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中國舊學、西學新知 學科體系 復興古學 闡釋 比附
[摘要] 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國粹”、“復興古學”過程中，開始對中國古代學術進行初步整理，肇始了對中國學術遺產進行發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以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國傳統舊籍，發明中國舊學之新義，是晚清學術演進之必然趨勢。以新知闡釋舊學，以中學比附西學，以近代學科體系界定中國舊學，是晚清學者整理中國舊學之基本思路。正是在對中國傳統學術不斷進行整理和整合過程中，中國傳統學術開始轉變其固有形態，逐步融入近代西學新知體系之中。
中國學術納入近代學科體系及知識系統，是很複雜的過程。接納西方學科體制，僅僅是將中學納入近代學術體系的開始；按照西方近代學科分類編目中外典籍，也是中學納入西方近代知識系統之初步。中國傳統學術體系及其知識系統，要完全納入近代西方分科式之學科體系和知識系統中，必須用近代分科原則及知識分類系統，對中國學術進行重新整合。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國粹”、“復興古學”過程中，開始對中國古代學術進行初步整理，嘗試用近代學科體系界定“國學”，實際上肇始了對中國學術遺產進行發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正是在對中國傳統學術不斷進行整理和整合過程中，中國傳統學術開始轉變其固有形態，逐步融入近代西學之新知體系中[1]。本文僅限於對晚清學者整理中國舊學之情況略作梳理與分析，以揭示中國學術納入近代西方新知體系之歷程，而對五四時期“整理國故”運動則留待他文專論。
一、以西方新理新法治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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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因為編輯《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一書，對帶有學術總結性看法的文字特別注意。近讀敝友許紀霖兄為楊念群兄的《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所寫的書評，在論及楊書出版的時代學術背景時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史學界「風氣大變，轉向實證化、樸學化」，一言以蔽之,「到九十年代，乾嘉傳統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當代中國史學的主流」。其史學觀是「相信歷史是一種客觀的實在，史學的使命就是通過對史料的發掘，盡可能真實地揭示這一實在」；而其具體的表現則是「史學界大大小小的主流刊物或專業刊物上，幾乎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化分類或編年史框架的史學論文」。【1】這樣的乾嘉傳統當然已經被「現代化」了，若起乾嘉學者于地下，恐怕很難有人能識得這是他們創造的「傳統」。
不過這不是我的問題所在。我感到疑惑的是，紀霖兄這樣的概括性描述是否真是90年代中國史學的實錄。因為我自己讀到的史學專著和各刊物的史學文章似乎多朝著另外幾乎相反的方向，實在看不出多少「乾嘉」的影響。這當然可能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即對何為「乾嘉」的概念不相接近)，但也應該是可以討論的。即以楊著所屬的「三聯哈佛燕京叢書」而論，其中與史學沾邊者便無一可說是以「乾嘉傳統」為取向的(各書背面均有提示性的簡介，一看便知)。
在各學術刊物的史學論文上,"非乾嘉"的特點表現得比專著更為充分。就中國史學而言，追求揭示歷史上人與事的"因果關係"，是從20世紀初即開始的希望把史學弄得更"科學"的努力目標的最主要表現形式。以寫論文或專著的方式來表述研究成果，也是20世紀才興起的所謂"現代"史學研究的一個要素，最容易使人有意無意中試圖把人或事表述"完整"，甚至通常還要"評價"(最後這一點在我們20世紀50到80年代的史學中特別明顯)。同時，我們的歷史研究者有一個傾向，即總帶點"蓋棺論定"的情結，希望自己的研究為某事某人"劃上一個完整的句號"(這已成今日媒體的慣用套語，每一電視頻道或報紙一天不說一句此語的極為少見)，仿佛只有這樣才具有"歷史感"(其實歷史上的人與事都未必有徹底的終結，其後總有強弱不同的餘波，所以我個人主張在研究歷史時注重過程甚於"結果")。
