但其讨论的内容，则为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关心。讨论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国民党的支持，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28〕
何炳松在《宣言》发表之后做了一系列讲演，还主持了座谈会，使他名声大噪。这一名声，加上当时国民党内陈立夫等人强调开放政策，吸收党外知识分子参加工作，何炳松因此在同年7 月获得暨南大学校长的任命。〔29〕
但是对胡适来说，何炳松之参与签署《宣言》，只不过是重弹保守主义的老调，改变了何一向坚持的引进西学的态度，而与洋务派的观点一脉相承。胡适认为，文化本身就是保守的，中国文化更是保守，因此绝对不用为丢失中国本位文化而担心。如果中国文化的一些成分失去了，只表明它们本来就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因而被自然淘汰。胡适希望“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30〕胡适的话，与他一向主张的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观点并无二致。他指出这一《宣言》与洋务派的联系，也可谓一针见血。
对于胡适的批评，何炳松做了答复，力求区分他们所说的“本位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别。他强调，提倡中国文化本位，并不等于要恢复传统文化，相反，他们的目的是用科学方法改造传统文化。如何改造？何炳松认为是要根据“此时此地的需要”来淘汰旧文化或吸收西方文化。自然，何的辩解有其合理的一面，他指出了文化发展需要培植的道理。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本位文化”的实质，却与胡适所批评的并没有什么出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抵制全盘西化，而胡适就是想通过全盘西化来改造中国文化。何炳松没有回答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改造文化来符合现实的需要。〔31〕
之后，何炳松等十人又发表的《我们的总答复》一文，力图陈清他们所说的“此时此地的需要”的具体定义，他们认为那就是要“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前面两条仍然十分含糊，不能表明为什么在那时是一种特别的需要，但第三条却点出了他们起草《宣言》的背景。〔32〕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样，何炳松之所以参与签署《宣言》，与抗日战争的爆发很有关系。战争激发了何炳松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他改变了一向从事的介绍西方文化的初衷。民族的存亡，使他认识到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必要。〔33〕
事实上，这种态度的转变，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傅斯年就曾慷慨激昂地提出：“书生如何报国”的口号。在政治上，他们开始向政府靠拢。即使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也有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不少人，包括傅斯年，提出现在大敌当前，必须提倡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尽管傅斯年不同意国民党领导的“新生活”运动。〔34〕这说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挑战权威、改造文化的热情在30年代已经为民族主义的情绪所取代。何炳松的改变，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而已。
胡适本人没有改变他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但当国民党政府派傅斯年等人劝说他出任驻美大使时，他还是答应了。在赴美前夕，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吾从未担任官职，吾珍视吾之独立思想，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时代已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35〕显然，胡适也认为当时已经到了一介书生必须报效祖国的时候了。
何炳松的报效祖国，体现在他苦心经营暨南大学的工作上。何炳松出任校长仅二年，战争就曼延到大学的所在地上海。何炳松将学校搬至租界。 1941年日本军队进入上海租界以后，他又将学校迁至福建建阳，惨淡经营，可谓鞠躬尽瘁。他的民主治校的作风，亦为师生们所赞扬。在抗战后期，何炳松还受教育部委派担任东南联大的筹委会工作，以求将上海各地的大学聚合于后方。1945年抗战胜利，何炳松组织暨南大学回迁，但不久就被政府调任新成立的英士大学校长，他此时已心力交瘁，百般推辞不能，只能勉强就任，但尚未赴任就在1946年7月25 日病逝于上海中华学艺社的宿舍内。他的朋友们对他的早逝，颇感悲伤。他们甚至认为何炳松不应出任校长，否则他的学术成就，会大得多。〔36〕
胡适在当月从美国回到上海，之后去了几天南京。何炳松逝世时，他在上海，直到29日才乘机去北京，但笔者尚未找到胡适参加上海悼念何炳松的活动的记录。个中原因，颇费猜测。也许是因为胡适刚刚回国，又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事务繁杂。但从胡适一向的为人来看，似乎不至于没有一点表示。这是有关两人关系的一个疑点。＊
注释：
〔1〕有关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参见《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版，第141—167页。胡适也记载了何炳松在1937年来到北京，他请不少朋友与之相聚，并陪他两天的事，可见他们两人的私交并没有因为两年前有关“中国本位文化”的争论而受到影响。见第545页。
〔2〕参见《何炳松年谱》和他自己写的《随遇而安》一文， 《何炳松论文集》，刘寅生、谢巍、房鑫亮编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33—535，507—508页。
〔3〕加州伯克利大学没有何炳松的入学注册单， 何在威斯康辛大学的注册单记录了他以优良成绩毕业。
〔4〕《课余杂录》，《何炳松论文集》，第451—452页。
