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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读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届年会(山西太原,2002)

前言
一、从司马迁到班固
二、《史记.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第一、人类的本能与经济自由
第二、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
第三、西汉社会的生产行业
第四、《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
第五、《货殖列传》中的商业理论
第六、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情形
第七、司马迁对「富裕」的评价
三、班固的思想
第一、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第二、班固评司马迁
第三、班固论西汉社会
第四、班固提出「四民」的说法
第五、司马迁与班固对西汉富人之褒贬
第六、《汉书》写经济专注农业摒弃工商
四、思想转折的后遗症
第一、农本思想之积淀
第二、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士」对读书的独占
第三、道统的观念
第四、文起八代之衰?
第五、明、清二代的官吏分家及吏治败坏
后语


前言

四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社经》第四期,香港新亚书院经济系出版,1962)在那一篇文章中,我提到司马迁的开放、乐观、自由的经济思想,与英国学者亚丹.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注1)的自由经济思想非常相似。当时我就想,如果中国的经济思想,能够顺着司马迁思想的势头继续发展下来,中国早在二千年前走上资本主义(注2)的道路,又何必在二千年后,再受西洋鬼子加东洋鬼子的气﹗

但是事实上,我们到今天,仍然没有走上真真正正的资本主义社会,三农问题仍然绊着我们的脚,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候,能否事事顺遂,尚是未知之数。

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大的指导及影响力量。中国经济发展,在西汉时期,未能趁着良好的机遇,走上资本主义,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思想在西汉受到政治及学术压力,使经济思想的势头,由开放、自然、自由的方向,转折而入于封闭、保守的方向。西汉之后,经济思想,地位愈低、层次愈贱,历代名士大儒不谈经济,耻谈经济。谈经济者,亦仅在技术层面、功利层面、实用层面,而绝少在学术、思想、理论层面谈经济。因此,中国经济发展,自汉朝到清朝,陷于停顿状态。在某些工艺技术方面,尚有因秘方失传或不得善传而退步者。这完全是经济思想保守、退步所致。


一、从司马迁到班固

本文的题目,是《从司马迁到班固》,并不是将中国经济思想转折、退步的责任,诿过于班固。完全没有这种意思﹗只不过因为《史记》和《汉书》中,司马迁和班固面对着相同的事物,所作的描写与评价有了显著的不同。令我们对这一百多年间的思想转变,看得非常清楚。

  司马迁生于汉朝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卒于汉武帝末年(公元前87)(?)。其著述年代约为公元前130年至87年。班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其著述年代约为公元54年至80年。二人年代之差距约为150年,但思想之转折已极明显。本文即用这种方式,将二人对相同事物的见解分别列出,可以看出在这一百多年之间,中国社会经济思想,尤其是读书人的心态已有显著转变。

二、《史记.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主要著作为《史记》,而表露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篇章,为《史记.货殖列传》。兹将《货殖列传》中可表现其经济思想的片断,简摘如下:

  第一、人类的本能及经济自由

  司马迁说: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之本能,另一种是享乐的欲望。所谓求利致富的本能或自利心,乃是为追求个人财富之积累,或经济情况改善的一种本能。为了此种目的,人们可以劳筋骨、忍嗜欲、冒风险,为求财利而赴汤蹈火。而所谓享乐的欲望或称为奢侈的本能,是人类求精神的或肉体的欲望满足,如权势的夸耀,口腹之欲及耳目之欲的满足,以及一切增加个人安逸快乐的需要。为达到此种目的,人们可以不惜个人财富的牺牲,贫者尽其所有,富者挥霍无度。第一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两者相反相成,构成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然生态。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说: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又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又说:

  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这就说明:人类有求利致富的本能,这种本能,不须学习,人人都有,生而俱有。除此之外,司马迁又留意到,人类还有一种本能,就是享乐的欲望。《货殖列传》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神农以前,没有典籍可稽,所以当时的人民经济生活情况如何,不得而知。至于虞夏以后,有了尚书诗经等文献,其时人民经济生活之情况,可以从这些文献的记载中知道。司马迁根据这些记载来观察,于是发现了以下各点:
  一、人类有享乐的本能;
  二、这种本能,如果没有外在条件限制,它将尽情发挥;
  三、这种本能,不可能以人为的力量加以改变或阻止。亦不能「涂民耳目」,使人绝欲窒性。

  第二、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

  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原于人类的两种本能,是人类两种本能之发挥、交织而成。人类求利致富本能的充份发挥,使个人积聚财富;又受享乐欲望的趋使,而作财富的开支。因此,政府经济政策,也应该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则社会才能富裕、和谐。司马迁提出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谓: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

政府经济政策的最善者,是顺其自然,对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再次是用刑罚规限人民,最差的方法是与民争利。
  在西汉,最好的时期,根据司马迁的理论,是惠帝、高后时期,时间由公元前194年至180年。《史记.吕太后本纪》: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民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这是「善者因之」的最高境界。
  文帝时期,连番下诏,劝民归农,这在司马迁来说是「教诲之」;也即是第三等作法。文帝虽在历史上称为好皇帝,但用「教诲」的方法,影响并干预人民的经济行为,并非好事。
  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及均衡、平准政策,在司马迁来说,这是与民争利的下策。

  第三、西汉社会的生产行业

  《史记.货殖列传》描写西汉社会的经济活动,大别可以分为四个行业,即农、虞、工、商。司马迁说: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

又有一段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以上两段,非常明显、强烈地,显示出司马迁对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的洞察力,而且又显示出他的非常明显有力的见解。即是:社会生产行业的多元化,及彼此的依赖性。农、虞、工、商,为社会生产行业的四个主要部门,单独来说,各有其功能,综合而言,彼此依赖,不可偏废。并且强调:以上四者,为人民衣食(即指整个生活面)之原。又说: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不论是国家,或是家庭,贫富的关键均在此。

  第四、《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

  《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所列举的人物,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有范蠡等七人;属于西汉的有蜀卓氏等九人。兹列表如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

