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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的《太史公書》在完成之後的處置情況在《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均有交待。《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報任安書》曰：“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兩名互文見義。前者稱“藏”，即藏本，後者則應是傳本。《報任安書》謂“傳之其人通邑大都”（案：“通邑大都”指京師），正與《自序》“副在京師”相互發明。又，“在京師”者既稱“副”本，“藏名山”者則應是正本。可見《太史公書》原有正、副兩本，正本“藏之名山”，秘而不宣；“副（本）在京師”，以俟 “傳之其人”（顏師古曰“能行其書之人”）。這兩種本子俱百三十篇完帙，為作者生前寫定，且親手作了上述藏、傳安排。此事當無疑義。
對《自序》“藏之名山”一語，前賢有不同的解釋。司馬貞《索隱》曰：“《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於群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注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司馬貞認為《自序》此言“名山”是用《穆天子傳》“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因謂司馬遷書“正本藏之書府”（《史記‧自序‧索隱》）。近人陳直另有一說：“所謂名山，即是藏於家。太史公卒後，正本當傳到楊敞家中，副本當在天祿閣或石渠閣”（《漢晉人對〈史記〉的傳播及其評價》）。當今，陳說廣為傳佈，而司馬貞說反而不顯。筆者以為，陳說可商之處有二：其一，將“名山”解釋為“藏於家”，不明所據，無從徵信。其二，司馬遷女婿楊敞家確有《太史公書》，漢宣帝時楊惲“宣佈”者即是。該本既已傳至楊惲，又由他公諸於世，可謂“傳之其人通邑大都”，但分明是“副在京師”本。陳氏恰好把司馬遷書正、副兩本之藏、傳說錯位。而司馬貞說“正本藏之書府”倒是甚有理據，問題是此“書府”究竟是何處呢？
考西漢書府，初有天祿閣、石渠閣等，係蕭何所造，以閣秘書。惠帝廢“挾書律”，民間漸有《詩》、《書》流行。及至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劉歆《七略》），“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迄諸子傳說，皆允秘府”（《漢志‧總序》）。司馬遷《自序》有兩處提到漢廷書府：一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一曰“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前一句的“石室金匱”乃泛言西漢書府，除天祿、石渠閣外，《七略》稱“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廷閣、廣內、秘室之府”。劉歆此言內、外秘府是否俱武帝所置，今不詳；但所謂“太史之藏”，即作為國家書府的“太史公（府）”，東漢衛宏《漢舊儀》則明指為“武帝置”，又稱太史公 “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云云。衛宏此說向有爭議，尚可繼續討論，但他所說武帝所置太史公的職掌並非無稽之談。司馬遷《報任安書》自稱太史公掌“文史星曆”。文，指的是典司篇籍，所謂“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是其證。史，指記事述史。桓譚說“太史公不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嚴可均輯《全漢文》卷三十）和王充說太史公“有領掌書記之職”（《論衡‧定賢篇》）俱其佐證。太史公既畢集“天下遺文古事”，又受“天下計書”，其庋藏之富，可以想見。它當是一所大型綜合性國家書府，為武帝“建藏書之策”的一項重大文化建置。司馬遷為太史公，領掌這所書府並在此“條悉古今”，著述歷史，可知太史公府乃國家書府兼史官著述之所，“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隋志‧序》）。後漢史官亦沿其制，東觀、蘭台即為著名書府。劉珍等校書東觀，修撰《漢記》；班固典校蘭台，著述《漢書》。故劉知幾曰：“斯蘭台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紀》，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為作，競無它稱”（《史通‧史官建置》），所言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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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11.89.225.4:82/gate/big5/zh.cnr.cn/whdjt/ztjz/200808/t20080812_505066321.html
主講人簡歷：天津靜海人，著名的《史記》與傳記文學研究專家，曾長期擔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曾先後出版《史記箋證》、《史記通論》、《史記題評》、《史記選注集說》、《史記選注匯評》、《史記評議賞析》、《史記博議》、《中國傳記藝術》、《中國傳記文學史》、《漢代散文史》、《詩集題評》等二十余部專著，主編《中國文學史》、《唐詩選注匯評》等，在台灣出版《史記新譯讀本》、《史記博議》等。
主持人殷亞敏：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下午好!歡迎大家光臨珠海文化大講堂第37講的會場。在我們的講座正式開始之前，仍然提醒各位注意請把你的手機調到震動或者關機狀態。
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各位來賓，大家下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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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3/788.html
