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叢書》的第一種；「夏商周斷代工程」是 中國大陸「九五」期間的重大科研項目。這項工程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進行多學科交叉研究，要把夏商周時期的年代進一部科學化、量化，為深入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打下更好的基礎。典籍中所得到公認的古代紀年，只能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因此要推求更早的年代，周武王克商之年即是重要的著手點。

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首先在於這是商周兩個朝代的分界點，因而是年代學研究上不可迴避的。這一分界點的推定，對其後的西周來說，影響到王年數的估算；對其前的夏商而言，又是其積年的起點，如陳夢家先生《殷墟卜辭綜述》所述：「在年代學上，夏商周三代是相牽聯的，要求得殷代的絕對年代，首先要確定周代元年。」

從年代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還在於這是一個可能的突口，由於伐紂係周朝建立之始，周又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周(包括春秋戰國)及其後文獻中關於這一重大事件的敘述較多，而且含有若干曆日和天象的記錄，給運用天文曆法知識進行推算準備了一定的條件。這就使學者們能夠在沒有確定共和以上列王年數的情況下，直接去推定武王克商之年。

　　事實上，自西漢末年的劉歆開始，已經有許多學者做過這種推算的嘗試。因為文獻材料尚非充分，以及學者間對材料的理解有異，所採用的方法、角度也不相同，他們推出的武王克商之年彼此有相當大的懸殊。儘管如此，每位學者所走過的道路，總是有今天我們需要借鑒之處。只有在總結了前人的所有成果之後，我們才有希望前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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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來中國大陸文史研究領域的一些新變化
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變化——二、常識的變化：關於重建學術研究的基礎——三、基礎的動搖與瓦解：以國家、傳統、現代為例——四、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實例——五、文史領域：關注重心與使用資料的變化——六、小結

【建議閱讀文獻】
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關於中國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張永堂譯，載《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76。
丸山真男《關於思想史的思考方法——類型、範圍、物件》，載丸山真男《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區建英譯，學林出版社，上海，1992。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載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76，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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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ds.cass.cn/Article/20050802161343.asp

左玉河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 要】
中國古代沒有西方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但並不意味著沒有自己的學術分類體系。從“孔門四科”到“儒學四門”，體現了中國傳統學術按照自身的歷史邏輯，開始向近代分科性的學術門類演化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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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1期
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1/234.html

　　【摘 要】作為史學大家，司馬遷和班固的歷史記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態史的資訊。對於災異史的記錄和災異的理解，馬班也各有見解。通過對《史》、《漢》相關內容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學術個性的差異。班固對於災異的理解，與司馬遷自然主義的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義的色彩。在關注生態和經濟的關係以及生態和民俗的關係時，司馬遷比較重視前者，而班固似乎更為重視後者。而班固對民俗的關注，似乎是從強化政治管理的動機出發的。有關西漢生態保護意識的資料，《漢書》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資料對證，重要資料也並不是沒有遺漏。歷來學者進行馬班的比較，或“甲班而乙馬”，或“劣固而優遷”，近數十年則後一種意見明顯占上風。其實就生態觀念的比較而言，或許可以得出“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結論。

　　【關鍵字】生態觀；司馬遷；班固；《史記》；《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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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ianbo.sdu.edu.cn/admin3/2008/zhangfuxiang001.htm
（山東大學 文史哲研究院，山東濟南250100）

摘要：今本《竹書紀年》的原本出於唐代，是開元間整理國家藏書時，由當時所保存的古本《竹書紀年》不完本及歷來所積存的一些附錄性注釋資料，統加整理、改編和增補而纂輯成書的。其年曆主要依據僧一行的《大衍曆》推排確定，並加入了干支紀年。此即《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所著錄的《竹書紀年》14卷本，而全書實未有定稿。宋代尚存此本，南宋乾道間編制的《中興館閣書目》著錄為《竹書》，而已複有殘缺。馴至明代，整理者合併其卷次，又將原本的附錄材料散入本文之下，遂成今本《竹書紀年》2卷。今本的史料多有增改，年代亦多有錯誤，但它的大部分內容條目還是承古本《紀年》而來的，且並未完全突破古本原載的夏、商、西周年代框架，因此在古史研究和上古年代學上仍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一、引言：以往的研究情況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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