〔5〕见《何炳松年谱》，同上，第535页。亦见何炳松《增补章实斋年谱序》，同上，第134页。
〔6〕何炳松普林斯顿大学注册单，何的硕士论文在该校并无存底，其内容大概据何炳棣回忆。
〔7〕《中国政党小史》，同上，第1页。
〔8 〕姚名达曾经写信给何表示他不同意胡适对章学诚史学的中心看法，何炳松则复信认为胡适的解释基本正确。见《何炳松年谱》，同上，第543—544页。
〔9〕《增补章实斋年谱序》，同上，第146页。
〔10〕《增补章实斋年谱序》，第136—144页。
〔11〕何炳松还写过：《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和《章学诚史学管窥》，第27—50，89—119页。有关何炳松的史学成就，《何炳松纪念文集》中有不少专文论述，房鑫亮又在《暨南学报》撰文议论何炳松对史学史的研究，见《浅议何炳松对史学史的贡献》， 1991年第2期第54—59页。
〔12〕参见胡适《中国古代逻辑方法发展导论》（ Introduction to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纽约1963年版，第1—9页。
〔13〕《新史学导言》，《何炳松年谱》，《何炳松论文集》，第63—64，539页。
〔14〕据《胡适的日记》所记，1922年2月25 日何炳松曾请胡适吃饭，估计与何翻译《新史学》一书有关，或是一起商谈研究章学诚，因为翌日胡适的《章实斋年谱》就出版了。见第272—273页。
〔15〕《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新史学〉》，《何炳松纪念文集》，刘寅生、谢巍、 何淑馨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4—75页。
〔16〕参见王晴佳《兰克与兰克史学》，《历史研究》1986 年第3期，第118—128页。
〔17〕见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 《美国历史学的专业化》（History：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110页。
〔18〕见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 《美国历史学的专业化》（History：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116页，亦见罗宾逊《新史学》（The New History），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12年版。
〔19〕《新史学导言》，《何炳松论文集》，第62—63页。
〔20〕《一师毒案之回顾》，《何炳松纪念文集》，第33—35页。
〔21〕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养病期间，与曹诚英相恋，心情非常愉快。据徐志摩日记所记：“适之是转老回童了，可喜！”胡适自己的诗也能证实他那时的愉悦的情感：“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上我心头的人影。”见白吉庵《胡适》，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98—206页。
〔22〕引自《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册第535—538页。
〔23〕《随遇而安》，《何炳松论文集》，第507—508页。
〔24〕《何炳松纪念文集》，第19—29页。
〔25〕《何炳松纪念文集》，第13—18页。
〔26〕据刘百闵回忆，何炳松参与起草了《宣言》，但领头署名者王新命却认为何炳松并不在起草者之列，何炳松是孙寒冰拉来署名的。以后，何炳松也并不积极参与他们的活动。何本人也承认他只不过签了一个名而已。刘文见《何炳松纪念文集》，第240—242页；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台北龙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卷第450—455页； 何的回忆见他的《建设中国本位文化问题并答胡适之先生》，《大夏周报》第11卷第34期。
〔27〕《何炳松论文集》，第270—273页。
〔28〕何炳松在该时期与国民党比较接近，但没有材料证明他加入了国民党。从王新命的回忆来看，何在当时仍是一位党外人士。见《新闻圈里四十年》第2卷第449—450页。
〔29〕参见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第2卷第449页；亦见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引自《何炳松纪念文集》，第358—359页。
〔30〕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原载《胡适论学近著》，引自《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蔡尚思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卷，第193—197页。
〔31〕何炳松《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答胡适先生》，《何炳松论文集》，第274—281页。
〔32〕何炳松《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答胡适先生》，《何炳松论文集》，第282—285页。
〔33〕刘百闵回忆了何炳松当时热血沸腾的情景。《何炳松纪念文集》，第240—242页。另一署名者陶希圣也说他在日本武力压迫中国时，“从来在心的民族思想，一朝炙盛”。他之签署“中国本位文化”的宣言，与之有关。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第1381页。
〔34〕见舒衡哲（Vera Schwarcz）， 《中国的启蒙运动》（Chinese Enlightenment），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 232—233页。
〔35〕香港《大公报》1938年9月28日。
〔36〕暨南大学的师生对何炳松校长的十年治校有不少赞美之词，何炳松的同事兼朋友周予同、阮毅成等人，则高度评价了何炳松在历史学研究上的成就，并可惜他未能集中精力，专研学问，而被召去担任了十年校长。均见《何炳松纪念文集》。
