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十年來.中國港臺地區的史學史研究成績斐然,在資料、觀念、研究視角以及西方當代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引入方面都頗具特色。本文分三個時期對20世紀50年代以來港臺地區的史學史研究成就和特點作了評述。指出.在60年代以前,其研究仍屬40年代大陸風格的延續;至70年代中期後,始進入較大發展時期,研究隊伍擴大,視野日見開闊,方法上亦一破過去偏重文獻考證的路數,趨向於多元化;90年代以後,除研究廣度有顯著推進外,更因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的變動而顯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特點。

[關鍵字]香港;臺灣;中國史學文;外國史學史

[作者簡介]

胡逢祥(1951—),男,浙江省諸暨市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和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史學史研究。

李遠濤(1969—),男,安徽省廬江市人,上海書店出版社副總編輯,主要從事中國史學史研究。

20世紀50年代以後中國港臺地區的史學史研究,就其淵源而論,本爲大陸現代史學之延伸,只因其所處的特殊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態環境,遂形成了與大陸不同的另一種發展格局。瞭解並研究這一發展過程和特點,對於擴大我們的視野,推進目前的史學史學科建設。應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工作。

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港臺地區從事史學史研究的不僅人數少,且多爲大陸移居當地的學者,如臺灣的李宗侗、沈剛伯、趙鐵寒、宋晞、藍文徵和香港新亞書院的錢穆等。其研究的內容與方法,亦保持著大陸三四十年代以來偏重歷史文獻學的風格。稍後,才有臺灣大學或新亞書院畢業的新軍加入其中,如杜維運、王德毅、許冠三、汪榮祖、余英時、逯耀東等。但直至70年代前期,其地從事史學史研究的專業人員依然不多,研究的範圍也不廣。據統計,臺灣出版的《大陸雜誌》在1950—1970年的二十年間,發表的論文總數爲3724篇,其中有關史學史的僅26篇,約占0.7%,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該時期史學史研究的薄弱狀況[1](P175—177)。至於外國史學史方面,更鮮有值得稱道的研究成果。

其時,史學史方面稍具系統的僅有李宗侗的《中國史學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和錢穆的《中國史學名著》(臺北三民書局,1973)等寥寥數種。其中,李著約15萬字,分20章對中國史學的演變作了概述,全書框架大致與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相近,內容也不出歷史編纂學和文獻學範圍,且強調“史之足重者,尤當在於記載之真實,若能文筆奇偉,記事翔實,兩者均兼,斯爲上矣。若不能此,寧留翔實而略奇偉”;又謂,司馬光之《通鑒考異》“既合于新史學之觀點,實足爲以後作者之楷範矣。吾於書中專論《通鑒》二章,蓋以此矣”[2](<自序>)。可見其書重心之所在。錢著則以中國史學名著的解析爲基本線索,對中國史學的源起、史書體裁及其觀念的演變等作了討論,力求從傳統學術的整體發展背景中去把握史學的特徵,表現出其注重學術傳承、講求通識和經世的治學風格。

在專題研究方面,較有影響的則有呂謙舉的《兩晉六朝的史學》(香港《人生》半月刊22卷1期,1961)、逯耀東的《論魏晉史學的轉變及其特色:以雜傳爲範圍所作的分析》(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970)、陳芳明的《北宋史學的忠君觀念》(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72)、杜維運的《清乾嘉時代之史學與史家》(臺灣大學文史叢刊之一,1962),以及對袁宏、范嘩、歐陽修、呂祖謙、李燾、劉恕、崔述、章學誠等史家及其史著的討論。其中不少論著內容厚實,有的還在研究視角上作了新的探索。如呂謙舉在60年代中期發表的《宋代史學的義理觀念》和《中國史學思想的概述》兩文(分載于香港《人生》半月刊1964年總327期和1965年總342期),對過去較少討論的傳統史學思想演變線索作了梳理,認爲“中國史學思想統攝了天道、人道、治道三大理型。天道在變易中見,人道在善惡中見,治道在興亡中見。治道是人道的實踐,人道是天道的主體,天道是人道的法則”[3](P1075),它集中表現在中國史學特有的義理觀上。這種義理,主要“包含了兩個物事,一爲事理的義理,一爲道德的義理。事理的義理重在興亡成敗因果關係的敍述,道德的義理重在善惡休咎的大義褒貶。道德的義理影響事理的義理,事理的義理是道德義理的總結”[4](P402)。

