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司馬遷和《史記》
前面我們說到，司馬相如的賦和司馬遷的《史記》，在表現時代意識方面有共同之處，但這並不意味兩者在思想、藝術方面處于同樣高度。作爲宮廷文學侍從的司馬相如爲迎合君主趣味而寫作的賦，與雖作爲王朝的史官却保持相對獨立的學者立場的司馬遷所創作的《史記》，兩者之間不言而喻存在顯著差別。《史記》不僅具有雄偉的氣魄，而且反映出不斷强化的君主專制對于社會思想文化的巨大壓迫，意識到這個時代的複雜的社會矛盾，體現了對人類社會歷史的深刻思考，這些是漢賦不可能具有的。事實上，《史記》不僅是漢代最偉大的著作，也是整個中國文化史上少數幾部最偉大的著作之一。
第一節 司馬遷的生平和他對歷史與社會的理解
司馬遷（前１４５—約前８７）字子長，左馮詡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的父親司馬談是一個淵博的學者，對于天文、歷史、哲學都深有研究，所著《論六家要旨》一文，對先秦各家主要學說作了簡要而具有獨特眼光的評論。這對司馬遷的早期教育無疑有重要意義。將近十歲時，司馬遷隨就任太史令的父親遷居長安，以後曾師從董仲舒學習《春秋》，師從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學問的基礎，二十歲那年，他開始廣泛的漫游。據《史記•太史公自序》，這一次游歷到達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蘇、山東、河南等地，尋訪了傳說中大禹的遺迹和屈原、韓信、孔子等歷史人物活動的舊址。漫游回來以後，仕爲郎中，又奉使到過四川、雲南一帶。以後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而游歷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幾次漫游，足迹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漫游開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觸到各個階層各種人物的生活，並且搜集到許多歷史人物的資料和傳說。這一切，對他後來寫作《史記》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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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子學以“入道見志”為基本原則，史學以“實錄”、“良史”為基本原則，二者區別顯著。《史記》最初的書名為《太史公》或《太史公書》，它既是一部史書，也是一部子書，司馬遷兼有史家與子家的二重身份，或者說他是以史家的內容體現了子家的立場。後世對司馬遷的褒貶不同的評價，可以由此得一解釋。
諸子學與史學本各有其不同原則，二者區別顯著。劉知幾說：“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1]（《史通•惑經》）章學誠說：“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2]（《文史通義•原學下》）劉知幾又說：“夫國史之美者以敍事為工，而敍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1]（《史通•敍事》）說明諸子學是主於思想、議論、博學多聞，史學是主於敍事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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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司馬遷與《史記》
西漢王朝到武帝時期臻於鼎盛，文學創作也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在政論散文和辭賦得到長足發展的同時，歷史散文也出現了里程碑式的傑作，這就是由司馬遷撰寫的《史記》。《史記》代表了古代歷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魯迅稱它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要》）。《史記》是西漢散文由前期向後期轉變時出現的，其風格兼有前期的氣勢磅礡、感情激切和後期深廣宏富、醇厚典雅的特點；其內容既有前期歷史反思的餘緒，又有後期溝通天地人的嘗試。司馬遷是漢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那淵博的學識、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揮灑自如的神來之筆，令後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載之下依然可以想見其雄風。
第一節 司馬遷與《史記》的成書
