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對「京都學派」的疑義
正如我們亦可以從本次會議的主持者之一，張寳三教授的大作《唐代經學及日本近代京都學派中國研究論集》1之題目瞭解到的那樣：好像在從事中國學的研究者之間，「京都學派」這一學派的存在幾乎已作為自明之事實而為人所接受。不，不僅限於研究者，於媒體之類，常將京都大學的中國學指稱為「京都學派」，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同樣的一般看法在普通讀書人中亦落實了吧。
然而，「京都學派」的存在真是自明之事體嗎？我對此甚懷疑問。因為，我恐怕也被外界看作是「京都學派」之一員，而我自身卻完全沒有這種自覺與歸屬意識。再者，在我的周圍，不用說「京都學派」，就連具有明確的學派意識與組織形態的學派集團的影子幾乎也看不到（當然，以學會與研究室為主體的學術雜誌多有刊行，此外所設置的共同研究會亦多得不勝枚舉。這些有一定的組織，並且各自具備一定程度的個別性特色——可以稱之為學風，此雖無法否定，但直接將其判定為學派並非妥當）。因此，現在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承認存在著作為嚴密意義上的學派的「京都學派」。
如此而言，我想一定會有人提出如下意見吧：何必那樣嚴密地對學派進行定義呢？京都大學的學問一般都稱為京都學派，或者就算不拿出那樣廣寬的姿態，京都大學的中國學也確實存在著一種猶如傳統的東西，所以將其稱之為「京都學派」就是了，沒有必要采取那樣嚴厲的態度。說實話，我平常也並不是那麽嚴密地考慮。本來，「京都學派」的存在與否，於我自身而言，無關緊要。只不過，作為學術史來論述「京都學派」的話，那樣恐怕不行。再者，原本我對輕易地濫用「京都學派」這一稱呼，不禁抱有不快之感。即，既沒有認真地讀過每一位研究者的著作，又不顧研究者各自所處的種種情況、環境，無視各自的個性，不分青紅皂白，就想貼上「某某學派」的標籤，我厭惡這種輕易之擧。固然，我並不是說論及「京都學派」的各位都是那樣，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是真摯地致力於研究的。但是，我想一部分人有這種輕易之擧，這是難以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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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裴松之《三國志注》是魏晉之際三國史研究的總集，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一直備受學界關注。清代嘉慶以降，考證裴注引書和根據裴注引書編輯索引者已達19家之多。由于研究者均沒有完全吸收其以往的成果，也沒有確定完整的引書標準，因而研究的結果有多處重複，而數量則由140餘種至255種不等。考證結果的巨大差距也導致了普及的混亂。本文在總結以往成果的基礎上，提出裴注引書的六條標準，並根據標準辨析裴注引書爲245種，另有11則出處不詳。
關鍵詞： 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書；辨析
裴松之《三國志注》（以下簡稱"裴注"）是魏晉之際三國史研究的總集，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一直備受學界關注。由於裴松之沒有意識到其書目可能産生的重要價值，在注錄書名時是沒有統一形式的。因此，清代嘉慶以降，考證裴注引書和根據裴注引書編輯索引者已達19家之多，學者們的不斷探索使結果日臻完善。然而，以往的研究存在兩個缺憾：一是缺乏學術史的意識。學者們大都是在沒有全面地瞭解其以往成果的情况下進行研究的，其中不乏對趙翼和沈家本的成果進行重複地考證，從而導致研究者較多；二是缺乏標準意識。學者們沒有研究並確定完整的裴注引書標準，而是按照各自的理解進行研究，因而研究的結果差異較大。研究結果的差異也導致了普及的混亂。20世紀30年代以降，各種版本的中國通史、魏晋南北朝史、中國史學史、中國歷史文獻學、中國歷史文選等專著、教材、有關論文以及普及讀物，在介紹裴注引書時竟有十多種說法，如：140種；142種；156種；159種；160種；160餘種；203種；200多種；210種；計210餘種，除去關于詮釋文字及評論方面的，則爲一百五十餘種；220種；229種；240種；不下300種等，相差之大，實爲驚人。本文試圖在總結以往成果的基礎上，提出裴注引書的六條標準，並根據標準對裴注引書進行辨析，希望能够由此推動裴注引書的深入研究。
一、19家研究成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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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史記學概論》作者張新科同志是當代《史記》研究一位卓有成就的中青年學者，有多種《史記》研究論著問世。《史記與中國文學》、《史記研究史略》均是成名作，而這部《史記學概論》則標志作者已進入當代《史記》研究前沿，更是一部代表作。
