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子學以“入道見志”為基本原則,史學以“實錄”、“良史”為基本原則,二者區別顯著。《史記》最初的書名為《太史公》或《太史公書》,它既是一部史書,也是一部子書,司馬遷兼有史家與子家的二重身份,或者說他是以史家的內容體現了子家的立場。後世對司馬遷的褒貶不同的評價,可以由此得一解釋。



  諸子學與史學本各有其不同原則,二者區別顯著。劉知幾說:“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1](《史通•惑經》)章學誠說:“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2](《文史通義•原學下》)劉知幾又說:“夫國史之美者以敍事為工,而敍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1](《史通•敍事》)說明諸子學是主於思想、議論、博學多聞,史學是主於敍事直書。

  司馬遷所著《史記》在四部中屬史部,居《二十四史》之首,趙翼稱之為“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3](《廿二史劄記•卷一•各史例目異同》)東漢時尚未有四部之分,《漢書•藝文志》列《史記》於六藝春秋家之後,《春秋》為魯史,仍是史書。史學的含義,即如班固所說,首在實錄。“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4](《漢書•司馬遷傳贊》)對此,劉勰也曾有所討論,說:“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言,右史書事,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也。”[5](《文心雕龍•史傳》)所說“載籍”、“載筆”、“主文”,其核心在於記言記事,真實可信。《春秋左傳》宣二年記述晉太史董狐之事:“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孔子稱:“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實錄”、“良史”二語,最足以說明史學的基本原則。

  《史記》向以“文章”[4](《漢書•公孫弘傳贊》)著稱,文筆“疏蕩”、“有奇氣”,[6](《蘇轍集•欒城集•上樞密韓太尉書》)被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7](P59)但將其歸為史書一類,應無異議。章炳麟說:“《史記》為諸史之宗,文章雖美,而用在實錄,勿以文人之見求之。”[8](《菿漢三言•菿漢雅言劄記》)然而,《史記》其實也是一部子書,其所為作,上受命于其父司馬談,下傳繼于外孫楊惲;其最初的書名為《太史公》或《太史公書》,章學誠說:“《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2](《文史通義•釋通》)“太史公”猶言“司馬子”。而司馬遷的著述意圖,更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4](《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少卿書》)。如劉知幾所說:“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為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俊,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靜,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1](《史通•辨職》)子學的含義,依照劉勰所說:“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5](《文心雕龍•諸子》)以現存古籍而論,先秦諸子的著作內容極其寬泛,既有系統的學說體系,也有單一方面的技藝,以至於像伊尹以五味,師曠以五音,皆可以言治理。實則子學的基本原則,正在於“入道見志”。先秦士人,只要能“入道見志”,只要有言論載籍,有一人即是有一子。由此而論,司馬遷所著《史記》又完全是一部子書。

  揚雄評價司馬遷,一則稱其“實錄”,[9](《法言•重黎》)一則稱其“愛奇”,[9](《法言•君子》)揚雄的評語恰好說明了司馬遷的二重特點。司馬遷是兼有史家與子家的二重身份,或者說他是以史家的內容體現了子家的性質。一官所守,一技之專,皆可以入道言治,皆可以為子學。伊尹之子學在於“五味”,師曠之子學在於“五音”,司馬遷之子學則在於其“良史”。

  以《伯夷列傳》為例。《伯夷列傳》於七十列傳位居第一,葛洪稱其作傳意圖為:“遷發憤作《史記》,其以本于居列傳之首,以其善而無報也。”[10](《西京雜記》卷四)《伯夷列傳》的傳主是伯夷和叔齊二人,但史跡只有一事,今排版多作一段。全篇共計788字,自“其傳曰”以下為史跡“正文”,僅218字。“正文”前後全為議論,計570字,超出“正文”一倍以上。全篇引用孔子之語四處,謠諺四處,賈誼之語一處,議論輾轉反復,而終之以疑問。後世“正史”之中,此類傳記文章實為絕無僅有之作,以至劉知幾從史學體例一方面對他提出批評,說:“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豈知史書之大體,裁削之指歸者哉?”[1](《史通•論贊》)但是也有與劉知幾相反的批評,如文中子王通就說:“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11](《中說•天地》)則是認為司馬遷於議論方面尚且不足。實則《伯夷列傳》自子家角度審視則甚為正常,自史家角度審視則確有不宜。

  先賢錢基博有論:“昔太史公宏識孤懷,意(即“入道見志”之志)有所鬱結不得通,錄秦漢,略跡三代,上紀軒轅,曰以成一家之言,而人當作史記讀。心知其意而無其人,故曰藏之名山。余亦有別識心裁,寄意是書,略人之所詳,揚人之所抑,以自明一家之學,而人或作方志讀。心知其意之期來者,亦只俟之其人。……太史公原始察終,以史之體為諸子,吾則欲取精用宏,通子之意於傳記。”(《近百年湖南學風》,嶽麓書社1985年版,《餘論》,P104。)錢穆論司馬遷《伯夷叔齊列傳》亦謂“《太史公書》於上古三代人物,僅傳伯夷、叔齊。于春秋,僅舉管仲、晏嬰。此非史公之疏,亦非史公之奇,乃史公之自有其成為一家之言之所在。”(錢穆《張曉峰中華五千年史序》,見《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賓四卷》,P1049。)

  今人研治先秦漢代思想史,《史記》為必備文獻。《史記》七十列傳的前二十五篇先秦人物列傳中,今人多視為思想家,特別是有著作流傳的,管子、晏子列在第二,老子、莊子、申不害、韓非列在第三,司馬穰苴列在第四,孫武、吳起列在第五,孔子弟子列在第七,商鞅列在第八,蘇秦列在第九,張儀列在第十,孟子、淳於髡、慎到、騶奭、荀子列在第十四,屈原、賈誼列在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在第二十五,幾乎全為思想家。再加孔子列在世家,先秦諸子所占比重可謂不少,體現出司馬遷作為子家與側重子學的性質。

