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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歷史，貴有創見。在近代中國新史學發展過程中，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在上個世紀初提出的唐宋時代觀，無疑是一項富有創見的發明。

　　內藤湖南先生治學，志趣博大，在日本史和中國史方面成就精深。他通過統覽中國歷史的全局、考察中國歷史的潛運默移、疏理三千年來中國的紛繁史實，著重舉出了唐代和宋代的顯著差異。他強調發生在這一時期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學術文藝等各個方面的變革體現了中國歷史上的關鍵性轉變，而唐宋之際正是這一轉變的契機。內藤將他這一出自宏觀視野的概括稱作“唐宋時代觀”，而人們通常稱之為內藤的“唐宋變革說”。此說打破了中國傳統的王朝史體系，但更重要的是，內藤富於創見的這一學說，講學而有宗旨[1]，為研究中國歷史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有助於人們分梳紛如亂絲的史實，把握其中要領。

　　古往今來，很多假說或學說的壽命難能長久。內藤的唐宋變革說則不然，作為中國近代史學論域（historical discourse）中提出的最早的一種假說，將近百年來，仍在服役，被人經常引用；作為富有宗旨的學說,它在今天依然帶動著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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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批判內藤不像批判天皇主義者蓑田胸喜、白鳥庫吉那麽簡單易行。如果以天皇為中心繪出一圈圈同心圓，內藤遠在圈外。內藤也沒有和軍國主義沆瀣一氣，從而可以像整肅德富蘇峰、矢野仁一那樣予以發落。內藤湖南和津田左右吉等人是飽學之士，正確評價他們的時代局限和個人意識，是複雜和困難的課題。池田誠寫過一系列研究內藤的文章[88]，指出研究內藤史學不能無視明治時代後期的國民主義背景。池田誠說：“內藤湖南的中國史研究是建立在內藤發揮的國民主義 (nationalism) 的延長線上的。”[89]池田在一系列文章中屢次講到，內藤是 “《國民論》派的國粹主義”，“可以說是國民主義派的國粹主義政治論的中國版”[90]，所謂《國民論》派的國粹主義，指的是“政教社”的三宅雪嶺、志賀重昂等人和日本主義者陸羯南的主張。丸山真男曾將明治時期中產階級的國民主義分疏為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國家主義三種[91]，人們今天可以參照，並以池田誠的一系列文章作為出發點,再檢討內藤的國民主義言行。

　　人作為個體的人，無不懸綴在社會的意義網絡之上。內藤生當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朝，正當社會轉型的大變革、政治制度小變革時代。處在日本國勢蒸蒸日上、軍國主義的“大陸進出”主張日益囂張的時代，他不可能不受時代氛圍的影響。一方面，他對中國文化因為研究深入而情有獨鍾，雖然看到中國社會的陰暗面，他並沒有因此而抹殺中國文化理性部分的價值，他始終認定中國文化為東亞文化的主流，給予極高的評價：另一方面，他並不是絕對的中國中心主義者，從他高度評價北畠親房的《神皇正統記》所開啟的日本中心和文化獨立思想，可以瞭解內藤的立足點和他的全面的東亞文化觀[92]。此外，家教使內藤自幼深受日本實學的薰陶，他的究極關懷畢竟是日本的命運，關懷的結果使他不免趨同於國民主義。例如，內藤從歷史的角度論證風水流轉，在東亞，如今輪到日本該起領導作用的時刻；又如，老邁腐朽的中國已經失去了自我復興的能力，只有藉助於日本的引導和提攜，後來甚至提出武力介入，方能再生。諸如此類的言論，歸結起來無非是把當代中國視為應由日本拯救的對象。這必然在中國人心目中產生負面印象，影響中國史學界認真對待他的學術貢獻。但是，JoshuaA. Fogel和包弼德的觀察頗值得人們的注意。Fogel評述說：“對於像內藤這樣一位相信學當致用的人說來，日本為亞洲作決策的重任，絕不能只聽任職業政客和軍國主義人物一手把持。”[93]包弼德指出：“內藤從他的中國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貴族專制體制終將成為日本現代化的障礙；這個對日本的殷鑒，看起來內藤在開始從事中國研究的時候就繫之於心。”[94]