有關中國近代史學史的研究,則僅有周應龍的《魏源學案略稿》(《復興岡學報》第3期,1963)、吳蔚若《章太炎之民族主義史學》(《大陸雜誌》13卷6期,1956)、汪榮祖的《梁啓超新史學試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王德毅所編《王國維年譜》(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8)等少數論著,總體上尚處於一種起步狀態。當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富有啓示的見解。如牟潤孫所撰《記所見之二十五年來史學著作》一文對我國現當代(1938—1964)史學發展作出的評論。他認爲,抗戰以後,史學界獨重史料考據實證的風氣開始有所轉變,出現了要求關注時局,繼承傳統文化精神,以史學經世報國的趨勢。而戰後旅美的中國史家,如楊聯陞、何炳棣、房兆楹、蕭公權、瞿同祖、劉子健等,注意運用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解釋中國歷史問題,成就顯著,尤值得我們思索。今後中國史學的發展,要當以社會科學爲治史基礎,方能躋身世界史學之林[3](P1148—1149)。證之後來港臺史學的發展,這一判斷,應當說是頗具前瞻性的。

大致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港臺地區的史學史研究才進入了一個比較大的發展時期。這種發展,既是學術力量本身積累的結果,也與其時當地整個史學的發展背景有著密切關係。從學術自身的因素審視,這種發展勢頭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史學史學科隊伍的明顯擴大。60年代以後,隨著臺灣經濟實力的增強和高等教育規模的迅速擴張,歷史教育機構除50年代已有的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和東海大學三校外,文化學院、輔仁、政大、中興、成大、淡江和東吳等高校也紛紛設置歷史學系,並有不少學校開設了史學史課程,由此直接爲相關專業人才的訓練培養和充實創造了條件。至70年代前期。除前述一些開風氣的人物外,更有阮芝生(1972年博士)、張元(1974年博士)、李東華(1973年碩士、1980年博士)、黃俊傑(1973年碩士、1980年博士)、陳錦忠(1974年碩士、]980年博士)、黃進興(1974年碩士)等一批歷史學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畢業,加入到該領域的研究,在整個港臺地區形成了一支相當整齊的專業學術隊伍。