家鄉景觀與童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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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講司馬遷《史記》。《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所謂的“正史”，此下接著還有二十四史。在司馬遷當時，大家只知有經學、子學、文學這些觀念而沒有史學的獨立觀念。所以《漢書•藝文志》裏，只有《六藝略》、《諸子略》、《辭賦略》，而司馬遷的《史記》則附在《六藝略•春秋門》。可見當時學術分類，史學還是包括在經學中，並未獨立成一門學問。但司馬遷卻能創造出第一部“正史”，為以後幾乎兩千年所沿用，這不是一個極值得注意討論的問題嗎？依照現在人講法，司馬遷《史記》可說是一個大創造。司馬遷如何能完成這創造，這是一個大問題。
上一堂講，中國歷史有三種體裁。一是重事的，一件一件事分別記下，像《西周書》。第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著年代先後來編排，這是孔子《春秋》。第三注重人物，歷史上一切動力發生在人，人是歷史的中心，歷史的主腦，這一觀念應說是從太史公《史記》開始。所以《史記》是一種“列傳體”，一人一人分著立傳，就是以人物為中心。我那年在美國耶魯講中國史，曾說歷史應把人物作中心，沒有人怎麼會有歷史？歷史記載的是人事，人的事應以人為主，事為副，事情只是由人所表演出來的。有一位史學教授特地和我討論，他說：歷史應該以人物為中心，為主腦，這層很有意思。但這人沒有事情表現，便跑不上歷史。我說：在這上，乃是東西方學術上一很大不同之點。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並無事情上的表現而成為歷史上重要人物的。諸位試把此觀點去讀二十四史，這樣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傳》兩百四二十年，裏面就沒有顏淵，豈不因他沒有事情表現，就不上歷史。但顏淵這一人在歷史上有他不可磨滅的地位，東漢以下人就特別看重顏淵。宋明時代人講理學，也特別看重顏淵。怎能說顏淵不是一歷史人物呢？既是一歷史人物，就該上歷史。所以司馬遷以人物來作歷史中心，創為列傳體，那是中國史學上一極大創見。直到今天，西方人寫歷史，仍都像中國《尚書》的體裁，以事為主，忽略了人。今天我們寫歷史，也跟著西方化，如我寫的《國史大綱》，也就分年分事，而又以事為主。但此為求簡便則可。若進一層講，也可說西洋史學還停留在我們周公《西周書》的階段，還沒有一個大的著作能像孔子《春秋》，乃至於如《左傳》般一年一月這樣分著的，當然更沒有像《史記》之列傳體，這是史學上一極大問題。清代乾嘉時章實齋著《文史通義》，他講中國史學上盛行的是《左傳》與《史記》，分年分人，將來該發展《尚書》體，把事情作主要單位。那時西方新學還沒有來中國。道光以後，慢慢地來了，中國人讀他們的歷史，就覺得章學誠已先見到了，西方的史學就是這樣，所以特別在清末民初，大家認章學誠是中國史學一大師。但我們還得進一步講，這問題並不這樣簡單。在我看法，中國人從《尚書》演進到（春秋》《左傳》，又演進到《史記》，這是中國史學上的大進步。並不能說中國的（春秋》、《左傳》到《史記》都不如西方把事情作中心的歷史體裁。這問題我雖今天只提起這樣一句話，不擬詳細講，但這話殊值諸位注意。
今天我要講的是司馬遷怎樣會創造出這一種新的歷史體裁，就是列傳體來？他怎樣會提出一個新觀點、新主張，把人物為歷史中心？諸位今天不是大家做學問總喜歡要能創造，能開新嗎？那麼太史公《史記》在史學著作上，他是一個極大的創造，開了一條極新的路，使得人都跟他這條路跑，繼續有二十五史到今天，請問司馬遷怎麼樣走上這條路？我們能不能在這裡用心研究一下呢？
諸位要知道，我已經講過，做學問要懂得發生問題，這就是所謂“會疑”。有了問題才要求解決。諸位不願意摹仿，要創造，那應先懂得別人怎樣創造的。這問題不是一凌空的問題。司馬遷怎會能創造出史學上的新體裁？我們上面已講過，《西周書》和周公有關係，《春秋》則是孔子所作，即是孔子的創造。孔子最佩服周公，然而他來寫歷史，卻是一個新創造。孔子爲什麼來寫這部《春秋》？爲什麽要來一個新創造？我亦曾根據孟子書裏的幾句話來發揮孔子作《春秋》的大義。現在到了司馬遷，他作《史記》，他自己曾有一番詳細講法，在他《史記》的“自序”裡。諸位要懂得，讀一部書，先該注意讀這書的作者自序。這也就是一個新體。孔子《春秋》沒有序，序是後來新興的。如《莊子•天下篇》，敘述莊子為什麼要講這樣一套思想，作這樣一套學術？也就是莊子書的自序。但此序不是莊子自己所寫。又如《孟子》七篇，最後一段就等於是孟子的自序。所以太史公自序這一體例，在孟子，莊子書中已經有了。以後人寫序，不放在最後，而放到最前來，這不是一重要問題。那麼我們要讀一人的著作，最好應該注意先讀他的“序”，他自己說怎樣又為什麼來寫這一部書，應有一講法，這部書的價值就在這地方。有的序只短短幾句。如顧亭林《日知錄》、黃梨洲《明儒學案》開頭都有一篇序，都很重要。至於我們寫了書請人家來寫序，這又另當別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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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崇儒，抑或以正相反的“異端思想”爲指導（1），至令學術界未能取得一致意見，看來猶有賸義可探，茲不揣譾陋，就崇儒的幾個問題，作一嘗試。
一
人所共知《史記》是對歷史編纂學的巨大貢獻之一，就是建立了由上古至西漢三千年的通史系統。它受什麼思想支配？主旨為何？這應是瞭解《史記》政治、學術傾向的一個主要關鍵。可是對此似乎未見有人留意。
我以為，《史記》通史系統之建立，反映了儒家思想的需要，其主旨在為西漢獨尊儒術的政策張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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