刊《人文雜誌》 2008年第2期；作者提供，象牙塔網絡首發
摘 要：《史記》記述，白起在長平圍攻趙軍主力，“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終於敗降；宋義救趙，在即將與秦章邯、王離軍決戰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向劉邦投降。秦史中三個重要事件都出現了“四十六日”的歷史記錄，似乎並非巧合。考察宋義“四十六日”事及子嬰“四十六日”事，可以發現頗多疑點。聯繫以秦地為背景的傳說中也有“四十六日”情節，可以推知《史記》“四十六日”的記載應有某種文化象徵意義。在當時人的意識中，“四十六日”是顯示“天道”確定的規律性季候轉換的時段，是盛衰轉換的過程，也是生死轉換的過程。司馬遷“四十六日”的記述，似暗示“究天人之際”的史學追求作為潛意識的某種影響。
關鍵詞：《史記》；秦史；四十六日；文化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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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3/742.html
作者提供，象牙塔網絡首發
目次
一、趙高出仕
二、趙高生年
三、趙高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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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ID=41921
【內容提要】
《史記》的缺補問題在學術界一直爭論較大。這一疑案總的看有兩大關鍵問題：一是《史記》的亡缺問題，二是《史記》的補竄問題。關於《史記》的亡缺，古今以來的學者有多種說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七種；《史記》的補竄問題較為複雜，所謂“補”，是指對《史記》缺亡的部分進行補寫，附驥《史記》而行；“續”是指對《史記》以後的事件進行續寫；“竄”是指其他文字竄入《史記》文本之中。補竄問題涉及到《史記》中的許多篇目，古今學者也進行了多方面的摘要考辨。解決《史記》的缺補問題，對於搞清《史記》文本的本來面目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史記》；亡缺；補竄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最後說自己發憤著書：“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在〈報任少卿書〉中也明言：“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可見司馬遷生前已經完成了《史記》一書，且為130篇。後來班固的《漢書．司馬遷傳》也採納了司馬遷的這些話，但又說“十篇缺，有錄無書”；《漢書．藝文志》著錄“太史公百三十篇”，班固本注云：“十篇有錄無書。”但沒有明確指出是哪十篇。《後漢書．班彪傳》亦云：“司馬遷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此後，關於《史記》的缺補問題引起無數爭論。《史記》的缺補，是與《史記》斷限問題緊密相聯的。由於《史記》斷限(尤其是下限)的許多爭議，也造成了缺補問題的許多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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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1期
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1/234.html
【摘 要】作為史學大家，司馬遷和班固的歷史記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態史的資訊。對於災異史的記錄和災異的理解，馬班也各有見解。通過對《史》、《漢》相關內容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學術個性的差異。班固對於災異的理解，與司馬遷自然主義的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義的色彩。在關注生態和經濟的關係以及生態和民俗的關係時，司馬遷比較重視前者，而班固似乎更為重視後者。而班固對民俗的關注，似乎是從強化政治管理的動機出發的。有關西漢生態保護意識的資料，《漢書》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資料對證，重要資料也並不是沒有遺漏。歷來學者進行馬班的比較，或“甲班而乙馬”，或“劣固而優遷”，近數十年則後一種意見明顯占上風。其實就生態觀念的比較而言，或許可以得出“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結論。
【關鍵字】生態觀；司馬遷；班固；《史記》；《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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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ts.cuhk.edu.hk/~hkshp
歷史上的華夏民族很可能來自遙遠的西亞——“四海之內”最早當指兩河流域或阿拉伯半島的地理狀況，而像“神州”、“天子”、“神明華胄”一類的觀念亦與希伯來文化若合符節。這支神秘的民族將太陰曆、青銅器製作工藝以及一種雜糅祖先崇拜的原始一神教帶到了東亞，其遷徙路線由上古尋根文學《穆天子傳》可以推知大概。周人集華夏文化之大成，與猶太人相比一重禮法一重律法，儒象拉比，庠序國學則有類猶太學校。而周文作為民族宗教也和猶太教一樣在其子代異變為泯滅種族界限的世界宗教。華夏族應與蘇美爾人有很深的淵源，而猶太人的祖先則為蘇美爾化的閃族部落——儒和拉比大約即是蘇美爾教師之變種，這兩類人使各自文化的基因恒久不變，從而成為遠古兩河文明的活化石。華夏文化與本土文化就象青白尼羅河在喀土穆交流融彙，流衍為古典中國文明——予人印象似乎一出世便成熟有如白鬍子老人。“華夷之辨”本意蓋指華夏族與土著居民之種族區隔，這一界限隨著二者融合逐漸消失於無形。司馬氏世典周史——當大一統國家崛起之時，太史公以如椽巨筆將華夏族的歷史記憶延伸為中國民族的共同記憶。史部之籍只是副本而已——若將《史記》視同六藝一般的經典，便翻開了此書之名山藏正本。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叢。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尢。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五帝本紀》)。