二是研究工作日趨規模化。在基礎資料建設方面,如杜維運、黃進興、陳錦忠選編的《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共三冊,華世出版社,1976、1980)和阮芝生、王壽南、王德毅、王爾敏選編的《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3)等,對清末以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了較爲系統的彙集和總結,爲後人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的參考依據。在專業學術活動方面,則組織了一系列國際性學術會議,其中尤以台中中興大學歷史系舉辦的四次中西史學史研討會最具影響。其中,第一屆會議(1985年)到會的國內外專家達40多人,發表論文10篇(《中西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南久洋出版社,1986);第二屆會議(1986年)發表論文14篇(《第二屆中西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中興大學歷史學系,1987);第三屆會議(1990年)發表論文21篇(《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中青峰出版社.1991);第四屆會議(1998年)專門討論“人物與歷史撰述”(會議論文集尚未出版)。隨著會議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參加人員更具世界性,論題也一屆比一屆更爲廣泛和深入,其研究範圍也較以前大爲開闊。特別是這一時期的中國古代史學史研究,幾乎各個斷代和領域都有相當數量的論著問世。如通論古代或一朝史學趨勢者有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學生書局,1990;該書主要內容已於1983—1989年間刊出)、陳錦忠《中國上古史學的萌芽期》(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4)、逯耀東《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東大圖書公司,1989)、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學生書局,1987)、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東大圖書公司,1984)、古偉瀛《從考據到科學方法》(《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等;討論史官制度及官修史的有陳錦忠《先秦史官制度的形成與演變》(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1980)和《周代史官的職掌與其性格的演變》(載《第二屆中西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張榮芳《唐代的史館與史官》(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4)、王明蓀《遼金之史館與史官》(《國史館館刊》復刊第6期,1989)和《金修國史及金史源流》(《書目季刊》22卷1期,1988)等;專論史書體裁與編纂學的有蔡學海《紀事本末史研究》(《淡江學報》總19期,1982)和《編年史研究》(《書目季刊》18卷1期,1984)、王明蓀《從學術史著作之淵源看學案體裁》(載《中西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等;有關各時期史家或史著的專題研究,數量更巨,其內容自先秦時期的《春秋》、《左傳》直到明清時期的王世貞、顧炎武、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趙翼等,均有涉略。這些,都爲今後編寫更爲系統的中國史學史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這一時期港臺地區史學風氣的轉變,也給史學史的研究以不少新的刺激與驅動。衆所周知,20世紀50年代以來,臺灣地區史學的主流原本一直掌控在史料考證派手中。但自60年代起,這種局面逐漸難以維持。這是因爲,該派原先取得的巨大成功主要得益於大陸豐富的現代考古學資源,當其主力移居臺灣後,這一優勢便不復存在,以致治學規模日見局促。而其治史專重史料考訂和古史研究,偏於細瑣事物辨析而疏於整體歷史理解的做法,也弊端日顯。加之西方最新史學理論與方法不斷輸入的影響,學術界遂起人心思變之局。1964年以後,《思與言》雜誌(創刊於1963年2月15日)首先對史料考證派的理論提出了公開批評。隨著討論的深入,至70年代,“史料學派的觀念和方法漸被揚棄,而解釋史學觀念開始深入人心”。具體來說,這一史風的轉變,一方面表現出“史學界脫出史料學的羈絆後對新理論及方法之追求,諸如如何借用社會學的理論與觀念來研究歷史,量化研究方法的介紹與應用,以及行爲科學理論(如心理史學)的介紹等都是。其次是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受重視,這是五十年代以來提倡以社會科學方法治史所産生的影響”[5](P77—78、80—81)。

在這種風氣轉變中,港臺地區的史學史研究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

首先是“史義”的發掘受到了更多的關注。治史當重“意義”之說,雖爲錢穆等人一貫強調,然而在史料考證派占居主流的境況下並未得到多數人的認同,史學史研究在較長時期內偏重文獻目錄學及重述說而輕解釋,也與此不無關係。至六七十年代,隨著對史料考證派的批評呼聲漸起,除了錢穆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三民書局,1969)和《中國史學名著》等論著中繼續倡導此說外,臺灣史學界的另一元老沈剛伯也在一篇題爲《從百餘年來史學風氣的轉變談到臺灣大學史學系的教學方針》(《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創刊號,1974)中作出了呼應,認爲19世紀以後德國史學家因受“自然科學啓示”而提出的“歷史決定論”(他稱之爲“史演論”),無論是出於“唯心”還是“唯物”,都是對因果律的濫用,如欲“建立一新而正當的史學以端人心而正風俗”,即應“講求‘史義’以根絕一切史演之學,並培養‘史識’以補考據之不足”。在這種學術氛圍的烘托下,史學史研究中的“史義”發掘意識得到了普遍加強。如杜維運在《清代史學與史家》中便特別指出:“以原則而言,歷史事實不可能脫離史家之解釋而客觀存在。中國敘事之史學作品中,史家之解釋,寓於其中,爲極自然之現象。史家選擇某種史實,而又將比較相類之史實置於一起,史家之解釋,自隱約於其中矣。惟中國史家,深覺‘史爲記事之書’,每將其解釋隱藏於史實之後,讓讀者體會,而不明白揭出之。初視之,頗類斷爛朝報,而實則其精義存焉。此真非西方史家所能深曉者也。”[6](P16)余英時則在《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史學評論》創刊號,1979)中將中國現代史學的主要流派分成史料和史觀兩大學派,認爲他們分別代表了近代史學追求科學化的兩個途徑。但史料學派的史學完全與時代脫節,史觀學派的史學研究又與時代結合得過分密切,從發掘“史義”的角度來審視,二者均存在嚴重的缺憾,所以,他希望今後的中國史學研究應當著力“使我們從多方面去認清中國文化的基本型態及其發展的過程”,而“這種對過去的瞭解可以照明我們今天的歷史處境”。而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香港龍門書店,1977)、張元《宋代理學家的史學觀——以<資治通鑒綱目>爲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1975)、李焯然《焦竑之史學思想》(《書目季刊》15卷4期,1982)、黃秀政《顧炎武的經世思想》(《思與言》14卷4期,1977)、許冠三《王船山的歷史學說》(香港活史學研究社,1978)、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局,1976)、古偉瀛(從<廿二史劄記>看趙翼的史學觀)(載《第二屆中西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等論著,也都具有這種傾向。

