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5-14-35060.htm

　　摘　要:作为近代意义上的一门学科,“中国史学史”已经走过近一个世纪的历程。梁启超、白寿彝分别是该学科建立时期和比较成熟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本文梳理了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从事该学科研究的重要学者之间的师承关系,涉及到梁启超、朱希祖、李大钊、何炳松、柳诒徵、蒙文通、朱谦之、金毓黻、刘节、白寿彝等众多著名学者,对比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前后两个阶段的共同点、不同点,并指出其中的联系。

　　关键词:梁启超;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学术系谱

　　中国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对史学进行反思的“史学史”之因素很早就产生了,而且异常丰富。但是,作为一门近代意义上的学科,“中国史学史”则是在 20世纪随着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而产生的。就本人所知,“中国史学史”的名称,最早在胡适1924年发表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①中出现,虽然是指中国史学的历史,但却没有“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意思。最早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是梁启超。1926年至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专门讲述了“史学史的做法”,不仅提出了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史”一词,而且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中国史学史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和建设,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成为在历史学系统中举足轻重的一个二级学科。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师承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说 20世纪前期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那么,20世纪后期对这门学科贡献最大的则是白寿彝。可以说,梁启超、白寿彝分别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立时期和比较成熟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可作为中国史学史学科诞生和繁荣的两个标志。21世纪,我们要开创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新局面,应该对我们的家底作一个盘点,理清从梁启超到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学术系谱。由于学术界对最近20年的史学史发展状况一般比较熟悉,本文在论述上取“详远略近”之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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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5-14-35061.htm

20 世纪初，随着“史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新史学思潮的涌起，“史学史”这一学科概念形成。有学者认为：这一概念“可能是从外文译来的，或者可以说相等于英文 'Historiography'，俄文'Историоrрафuа'，法文'Historiographie'，德文 'Historiographie'”（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1961年10月号）。而“中国史学史”这一概念则是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见俞旦初：《梁启超论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4期）。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第一、二节述“史之界说”和“中国史之范围”，又在《新民丛报》刊发《新史学》，第一、二章论“中国之旧史学”和“新史学之界说”。1922年撰《中国历史研究法》，在第一章简略论述了“史这意义及其范围”之后，于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扼要地概述了200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以及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途径。这些论述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史学著述的开始。以后他又撰《补编》，界定“史学史”学科概念，就史学史有关内容作了简明而系统的论述，并将史学史列为学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指出：学术史“最少要分四部：子、道术史——即哲学史；丑、史学史；寅、自然科学史；卯、社会科学史 ”，进一步提出“史学史做法”，即“（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由此开创了“史学史编纂学”的新纪元。

20世纪初是中国史学史草创时期。这一时期，没有产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门著作，姚名达于1925年曾欲撰《中国史学史》，用力二年，但未成书。有关史学史的论述，多与编译介绍日本和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批判封建旧史学、探讨中国历史撰著体例等内容结合在一起。有关著述，除了梁启超之外，还有横阳翼天氏编《中国历史·首编》（1903年），吕瑞庭、赵征璧编《新体中国历史·叙论》（1907年），曹佐熙著《史学通论》（1909年）等。曹氏《通论》自称“究心史道，探颐索隐，原始要终，陶冶古近中外百家之言，以自成科学”。书凡七篇，目次为：史学之源流、史学之经纬、史学之繁难、史学之关系、史学之研究、史学之旁通、史学之未来，在诸家史论中较为系统（参阅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此外，还有卢绍稷、罗元鲲、胡哲敷等，亦都在其史学“通论”、“概论”中，论述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综观所有论著，在思想和方法上，大多袭用了日本学者坪井九马三与浮田和民的著作。

自1930年6月世界书局出版了曹聚仁的《中国史学ABC》一书，史学史著作的编撰步入了专门学科的轨道，同时许多大学历史系亦开设了中国史学史及相关课程。如卫聚贤在暨南大学、持志书院，陆懋德在北平师范大学，赵万里在西南联大，金毓黻在金陵大学，蒙文通在四川大学分别讲授“中国史学史”。还有朱希祖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史学通论”，范文澜在辅仁大学讲授“正史概念”，吕思勉在光华大学讲授《史通》，张尔田在燕京大学讲《文史通义》，陈垣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史源学实习”，刘文典在清华讲授“ 校勘学”，傅振伦在北平女高师讲授“方志学”，等等。教学促进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撰著，编成数部讲义，如卫聚贤的《中国史学史》（铅印本2种：持志书院 1932年刊本，暨南大学1933年刊本），陆懋德《中国史学史》（北平师范大学铅印本，年月不详），蒙文通《中国史学史》（四川大学铅印本，年月不详）等。此外，朱谦之撰《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刊于《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1934年）。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史学史的撰著呈现出兴盛气象，先后有9部专著问世，如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独立出版社1943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商务印书馆1944年）、傅振伦《中国史学概论》（史学书局1944年）、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方壮猷《中国史学概要》（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社公司1947 年）、何炳松《中国史学史》（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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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4-26-35013.htm

