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366
一、前言
《論語‧八佾》載孔子之言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此古今文獻學者所推以為宗之名言。誠然，欲徵求乎前代之典章制度，圖借鏡於古人之歷史經驗，固非以其文獻為途徑不可。然古代文獻之不足徵者多矣，而其所以不足之故亦非一端。或以古籍既缺，而指津者亦寡；或以古文難曉，而今字乃乖戾；或以師徒相承，增益不休，而時序先後相混；或以歷代相傳，抄錯遺漏，而篇章不成文義。要之，今日所面對之傳代文獻，已遠非昔日所目睹之原作，而今人對古文之體會與理解，亦無法與古者相比。然而通過嚴謹的文字、音韻及訓詁等學門，再加以文本的校勘與句法的分析，庶幾古人之言與先聖之制尚可考徵其一二焉。
然我們當今研究上古文獻比起歷代學者顯然具有兩種條件讓我們能夠佔到某種優勢。其一是我們可以利用歷代前賢已有之成果，其二則是我們正處於考古發掘的簡帛文獻大量出土之際。自從王國維提出所謂「二重證據法」以來，即「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研究中國歷史之學者乃特別重視出土資料。基於王氏之認識，如李學勤、裘錫圭等當代名儒亦經常指出今日所出的簡帛古抄本之發掘正如過去孔壁中書、汲冢竹書的發現一樣，而我們當前對之所進行的整理工作亦好比西漢、西晉時儒者用此古文資料來與傳世的今文文獻相互校讎那樣。[2]眾所周知，西漢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挾書之律」而「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之後，當時通行文字已與秦以前的六國文字有所隔絕，且因「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之局面，而武帝乃「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3]到了孔壁書發現時，古文字學已為一種專門學問，用六國文字寫的古書必須加以隸定才可為一般學者所能讀，故《史記‧儒林列傳》形容孔安國之整理孔宅《尚書》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4]《漢書‧藝文志》形容稍後（宣帝時）的京兆尹張敞之古文特長則曰：「《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5]此皆足以說明西漢時人讀古文字已相當困難（更何況西晉時）。[6]再及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求遺書於天下」後[7]，劉向校中秘內外古今文書，而「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或「以『夭』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8]，此劉氏所見古今書間之假借及形近誤字的狀況，正如我們今日所看到的一樣。然則前人對於先秦書籍的整理事業確實有的與我們今人對出土文獻之工作相比。
一、前言
《論語‧八佾》載孔子之言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此古今文獻學者所推以為宗之名言。誠然，欲徵求乎前代之典章制度，圖借鏡於古人之歷史經驗，固非以其文獻為途徑不可。然古代文獻之不足徵者多矣，而其所以不足之故亦非一端。或以古籍既缺，而指津者亦寡；或以古文難曉，而今字乃乖戾；或以師徒相承，增益不休，而時序先後相混；或以歷代相傳，抄錯遺漏，而篇章不成文義。要之，今日所面對之傳代文獻，已遠非昔日所目睹之原作，而今人對古文之體會與理解，亦無法與古者相比。然而通過嚴謹的文字、音韻及訓詁等學門，再加以文本的校勘與句法的分析，庶幾古人之言與先聖之制尚可考徵其一二焉。
然我們當今研究上古文獻比起歷代學者顯然具有兩種條件讓我們能夠佔到某種優勢。其一是我們可以利用歷代前賢已有之成果，其二則是我們正處於考古發掘的簡帛文獻大量出土之際。自從王國維提出所謂「二重證據法」以來，即「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研究中國歷史之學者乃特別重視出土資料。基於王氏之認識，如李學勤、裘錫圭等當代名儒亦經常指出今日所出的簡帛古抄本之發掘正如過去孔壁中書、汲冢竹書的發現一樣，而我們當前對之所進行的整理工作亦好比西漢、西晉時儒者用此古文資料來與傳世的今文文獻相互校讎那樣。[2]眾所周知，西漢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挾書之律」而「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之後，當時通行文字已與秦以前的六國文字有所隔絕，且因「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之局面，而武帝乃「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3]到了孔壁書發現時，古文字學已為一種專門學問，用六國文字寫的古書必須加以隸定才可為一般學者所能讀，故《史記‧儒林列傳》形容孔安國之整理孔宅《尚書》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4]《漢書‧藝文志》形容稍後（宣帝時）的京兆尹張敞之古文特長則曰：「《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5]此皆足以說明西漢時人讀古文字已相當困難（更何況西晉時）。[6]再及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求遺書於天下」後[7]，劉向校中秘內外古今文書，而「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或「以『夭』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8]，此劉氏所見古今書間之假借及形近誤字的狀況，正如我們今日所看到的一樣。然則前人對於先秦書籍的整理事業確實有的與我們今人對出土文獻之工作相比。
漢書相關研究資訊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