（是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胡适与何炳松同为20世纪中国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有不少有趣的共同之处，也有一些共同被人误解的地方，其中之一是有关他们的学术背景。胡适尝言：历史是我的训练。但其实胡适并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出身，他的本专业是哲学，只是他一直研究哲学史。与胡适相比，何炳松向来被视为专业历史学家，誉为“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实际上何炳松也不是历史学家出身。胡适和何炳松在美国受到的专业训练都不是历史。何学的是政治，他于191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比胡适早一年回国。但与胡适同时在1917年任教北大。
尽管何炳松没有攻取博士学位，与胡适一样，他在美国的学位论文也是有关先秦的。他写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政治，符合他的专业要求。回国之后，胡适与何炳松都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有不同程度的关系。胡适在1921年虽然没有接受邀请做编译所的所长，但推荐了王云五，并为之改革提出了参考意见，而何炳松则在1924年到编译所，以后又担任所长、总编辑等职，直到1935年出任暨南大学校长时才离开。更有意思的是，何炳松与胡适同样对章学诚有兴趣。胡适的《章实斋年谱》增订版出版时，何炳松为之作序。以后，何也发表了有关章学诚的论著。从他们回国到30年代中期，何与胡虽然交往不算多，但可谓气味相投，也曾在北大同事几年。直到1935年何炳松参与起草和发表“十教授宣言”，提倡中国文化本位，才与胡适的支持全盘西化的思想对立起来。但两人的关系并未恶化。〔1〕抗战开始后，胡在美国任大使，争取美援，而何则率领暨南大学的师生辗转于浙南、闽西等地，颠沛流离。两人没有来往。抗战结束，何已病入膏肓，一年不到就与世长辞了。
何炳松与胡适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胡适一直坚持西化的必要性，尽管他一生治学则以中学为主。而何虽然早年主持翻译西洋历史，成就卓然，但对如何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在中年之后有所改变，认为需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他们的不同，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而何的“变 ”与胡的“不变”，更揭示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改造与民族主义情结的处理上不同的价值取向。
一
何炳松（字柏丞）1890年10月18日出身于浙江金华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比胡适长一岁，但出身背景类似，都属于仕绅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何祖上颇有不少知名的学者，如何基，为南宋北山学派的创始者。但他的父亲（寿铨）只是一个私塾教师，对科举了无兴趣，但因笃守朱学，在当地颇有声望。何幼时聪颖伶俐，但起初并不愿学。其父母因此将他送入一教师家就读，但三日后就不得不把他接回，因为何已恹恹成病。之后，何专心学习，在家由父亲亲授，直至14岁。1903年何参加县试，以高第补县学博士弟子员。同年，金华县知府将丽正书院改为金华府中学堂，第一批取生员20名，何为其中之一。同学中有东阳邵飘萍等。何学业优异，未及毕业即为学堂于1906年保送入浙江高等学堂预备科。三年后升入正科。据何的幼时朋友金兆辛回忆，何从府中学堂到高等学堂，“无试不冠军”。1912年何毕业于高等学堂，为浙江省府以公费资送美国留学。出国前何回到金华，出任金华中学的英语教师，为学生杜佐周等所喜爱。同学邵飘萍在杭州与人合办《汉民日报》，为何出国饯行。何在出国前并与曹绿芝成婚。〔2〕
1912年冬，何炳松赴美，翌年一月到达加州，二月入加州伯克利大学，注册修法语、政治学、经济学科目。但不几天，何即请假离校，是年夏转入威斯康辛大学，注册修地质学、德语、政治学等。1913年，何在该校历史系获得一个助教职位，负责搜集有关东亚和中日关系的史料。由此可以看出，何已经对历史研究有了兴趣，并接受了一定的训练。〔3〕
何炳松在美国积极参与中国留美学生的活动，并因此与胡适认识并建立了通讯联系。1915年何出任《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部干事，还发表了一些文章。现存的一篇名《课余杂录》，写于1915年，其中多有提醒国人对于日本侵华的警惕的语句：“日本胜俄后，对我方针一大变，时露瓜分吾国之志。英日同盟，实束缚之。当知他日黄皙两种，定难免有争雄之日”。不但对日本，何对西方各国侵占中国的行为，也表示了他的义愤：“租借地一日不归还，吾国国耻，终一日不能洗尽”。而中国有富强，并不仅在于购置* 而已，“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4〕这些字句，显示何的民族情绪和爱国之心， 也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1915年夏，何炳松从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并获得荣誉奖。暑假期间，他去东部，在康州中城（Middletown ）的美以美大学（Wesleyan Univeristy）参加“东美留学和第一次大会”，在会上与胡适第一次见面。秋天，何入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攻读硕士学位，但与当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交往颇多，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5〕很显然，何也因此对哥伦比亚大学的“新史学”流派有了接触和了解，这为他回国之后翻译和介绍“新史学”，打下了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与何的交谊，也成为影响何以后学术研究方向的一个因素。
在胡适和何炳松的学术生涯中，1915年看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他们的转学奠定了他们今后的学术方向，而这种学术方向都受到20世纪初年美国“进步时代”学术氛围的影响。如果说胡从康奈尔到哥大使他成为杜威的弟子，并让他在以后成为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推广者，而何的入学普林斯顿，则使他对“进步时代”思潮在史学界的主要产物“新史学”派产生了兴趣，成为这一史学流派在中国的代言人。