人 名|行 业|简    介
范蠡|商业|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人称陶朱公
子贡|商业|所至与国君分庭抗礼,使孔子扬名天下。
白圭|商业|乐观时变,天下言治生皆袓白圭。
猗顿|工业|以盐业致富
郭纵|工业|邯郸郭纵、冶铁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畜牧|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以比封君。
巴寡妇清|矿业|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礼抗万乘,名显天下。
至于西汉的人物,则可见下表:
人 名|行 业|简    介
蜀卓氏|工业|其先赵人,冶铁致富。秦破赵,迁至临邛。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工业|山东迁虏,冶铸,富埒卓氏。
宛孔氏|工业、商业|梁人,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
曹邴氏|工业、商业|先以冶铁起,富至巨万。其后贳贷行贾遍郡国。
刁间|商业|逐渔盐商贾之利,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
师史|商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致七千万。
宣曲任氏|商业|粮食囤积贩卖,豪杰金玉尽归任氏。
桥姚|牧畜|塞外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
无盐氏|子钱家|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出征将领贷子钱,诸子钱家莫敢贷,唯无盐氏贷出,三月吴楚平,无盐氏息什倍。富埒关中。


除以上列举富豪人物之外,司马迁又说:

  关中富商大贾,大扺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又说: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在《史记.货殖列传》所描述的西汉社会,不但有富可敌国的大富豪,而且有倾郡、倾县、倾乡里的大大小小的富豪,可以看出西汉社会,是一个经济蓬勃,百业兴隆的农、工、商业社会。

  第五、《货殖列传》中的商业理论

  在《货殖列传》中,有许多商业理论,这些商业理论中,有一些是由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理论,有些则是由司马迁说出,并没有注明出处的。兹摘要列举如下。
  一个人,想求财致富,应该怎样做?司马迁说:

  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

司马迁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资本,就只有靠出卖劳力赚钱,如果有少数本钱,则要靠智能,再如果本钱多了,则要观察货物生产及供应的周期,而且要把握住这个周期,买入或卖出,就可以赚钱。
  关于货物供应的周期,《货殖列传》曾经引用计然及白圭的说法。兹引录如下。首先是计然的说法:

  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

根据中国古代的历法,是用干支纪年。譬如:甲、乙是木年;壬、癸是水年;庚、辛是金年;丙、丁是火年。计然的观察心得,是:金年可能丰收,水年可能有灾荒,木年或发生饥馑,火年或有旱灾。年成的好坏,会影响粮食的供应。
  计然又说:

  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年一大饥。

这是中国农业社会中,粮食供应的周期。
  除了前引计然的说法之外,司马迁又引录白圭的说法。白圭是战国初年(约公元前400年)的人,较计然迟了大约100年。《货殖列传》说: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

太阴,是一个星宿的名称,白圭是由观察太阴星的位置,而推测农业的丰、歉,也即是粮食供应的多寡。
  由推测粮食供应的多寡,推测到粮食价格的升降。又由价格的高低,预测到价格的变动。因为西汉时人,皆相信价格高到极点,就会下跌,价格低到极点,就会反弹。所谓: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

又说: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

所以,一个成功的商人,是要准确地预知商品价格「贱反贵、贵反贱」的关键时刻。这是一种非常敏感地预测。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种工夫叫做「亿」。论语孔子说:「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可以发财,全靠他有准确预知物价升降的能力,但是从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的记载,一个成功的商人,除了准确预知物价升降的能力外,更要快速把握时机,吸纳(在物价最低点)及拋售(在物价最高点)货物。因为时机一纵即逝。所以商人必须敏锐、决断,切忌犹豫不决。如果行动不快,不能把握时机,令时机失去,则徒唤奈何﹗这种把握时机,迅速反应,及时买卖,在春秋时期,谓之「与时逐」,即是与时间赛跑的意思。《货殖列传》说范蠡在帮越王勾践复仇之后,隐居于陶,「乃治产积居,与时逐。」又形容白圭「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就是形容这一种快速、决断的工夫。司马迁说:物价的升、降变动,人人知道,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准确地预测到;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快速、决断地吸纳或拋售货物。所以他在《货殖列传》中借着白圭的语气说:

  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司马迁又提出「廉贾」与「贪贾」的分别。「廉贾」只赚取正常的利润,而「贪贾」则想赚到正常利润以上。但司马迁说,「廉贾」风险较少,可以长期守业,「贪贾」反而容易失败。他说,在西汉时期,资本的年回报率,在百分之二十。所以「廉贾」也只希望年赚百分之二十,《货殖列传》说:

  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在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以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在其中。

贵族受皇帝封为千户之君,他一年的收入为二十万,而他要负担一年之间朝觐聘享的开支。普通老百姓经营农、工、商贾各业,如果他的资本为百万(铜钱),一年的利润也有二十万,但他要负担更徭租赋的开支。照司马迁的说法,在西汉时一般生产行业之间,是有一个「平均利润率」(也可说是「资本回报率」)的,这个平均利润率是年利百分之二十。而他所谓「廉贾」,则是指以赚取百分之二十年利润为满足的人。如果有人不以百分之二十年利润为满足,而想赚多一些,司马迁称他为「贪贾」。《货殖列传》中说到:「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廉贾年利率五分之一,也即是年利百分之二十。他这个利润相等于平均利润率,所以可以长期守业不坠。贪贾想赚到年利百分之三十以上,超出平均利润率,反而未必可以长存。
  司马迁又用廉吏来作比较。《货殖列传》说: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

他是说:清廉的官吏,可以作得长久;虽然只靠有限的俸禄,但时间积久,长期积累下来,也富裕了。以此例之,廉贾以赚取平均利润为满足,但因可以长期守业,长期下来,也就富有了。所以说:「廉贾归富」。

  第六、从《史记.货殖列传》看春秋战国及西汉早期商业发展情形

  由春秋战国,一直到秦统一天下为止,中国各个区域,商业发展程度非常不平均。秦国一直到商鞅相秦孝公(公元前359)时,经济发展程度尚低。但与此同时,东方的齐国,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据《史记.货殖列传》说:当周朝初年,太公望受封于齐国的时候,因为齐国当时的地理环境不适于农业,于是致力于发展工商业,结果非常成功。《货殖列传》记载此事:

  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

上引一段是说明齐国之所以富强以及到齐桓公时可以为五霸之首,都是因齐国致力于发展工商业。一直到战国末年,齐国商业仍然非常繁盛。至于商业繁盛的程度,吾人可由齐国城市化的程度来说。《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对齐宣王说:

  临淄之中七万户,户不下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

齐宣王在位时为公元前342年至324年。离开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大约100年。那时齐国首都临淄,就有七万户,如果照苏秦的说法,每一户有三男子的话,临淄最少应有七十万人。
  又再根据《史记.乐毅列传》,乐毅于公元前284年,率领燕国军队,攻入齐国,一口气攻下了齐国七十多个城市。齐国国君、宗室、臣民,在田单率领之下,固守着即墨及莒两个城市。一共守了五年,到公元前279年才反攻,打败燕国军队,收复全国国土。
  现在再作讨论,假如说:临淄城中人口有七十万,临淄是当时齐国的首都,是齐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可能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其它的城市,人口可能较少。但是,齐国国王、宗室、军民,可以以即墨及莒两个城市为据点,抵抗燕军五年之久,到公元前279年反攻并收复失地,则即墨及莒两个城市的人口,也不可能太少。如果假定莒及即墨两个城市各有人口五万,(这也即是战国后期的人常说的「万家之城」。)七十个城,就有三百多万。再加上临淄一城就有七十万,则齐国的城市居民就有四百万以上。据多数学者估计,齐国当时的人口,应有五百万至七百万。则城市居民已占一半以上。由此亦可想象:战国后期齐国工商业发达繁盛的程度。
  除了齐国之外,到战国最后期,其它各国,甚至连商业最不发达的秦国,也追上来了。《史记.秦本纪》说: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十二万户既谓之「富豪」或「豪民」,则十二万户应有人口百万以上。如果说:徙民百万于咸阳,则咸阳城中原有居民亦应有百万以上。
  历史上,称秦始皇徙民于咸阳的政策用意为「强干弱枝」。也就是想使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咸阳),变成全国人口最多,财力最雄厚的城市。从这一种观点来推测,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时候(公元前221),咸阳可能不是全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原来其它各国的首都,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楚国的郢,人口都已经多过咸阳。
  由此可见,在战国后期,各国城市发展的程度。同时亦可以看到工商业发展的程度。
  西汉统一全国,工商业在战国后期的基础上,更形发展。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西汉全国统一,对工商业发展助益甚大。
  兹再根据《货殖列传》记载,可以看出西汉工商业发展情形的迹象,列举如下:
  第一、社会财富的立体累积:如果一个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它的财富累积,是平面累积。农业社会的有钱人(大地主),若想增加财富,主要方式是买地,也即是土地兼并,所以在农业社会财富的累积是平面地,土地面积的大小,代表财富量的多寡。

唯有工商业社会,财富的累积,才是立体的累积。《货殖列传》说: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关中地区,是西汉首都所在地。司马迁写《史记.货殖列传》的时间,应为西汉武帝前期(武帝:公元前140-87),是西汉最富裕的时期,其时,关中地区经过西汉由高祖至武帝经营已近七十年,工商事业已相当发达,关中地区之财富遂因工商业之发达而作「立体积累」。所以其地面积,虽只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亦只有全国的十分之三,但其财富却占了全国财富的百分之六十。人均财富分配,较其它地区高出将近四倍。由此可以看出西汉工商业发达的程度。
  第二、「子钱家」众多。「子钱家」即是专业经营借贷业务的人。「子钱家」众多表示:社会资本累积充足,以及社会上对资本的需求(有回报的)广。《货殖列传》说:

  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列侯封君行从军旅,借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从上引一段故事,可以看到西汉社会贷子钱这一个行业非常普遍、兴旺。「子钱家」非常多。而且利息率可跟风险挂钩,风险大的贷款,息率高。而无盐氏肯冒风险,就发了大财。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即是政治上的有权者,不会借着政治权力而欺压平民。而平民有钱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商业行为。而这些有政权及兵权在手的长安列侯封君,不会恃着政权及兵权,强令子钱家借钱,他们听任子钱家愿借就借。而在打仗打胜了之后,也不会赖债。照样还钱。这是一件商业行为,政权、兵权、教育权,完全不会干扰这一件商业行为。这一种良好的政治气候及商业气候,西汉之后的中国社会已不存在。
  唐德刚教授说西汉本来可以走上资本主义,诚为有据而言。
  第三、用数字计算的社会:在今天,常听到有人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不能用数字计算的社会。这种说法,用在西汉之后,到明朝清朝的中国社会,或有其不可否认的情况。但在西汉社会,则已经是一个可以用数字计算的社会。在前面提到的司马迁将关中地区的土地面积、人口及财富与中国全国土地面积、人口及财富有非常清楚的比例外,又能列举多种生产行业如达到一定量度,其年收入则可与千户之封君相等。可见西汉时期,已经是一个「可以用数字计算的社会」。

  第七、司马迁对「富裕」的评价

  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对「富裕」是采取否定的态度,西方基督教亦有「富人上天堂,好比骆驼穿过针孔」一样的说法。大凡在一个贫穷的社会,教育家总有一番安慰穷人的说词,希望穷人可以安贫守己,社会可以安定。
  关于这一个问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意见非常清楚可见,应该介绍如下: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在说过一段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士都「熙来攘往」地追求发财致富之后,就说: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

一个社会之中,人民质素的高低,是受制于该社会富裕与贫穷的程度:富裕的社会,人民讲求礼节,热心公益,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所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是说,富裕社会,人与人间可以以礼相待。贫穷的社会,则谈不到了﹗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恐怕只有少数的「士」才能做得到。多数的「士」,在穷极无聊的时候,是难以维持「恒心」的。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富者得势益彰」的情形。第一个例子是子贡。子贡是孔门弟子中,较受孔子喜欢的一个学生,但他经商,则非孔子所喜。《论语》中记载孔子说:「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能是孔子已经劝过子贡不要做买卖,专心读书,而子贡不听教导。好在子贡发了大财,不然的话,更要给师父骂。子贡因为做生意成功,周游列国都受到达官贵人的礼遇,并因此而令孔子的名声响遍天下,所以司马迁说:

  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今天的中国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但是有无想到如果没有子贡做生意成功,没有子贡宣扬乃师,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孔子,中国到今天或者仍然是「万古如长夜」呢﹗
  司马迁所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巴寡妇清。
  《货殖列传》记巴寡妇清之故事为:

  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司马迁以为:巴寡妇清,以一个寡妇,很难抵抗社会方面、政治方面的压力,而她能够自保名节,完全因为她有财富。所以说,个人努力于发财致富是应该的。