其次是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的研究日趨升溫。其中緣由,固非一端。但因批評史料考證派而引發的學術界對近現代史學路向的整體反思,對此無疑是一有力的推動。比較明顯的,如70年代中期,便有中國文化學院的王吉林、馬先醒、宋晞、程光裕等人撰文,對前六十年國人研究史前史到明清各代史成績作了總結反思(載《史學彙刊》第4卷,1974)。而由程發韌主編《六十年來之國學》中的史學專冊(正中書局,197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編纂的《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1988—1989),以及高明士主編《中國史研究指南》(共五冊,聯經出版公司,1990)中也均有與此相關的論述。這些基礎性的資料和文獻目錄清理工作,都爲近現代史學史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與此同時,一些研究性的論著也不斷問世。其中以許冠三的《新史學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1988)最具系統。該書凡上下兩冊,分史學新義、考證學派、方法學派、史料學派、史觀學派(上、下)、史建學派、附錄等八卷,按學派論述了20世紀初至80年代中國史學的變遷,以及梁啓超、張蔭麟、王國維、陳垣、胡適、顧頡剛、傅斯年、陳寅恪、李大釗、朱謙之、雷海宗、常乃德、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贊、殷海光等各家成就。全書徵引廣博,結構緊湊。其論述特重各家理論與方法的考察,並能結合具體的史學實踐例證加以深入剖析。爲慎重起見,該書出版前,還曾將各章稿件分寄海峽兩岸有關專家審閱,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是以問世後,頗受學術界重視。汪榮祖在《五四運動與民國史學之發展》(載《五四研究論文集》,聯經出版公司,1979)中提出“近代史學的昌明光大,大致根據三個基礎:學院化、專業化和獨立化”。他的這一見解對於觀察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極具理論價值。其餘如汪榮祖的《史家陳寅恪傳》(香港波文書局,1976)、余英時的《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王泛森的《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以及大量有關王國維、羅振玉、劉師培、胡適、傅斯年、張蔭麟、雷海宗、柳詒徵、錢穆、陶希聖、方豪等史學的討論,也各具特色。在當代史學的研究方面,較具代表性的則有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79)和《史學危機的呼聲》(聯經出版公司,1987)、吳安家《中共史學新探》(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3)、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總241期,1985)、黃俊傑《民國四十年至民國六十年之間國內史學思潮之激蕩》(《史學評論》第6期,1983)和《三十年來史學方法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1950—1980)》[1]等。上述研究,差不多都能注意結合史學發展的現狀,對其未來走勢提出自己的判斷或建設性意見。這一點,也正可見其用意之所在。