从20世纪初至一次大战的美国历史，称之为“进步时代”，以政治和社会改良的运动而著名。不少激进的改革家认为美国的社会发展背离了美国的立国精神，政府腐败、贫富分化、经济垄断，一般人民享受不到平等的社会待遇，他们发起了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揭露罪恶，以求改革。这种号召人民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进步主义”思潮，在美国学术界也有反映，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罗宾逊的“新史学”。这段历史时期正是胡适和何炳松留学美国的时期，他们都受到很大影响。这在胡适的日记中有不少反映。至于何炳松，因为材料所限，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从何炳松在当时和以后对现实的关心程度来看，他也深受其影响。
从何在普林斯顿大学所修的课程来看，不外乎是美国人文教育的一般科目，并不能显示他如何研究“新史学”。他的硕士论文的内容，也与“新史学 ”无关。〔6〕但是，尽管我们不能获得何论文的全部，但从何在美留学期间发表的英文文章《中国政党小史》中，可略见其思想及研究方法之端倪。何的这篇文章，追述了从1898年戊戌变法以来，中国政党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的历史，以及袁世凯翦除国民党的经过，一直到袁下台，国民党重新进入国会，与进步党形成对峙局面为止。但是，何对政党定义的解释和理解，则完全依照西方的概念。何写道：“中国有政党，自前清戊戌政变始。戊戌以前，因地势自封，政体专制；故历史上仅有学派而无政党。东汉之陈窦，唐之牛李，宋之新旧，及明之东林，虽略具政党形式，然绝无政党实力。所争者，非门户，即意气，政治上关涉甚微”。〔7 〕这种用所学的西方政治学概念阐释中国政治的方法，与他的硕士论文相一贯，也与“进步主义”主张学术与现实政治结合的理论相契合。何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列国之间的外交上的纵横捭阖，以西方近代国际法的原理加以解释，阐明其相似和不同之处。何在1920年于《法政学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古代国际法》的文章，想来取材于他的硕士论文。
取得硕士之后，何炳松因家里年迈双亲的反对，没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16年夏，何回国，路过杭州时，被留用为省长公署助理秘书。 1917年何改任浙江省教育厅视学一职，赴各地视察中学教育的情形。何以后翻译了一些美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学的介绍文章，想来与他的这一段经历有关。
二
1917年初秋，何炳松得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书，为文科预科讲师，讲授“西洋文明史”，与胡适差不多同时到校。当时胡适所得的是哲学教授的职位，而何则在二年后才被聘为北大史学系的教授。何抵京后，又收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的聘书，兼任该校史地部的教员，亦授西洋历史。
何炳松在北大一共任教五年。在这期间，他与胡适相处不错，也曾外出同游。何也参加了蔡元培的“进德会”。何所用的课本，多为哥伦比亚大学“ 新史学”派教授的著作，如查尔斯•比尔德（ Charles A.Beard）的《欧洲史纲》（An Outline of Europen History ）和《现代欧洲史》（History of Europe,Our Own Time），以及詹姆士•罗宾逊（James H.Robinson）的《西欧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尽管何在这段时间将主要兴趣放在译介西方历史方面，但他与专心改造中国古史的胡适，却有不少共同语言。这种共同语言建立在他们对浙东学派的史学大师章学诚的兴趣上面。但有趣的是，他们两人在当时研究章学诚，都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对胡适来说，他的志向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用他当时在日记里的话来说，就是“我现在只希望开山劈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因此，他之研究章学诚，只是牛刀小试，“一时高兴之作”，给自己 “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胡的《章实斋年谱》是一部未定稿，在正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时，胡适希望有能者能做一次增订的工作。这位“能者”就是姚名达，而姚在做增订工作时，则经常与何炳松商量，“每星期都到我的家里来交换一次我们对于史学的意见”。最后增订版的《年谱》出版时，胡请何炳松写序，也就理所当然了。〔8〕
何在序言中不但追述了他与胡适在美国和在北大的交往和“特殊的交情”，他也交代了他自己为何没有全力以赴研究章学诚的原因。这一段引文较长，却很能反映当时何炳松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我以为章实斋的学说固然值得我们的研究，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程度已经足够了。我们似乎不应该过分的热心。我以为过分了就有‘腐化’的危险。现在我们中国人有下面这种风气：就是凡是我国原有的东西不管好坏总要加上一个很时髦的‘国’字来做保镖的武器。你看中医一到现在叫做‘国医’了；技术一门现在叫做‘国术’了；甚而至于中国的饭铺亦叫做‘国菜馆’了，这都是‘国学’两个字引出来的流弊。我们倘使把章实斋的史学鼓吹得过分了，那不但要使章氏和我们自己流入腐化的一条路上去，而且容易使得读者看不起西洋史家近来对于史学上的许多重要的贡献。所以我们此后还是多做一点介绍西洋史学的工作吧！”〔9〕
显然，何炳松此时的“心不在焉”，并不与胡适一样。他认为当时（1928年）重要的不是振兴国学，而是如何深入理解西洋文化。这与胡适倡导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有异曲同工之处。其目的都是为了引进西学，改造传统文化。所不同的只是胡适的方法较为直接，而何炳松则显得更为彻底。这与他在7年后提倡建设中国本位文化，恰成对照。
何炳松在序言中，也对胡适的《年谱》作了几处批评，但都无关紧要。他也介绍了他本人研究章学诚的心得。与胡适的考据派做法不同，何炳松力图抓住章学诚史学的精华之处，与西方史学进行比较分析。何炳松认为，章学诚对中国史学有三大贡献。一是将著作与材料相分离，即指出史学与史料的不同之处。二是强调通史的写作。三是章学诚对历史研究中主观与客观关系的阐述。何炳松对章学诚史学的总结，显然都与他对西方史学的知识有关。换句话说，何炳松所发现的章学诚史学的卓越之处，并不见于一般人，而是他自己在深入比较章学诚史学和西方史学的相同点后所阐发的议论。
