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家篇中,對於《漢書》的〈書〉,劉知幾認為是要效法古人所作之書,顯示其特殊、與眾不同的地位;再者,探究《漢書》的創作動機,是以司馬遷的《史記》為標準,體例上〈本紀〉→〈紀〉、〈志〉→〈書〉等,內容其實大同小異,不過對於班固把〈世家〉給刪掉確實抱有質疑,認為這是個缺點。筆者十分贊同,畢竟在歷史上身分地位高的人多,但有特殊性必須要陳述的,總不能都歸在傳裡,劉氏的論點極有份量。

從東漢以降,寫史的人眾多,但都一成不變,都是取法《左傳》、《史記》、《漢書》等書,不能說是後人沒有創意,而是無法突破體例的限制。《漢書》的範圍,窮劉氏一代,語言精練、記事詳密,如此以來學者研究較為容易,這是劉知幾認為《漢書》的一大優點。筆者認為《漢書》以斷代為限,尊劉氏之意明顯,不過卻會失去客觀、連貫性,易使學者侷限在「斷代」的框架中。

  在二體篇中,稱讚《漢書》設立紀、傳區分,一來事件就較為清楚,其實也認同《史記》的做法,畢竟班固以司馬為準之意明顯。後來荀悅認為《漢書》事多繁雜,且太不知變通,便依照《左傳》體例,創造了《漢紀》,但就因為這兩種體例各有優缺點,才會並行不悖,流傳至今。

  大多人認為紀傳体的代表是《漢書》,但劉知幾卻倡導首創者為《史記》,可以看出其地位重要性所在。筆者認為編年也好,紀傳也好,都是一種把歷史完整紀錄下來的方式,只是出發點不同罷了,無須計較哪種體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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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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