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学术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开风气之作，基本提供了一个相对全面的新学术典范，这是学界大致的共识。从今天的眼光看，胡适所为兼顾了继往开来的性质：从胡适个人的学问讲，他显然是继往的东西多；从胡适的时代言，则又是开来的成分重。当时学术上继往部分超过胡适的比比皆是，而开来则无人能过之。不过，胡适最初是因提倡白话文而在社会上「暴得大名」，这并不意味着他同时在上层精英学术领域内已树立起自己的地位。他在其任教的北京大学取得为许多学人所认可的领先学术地位，还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注：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197-247页）。在这一方面，胡适并不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立刻一鸣惊人。北大早期学生毛以亨回忆说，胡适到北大，「未曾一炮打响」。「胡先生在北大，于初到后数日，即于某晚在大礼堂讲墨学，到者百余人，反应不甚良好。我与傅斯年曾去听讲，回来觉得类于外国汉学家之讲中国学问。曾有许多观点，为我们所未想到，但究未见其大，且未合中国人之人生日用标准。胡先生后来在北大研究所，与马叙伦同任中国哲学讲[导?]师。马氏担任老庄，而胡氏则指导墨学。马氏首言，欲讲名法，不可不先讲老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而当时之胡先生，口才亦不甚好，遂使研究员十六人中，十五人皆随马氏研老庄。当时哲学系，班长为赵健，觉得不好意思，乃声称愿随胡先生研墨经，「藉以解围」。（注：毛以亨：《初到北大的胡适》，原载香港《天文台》，承王泛森先生提供复印件，特此致谢）毛氏与胡不甚相得，晚年记忆，或有不精确处，但揆诸其它信息，此言与事实相去不会太远。

不仅学生开始不甚欢迎，胡适还面临着同事的挑战。他在给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时，就有先来的老师认为胡适不通。冯友兰在1962年回忆他当年在北大哲学门上课时的情景说：胡适所发的讲义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教三年级中国哲学史的老师陈汉章在课堂上拿着胡的讲义「笑不可抑」地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注：本段及下段皆参见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全国政协文史数据委员会编《文史数据选辑》34辑，4页）。冯友兰的这段回忆是要说明当时在「哲学史」课程上的新旧观念转换，他在此文中并叙述说，在陈汉章之前是陈黻宸讲中国哲学史，「从前三皇、后五帝讲起，每星期四小时，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像这样讲，甚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后来才是陈汉章接着讲，基本上就是《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那一套"。到冯友兰晚年所撰的回忆录《三松堂自序》中，这两个故事再次出现，原来所述二陈的话均在，仅文字小有歧异，而均隐其名（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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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lxqwj/2006-04-13-34984.htm

提要：刘师培是晚清经学研究的重镇，刘家世代以研究《左传》而饮誉学林。本文拟集中探析刘师培前期的《左氏》学研究，以“问题”为中心，从三个层次梳理刘师培研究《左传》的学术成就：一、先秦诸子述《左传》；二、《左氏》学行于西汉；三、《春秋》三传的先后关系；最后概述刘师培治《左氏》的学术方法以及评价他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 春秋 ；左传； 刘师培 ；中国近代学术史

《左传》的学术命运，往往与今古文经之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左传》传不传《春秋》，《左传》是不是刘歆伪造，一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疑案。自汉刘歆倡古文经学之后，古文学日盛。由于刘歆的努力，《左传》曾在王莽时一度立于学官，至东汉又曾立于学官，旋即被废。但是东汉末以降至隋唐，古文经学终于成为学术的主流，《左传》“传”《春秋》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确立。从此关于《左传》是否传《春秋》，《左传》是否为刘歆伪造，讨论的人愈来愈少[1]。至清代今文经学兴起，常州公羊学派的刘逢禄撰《左氏春秋考证》一书，他站在今文学的立场上对《左传》提出全面的质疑,“而近儒刘氏申受，作《左氏春秋考证》，谓《左传》‘《书》日’之文，皆刘歆所增益。即桐城姚氏姬传《九经说》，亦以《左传》全书，吴起之伦，各以私意附会”[2]。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久已熄迹的今古文之争因此书而死诙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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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4-07-34970.htm

王国维(1877－1927)与傅斯年(1896－1950)出生时间相差将近二十年，一位是清代遗老，一位是五四青年；一位声嘶力竭提倡保护传统文化的价值，一位是近代反传统的健将。他们的社会角色截然不同，他们的著作却有著相当微妙的关联。

这篇短文便想探讨王国维与傅斯年之间思想学术上的连系。我将先简略地介绍他们对学问的看法及对俗文学的态度，然后以王国维的古史观，尤其是《殷周制度论》与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关系为重心进行讨论。在傅斯年的已刊及未刊文稿中，并未以专文方式讨论过王国维，这就使得后人要考索这一层因缘变得相当困难。本文主要是透过傅氏藏书中对王氏著作的一些眉批来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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