因此何炳松的议论，只不过是借章学诚的口来表述他自己对绵延几千年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何炳松认为，章学诚之所以将史学（撰述）与史料（记注）分开看待，说明章并不认为纪传和编年两种体裁代表了真正的史学。何炳松尖锐指出，中国传统的纪传体通史，“不伦不类”，“当做通史看，嫌他们太繁杂了，当做史料看，又嫌太简单了”。而几千年来唯有章学诚能够认识这一点。于是，何炳松将章学诚对通史的推崇提了出来，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史学，可惜这种通史著作，如郑樵的《通志》和袁枢的《纪事本末》，在中国并不受重视，寥寥无几。然后，何炳松又企图将西方的“客观史学”借章学诚之口介绍进来。他指出，章学诚对“天人之际”的阐述，与西汉阴阳五行派的不同，实际上讲的是历史学研究中主客观的关系。而章的观点，还胜于西方同期的历史哲学家。〔10〕
由此可见，何炳松之研究章学诚，与他当时专心研究和翻译西方史学密切相关。可以这样说，他是用西方史学的成就来反观章学诚的史学，为他介绍西洋史学的工作开辟道路。这种研究方法，贯彻在何炳松的其他几篇研究章学诚的论著中。〔11〕
其实，胡适在推广西方的科学方法，也企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科学”的精神，由此来说明，科学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在胡适博士论文的一开始，他便指出在中西哲学史上，有不少例子可以说明哲学的发展仰赖于逻辑方法的发展。他不厌其烦地举出从朱熹、王阳明到清朝的“朴学”的发展来证明，中国古代不但有科学方法，而且与西方的大致相同。这种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呼应对照的做法，与何炳松的研究章学诚，非常相似。他们都是为了表明中国不但需要而且能够接受西方文化。〔12〕
因此，尽管何与胡在研究章学诚史学上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他们两人对中西文化的关系的态度，那时并无不同，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很不错。何炳松自己也承认，他的翻译西洋史学，特别是罗宾逊的《新史学》一书，受到胡适的怂恿。1920年夏，何炳松应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之要求，新开设“历史研究法 ”一课，他用罗宾逊的《新史学》为教材，受到学生的欢迎。他还用该书作为“西洋史学原理”一课的教材。〔13〕
何正式开始翻译《新史学》，是在1921年2月，其工作得到北高师学生江兴若的帮助，以后，江有事中断了工作，何又得到朋友傅东华的帮助。同年8月，译稿完成，得到朱希祖的审定，又得到胡适的校阅，成为北大的讲义。〔14〕以后由胡适推荐提交北大出版委员会，通过作为《北大丛书》出版。胡适允诺写一篇序言，介绍罗宾逊的史学思想，但未能按时交稿。 1923年胡适去杭州烟霞洞养病期间，曾与改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何炳松多次晤谈，再度想写一篇序言，但因译稿在北大而未成。因此最后该书由商务印书馆1924年正式出版。《新史学》一书在当时的学术界造成很大的影响，何炳松因此也就成为闻名遐迩的名学者。据谭其骧回忆，该书“在二三十年代曾风行一时，深受史学界欢迎”。他在1927年进入暨南大学读书时，就曾读过该书，对“作者和译者都弥感景仰”。〔15〕
《新史学》一书是哥伦比亚大学“新史学”流派的代表作，1912年在美国出版，是美国史学史上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19世纪的美国史学，深受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史学流派的影响，推崇所谓的科学史学，强调运用档案材料和史学家的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这种历史研究的倾向，成为近代美国史学的正统，一直到本世纪初年“新史学”流派的兴起才逐渐式微。〔16〕“新史学”对兰克学派的挑战，主要基于下列理由：一是科学的历史学使得历史变得枯燥无味，无法吸引读者，丧失了原有的文学价值。二是科学史学使得历史研究成为一门孤立于社会的专门学问，只有少数历史学家才愿意去研究和阅读，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实际上，这种挑战来自新旧两个方面。对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和文学都以娱悦读者为目的，英国历史大家吉本（Edward Gibben ）就力求将历史写得既能为历史学家所称赞，也能为一般家庭妇女所喜爱。科学的历史主张考证史料，自然就无法保持历史的可读性。而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所谓的科学史学并不科学，因为其方法仍以叙述为主，历史事件无法重复实验，没有规律性。历史学因此无法与现实社会加强联系，帮助人们了解社会的发展，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后一种批判与“进步时代”学者对社会的关心有着紧密的联系。〔17〕
罗宾逊所主张的“新史学”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是历史的实用性。他要求历史学家注意那些与现实有关的史实，厚今薄古，反映了“进步时代”的实用主义倾向。第二是扩大历史学研究的范围，注意历史上社会力量的发展，不能只研究一些伟大人物。第三是加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系，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预测历史的发展。第四是重申历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尽管“新史学”派的历史学家不认为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18〕
何炳松在其译者导言中，总结了《新史学》的大致要点，然后他说，这本书里面的最重要主张，统括起来，就是下面几句话：“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人类是很古的，人类是进步的。历史的目的在明白现在的状况，改良现在的社会。当以将来为球门，不当以过去为标准。‘古今一辙’的观念、‘盲从古人’的习惯统统应该打破的；因为古今的状况，断不是相同的”。何生怕别人不能理解译文，他又举了英国哲学家罗素（B.Russel）在中国的讲演来做注脚，补充说明他所引证的罗宾逊话的意思：即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能指导现实的中国社会了。这与他在为胡适《章实斋年谱》作序时认为应该加强引进西学的意见一致。〔19 〕同时也说明何回国后长期致力于引进西方文化以改造中国的文化传统。