何謂“史記學”？似乎人人都可以回答，不就是對《史記》研究的專門之學嗎？說具體一點，“史記學”就是指對司馬遷及其《史記》研究而形成的專門學術體系，但這仍然籠統。繼續追問，這“史記學”的“學術體系”如何建構，它的基礎理論、研究範圍、研究任務、研究方法、以往的研究過程與研究成果、目前的研究現狀與未來的走向等等，都應包括其中，方能成為一門學科體系，回答起來就不那麼簡單了。10多年前，即20世紀90年代初，筆者曾提出這一課題，但至今未能顧及。公元2001年，中國史記研究會成立，由學會再次提出這一課題，希望中青年學者勇挑重擔，張新科同志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知難而上，在短短的兩年時間，拿出他的研究成果－－《史記學概論》。該書分為七論十七章，全面闡述了“史記學”的範疇、價值、源流、本質、方法，以及“史記學”的生命力與研究者的素養等內容，第一次構建了“史記學”的模式與框架，是一部開創性的著作，填補了一項學術空白，奠定了“史記學”的基礎理論，值得慶賀。
本書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下面從兩個方面來說明。第一，本書適應當代《史記》研究的需要而作，是時代的產物。在中國傳統文化國學精品中，《史記》是無與倫比的百科全書，它有取之不盡的思想源泉，養育著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長。司馬遷的思想、精神、人格對中國知識階層、對中華民族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和強大的凝聚作用。因此，《史記》問世兩千多年以來，有不可勝計的中外學者閱讀它、研究它。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史記》日益走向普及，研究隊伍不斷擴大，學習的基礎日益廣泛，越來越成為人民大眾的精神食糧與藝術欣賞品。在當今的書店裏，隨處可見《史記》及其相關的書籍，從學術論著到普及讀物，從全本《史記》的整理到選本《史記》的讀本，還有影視、光盤、繪畫、改編等等著作，年覆一年成為熱點。可以說當代《史記》研究正處於一個黃金時代，近20年來的研究成果，論著l00餘種，論文數千篇，研究隊伍2000多人。在這樣一個“史記熱”的環境中，“史記學”理論建構的任務便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這一課題，處於目前《史記》研究的前沿陣地，對於引導《史記》研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第二，《史記學概論》系統地總結了兩千年來《史記》研究的成果，闡釋了這一學科的研究過程、研究方法、研究目標，賦予理論的昇華，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毫無疑問，將推動《史記》研究深入發展，減少盲目性，增強科學性。例如，作者論述《史記》的普及宣傳，提出要明確普及對象，並且要有多層次的普及內容。第一層次，是普及《史記》的人物、故事、內容，以及宣傳司馬遷，這只是初級的普及歷史知識。第二層次，是普及司馬遷的精神、人格、思想、《史記》的價值，這是深層的社會意義，是提高民族文化素養、建設新文化的內容了。第三層次，是普及研究成果，造成更深廣的社會影響。諸如大學《史記》課程的設定、《史記》研究成果的數字化，以及其他高科技手段的應用，屬於第三層次。經過作者這樣的概括，如何普及《史記》，就有了明確方向，有了具體內容。在第九章，作者闡釋“史記學”的特點，分為“多學科性”、“多層面性”、“現實性”、“世界性”四個方面的內容。在“多學科性”一目中，作者概括了兩千多年來《史記》的研究過程和研究成果，總括為35門、278目，展示了《史記》研究內容的豐富性，既是已往《史記》研究的總盤點，也是進一步拓展《史記》研究的出發點，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方法論問題，一直是《史記》研究中的重要問題，作者在第十二章就此問題進行了全面論述，尤其指出了目前《史記》研究中的一些誤區，頗為中肯。關於今後《史記》研究的方向，作者在第十七章提出：走綜合化之路、以理論作統帥、多樣化的形式、立體化的研究、世界化的目標、生產化的方式，這樣的概括具有積極的理論指導意義。上述例證可以窺見作者的思想火花，以及用力之勤。《史記學概論》各章各節，充滿了對歷代以來《史記》研究工作條理性的概括與理論昇華，不一一具述，讀者讀其書，領其意，可以穫得多方面的啟迪，有助於自己的學習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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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wjlwj/2007-09-13-35603.htm
摘要：设馆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统治者为了垄断修史大权，往往通过设立史馆来掌控对历史的解释。因此，研究史馆制度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涉及自魏晋至清代各个时期史馆设置的状况，尤其是在史馆建置、史馆运行机制、设馆修史的利弊等重要问题上，研究较为深入。对唐、宋史馆的研究，成绩尤大。但是，史馆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今后的研究还需将史馆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等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以史馆为纽结，以史馆修史与社会政治、史学发展为突破口，进行综合考察。