受這些因素的影響，我們的史學論文和專著通常都遵循原因、過程、結果、意義(或評價)這樣一種四步論式。在20世紀後期多數中國學術刊物對論文字數的限制到萬字以下時【2】，還要照顧敍述的完整性，便造成今日我們史學表述的一個顯著特徵，即空論甚多而實證甚少。而且這一因特定時空的影響從"論文"形式產生出的特點正日益波及"專著"，各類充滿"語不驚人死不休"特色的標新立異專著已到舉目可見的程度，近日我們一些主流史學刊物突然發表不少"打假"書評便是明顯的旁證(最近學界已有出現王海一類"打假英雄"的勢頭，以我們學術刊物版面的珍貴和低劣出版物氾濫的懸殊比例，我個人認為正面提倡比負面批評更合乎今日的學術"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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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二十年來的陳寅恪研究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即起步期、繁榮期和深化期。從事此研究的人員可分為四個群體，即陳氏門人、老一輩學者、中青年學者以及港臺及海外學者。研究重點則相對集中在八個方面：史學、語言文學與宗教、晚年著作及心態研究、文化觀及知識分子觀、家族史研究、生平及與同時代人比較研究、治學方法研究以及詩歌箋注等。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陳寅恪及其學術思想重新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有關研究已經被稱為"陳學"。今天，陳寅恪研究正在向著更加冷靜、深刻、更富有學理性的方向發展。本文試圖對二十年來的陳寅恪研究給予簡要的回顧和評述，但限於資料，此評述主要根據大陸本土學者的研究成果，但對特別重要的海外及台港學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盡可能予以評述。
一 關於陳寅恪研究階段的劃分、重要出版物及研究者群體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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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即對古代歷史與古代文本表示懷疑，通過考證確認其「有無真偽」，是世界現代文化史上的重要現象。此現象在中國與日本表現得特別突出。本文所要探討的是二十世紀10至20年代出現在日本學術界的一場疑古運動。這場運動規模大、參與者多，影響深遠，不僅是一場學術運動，也是一場思想運動，若要研究日本思想學術史，「日本的疑古史學」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在日本現代，疑古與「啟蒙」、「批判」這兩個概念有關。疑古，是啟蒙思想與批判主義在史學界的反映。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有兩次啟蒙思潮。其一在維新後不久；其二於明治、大正之交，即上世紀20年代前後。每次啟蒙主義思潮，都以介紹「西洋事情」，批判傳統思想為其特點。這樣，啟蒙思潮領先，批判思潮相隨，隨之導引相應的史學思潮，即啟蒙的批判主義史學躍上歷史的潮頭。作為日本「第二次啟蒙」1思潮中的活躍人物，著名史學家白鳥庫吉、津田左右吉等人創造出這個時候的批判主義疑古史學。
一 《崔東壁遺書》與日本批判主義史學前奏
白鳥庫吉提出「堯舜禹抹殺論」，在日本史學界「掀起軒然大波」，成為日本疑古史學標誌性事件，揭開日本疑古的帷幕，繼承與發展這個思潮的則有內藤湖南、津田左右吉等人2。然而，探討日本疑古思潮，而試圖去尋找它的源流時，則會自然地想起那珂通世這個名字。可以說，從那珂通世到白鳥庫吉，再到津田左右吉、內藤湖南等，表現出日本現代疑古思潮演進的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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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史學在19世紀中業以後日趨式微，由於新時代的需要，加上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的衝擊，現代中國史學隨著20世紀的到來而開展。
1903年梁啟超（1873─1929）提出「新史學」的主張，宣告了現代中國史學的誕生。在這前後，中國學界譯介了日本學者浮田和民（1859─1935）的《史學原論》、坪井九馬三（1858─1936）的《史學研究法》等著作，從中既了解到日本史學的情形，也間接地認識了19世紀以來的西方史學。1
以下介紹20世紀前期中國學界著譯的史學理論書籍，包括基礎理論、研究方法和史學史著作，從而探討現代中國史學成立的經過，作為探索21世紀中國史學路向的參考。文中提到的著作，一部分至今仍可在坊間購買，一部分只能見於圖書館中；此外，筆者也參考了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中的提要，及蔣大椿、陳啟能主編《史學理論大辭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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