三
在北大的五年，何炳松的学术成就不小，与胡适、傅东华、邵飘萍等交往也使他心悦神怡。但在1922年，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因校长马叙伦离职，教育厅长夏敬观聘请何炳松继任校长，由蒋梦麟等出面游说。何推辞不成，遂于9月南下就任。浙一师是一所名校，李叔同、鲁迅、叶圣陶、俞平伯等都曾在该校任过教。但何到校不久，便发生师生中毒事件，共死亡24人，在国内影响甚大。何也受到牵连，刺激很深。他自言：“物质精神，两受痛苦，事后回想，恍若经过一场恶梦”。〔20〕他终于在1924年离开那里，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
何在浙一师期间，饱受痛苦，胡适同期也在杭州养病，却享受了一番人间情爱。〔21〕对于一师的惨案，胡适倒也有番评论，表示出他对朋友的关心。胡适在《一师毒案感言》一文中写道，一师有“东南新思潮的一个中心”的盛誉，如今却经受了一番严重的考验，但一师的师生经受了考验。胡适赞美说：“一师居然能在短时期中恢复上课，居然能不为种种谣言所扰乱，居然能不参加种种迷信的举动，居然能至今还保存一种冷静的态度，静候法庭侦查审判的结果：这一次奇惨奇严的试验，一师至少可以说是及格的了！”同时，胡适也对朋友寄予希望，他希望一师能继续谋求学校的改革和进步，特别是在学校的膳食问题上有一个根本的改革，以求不幸中之大幸。〔22〕
尽管何炳松对接任一师校长一事，后来有懊悔之意和难言苦衷，但接任一事本身却显示出他的本性。据他本人说，他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个性不强。这种个性的懦弱，容易使他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也就造成他以后生活的波折和变化。1922年以前，胡适与何炳松的个人经历尽管有不少差异，但大致相似。他们同为北大教授，有同样的留洋背景，又同对章学诚和中国历史有兴趣。但在1922年以后，他们的个人生活和学术生涯，开始显得不同起来。胡适保持了他的研究兴趣，还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如佛教史的研究等。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了不少西洋史学和教育学的著作，以及百科词典等。在30年代，他个人也发表了研究程朱理学和浙东学派及其渊源的论著。但其学术影响力，终无法与胡适相提并论。胡适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学者，尽管他号称“但开风气不为师 ”，实际上他“好为人师”，乐意成为“开山祖”。但何炳松则自称甘当伙计，随遇而安。〔23〕当然，他们两人最大的不同，是在于何炳松以后改变了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而这一变化与他的个性、经历和外界事物的变化有关。
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生涯，丰富却不无波折。1932年，日军攻击上海，引起“一二八淞沪抗战”，商务印书馆首当其冲，被日军炸毁。四天之后，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和何炳松任职的编译所又遭焚毁的厄运，损失惨重。这对何炳松的打击很大。他于1932年10月16日发表的《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一文，详细记载了经过，惨痛的心情，溢于字里行间。〔24〕这一经历，必然对他的学术态度，有很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何炳松在同一时期还发表了《人类史上的残杀案》一文，追述了西方历史上各种野蛮的行为，来证明英国人在当时残杀中国人，犹有渊源。在文末，他写道：“近年来又很有提倡‘大阿利安’ 主义的人，在英美各国，尤为哄动一时。他们的意思想联合所有世界上的白种人来同黄种人相抗。……我们黄种人要想永久在太阳下占一个生存的位置，非我们自己同种人释嫌携手，努力自强不可”。〔25〕这些言论，与他后来参与起草建设本位中国文化的行为，很有关系。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何炳松改变了想急于引进西方文化的态度，而倾向于加强中国文化的建设了。这一学术态度的转变，也使得何炳松在政治上逐渐与国民党政府靠拢，与胡适在那时主持编辑《独立评论》的政治态度，产生了差异。
何炳松在上海期间，还积极参与了中华学艺社的活动，以后还担任了几届的社长。这些活动使他有机会与各界人士接触，包括国民党和政府的官员如陈立夫等。何炳松的行政领导才能也为他们所赏识，为他后来受到政府任命为暨南大学校长埋下了伏笔。由于编译所被毁和他本人态度的转变，何炳松放弃了编辑一套西洋历史丛书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民族复兴丛书”，由中华学艺社出面编辑。这些活动进一步反映何炳松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力求保护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义感情。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使他起草和签署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26〕
何炳松等十教授签署的《宣言》于1935年1月10 日发表于《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4期。《宣言》一开始便说，“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所有的只是古人骷髅或者洋人的天堂，两者都不能拯救中国。因此他们提出，“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这种建设，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批评和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简单一点来说，就是要批评传统文化，但同时又不盲从洋人，对西方文化，必须以中国的需要来决定取舍。〔27〕