三、班固的思想

  在《史记》和《汉书》中,有许多共同的题目,司马迁与班固对这些共同的题目,所表现的思想、见解,完全不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代表的是西汉时人的思想,而班固代表的是东汉时人的思想。时间相隔约为一百五十年,二者思想已经是南辕北辙。其原因何在?我们应先探究一下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第一、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首先说汉朝皇室的基本立场:
  汉皇朝是秦皇朝的继续。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秦皇朝继承而来的。不但是有形的法律制度,就是连一切统治国家人民的基本观念和态度,也是由秦朝而来。其中有一点就是重农。
  重农,本是商鞅相秦时,为在列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权宜之策,并非治国的长久之计。当时在秦国实行,已属饮鸩止渴;汉朝统一之后,列国争胜的情况已不存在,更应拋弃重农政策,使社会经济顺自然趋势,健康全面发展。但因汉朝皇室对此情形未能了解,一味抓住秦朝的治国理念不放。
  汉高祖平天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而困辱之(注3),其用意就是重农抑商。但终高袓之世,社会一直在战乱之中(注4),重农抑商的法令,并没有认真执行。惠帝、高后时期,行黄老之术,采自由放任之态度,与民休息(注5),并没有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到文帝时期,才又由皇帝提出重农的教导。(注6)但达不到效果。
  又到了汉武帝时期,武帝元年(公元前140)举贤良文学,五年(公元前136),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其后又置博士弟子员,一再提高儒家的地位。
  本来,在文帝时期,除历次由皇帝下诏书,提倡以农为本外,又由一些御用文人如贾谊,晁错等,撰写重农的文章(注7)。但是,这些文章尚无法掩盖当时整个学术界,舆论界。而且在西汉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形下,人民弃农就工商的潮流无法阻止。
  到了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再到了西汉末年,其效果已经显现:儒家不但独占了学术界,舆论界,更独占了官场(注8)。到了东汉初年,儒家舆论,更形成一言堂的局面。
  以上就是班固思想的历史背景。

  第二、班固评司马迁

  《汉书.司马迁传》,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为: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是其所蔽也。

班固在评论司马迁之前,已经先有了一个是非标准。这个是非标准是圣人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他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而圣人的是非标准,应该是:先六经而后黄老,进处士而退奸雄,羞势力而崇贫贱。如果照班固的意思,每一个人,在品评别人的时候,不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清心直说。而必须将圣人的是非标准,摆在前头。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时期的读书人,已经不再像西汉时期一样的自由开放,而已经自我封闭了。东汉之后,一直到清朝,甚至于到近代,中国读书人,都自我封闭在圣人的思想模式之中,以后人比后人,以东汉人比东汉人,看不出这种自我封闭的情形。小脚女人比小脚女人,彼此欣赏,看不到缠脚的害处。但缠脚的见到天足女人,才看到缠脚的可怜。将班固和司马迁摆在一起,才看出班固的封闭性,也看出司马迁的可贵。
  本文以讨论二人的经济思想为主,所以专就二人在《货殖列传》中的异同来讨论。班固批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崇拜有钱人,而羞辱贫贱人。但我们又可以看看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解释他为甚么要写《货殖列传》。司马迁说: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司马迁说:他在《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没有政治凭借,(注9)完全以个人的力量,创业致富。他们的行事,应该说出来,作为世人的榜样及借鉴。
  在《汉书》中,也有《货殖传》。奇怪的是《汉书》应该写汉朝(西汉)的人和事;但在《汉书.货殖传》中,将《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范蠡、子贡、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巴寡妇清等春秋战国时人完全收录,其后才是西汉时人,(也完全与《史记.货殖列传》中相同)。但在《汉书.叙传》中,班固说明自己写《货殖传》的动机,则与司马迁大大的不同。他说:

  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偪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班固上述这一段话,就说得非常严重了﹗本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个人,凭着自己的智能,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创业致富,本身的行为没有甚么不对。尚未发财的人应该力争上游;已经发财的人,可以尽情享受,即使生活奢侈,达到王侯一般的水准,也没有甚么不对。反正钱是自己赚来的。
  班固的态度就不同了。他扮成一副道学家的面孔,说出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对创业致富的人,扣上「偪上并下」的罪名,并且说这些发财的人,生活奢侈,侯服玉食(衣食和王侯一样),是败俗伤化的事。班固写《货殖传》,是对这些人加以谴责,劝世人不要学习他们。

  第三、班固论西汉社会
  《汉书.食货志》,班固说:

  文帝即位,躬修节俭,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而趋末。

上述一段,是班固对西汉社会的描述,也是班固对西汉社会的评价。
  文帝初即位(文帝元年是公元前179年),刚刚接续惠帝和高后「与民休息」之后,是西汉社会比较安定繁荣的一段时期,中国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的开始,应该是一个盛世。但班固却说:

  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而趋末。

战国,根据儒家的说法,「礼崩乐坏」,是一个衰世。班固为甚么说西汉是一个衰世呢?因为西汉「民近战国,皆背本而趋末。」西汉农民纷纷弃农趋末,离开农业,投奔工商业。班固因而说西汉社会是一个衰世。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司马迁说:汉朝统一天下,出现了两项重要因素:
  第一、开关梁,因为天下统一,以前各国与各国之间的关口都打通了。商人在全国范围内通商往来,比前更方便了。
  第二、山林,沼泽,各个地方的天然资源,以前是被各国诸侯霸占住,现在都开放了,商人可以自由开采。
  总的来说,是全国整体经商环境,比前改善了。
  商业环境改善,农民弃农事商,本来是平常事,也是好事。司马迁说: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这是自然的事。政府如果阻止人民趋利避害,才是不对。但班固不然。他将西汉时期人民纷纷弃农趋末,认为不对。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

  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埜。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根据上引一段,我们可以看出:班固以一个东汉人,写西汉社会,而以三代(夏、商、周)社会为理想。他所理想的社会,有四个格子,士、工、商、农各自占据一个格子如下:

士|
相与言仁谊于闲宴
商|
相与语财利于市井
工|
相与议技巧于官府
农|
相与谋稼穑于田埜


在班固理想的社会中,士、工、商、农四个社会阶层,应该彼此隔离,朝夕从事自己的行业,不见异物。他希望每一个阶层,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各自安于自己的环境、习惯,不作改变的思想。班固说:这一种模式,是三代的社会模式。也是他理想中的社会模式。
  但是,作为一个史家,班固是一个失败的史家。作为一个东汉人,写西汉社会,却照着三代社会的理想写。而他所写出来的社会,当然远离西汉社会,也非三代社会,只是他心中所想象的社会。

  第四、班固提出「四民」的说法

  前面引录班固在说明自己写《货殖传》的动机的时候,一开头就说:「四民食力,罔有兼业」。我们又在《汉书.货殖传》中,看到班固对「四民」的说法是:

  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埜。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没有说四民,只举出四种生产行业。该四种生产行业是:农、虞、工、商。没有「士」。更没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司马迁说: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又说:

  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班固将司马迁的「农、虞、工、商」四业,改为「士、农、工、商」四业。少了一种行业,就是「虞」;多了一种行业,就是「士」。又再看看班固对「士」的说法是:

  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

可见「士」已经不是一种生产行业,而是一种不事生产的行业。是在班固的观念中,社会上的生产行业,已经由四种缩减为三种。减少了「虞」。从上古到西汉,「虞」都是一个主要的生产行业。它是除农业之外,人类开发利用大自然并造福人类的一种行业,诸为后代的渔、林、矿、牧等行业,在古代都属于「虞」的范围。司马迁说:「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川泽不辟矣。」可以看到「虞」这一种行业的重要性。

  第五、司马迁与班固对西汉富人之褒、贬

  对商人、富人之评价,司马迁与班固完全相反。司马迁对西汉时人,以平民身份自行创业,发财致富者,采取欣赏、表扬的态度;并且说应该把他们的事迹说给一般人知道,可以借鉴。而班固刚刚相反。
  《史记.货殖列传》有一段列举西汉时期平民创业致富的人,以及他们创业的简单经历。在这一段的后面,司马迁说: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至若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司马迁的意思,非常明显:第一,他所列举的富豪人物,都是平民,第二,他们致富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及政治地位,没有不法的行为。所谓:「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已经说得非常明白。
  但班固就完全不同。
  班固在《汉书.货殖传》中,几乎完全抄录了《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西汉富人及他们的创业经过。但在这一段后面,班固说: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皆陷不轨奢僭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班固所列举的西汉富人,及其创业的事迹,与司马迁相同,在个别列举的时候,也没有列举出每一个人的犯奸成富的事实,但所作的评语完全相反﹗司马迁所强调的,是这些人「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班固所强调的是:「皆陷不轨奢僭之恶,犯奸成富」并且说:「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另外可以留意的一段,是司马迁在列举一些大富人之后,有一段话是: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至若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以上一段,司马迁是说,西汉社会,不是只出大富豪,而且可以培养一些中富豪,小富豪;大富豪富可敌国,中富豪可以倾郡、倾县,小富豪可以倾乡里。司马迁告诉世人,西汉不是一个两极化的社会,而是有中产阶级的社会。平民、个人都可以创业。商业固然是较容易发财致富的一个行业,其它行业亦一样可以致富,只要个人有智能有毅力,农、畜、工、虞、商贾都可以致富。
  但同样一段话,同样一件事,在班固说来,则语意完全不同了。班固说: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

照这段引文,班固是说,除上面所说那些大商人之外,其余郡国富民也不是好东西,他们也是靠「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而发财的。真可谓一杆子打死一船人,一棍子打死所有的商人,甚至不止于商人,凡是想发财致富的,都不是好人。思想的转变,何止一百八十度。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标明他写《货殖列传》的动机是: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司马迁说明自己写《货殖列传》的动机是,他在传中所列举的人,都是布衣匹夫,都是平民,而他们在创业致富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没有妨害百姓。所以他们的事迹,应该表扬,世人也可以借鉴,可以模仿。但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明他写《汉书.货殖传》的动机是:

  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偪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述《货殖传》第六十一。

班固说:一个人,要想发财致富,这种心理就是不对的。因为圣人已经有「均无贫」的教训。如果一个人发了大财,作了大富豪,更是不好。因为他已经犯了「偪上并下」的过错。偪上,因为他富可敌国,财富多到可以危害国家政权的稳定;并下,是指兼并穷人,害得穷人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再说,富人生活奢侈,以一个平民,衣服和饮食达到王侯的享受水准,败坏社会风气﹗
  因此,班固写《汉书.货殖传》,是要贬抑商人,贬抑富人,贬抑个人发财致富的心理与行为。

  第六、《汉书》中写经济专注农业摒弃工商

  在《史记》中,经济范畴,有农、虞、工、商。在《史记》中,讲经济的有两篇,一篇是《货殖列传》,讲述民间社会经济动态;一篇是《平准书》,讲述国家的经济政策。在《货殖列传》中,我们看到西汉前期(到武帝末年为止)社会百业兴盛的现象。而人民所从事的生产行业,大别为农、虞、工、商。
  《汉书》讲经济的篇章,为《食货志》,内容为农业与货币。《汉书.食货志》开头说: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

我们如果将货币不看成是一种生产行业,则《汉书》中讲生产行业的只剩下农业一种了,已经不再提到工商业。即使农业,也已经简化到粮食种植这一个狭窄的范围了。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农业是相当广义的。《史记.货殖列传》说:

  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茜(染料),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万户侯等。

以上所列举的十多个项目,广义来说,都属于农业,如果试作细分,可以分为以下种类:

  一、牧畜业,
  二、鱼类养殖业,
  三、林业,
  四、果树业(枣、栗、橘),
  五、工业原料业(萩、漆、麻、竹、?茜),
六、粮食。

可见西汉时期之农业及土地利用,是非常广义的。但在《汉书.食货志》中,就把农业缩窄到非常狭窄的范围,只是说:「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农业缩小到只限于粮食种植的范围。经济观念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后世中国人的经济行为。东汉之后,一直到明、清,到近代,中国国民生产,只剩下农业,抑制工商。而农业又缩窄其范围只限于粮食种植,国民经济的偏枯,达到极点﹗
  《汉书》之后的史书,大体都是依照《汉书》的体例,在《食货志》中,提一提农业、户口,赋税等,工商业完全没有地位。例如《清史稿·食货志》,其项目为:

