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5-04-30-19307.htm
文章原載《歷史教學問題》2005年第1期
摘 要：中國古代的史官制度源起於三代，發達於秦漢以後，它與“二十四史”為代表的古代官修史系列，共同構成了有別於世界其他類型史學的獨特文化情趣，研究它的起源、運作方式和對史學發展的實際影響，是把握中國傳統史學特徵和治史理念的重要環節。
關鍵字：史官制度；正史；史館；官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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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5-04-11-19292.htm
研究與撰述史學史，分期問題無法回避。近五十年來（1950——2000年），有關中國史學史分期問題的研究，成果甚豐，分歧很大。綜覽各家觀點，評判得失利弊，對推進21世紀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發展，無疑是有益的。
一、中國史學史分期問題研究的兩次高潮
五十年來，關於中國史學史分期問題的研究，曾經有過兩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紀60年代中前期，第二次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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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的啓動，是中國文史學界近期的一件大事。今年四月五日，在北京香山飯店舉行了此一項目的專家論證會，許多著名學者，包括多位當年參加點校和編輯的學者，參加並發表了意見。新華社當日發表了題為《新中國重大古籍整理工程——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開始全面修訂》的長篇報導。各位專家和領導的發言，也已經在《古籍整理簡報》今年第六期刊出。對於二十四史當年整理的成就以及今日修訂的必要性，有關專家表達了幾乎一致的看法。現在進行修訂的條件，報導列舉了四項：
“一、近30年來考古發現中出土的文獻，為修訂工作提供了許多原始的材料。二、一些傳世文獻的公布和整體研究，深化了學界對於古代史的認識和理解。三、中國歷史各斷代史、專題史研究的不斷進步，豐富了修訂工作的資料。四、許多學者對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有針對性地撰寫了大量校訂研究的專著和質疑、考證性的文章、札記，已經對一些史書中的記述有所厘正。”
也非常準確。在具體組織實施的方法上，主持修訂工程的中華書局已經有較周全的看法。在具體的整理體例方面，有關專家的看法稍有一些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劃一體例，是否在原有文本基礎上進行修訂，如何利用現有的各種文本和研究成績。我由於一些特殊的原因，與中華書局聯繫較多，年來關注於此，與他們私下交談較多，但始終覺得表述還不夠系統完整。近期翻閱了一些文獻，對此作了一些較深入的考慮，在此寫出，就教於有關前輩，也希望因此而引起關注與討論。
中華書局校點本二十四史的整理過程，已有多篇文章回顧，這裏不多說了。二十四史整理所取得的成就，已被學界充分肯定。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二十四史整理工作開始到中輟到完成的十九年間，是我國歷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時期，校點工作在立足文化建設的同時，也不免成為一項特殊的政治任務。由於是政治任務，在人員配置、工作條件、圖書資料調撥等方面，給予了充分的保證。同時，在整理時間方面限迫嚴格，相關的學術準備方面遠不充分，海外善本根本不可能用到，前代的成果也僅利用了一部分。就此而言，在相隔近五十年後，重新啓動修訂工程，確實非常必要。同時，我認為當時整理體例和實施細則，大端都甚善妥，應該繼續維持，但在某些具體問題，特別是牽涉到某些史書的特殊情況時，仍應有適當的變通。以下談一些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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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及其變遷——史學史視野中的唐宋變革問題 羅禕楠（哈佛大學歷史系） 史學研究網轉載
“唐宋變革”問題自1910年由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氏正式提出後，逐步成為唐宋史領域內吸引眾多學者關注的一個問題，時至今日依然如此。近年來，對“唐宋變革”理論本身發展歷史的回顧也在進行。美國方面，包弼德（Peter Bol）先生的《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史的變化為主》一文對美國學者的研究情况做了比較詳盡的說明。[1]發表在《中國史研究動態》上的日本學者宮澤知之的《唐宋社會變革論》一文簡要介紹了戰後日本學界有關唐宋變革論中涉及經濟關係層面問題的研究情况。[2]日本學者丸橋充拓的《唐宋變革史研究近况》一文對最近的日本學者唐宋變革的研究做了分專題的說明與論述。[3]在大陸，近年來有關唐宋變革的問題正逐步吸引不同領域內學者關注的目光。一些學者開始比較全面的介紹西方和日本有關唐宋變革論的研究成果，同時在唐宋變革論的關照下對涉及唐宋史領域的一系列問題進行認識(參見張其凡的《關於“唐宋變革期”學說的介紹與思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以及他的《兩宋歷史文化概論》第43—52頁的相關介紹，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值得關注的是在2002年這一年中，大陸的厦門大學與浙江大學都召開了有關唐宋歷史的學術會議，其主要議題都與唐宋社會變遷相關。