这一《宣言》，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不少学术界的名人都参与了讨论，蔡元培也复信何炳松，表示了他的看法。蔡提出如何保持中国本位，是一个具体的问题，非理论问题。从政治上看，这一讨论，配合了国民党政府所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但其讨论的内容，则为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关心。讨论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国民党的支持，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28〕
何炳松在《宣言》发表之后做了一系列讲演，还主持了座谈会，使他名声大噪。这一名声，加上当时国民党内陈立夫等人强调开放政策，吸收党外知识分子参加工作，何炳松因此在同年7 月获得暨南大学校长的任命。〔29〕
但是对胡适来说，何炳松之参与签署《宣言》，只不过是重弹保守主义的老调，改变了何一向坚持的引进西学的态度，而与洋务派的观点一脉相承。胡适认为，文化本身就是保守的，中国文化更是保守，因此绝对不用为丢失中国本位文化而担心。如果中国文化的一些成分失去了，只表明它们本来就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因而被自然淘汰。胡适希望“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30〕胡适的话，与他一向主张的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观点并无二致。他指出这一《宣言》与洋务派的联系，也可谓一针见血。
对于胡适的批评，何炳松做了答复，力求区分他们所说的“本位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别。他强调，提倡中国文化本位，并不等于要恢复传统文化，相反，他们的目的是用科学方法改造传统文化。如何改造？何炳松认为是要根据“此时此地的需要”来淘汰旧文化或吸收西方文化。自然，何的辩解有其合理的一面，他指出了文化发展需要培植的道理。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本位文化”的实质，却与胡适所批评的并没有什么出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抵制全盘西化，而胡适就是想通过全盘西化来改造中国文化。何炳松没有回答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改造文化来符合现实的需要。〔31〕
之后，何炳松等十人又发表的《我们的总答复》一文，力图陈清他们所说的“此时此地的需要”的具体定义，他们认为那就是要“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前面两条仍然十分含糊，不能表明为什么在那时是一种特别的需要，但第三条却点出了他们起草《宣言》的背景。〔32〕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样，何炳松之所以参与签署《宣言》，与抗日战争的爆发很有关系。战争激发了何炳松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他改变了一向从事的介绍西方文化的初衷。民族的存亡，使他认识到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必要。〔33〕
事实上，这种态度的转变，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傅斯年就曾慷慨激昂地提出：“书生如何报国”的口号。在政治上，他们开始向政府靠拢。即使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也有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不少人，包括傅斯年，提出现在大敌当前，必须提倡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尽管傅斯年不同意国民党领导的“新生活”运动。〔34〕这说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挑战权威、改造文化的热情在30年代已经为民族主义的情绪所取代。何炳松的改变，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而已。
胡适本人没有改变他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但当国民党政府派傅斯年等人劝说他出任驻美大使时，他还是答应了。在赴美前夕，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吾从未担任官职，吾珍视吾之独立思想，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时代已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35〕显然，胡适也认为当时已经到了一介书生必须报效祖国的时候了。
何炳松的报效祖国，体现在他苦心经营暨南大学的工作上。何炳松出任校长仅二年，战争就曼延到大学的所在地上海。何炳松将学校搬至租界。 1941年日本军队进入上海租界以后，他又将学校迁至福建建阳，惨淡经营，可谓鞠躬尽瘁。他的民主治校的作风，亦为师生们所赞扬。在抗战后期，何炳松还受教育部委派担任东南联大的筹委会工作，以求将上海各地的大学聚合于后方。1945年抗战胜利，何炳松组织暨南大学回迁，但不久就被政府调任新成立的英士大学校长，他此时已心力交瘁，百般推辞不能，只能勉强就任，但尚未赴任就在1946年7月25 日病逝于上海中华学艺社的宿舍内。他的朋友们对他的早逝，颇感悲伤。他们甚至认为何炳松不应出任校长，否则他的学术成就，会大得多。〔36〕
胡适在当月从美国回到上海，之后去了几天南京。何炳松逝世时，他在上海，直到29日才乘机去北京，但笔者尚未找到胡适参加上海悼念何炳松的活动的记录。个中原因，颇费猜测。也许是因为胡适刚刚回国，又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事务繁杂。但从胡适一向的为人来看，似乎不至于没有一点表示。这是有关两人关系的一个疑点。＊
注释：
〔1〕有关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参见《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版，第141—167页。胡适也记载了何炳松在1937年来到北京，他请不少朋友与之相聚，并陪他两天的事，可见他们两人的私交并没有因为两年前有关“中国本位文化”的争论而受到影响。见第545页。
〔2〕参见《何炳松年谱》和他自己写的《随遇而安》一文， 《何炳松论文集》，刘寅生、谢巍、房鑫亮编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33—535，507—508页。