最後是外國史學史和中外史學比較研究的興起。這一時期,隨著港臺地區年輕一代史家要求改革現狀的呼聲日高,以及一批歐美留學人員的回歸和西方現代史學理論與方法的更多輸入,外國史學史和中外史學比較研究也日趨興起。其中,對歐美史學史的研究,主要論著有蔡石山《西洋史學史》(國立編譯館,1975)、王任光《西洋中古時代的基督教史學》(《西洋史集刊》第1期,1989)、周樑楷《近代歐洲史家及史學思想》(唐山出版社,1980)和《年鑒學派的史學傳統及其轉變》(《史學評論》第7期,1984)、閻沁恒《湯恩比(即湯因比)與歷史》(牧童出版社,1976)、林正珍《柯靈烏(即柯林武德)史學思想的研究》(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汪榮祖《蘭克史學真相》(《食貨》月刊5卷1期,1975)和《白德爾(即布羅代爾)與當代法國史學》(《食貨》月刊6卷6期,1976),以及孫同勳的《二十世紀的美國史學》、《美國進步史學初探》、《美國的新保守史學》、《心理學理論在美國史研究上的應用及其得失》(分別載《美國研究》1卷1期、12卷1期和3期、19卷1期,1971—1989)等。在日本史學的研究方面,成果較多的是高明士,他在《大陸雜誌》、《食貨》月刊等刊物上發表了多篇論述戰後日本史學界關於中國史研究的論文,並結集出版了《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一書(東升出版公司,1982;此書另有明文書局1982年增訂本和1987年二版、1996年修訂四版)。

在中外史學的比較研究方面,早期所見僅余英時《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中西歷史哲學的一點比較》(《自由學人》3卷2—4期,1957)和沈剛伯《古代中西史學的異同》(東海大學講演稿,1965)等少數論文。此期的研究,從範圍論,已較前寬廣,其中成就顯著的當推杜維運和汪榮祖。杜維運在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東大圖書公司,1981)和《中西古代史學比較》(東大圖書公司,1988)兩書,前者列舉史實,澄清了某些西方史家對中國傳統史學存在的誤解;後者從中西史學的起源、史學原理的創獲和史學著作成績三方面展開比較,認爲中國極早創獲了紀實、闕疑、求真、懷疑等重要的史學原理,基礎深厚,範圍廣闊,意境深遠,尤爲壯觀。而西方史學在問題的追蹤與闡釋上,甚爲精到,非中國所能企及。比較二者,進而會通融合,當爲未來史學發展之趨勢。此外,他還作有《西方史學輸入中國考》(《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3期,1976)一文,較爲詳細考察了1949年之前西方史學傳入中國的情況。汪榮祖的《史傳通說——中西史學之比較》(聯經出版公司,1988),則以《文心雕龍•史傳篇》爲基礎,分列二十四題,對中西史學發展史和史學理論作了分析與比較。這些論著,都在不同層面上深化了對中西史學的認識。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因受港臺地區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變遷的影響,史學史研究在繼續深入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風氣轉換的迹象。

1987年,臺灣國民黨政權宣佈“解嚴”;1991年,復終止動員“勘亂”時期。自此,兩岸的史學史研究,不但在論文和資料交流上渠道漸顯暢通,且得借研討會和互訪講學等方式,直接展開大陸、香港和臺灣三地間的學者對話。近年赴臺灣參加學術研討會和講學的大陸著名史學史專家便有瞿林東、倉修良、蔣大樁、張廣智等,而臺灣方面來訪的也有王德毅、汪榮祖、王汎森、戴晉新等。在此基礎上,有的還進而融會各方學術成果,發起了合作研究。如大陸學者羅志田主編的《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一書,便是大陸、臺灣和美籍華裔三方學者通力合作的成果。這種情況,對於促進整個中國的史學史研究事業,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從該時期港臺地區發表的史學史研究成果看,無論在深度或廣度上,均有相當的推進。以中國史學史的研究而論,不僅出現了杜維運《中國史學史》(該書爲作者自印本,臺北三民書局總經銷。已出版兩冊,內容自先秦迄於唐,第一冊有1993年印本,第二冊有1998年印本)和潘德深《中國史學史》(五南圖書公司,1994)等系統論述中國史學整體發展趨勢的著作,在各具體領域的專題研究方面,也形成了相當規模,如戴晉新的《先秦史學史論稿——觀念與方法》(臺北國泰文化,2000)、耿慧玲的《金石學歷史析論》(文化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黃兆強的《清人元史學探研——清初至清中葉》(臺北稻鄉出版社,2000)等。