  特別是在這些列傳中,司馬遷多寫有史論史評,以發揮此類人物“入道見志”之處。班固譏刺司馬遷說:“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4](《漢書•司馬遷傳》)由史家的原則而論,則司馬遷所為確有不宜,但是由子家的原則而言,則只要符合“入道見志”的標準,自然亦得入史。由孔子所開創的儒家,與由老子所開創的道家,漢以後一直是歷代文化的主幹,而孔子與老子二人在《史記》中都得以入傳,不能不說是司馬遷的一大見識。章炳麟說:“鋪觀前世史家,以子長為上首,而世人忽其微旨。案其深遠要眇,通知政俗學術消息之故,發言往往中要害。班孟堅所不與知,他亡論矣。”[8](《菿漢三言•菿漢微言》)所說“政俗學術消息”,大抵不離於子學範圍。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述其撰著《史記》的動機有二,其一是司馬談的遺命。所說“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之意,即指上古史家“世官世疇”的職守。《史記•龜策列傳》載卜筮之官:“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章學誠說:“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2](《文史通義•史注》)既是“世官世疇”,則其各代傳人個人的觀念以至生命勢必無足輕重,重要的是以其所執掌的此一種特殊文化與技藝,而世代承襲此一世官。能夠繼承其特殊文化與技藝的,稱為“不失其守”,不能繼承其特殊文化與技藝的,稱為“失其守”,此可謂上古“世官世疇”狀態下的一種生存原則。由上古史學傳統而言,鮮有如司馬遷這樣“先黃老而後六經”的。班固承其父班彪之業,猶有上古“世官世疇”的遺風,他對司馬遷提出批評,是很可以理解的。

  其二在於效法孔子。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說:“仲尼厄而作《春秋》……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說:“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前者所述為孔子編定《春秋》的心理動機,後者所述為孔子借助“行事”的史學,來表達其子學的“是非空言”。由此可以看出在現實關懷一面,司馬遷是得孔子真傳,與孔子一樣充分體現出先秦子家特色的。

  傅斯年《史記研究》講義論《史記》之卓越,列舉三條,第一條為“整齊殊國紀年”,第二條為“作為八書”,第三條為“疑疑亦信”,稱讚其文獻不足,多見闕疑。[12]在史料的整理方面,司馬遷的態度實際上是比較保守的,或者說他主要是依循了史家“良史”、“實錄”的傳統。如對黃帝史跡的分析,認為:“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13](《史記•五帝本紀》)因之恪守儒家《五帝德》、《帝系姓》一種文本,只寫出《五帝本紀》,而沒有《三皇本紀》,以至到唐代司馬貞要補作《三皇本紀》。又如稱《山海經》:“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13](《史記•大宛列傳》)以至影響後世對於《山海經》這部書的價值多存疑惑。“信信疑疑”是在古代很早就已討論過的有關問題,荀子有“緣天官”之說,[14](《荀子•正名》)意謂只相信自己的感官所能感覺得到的事物。我們在對《史記》抱持遺憾的同時,另一方面卻又不能不對司馬遷恪守史家原則的做法給予理解。

  司馬遷的這一做法,也體現在他對於先秦諸子所作的列傳中,從而使得這部分列傳同時兼有了子家與史家的二重身份。以老莊列傳為例,司馬遷總括老子的學說大旨,是“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又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13](《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關於老子的思想旨趣,學界紛紜由來已久,但是司馬遷的這二句概括則為千古不易之論。如果從史家的一面看待司馬遷,則不能不承認他對於諸子之學的領悟也已具有很高的水準。李長之先生曾說:司馬遷“有著對於老學之極中肯的理解”,[15](P188)是十分正確的。

  關於莊子的學術歸屬問題也是這樣。莊子屬於戰國時期“其學無所不窺”[13](《史記•老子列傳》莊子附傳)的一類學者,《莊子•天下篇》實際上是莊子自述其學術經歷,所提到的共有六家,而司馬遷稱其“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以明老子之術”。東漢以後“老莊”並稱,足證司馬遷所說亦為不易之論。

  另一方面,司馬遷對於老莊這二位大思想家的記述,總是力求由史實一面著手,由此而不能認可其作為哲學思想的獨立價值。其中記述老子的史跡,只有孔子適周見老子一事,與今傳《孔子家語•觀周》所述大致相同,可能均出於儒家一系。而莊子作為一位避世的隱者,其史跡本無可尋。司馬遷在莊子附傳中只記述了楚威王厚幣迎莊子一事,這件事在莊子的諸多重要思想學說中所具有的意義實不足道,但是在記述莊子生平事蹟方面,則幾乎為絕無僅有的資料,所以司馬遷便加以引述,其細緻與無奈可以想見。劉向稱列子:“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16](《別錄•列子書錄》)然而由此而來,在闡明莊子思想一方面,司馬遷亦不免多所忽略。傅斯年即由此批評司馬遷說:“太史公以莊釋老,遂取莊書中不甚要各篇,當時儒道相絀之詞,特標舉之,甚不知莊生自有其旨。”[17]在記述《莊子》篇目時,司馬遷的態度也是一樣,出於強調《莊子》寓言性質的目的,而僅將其《漁父》、《盜蹠》、《胠篋》、《畏累虛》、《亢桑子》(《庚桑楚》)五篇篇名列出,其他數十篇則一律忽略,由此而引發出千古爭論。至於他說莊子“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與批評孟子“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一樣,也是專由現實政治一面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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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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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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