〔3〕加州伯克利大学没有何炳松的入学注册单， 何在威斯康辛大学的注册单记录了他以优良成绩毕业。
〔4〕《课余杂录》，《何炳松论文集》，第451—452页。
〔5〕见《何炳松年谱》，同上，第535页。亦见何炳松《增补章实斋年谱序》，同上，第134页。
〔6〕何炳松普林斯顿大学注册单，何的硕士论文在该校并无存底，其内容大概据何炳棣回忆。
〔7〕《中国政党小史》，同上，第1页。
〔8 〕姚名达曾经写信给何表示他不同意胡适对章学诚史学的中心看法，何炳松则复信认为胡适的解释基本正确。见《何炳松年谱》，同上，第543—544页。
〔9〕《增补章实斋年谱序》，同上，第146页。
〔10〕《增补章实斋年谱序》，第136—144页。
〔11〕何炳松还写过：《读章学诚〈文史通义〉札记》和《章学诚史学管窥》，第27—50，89—119页。有关何炳松的史学成就，《何炳松纪念文集》中有不少专文论述，房鑫亮又在《暨南学报》撰文议论何炳松对史学史的研究，见《浅议何炳松对史学史的贡献》， 1991年第2期第54—59页。
〔12〕参见胡适《中国古代逻辑方法发展导论》（ Introduction to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纽约1963年版，第1—9页。
〔13〕《新史学导言》，《何炳松年谱》，《何炳松论文集》，第63—64，539页。
〔14〕据《胡适的日记》所记，1922年2月25 日何炳松曾请胡适吃饭，估计与何翻译《新史学》一书有关，或是一起商谈研究章学诚，因为翌日胡适的《章实斋年谱》就出版了。见第272—273页。
〔15〕《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新史学〉》，《何炳松纪念文集》，刘寅生、谢巍、 何淑馨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4—75页。
〔16〕参见王晴佳《兰克与兰克史学》，《历史研究》1986 年第3期，第118—128页。
〔17〕见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 《美国历史学的专业化》（History：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110页。
〔18〕见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 《美国历史学的专业化》（History：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116页，亦见罗宾逊《新史学》（The New History），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12年版。
〔19〕《新史学导言》，《何炳松论文集》，第62—63页。
〔20〕《一师毒案之回顾》，《何炳松纪念文集》，第33—35页。
〔21〕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养病期间，与曹诚英相恋，心情非常愉快。据徐志摩日记所记：“适之是转老回童了，可喜！”胡适自己的诗也能证实他那时的愉悦的情感：“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上我心头的人影。”见白吉庵《胡适》，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98—206页。
〔22〕引自《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册第535—538页。
〔23〕《随遇而安》，《何炳松论文集》，第507—508页。
〔24〕《何炳松纪念文集》，第19—29页。
〔25〕《何炳松纪念文集》，第13—18页。
〔26〕据刘百闵回忆，何炳松参与起草了《宣言》，但领头署名者王新命却认为何炳松并不在起草者之列，何炳松是孙寒冰拉来署名的。以后，何炳松也并不积极参与他们的活动。何本人也承认他只不过签了一个名而已。刘文见《何炳松纪念文集》，第240—242页；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台北龙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卷第450—455页； 何的回忆见他的《建设中国本位文化问题并答胡适之先生》，《大夏周报》第11卷第34期。
〔27〕《何炳松论文集》，第270—273页。
〔28〕何炳松在该时期与国民党比较接近，但没有材料证明他加入了国民党。从王新命的回忆来看，何在当时仍是一位党外人士。见《新闻圈里四十年》第2卷第449—450页。
〔29〕参见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第2卷第449页；亦见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引自《何炳松纪念文集》，第358—359页。
〔30〕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原载《胡适论学近著》，引自《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蔡尚思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卷，第193—197页。
〔31〕何炳松《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答胡适先生》，《何炳松论文集》，第274—281页。
〔32〕何炳松《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答胡适先生》，《何炳松论文集》，第282—285页。
〔33〕刘百闵回忆了何炳松当时热血沸腾的情景。《何炳松纪念文集》，第240—242页。另一署名者陶希圣也说他在日本武力压迫中国时，“从来在心的民族思想，一朝炙盛”。他之签署“中国本位文化”的宣言，与之有关。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第1381页。
〔34〕见舒衡哲（Vera Schwarcz）， 《中国的启蒙运动》（Chinese Enlightenment），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 232—233页。
〔35〕香港《大公报》1938年9月28日。
〔36〕暨南大学的师生对何炳松校长的十年治校有不少赞美之词，何炳松的同事兼朋友周予同、阮毅成等人，则高度评价了何炳松在历史学研究上的成就，并可惜他未能集中精力，专研学问，而被召去担任了十年校长。均见《何炳松纪念文集》。
（是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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