從《史記》的記載看，華夏族似以遊牧為生，和蘇美爾人一樣有高山崇拜的習俗。三皇乃原住民首領，五帝則是華夏族首領——“帝”在世之時位格為天子，崩殂後亡靈即與昊天上帝相互混同，有如基督教的“三位一體”。本紀提到的涿鹿之戰影響歷史既深且巨——華夏族經此一役反客為主，開始作為征服氏族君臨土著居民。唐虞三代皆是貴族共和，仿佛兩河之蘇美爾時代；至戰國之世，隨著本土民族自我意識的蘇醒，中國文明才姍姍邁入阿卡德時代。“世家”主要折射前期的貴族社會，“列傳”則更多反映後期的平民社會。當“始皇帝”之名號出現時，征服氏族與土著居民終於融合為統一的民族。三代貴族每以古帝血胤自矜，到漢高祖那裏就無從得見高貴的出身。華夏族與後世華人的關係略類希臘人之於希臘化民族。華人每將自己混同於歷史上的華夏族，故以黃帝子孫自居——像朝鮮人同是華化民族，因為沒有生活在華夏族的歷史記憶中，只將始祖上推檀君。檀君當為血緣始祖，黃帝則更多是文化始祖。他的陵寢就像以色列的錫安山一樣成為民族意識的圖騰，而王船山在亡國之後以黃帝為認同符記闡發的民族主義思想亦與近代的猶太復國主義依稀相似。從人種上說，河洛一帶的居民與古華夏族最為相似——向以衣冠之族著稱。當其將居處命名“中原”時，或許仍在懷念原始故鄉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五胡亂華之後衣冠南渡，中國文明的重心才逐漸移到了長江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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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史公三失”評語引起的千古爭議及問題癥結之所在
最早對《史記》作出全面評價的人是班彪及其兒子班固。班氏父子對《史記》優點的評定是古今學者所公認的，可以置而不論。他們對《史記》缺點的批判——《史記》學上已術語化為“史公三失”——卻引起千古爭議。我們先引班氏父子的批判本文。班彪說：
“〔司馬遷〕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賤；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後漢書‧班彪傳》)。
班固不過重述他父親的觀點，僅用詞略有不同，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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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有人約稿，說是給青年學生推薦點文史類的經典，很多人寫，然後湊成一本書。寫什麼好呢？約稿人說，你就揀歷史方面自己覺得重要的書，隨便寫，字數在三千字左右，當然，最好通俗一點。我依命行事，臨動筆，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麼夠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萬選，未必合適，為穩妥起見，還是寫兩本我比較熟悉也比較喜歡的書吧，一本是《史記》，一本是《觀堂集林》。但文章寫成，沒有下文（眼下，這類書倒是大為流行）。最近，承張鳴先生不棄，要我為《新東方》奉獻小文，我素無積稿，翻箱倒櫃，只有這點東西在。現在拿出來，真不好意思。書是很普通的書，話是很普通的話，難免老生常談，重複別人講過的東西。說不定，還有什麼狐狸尾巴，讓人抓住，也保不齊。我只能這麼說，這兩篇舊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問題，我是認真想過，其中還是有一點心得體會。
我們先談《史記》。讀它，我有一個感覺，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談話。司馬遷，好人。好人經常倒楣，我對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覺得他這一輩子沒有白活。
《史記》是一部什麼樣的書？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書，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羅多德之於希臘，我們也是把司馬遷當“史學之父”。但此書之意義，我理解，卻並不在於它是開了紀傳體的頭。相反，它的意義在哪兒？我看，倒是在於它不是一部以朝代為斷限，乾巴巴羅列帝王將相，孳孳於一姓興亡的狹義史書，像晚於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現在稱為“正史”的書。我欣賞它，是因為它視野開闊，胸襟博大，早於它的事，它做了總結；晚於它的事，它開了頭。它是一部上起軒轅，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的“大歷史”。當時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當代史”，它都講到了。特別是他敍事生動，筆端熔鑄感情，讓人讀著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馬遷作《史記》，利用材料很多。它們不僅有“石室金匱”（漢代的國家圖書館兼檔案館）收藏的圖書檔案，也有他調查採訪的故老傳聞，包含社會調查和口頭史學的成分。學者對《史記》引書做詳細查證，僅就明確可考者而言，已相當可觀。我們現在還能看得到的早期古書，他幾乎都看過。我們現在看不到的古書，即大家講的佚書，更是多了去。這些早期史料，按後世分類，主要屬於經、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經書，其中有不少是來自官書舊檔，年代最古老。它們經戰國思想過濾，同諸子傳記一起，積澱為漢代的“六藝之書”和“六家之學”。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是我們從漢代思想進窺先秦歷史的重要門徑。不僅如此，它還涉及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包含後世集部和子部中屬於專門之學的許多重要內容，同時又是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總匯。它于四部僅居其一，但對研究其他三部實有承上啟下（承經、子，啟史、集）的關鍵作用。借用一句老話，就是“舉一隅而三隅反”。據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舉時代的老先生，而是風氣轉移後的老先生，他們就是拿《史記》當閱讀古書的門徑，甚至讓自己的孩子從這裏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國維和楊樹達，他們的古書底子就是《史》、《漢》。所以，我一直認為，這是讀古書的一把鑰匙，特別是對研究早期的學者，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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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司馬遷和《史記》