关键词：史馆制度；史官；史学；专制制度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书编纂一般有两条途径，一为官修，一为私撰。而官修史书则主要通过设馆修史来完成。由此，史馆就成了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史馆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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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有人約稿，說是給青年學生推薦點文史類的經典，很多人寫，然後湊成一本書。寫什麼好呢？約稿人說，你就揀歷史方面自己覺得重要的書，隨便寫，字數在三千字左右，當然，最好通俗一點。我依命行事，臨動筆，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麼夠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萬選，未必合適，為穩妥起見，還是寫兩本我比較熟悉也比較喜歡的書吧，一本是《史記》，一本是《觀堂集林》。但文章寫成，沒有下文（眼下，這類書倒是大為流行）。最近，承張鳴先生不棄，要我為《新東方》奉獻小文，我素無積稿，翻箱倒櫃，只有這點東西在。現在拿出來，真不好意思。書是很普通的書，話是很普通的話，難免老生常談，重複別人講過的東西。說不定，還有什麼狐狸尾巴，讓人抓住，也保不齊。我只能這麼說，這兩篇舊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問題，我是認真想過，其中還是有一點心得體會。
我們先談《史記》。讀它，我有一個感覺，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談話。司馬遷，好人。好人經常倒楣，我對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覺得他這一輩子沒有白活。
《史記》是一部什麼樣的書？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書，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羅多德之於希臘，我們也是把司馬遷當“史學之父”。但此書之意義，我理解，卻並不在於它是開了紀傳體的頭。相反，它的意義在哪兒？我看，倒是在於它不是一部以朝代為斷限，乾巴巴羅列帝王將相，孳孳於一姓興亡的狹義史書，像晚於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現在稱為“正史”的書。我欣賞它，是因為它視野開闊，胸襟博大，早於它的事，它做了總結；晚於它的事，它開了頭。它是一部上起軒轅，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的“大歷史”。當時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當代史”，它都講到了。特別是他敍事生動，筆端熔鑄感情，讓人讀著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馬遷作《史記》，利用材料很多。它們不僅有“石室金匱”（漢代的國家圖書館兼檔案館）收藏的圖書檔案，也有他調查採訪的故老傳聞，包含社會調查和口頭史學的成分。學者對《史記》引書做詳細查證，僅就明確可考者而言，已相當可觀。我們現在還能看得到的早期古書，他幾乎都看過。我們現在看不到的古書，即大家講的佚書，更是多了去。這些早期史料，按後世分類，主要屬於經、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經書，其中有不少是來自官書舊檔，年代最古老。它們經戰國思想過濾，同諸子傳記一起，積澱為漢代的“六藝之書”和“六家之學”。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是我們從漢代思想進窺先秦歷史的重要門徑。不僅如此，它還涉及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包含後世集部和子部中屬於專門之學的許多重要內容，同時又是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總匯。它于四部僅居其一，但對研究其他三部實有承上啟下（承經、子，啟史、集）的關鍵作用。借用一句老話，就是“舉一隅而三隅反”。據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舉時代的老先生，而是風氣轉移後的老先生，他們就是拿《史記》當閱讀古書的門徑，甚至讓自己的孩子從這裏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國維和楊樹達，他們的古書底子就是《史》、《漢》。所以，我一直認為，這是讀古書的一把鑰匙，特別是對研究早期的學者，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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