有關近現代史學史的專題研究,則從史家和史著的個案考察進一步擴展到史學思潮、流派、學術機構與制度,乃至某些分支學科領域的成就和港臺地區史學的總結等方面,收穫甚見豐厚。其中較引入注目的有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東大圖書公司,1995)、《晚清的經世史學》(麥田出版公司,2002)和《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麥田出版公司,2002)、趙慶河《讀書雜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1931—1933)》(稻禾出版社,1995)、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爲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遠流,2002)、周佳榮和劉詠聰主編《當代香港史學研究》(香港三聯書店,1994)等專著,以及杜正勝和王泛森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和黃克武《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總11期,1991)、宋晞《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臺北國史館發行,1999)、黃進興《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97)、查時傑《私立基督教燕京大學歷史系所初探》(《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總20期,1999)、林能士和胡春惠《四十年來大陸中國近代史(1840—1949)研究之調查及評估——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爲中心的探討》(《中國大陸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概況》,臺北政治大學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1996)、楊肅獻《臺灣的西洋史研究(1950—1995)》(《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總21期,1997)、周樑楷《史學史研究的取向:1945年以來臺灣史家的論述》(收入《中國史學史研討會:從比較觀點出發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彭明輝《臺灣地區的歷史研究機構與歷史系課程(1945—1995)》(《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總16期,1999)和《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量化考察:以五種學術期刊爲分析物件,1945—2000》(《漢學研究通訊》20卷4期,2001)、《臺灣地區歷史學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的量化比較,1945—2000》(《漢學研究通訊》21卷2期,2002)、林正珍《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1950—2000》(《漢學研究通訊》20卷4期,2001)等論文。