  食货一、户口、田制,食货二、赋役、仓库,食货三、漕运,食货四、盐法,食货五,钱法、茶法、矿政,食货六、征榷、会计。

也完全不提工、商。

  工商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完全没有地位了﹗

四、思想转折的后遗症

第一、 农本思想之积淀

本段标题是「农本思想之积淀」,是想说明一个事实,是「农本思想」在中国社会里,愈积愈深,愈积愈厚,愈积愈坚实而不可去。

其它的思想,停留一个时期之后,就会消散,但农本思想正正相反。它不但不消散,而且久而弥坚。

1999年,在香港树仁学院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本人提出一篇论文,题目是《农本思想与中国现代化》,主题是:农本思想妨害了中国的现代化。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人必须勃然反省,彻底拋弃农本思想﹗

1999年研讨会后,笔者收到许多来信,赞成与反对笔者意见的,各约半数。(本人对各来信指教的学者,不论正、反,均怀深切感谢之心。)由此可见,冰冻三尺,消融尚需时日也﹗

  在上述那一篇论文中,笔者说明:农本思想不是一种经济思想,而是一种政治性加社会性再加伦理道德性的思想。说它是政治性,是因为历代帝王及官员,认为人民株守在农业中,聚居在农村中,容易治理;说他是社会性,是皇帝及政府官员,再加地方仕绅,都认为人民聚居在农村中,有助于养成淳朴的风俗,俭朴的生活,伤风败化的事较少。说它是伦理道德性的,是农业家庭中的家长、族长认为家庭成员集中在农村中,可多生子女,子女又可以早婚,又再早生多生子女。老人家希望见到四代同堂;希望得到「五世其昌」的牌扁。不愿子弟离开农业,因为「商人重利轻别离」,对伦理道德都有冲激、破坏作用。
  以上不论是帝王、官吏、家长、族长、仕绅等人,都根据自己的立场,巩固农本思想,并不顾虑他们的行为,对中国国民经济的伤害。而且,中国读书人,自东汉至近代,只「读圣贤书」,不理经济民生等事,更不知道农本思想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祸害。
农本思想排抑工商,在政策上当然尽量贬抑工商,工商业技术在二千年来,陷于停顿状态,这是农本主义者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与此同时,在这二千年来,农业技术也陷于停顿。因为农本主义者的目标,是要全国劳动力都集中到农业中,都聚居在农村中,过着简朴的生活,保持淳朴的风俗习惯,因此,他们认为:

  一、农耕技术,低下好过先进,农耕技术的改进,会破坏农村的均衡。
  二、农民贫穷好过富裕,贫穷会使农民生活简朴,风气淳厚。

因此,中国农业技术自然保持在西汉武帝时期的水平,西汉之后的历代帝王,虽然勤于颁布劝民以农为本的诏书,但少有改良农耕技术者,历代帝王都劝民开垦荒地,但极少劝民改良农耕技术。文人学者,人人都在文章中表示以天下苍生为念,但少见有人提出改良农耕技术。

  第二、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士」对读书的垄断

在上段,我们将班固的「四民」理解为四种生产行业。其实,在班固的观念中,「四民」应该是四个社会阶层才对。两者的分别是:一、社会阶层有高有低;生产行业则无高低之分。二、生产行业各业之间的流动性大,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小。

士以读书为专业,所以必须读书才可以成为士。其它行业可以读书,但不必须读书,到了后代索性就不读书了。后世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士」的社会地位更高了。在四民的社会地位中,明显地以士、农、工、商的高低划分。而历代政府,亦用许多政策,限制农民转入工商业,又阻止工商子弟考取功名及入仕。

在西汉之前一直到西汉武帝时期,各行各业的人都读书,读书不是一种专业。而各种行业,也没有高低之分。如吕不韦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其后又做了秦国的相国。范蠡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亦是一个大学问家,又可以做到越国的高官。到了西汉,桑弘羊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在汉武帝后期又做了大官(注10)。与桑弘羊同时期,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的时候,郑当时任大农(财政部长),他推荐两人做助理财政部长(大农丞),分管盐、铁。管盐的叫东郭咸阳,是山东沿海地区一个煮盐发达的工业家;管铁的叫孔仅,是南阳地方一个最成功的冶铁工业家(注11),可见在汉朝武帝之前,工业家及商人,都读书,都可以做大官。可见在汉朝武帝时期及以前,「士」可以出身于每一个行业,作官的也可以出身于每一个行业。而当时社会上尚没有一个可以垄断读书而不事生产的阶级「士」。

西汉前期一直到武帝时期,政府官员出身于各种生产行业,如工业、商业。可知各种生产行业都吸纳了或者培育了一批社会精英。这些社会精英,多数读书,再如果事业有成,以及有一些知名度,就有机会得到推荐到朝廷作官。但是,这种情形,在武帝时期已经受到压制,而在武帝之后,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工、商业精英可以入朝作官的情形一直维持下来,则工商业者为了创业成功,及增加知名度,必会用功读书及努力研究本身行业技艺的改进方法,又或者将自己的心得、理论着之于书,传之于世。就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家孙武,有孙子兵法,商业家白圭有商业理论,都可以传下来,后一代人又可以将前一代的理论精研改进,中国的工业技艺及商业经济理论,在西汉就可以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准,为西汉社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准备条件及动力。
  但是,历史事实非常残酷。汉朝武帝之后,再到东汉之后,社会已经分化。读书人不事生产,而生产行业中的人不读书,社会在这种分化之下,中国读书人的知识领域中,就完全没有与经济、生产、农工商业有关的内容了。中国的经济、工农商业也就一直停顿在汉朝的水准,有退无进了。在今天,中国社会中,商人供奉的祖师是陶朱公,农民所供奉的祖师是神农,工匠所供奉的祖师是鲁班,全部是春秋战国或更早时期的人。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后;中国读书人对农工商业的技术、理论全不理会,任令所有生产技术长期停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百余年」之说,或者可以在文、史、哲学家中有之,若求于农工商业或经济、民生方面,二千年来,是一个断层。

  第三、道统的观念

从汉武帝立学官后,儒家不但完全占据了学术的殿堂,而且也成了为皇家为政府保驾护航的队伍。既然要为皇家保驾护航,所以在学术界也形成一个中心,要形成一个学术领导中心,后世即称之为「道统」。要所有学术界人拱卫着这一个道统,这个道统又拱卫在皇家权威之旁。