在會議中，許多學者對唐宋變革論做了回顧性的探討，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對此理論作出相應探討。相對近期大陸而言，港臺學者對唐宋變革論的關注顯得並不充分，而主要集中於各相關領域內具體問題的研究。比較直接的討論唐宋變革問題的文章如錢穆的《唐宋時代的文化》（《世界文化的前途》十五），傅樂成的《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版），邱添生的《論唐宋變革期的歷史意義——以政治、社會、經濟之演變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7期），林瑞翰的《轉變與定型：宋代政治、社會的歷史特色》，《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1990年版)。
作為史學史和歷史理論的問題，唐宋變革論本身的變化過程就構成了一個非常有必要研究的課題。以往對於唐宋變革理論的研究主要是介紹和回顧性的。同時，在一些學者如包弼德先生的文章中也開始反思隱藏在種種變化後的中外史學界的在研究唐宋時代歷史上的基本思路的變遷(參見包弼德《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該文主要探討了美國學者在對唐宋變革問題的闡釋上如何擺脫舊有的“以歷史的目的論觀點為基礎”的討論框架而做出新的闡釋的。這種目的論的觀點，認為歷史的重點就是以地中海的資本主義文明為代表的現代化的實現。在他看來，新的闡釋“拒絕歷史目的論，但它仍認同歷史分期論”)。本文也將繼續討論唐宋變革理論變化發展的歷史，並以若干先後出現的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文章為個案，並結合相關材料對這些個案加以詮釋，在西方中國學史的背景下，研究這其中所隱含的西方學界在涉及唐宋變革問題上的基本分析模式上的變遷(我們主要著眼於美國和日本學者。主要因為這兩個地區的學者對唐宋變革論的討論在整個世界宋史學界的討論中居於主要地位。同時，偶爾也涉及到大陸學者、歐洲學者以及港臺學者的研究。但是他們的研究並不具有修正框架那樣的意義)。
一 中國學者傳統的唐宋時代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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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ts.cuhk.edu.hk/~hkshp
歷史上的華夏民族很可能來自遙遠的西亞——“四海之內”最早當指兩河流域或阿拉伯半島的地理狀況，而像“神州”、“天子”、“神明華胄”一類的觀念亦與希伯來文化若合符節。這支神秘的民族將太陰曆、青銅器製作工藝以及一種雜糅祖先崇拜的原始一神教帶到了東亞，其遷徙路線由上古尋根文學《穆天子傳》可以推知大概。周人集華夏文化之大成，與猶太人相比一重禮法一重律法，儒象拉比，庠序國學則有類猶太學校。而周文作為民族宗教也和猶太教一樣在其子代異變為泯滅種族界限的世界宗教。華夏族應與蘇美爾人有很深的淵源，而猶太人的祖先則為蘇美爾化的閃族部落——儒和拉比大約即是蘇美爾教師之變種，這兩類人使各自文化的基因恒久不變，從而成為遠古兩河文明的活化石。華夏文化與本土文化就象青白尼羅河在喀土穆交流融彙，流衍為古典中國文明——予人印象似乎一出世便成熟有如白鬍子老人。“華夷之辨”本意蓋指華夏族與土著居民之種族區隔，這一界限隨著二者融合逐漸消失於無形。司馬氏世典周史——當大一統國家崛起之時，太史公以如椽巨筆將華夏族的歷史記憶延伸為中國民族的共同記憶。史部之籍只是副本而已——若將《史記》視同六藝一般的經典，便翻開了此書之名山藏正本。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叢。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尢。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五帝本紀》)。
從《史記》的記載看，華夏族似以遊牧為生，和蘇美爾人一樣有高山崇拜的習俗。三皇乃原住民首領，五帝則是華夏族首領——“帝”在世之時位格為天子，崩殂後亡靈即與昊天上帝相互混同，有如基督教的“三位一體”。本紀提到的涿鹿之戰影響歷史既深且巨——華夏族經此一役反客為主，開始作為征服氏族君臨土著居民。唐虞三代皆是貴族共和，仿佛兩河之蘇美爾時代；至戰國之世，隨著本土民族自我意識的蘇醒，中國文明才姍姍邁入阿卡德時代。“世家”主要折射前期的貴族社會，“列傳”則更多反映後期的平民社會。當“始皇帝”之名號出現時，征服氏族與土著居民終於融合為統一的民族。三代貴族每以古帝血胤自矜，到漢高祖那裏就無從得見高貴的出身。華夏族與後世華人的關係略類希臘人之於希臘化民族。華人每將自己混同於歷史上的華夏族，故以黃帝子孫自居——像朝鮮人同是華化民族，因為沒有生活在華夏族的歷史記憶中，只將始祖上推檀君。檀君當為血緣始祖，黃帝則更多是文化始祖。他的陵寢就像以色列的錫安山一樣成為民族意識的圖騰，而王船山在亡國之後以黃帝為認同符記闡發的民族主義思想亦與近代的猶太復國主義依稀相似。從人種上說，河洛一帶的居民與古華夏族最為相似——向以衣冠之族著稱。當其將居處命名“中原”時，或許仍在懷念原始故鄉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五胡亂華之後衣冠南渡，中國文明的重心才逐漸移到了長江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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