此外,由於其時港臺地區的學術思潮出現了全球化和本土化兩極並行的趨勢,新課題的拓展和本地史的研究風氣日盛。以香港而論,其研究一方面在國際學術潮流的引領下“向跨學科分支和比較史學發展,拓展中外文化交流史、全球華人史的研究和性別歷史研究”,另一方面以客家文化、香港企業及其社區文化、社團組織和社群爲等重點的本地史或區域史研究也有趨熱之勢[7][8]。這種變化,使港臺地區的史學史研究出現了兩個值得注意的傾向:一是對本地史研究的回顧和總結明顯加強。其中有關臺灣史研究的回顧更多,較著者有張炎憲《臺灣史研究的新精神》(《臺灣史料研究》創刊號,1993)、施志汶《臺灣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國內各校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爲中心(1983—1992)》(《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總22期,1994)、黃富三《從連雅堂到楊雲萍——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本土臺灣史研究》(“林本源中華文教基金會八十八年年會暨楊雲萍教授之史學與文學研討會”論文,1999)、陳文彬編著《海峽兩岸編寫臺灣史的反思與整合》(學生書局,1997)、黃秀政和曾鼎甲《論近五十年來臺灣方志之纂修:以<臺灣省通志稿•人物志>爲例》(“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民國以來的史料與史學”論文,臺北國史館,1997),以及黃富三、古偉瀛和蔡采秀主編的《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8)等。這可以說是對80年代末以後臺灣史研究日益成爲一門宣揚“本土意識”的顯學所作出的呼應。二是在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下,一部分史學史論著的研究觀念、方法和角度起了明顯的轉換。從國際學術界看,階級、族群和性別已成爲近數十年來挑戰歷史研究與書寫的重要分析工具[9],而“受後現代史學洗禮的文化史家集中在以下層弱勢者的主觀事物(文化)爲分析物件”[10],它不但促使歷史研究通過轉換話題和角度得以拓展其研究領域,也使史學史研究萌發出一些與以往不同的關懷。如隨著婦女史研究的加強,李貞德先後撰寫了《婦女、性別與五十年來的臺灣方志》、《婦女在家庭與社會中的角色——歐洲中古婦女史研究》(《新史學》4卷2期,1993)、《最近中國宗教史研究中的女性問題》(《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2期,1994)、《超越父系家族的藩籬——臺灣地區的中國婦女史研究(1945—1995)》(《新史學》7卷2期,1996)、《傑出女性、性別和歷史研究》(《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總50期,1999)等多篇回顧性史學史論文,剖析歷史記載及以往婦女史研究中的權勢話語,凸顯性別研究的重要意義,認爲“性別在今日對歷史研究的提醒不僅限於發掘歷史上的特異女性,也在於從女性生命經驗的角度重新檢討原先認爲值得記載和研究的故事,並且因爲這層檢討而重畫歷史圖像,重刻歷史演變的軌迹”[9]。而祝平一回顧戰後臺灣漁業史的研究,主旨亦在發掘歷史意識是歷史過程中權力關係的産物這一觀念[11]。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周樑楷倡導的影視史學史研究,他發表了多篇論文,如《銀幕中的歷史因果關係:評論<誰殺了甘乃迪>及<返鄉第二春>》(《當代》總74期,1992)、《書寫歷史與影視史學》(《當代》總88期,1993)、《影視史學、知識基礎與課程主旨之反思》(《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總23期,1999)、《影像中的人物與歷史——以<白宮風暴>爲討論物件》(《中興大學人文學系學報》總32期,2002)。影視史學史並不是電影史,也不是運用影視來教學,而是從知識論立場出發來研究電影、電視與歷史,並涉及“非專業史家的歷史文本,口語的、文字的、圖像的、包括靜態的任何圖像的歷史文本”[8],從這些圖像歷史文本中辨析出史學觀念和史學思想。

上述傾向及其研究趨勢,都足以引起我們的進一步關注和思索。

[參考文獻]

[1]賴澤涵.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C].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

[2]李宗侗.中國史學史[M].臺北:華崗出版公司,1979.

[3]杜維運,等.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二)[C].香港:華世出版社.1976.

[4]杜維運,等.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一)[C].香港:華世出版社,1976.

[5]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海峽兩岸學術研究的發展[C].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6]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M].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

[7]郭少棠.文化的超越與衝擊:當代香港史學[J].歷史研究.2003(1).

[8]徐文路.周樑楷教授訪談錄[J].歷史:理論與文化,2001(3).

[9]李貞德.婦女、性別與五十年來的臺灣方志[A].五十年來臺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

[10]盧建榮.臺灣史學界的後現代狀況[J].漢學研究通訊,2002 (1).

[11]祝平一.碎鏡零史——戰後臺灣漁業史研究回顧[J].新史學,2001(2).

The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District in Recent Fifty Years

HU Feng-xiang, LI Yuan-tao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2.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200001, China)

Abstract:During past several deeacles, Hong Kong and Taiwan made good progress in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not only in materials, concepts and angles of research, but also in introduction of historiography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the contemporary Wes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ir achievements and features according to three periods. The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continued rnainland's style of 1940's before 1960's and approached into a greater develop- ment in mid- 1970's, the research team turned stronger which span the wide array of research soope; the methods of research show an approach to diversifieation, which laid particular stress on textual research in past. In 1990' s, with the political change and cultural thoughts change, the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shows some new approaches as while as making a good progress in the span of research scope. Key Words:Hong Kong; Taiwan ;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oreign historiography

[責任編輯、校對:田衛平]

出處:河北學刊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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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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