  《汉书.儒林传》班固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违离道本。……

可见班固已认为儒家已经有一个「道」,而这个道,又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之道。也就是读书人(儒家独占)应该有一个道统,在这个道统之下,读书人的读书做学问的空间,以及出仕之后的立身行事,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唐朝文人韩愈,在《原道》一文中说: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就表示,在班固之后,所有中国文人,都有这种道统思想。韩愈虽说,孟轲死后此道不传,但其意思,他自己才是此道统的传人。这种思想,使历代中国文人都以这个道统中人自居。不但局限自己,也用以局限别人,使历代文人愈趋保守。特点之一,即是学问愈空洞,愈远离经济民生,不食人间烟火。只懂背诵仁义道德之空言,对社会经济、民生事业完全漠然无知。

  本来,司马迁也对中国文化的统绪,有一番继承的壮志。《史记.太史公自序》说: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这一番话完全以文化着眼,他要继承孔子的事业,整理及解释中国的文化典籍,承先启后,因为「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注12)。他有机会收集并浏览最多的中国古代典籍,所以当仁不让地有继承孔子整理中国典籍传之后世的责任。既没有「道统」的观念,又没有为政权保驾护航的责任。他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致力于将中国文化学术发扬光大。与后代文人「道统」观念完全不同。

现在我们将两个统绪绘图如下,以资比较。

  儒家的道统:

尧—舜—禹—汤—文—武

周公—孔子—孟子……韩愈……

  司马迁所说的文化统绪:

周公—孔子—司马迁……

两个图比较,就看得非常清楚。韩愈所说的道统,是将文化传统与政治权力挂钩,皇权属于皇帝,但帮皇帝治理老百姓的,是读书人。读书人,属于道统中人,在读书做学问及立身行事方面,要受道统的规限,但也因此得到一些权利,就是可以做官,可以不事生产而有俸禄可得,又可以藉官位职权为祸或造福苍生。

中国读书人,称孔子为圣人,是在学术层面来讲,即是在学问上,孔子为最高。现在既然将学术文化与政治权力挂钩,于是也必须将政治统治者一并称为圣人,称尧舜禹汤文武为圣人,再因此必须称历史上所有统治者为圣人(注13),称皇帝为圣上。统治者既已为圣人,则政统与道统合而为一,士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遂无法再维持。

从中国的历史演变看来,时代愈往后,文化学术传统(道统)与政治权力(政统或皇权)拥抱愈紧。而文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也愈来愈低。费孝通先生《论师儒》一篇文章中,(注14),有<道统与政统>一节,大意是:中国儒家最初是想以知识驾驭皇权。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方法。皇帝马上得天下,不是理性行为的结果,如果能够以知识(理性)驾驭皇权,则是再好不过。但历史事实则是,时代愈后,儒家愈放弃自己的理想而迎合皇权。

在西汉,皇帝与大臣,可以面对面坐着议事,到宋朝,司马光、王安石等人还可以「坐而论道」。到了明朝、清朝,在皇帝面前,大臣只能跪着。而关于治理国家的事,文人也只能仰承圣意了。

余英时先生在《史学与传统》一书中,说中国皇帝对待「士」有四种不同的态度,分别是师、友、臣、奴。最好的礼遇是以「士」为师。最下者以「士」为奴。在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常因士人的品位高低而给予不同的礼遇,如魏文侯事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为师;视吴起、李克、乐羊、西门豹为臣(注15),但时代愈后,士人地位愈低。到了清朝,虽明君如康熙、雍正、干隆等,亦视臣下为奴了﹗

  司马迁想继承的文化统绪,是以学术文化为内涵,并不与政治权力挂钩。周公是中国文化的开创者,包括典章制度的建立,孔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整理、解释并承先启后的人,司马迁也因为「天下遗文故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而当仁不让地作了解释并传扬传统文化的人。文化学术传统是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

  第四、文起八代之衰?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文起八代之衰」的说法。又有一句话,是「唐诗、晋字、汉文章」。汉朝的文章最好。又有一句话,是:「文章西汉两司马」。西汉的文章最好的是司马相如和司马迁。

一般人对「文起八代之衰」的理解,是唐代文人韩愈等,复兴古文运动。这件事的意义是正面的,值得肯定的。中国的文章,在西汉后期衰微之后,历经八个朝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的沉寂状态,到唐朝韩愈等人,才再复兴起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如果对这一件事情的历史演变加以深层思考,就会发觉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而是一件值得悲痛的事。

西汉是中国最好的朝代,本来是最有希望的朝代。西汉,封建体制刚刚崩溃,汉朝一统天下,社会经济欣欣向荣,生产事业蓬勃,全国经商环境大好。农民纷纷弃农投奔工商。其情形刚好等于欧洲十六世纪之后,封建体制崩解,社会进入重商主义时期一样。

西汉最好的文章,是描写并解释当时社会经济情况的文章,除上述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史记》中每一篇章,都是好文章)外,最好的文章要推贾谊的《谏铸钱疏》(注16)以及晁错的《论贵粟疏》(注17)等。除了文章好之外,内容也是对社会经济国计民生的讨论。这种文章,根据欧洲的历史发展,是后来经济科学的材料。如果西汉的政治环境不变,中国在西汉中、后期,就可能发展出当时的经济学,为中国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预备条件。但是,中国非常不幸,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棒子打下来,把中国的文章打死了﹗

西汉武帝之后,没有文章。

东汉之后,中国读书人的学问内容(限于儒家的《五经》,到了宋朝朱熹之后,有了《四书》。),愈形空洞。有关民生、经济、工商技艺之事,不入学问。文人一下子不习惯写没有内容的文章,因此,也就没有文章了。

没有内容的文章,特别需要文字技巧。

因此之故,才有东汉末年的《典论论文》,以及六朝时期的《文心雕龙》等讨论文字技巧的作品出现。但始终是文字技巧,无法再有西汉时期的文章。

  到了唐朝,韩愈等人一方面在所谓「先王之道」中找到信心,一方面为了应付科举的需要,提出所谓「文以载道」的口号。文章再次摆脱纯文字技巧的堆砌。此之所谓唐宋古文运动。但仔细辨认,西汉文章内容经济民生,唐宋文章之内容专注于道德仁义,雪月风花。有貌无实。若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诚为中国文人只看表象不切实际之言,西汉文章一去不可复返矣﹗