　　從中國人的立場出發，內藤參與現實的許多國民主義具體言行應受批判。然而，如果從時代的推移著眼，在考察過去的歷史事物時，人們既不可能擺脫今時今地的主觀局限，也不應忽視彼時彼地的實際情況。好在近年來，我們看到，內藤的成就終於在我國得到應有的重視，他的著作被陸續譯成漢文刊行，日本學者谷川道雄、山田伸吾等，我國學者夏應元、錢婉約等在這方面起了促進作用。與此同時，我國史學界也開始認真研究內藤史學，出版了論文和專著。中日關係之間溝壑難填的年代畢竟漸行漸遠了。內藤史學中何者是富有洞見的成果，何者是涉嫌為擴張張目的言論，儘管兩者往往糾結混淆，學者也開始注意加以分疏，畢竟越來越多的人學會了應該肯定的則加以具體肯定，應當否定的則予以具體的否定，不再一概而論。這有助於異國與本土的學術研究的互補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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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講學而無宗旨, 即有嘉言, 是無頭緒之亂絲也。”

[2]John Lee《有關唐宋變革的近年英語著作：議題和趨向》(Recent Studies in English on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Issues and Trends), 《國際中國學研究》第2輯, 漢城: 韓國中國學會, 1999年12月,“新世界”一語見於此文第365頁。引自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J. R. Foster and Charles Hartman, pp.300-329.

[3]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XIV.4, August 1955,pp.538-539。此文摘要收於James T. C. Liu（劉子健）和Peter J. Golas 合編的Change in Sung China,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and Co., 1969, pp.4-8。

[4]吉川幸次郎著、Burton Watson譯《宋詩概說》(An Introduction to Sung Poetry ),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吉川依據內藤時代觀，論述宋詩時代背景及其與魏晉南北朝唐詩之不同。並請參看宮崎市定從景氣變動史觀所做的書評《吉川幸次郎著〈宋詩概說〉》，《東洋史研究》第22卷第1號，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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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前半期歷史學家，兼具“部聘教授”與“中央研究院院士”兩項榮譽的，除陳寅恪外，唯柳詒徵一人。[1]《國史要義》則是“先生文史學之晚年定論。”

《國史要義》的寫作，緣起於抗戰內遷時期中央大學研究院“教授進修課程”的講授[2]。因為聽講者的特殊身份，柳先生放棄在名作《中國文化史》裡展示過的敘事之長，集數十年積累，匠心獨運，改用“十論”（史原、史權、史統、史聯、史德、史識、史義、史例、史術、史化），完成了對中國史學精義的深度闡釋，被譽為超越《史通》、《文史通義》的現代“命世奇作”。[3]。

全書將博學周瞻的優勢發揮至極點，歷溯二千年史書源流，遍收諸子百家名論，既有史學起源、演進方面史蹟的梳理，也不乏經史義理與史書編纂的精彩點評。獨創的以經證史，以史證經，有似江魚回游，從容而瀟灑。凡用以論證的史料，看似信手拈來，實為經久歷煉所致，貴如披沙瀝金。最難得的是，全書“博而能約，密而不碎”（熊十力語），有一種通貫的精神活潑潑地跳躍著。

著者於本書“題辭”後，附粘“熊十力函”，此舉深可玩味[4]。熊氏云“公精於禮，言史一本於禮”，是將先生神思一語道破。全書以禮釋史，竟能蝶化出各種現代涵義，亦嘆為觀止。諸如：禮起源於歷史，皆本於天然之秩敘，條舉人類之倫理，而典章制度節文等威由之而漸行制定，非一王一聖所創垂，實由民族之聰明所致（史原第一）；吾國之禮，相當於外國之法，裁制君權，不亞於他國憲法（史義第七）；人之平等者，惟在道德，禮之精髓，能合智愚賢不肖而平等（史化第十）；禮者，吾國數千年全史之核心，吾國以禮為核心之史，則凡英雄宗教物質社會依時代之演變者，一切皆由以御之，而歸之人之理性（史原第一），等等。全書以“吾之人本主義，即王氏所謂合全國為一道德團體者。過去之化若斯，未來之望無既。通萬方之略，弘盡性之功，所願與吾明理之民族共勉之”終篇[5]，將“禮”升華至哲學境界，歸之以理性治國平天下，寄語來葉，餘音繞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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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漢文(以作者姓氏的漢語拼音為序)
包弼德（Peter Bol）《美國宋代研究近況》，《新史學》第6卷第3期，1995年，185-205頁。
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變遷重探》，《歷史的饋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此文、此書均未得拜讀。
包弼德（Peter Bol）撰、劉寕譯《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第1卷第3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63-87頁。
包偉民編《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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