前面我們說到，司馬相如的賦和司馬遷的《史記》，在表現時代意識方面有共同之處，但這並不意味兩者在思想、藝術方面處于同樣高度。作爲宮廷文學侍從的司馬相如爲迎合君主趣味而寫作的賦，與雖作爲王朝的史官却保持相對獨立的學者立場的司馬遷所創作的《史記》，兩者之間不言而喻存在顯著差別。《史記》不僅具有雄偉的氣魄，而且反映出不斷强化的君主專制對于社會思想文化的巨大壓迫，意識到這個時代的複雜的社會矛盾，體現了對人類社會歷史的深刻思考，這些是漢賦不可能具有的。事實上，《史記》不僅是漢代最偉大的著作，也是整個中國文化史上少數幾部最偉大的著作之一。
第一節 司馬遷的生平和他對歷史與社會的理解
司馬遷（前１４５—約前８７）字子長，左馮詡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的父親司馬談是一個淵博的學者，對于天文、歷史、哲學都深有研究，所著《論六家要旨》一文，對先秦各家主要學說作了簡要而具有獨特眼光的評論。這對司馬遷的早期教育無疑有重要意義。將近十歲時，司馬遷隨就任太史令的父親遷居長安，以後曾師從董仲舒學習《春秋》，師從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學問的基礎，二十歲那年，他開始廣泛的漫游。據《史記•太史公自序》，這一次游歷到達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蘇、山東、河南等地，尋訪了傳說中大禹的遺迹和屈原、韓信、孔子等歷史人物活動的舊址。漫游回來以後，仕爲郎中，又奉使到過四川、雲南一帶。以後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而游歷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幾次漫游，足迹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漫游開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觸到各個階層各種人物的生活，並且搜集到許多歷史人物的資料和傳說。這一切，對他後來寫作《史記》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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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崇儒，抑或以正相反的“異端思想”爲指導（1），至令學術界未能取得一致意見，看來猶有賸義可探，茲不揣譾陋，就崇儒的幾個問題，作一嘗試。
一
人所共知《史記》是對歷史編纂學的巨大貢獻之一，就是建立了由上古至西漢三千年的通史系統。它受什麼思想支配？主旨為何？這應是瞭解《史記》政治、學術傾向的一個主要關鍵。可是對此似乎未見有人留意。
我以為，《史記》通史系統之建立，反映了儒家思想的需要，其主旨在為西漢獨尊儒術的政策張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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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的命運與史學的變化 將無同（胡寶國） 北大往復論壇轉載
《史記》在今天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在較早的時期，它的命運卻並非如此。東漢班固曾經批評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漢書•司馬遷傳》）唐初，《隋書•經籍志》在介紹《史記》、《漢書》的流傳時說：“《史記》傳者甚微”，司馬貞說“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史記索隱》序）
當然，我們注意到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如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注，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獎《史記》。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
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並不止《史記》一家。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南朝劉勰說“陳壽三志，文質辨恰。”（《文心雕龍•史傳》）華嶠所撰《後漢書》在西晉也頗受好評，時人以為“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晉書•華嶠傳》）至於說到簡約，那也不是《史記》獨有的，如“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文心雕龍•史傳》）干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晉書•干寶傳》）總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人們並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這與我們對待《史記》的態度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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