  第五、明、清之后的官、吏分家

由于读书人不亲俗务,不理民生、经济,柴米油盐之事,不食人间烟火,此种情况,时代愈后,愈形明显。而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地方官员对于其所治理的地方政府所应办理的钱粮、税收、河工、漕运、盐政、刑讼等大小事务、杂务一概不知,必须委诸幕僚办理。明清两朝,形成官、吏分家的制度。即官员不理事务,大小事务均委由幕僚主理。到了清朝,各府县衙门的各项事务,也变成专业,譬如管刑讼的,管钱粮的,管盐政的,管河工的,皆分工成为专业,分由不同的幕僚主理。如此情形,所产生的后果如下:

一、官员对其属下的大小事务全不知情,一切要受幕僚操纵。官员只是读书为乐,同僚之间诗酒唱和,谈论道德仁义、治国平天下之空言。

  二、各项实际事务,操纵在幕僚之手。流于极度的黑箱作业,使这些本来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完全失掉理性思考,更没有在学术层面上讨论研究谋求改良的机会。遂使弊端愈积愈厚。使民政成为贪污及扰民的祸源。大部份官员,在考取功名及入仕之初,都有做清官做好官的志向,但到任之后,一切受幕僚操纵,不流于贪官者百中无一。


后语

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看到西汉前期中国读书人的文章与思想,主要讨论司马迁,但也稍为提到贾谊和晁错,这些人不但文章好,而且讨论社会经济民生之大事,并且充份表露了作者们的经济思想。如果学术环境不变,在西汉中、后期,中国就会产生自己的经济学、货币学、财政学(当然是中国特色的),或者会令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中国特色的)。

但,非常不幸﹗由于学术、环境的转变,中国的经济思想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司马迁到班固,作为两个样本来观察,很明显地看到:中国经济思想,由乐观、自由开放的性格,转折入封闭、保守的方向;由肯定人类求利致富的本性,转折入压抑人类本性的方向;由重视百业转折入农本主义的方向;由文人学者热心讨论经济民生,转折入避谈经济民生、耻谈百工技艺的方向。(韩愈所谓:「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韩愈<师说>=这一个转折,使中国经济思想进入「冬眠期」逾二千年。

现在,新的千禧年又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又迎向全球一体化的新形势,作为学界,作为经济思想界,面对着上述两个样本,我们应该选择那一个呢?


  宋叙五:香港树仁学院经济系教授

 

注释:

1. 亚丹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是英国经济学家,英国人称他是经济学鼻祖。他的代表作(The Wealth of Nations),出版于1776年。该书的中文译本有两种,最早的有严复译的书名叫《原富》,其后又有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书名叫做《国富论》。
2. 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5月号有唐德刚教授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国家强于社会》。在那一篇文章中,唐教授说:「那在西汉初年便已萌芽了的中国资本主义,乃被一个轻商的国家一竿打翻,一翻两千年,再也萌不出芽来。」又:我的老师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第六章(页128)也说:「中国社会从秦、汉以下,古代封建贵族是崩溃了,若照社会自然趋势,任其演变,很可能成为一种商业资本富人中心的社会。这在西汉初年已有颇显著的迹象可寻。」
3. 《史记.平准书》说:「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4. 公元前206年,在中国历史上称为汉高祖元年,是为汉朝的开始,但项羽的力量,仍然威胁着刘邦,刘邦还没有称皇帝。公元前202年,历史上说是高祖五年,刘邦才正式称帝,但仍然有一些反抗力量没有被消灭。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汉高祖消灭掉最后一股反抗势力(英布),但也在这次战役中,高祖为流矢所伤,是年高祖即死,卒年六十二岁。可见汉高祖一生都处于战乱之中,并没有作过太平皇帝。
5. 《史记.吕太后本纪》赞:「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6. 《史记.孝文本纪》:元年(公元前179)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又十三年(公元前167)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其除田之租税。」
7. 贾谊及晁错等人有关重农的文章,见《汉书.食货志》上。
8. 《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元始为平帝年号,即西汉最后期。),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9.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都是平民,都是以个人创业成家的。在西汉靠政治势力起家的,一个是吴王濞,一个是邓通,在《货殖列传》中都没有名字。
10. 《史记.平准书》说:「桑弘羊,洛阳商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又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说桑弘羊是一个大学问家,是因为他在盐铁会议上(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以御史大夫的身份主持会议并发言,内容充实,辩才无碍。
11. 《史记.平准书》说:「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我们前面在《货殖列传》中,看到有宛孔氏,以冶铁起家,宛就是南阳,孔仅可能是宛孔氏家族后代中的一员。可见西汉直到武帝后期,工、商业者都读书,都可作官。
12. 《史记.太史公自序》。
13. 清朝乾、嘉时期,有一位学者洪亮吉(公元1746-1809)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谓:「一治一乱,运天地之生,前圣后圣,拯斯民之死」可以代表中国文人将历朝马上得天下的皇帝尊为圣人的思想。(见《洪北江诗文集》上册223至224页,<重修唐太宗庙碑记>一文。)
14. 此文收入吴晗.费孝通等着《皇权与绅权》(页23-38)中。
15. 见余英时先生着《史学与传统》(页30-70)所收<道统与政统之间>一文(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版)。
16. 贾谊这篇文章,见《汉书.食货志》卷下。在这篇文章中,贾谊提出一系列的货币理论,理论丰富而有条理。贾谊这篇文章在文帝六年(公元前174)提出,当时并没有得到文帝及政府采用,但到武帝元鼎年间(公元前113)武帝收铸币权于中央政府的时候,贾谊的意见大部份被采用。(可参阅宋叙五《西汉货币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再版本,2002。)
17. 晁错这篇文章,见《汉书.食货志》卷上。这篇文章中,晁错说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警句,并且提出「入粟受爵」的建议。这一建议在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提出,实时被文帝采用为政策,办法是:人民可以将粮食送给政府(中央或边郡),政府根据人民入粟的数量给予不同的爵位(有罪者赎罪)。这一政策由文帝十三年(前167)实行,到景帝二年(前155)止。(详细讨论可参阅宋叙五着<汉文帝时期「入粟受爵」政策之探讨>一文。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12期,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70)

编辑:陈爽

出处:国史探微2004-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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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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