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的命運與史學的變化 將無同(胡寶國) 北大往復論壇轉載
《史記》在今天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在較早的時期,它的命運卻並非如此。東漢班固曾經批評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漢書•司馬遷傳》)唐初,《隋書•經籍志》在介紹《史記》、《漢書》的流傳時說:“《史記》傳者甚微”,司馬貞說“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史記索隱》序)

當然,我們注意到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如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注,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獎《史記》。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

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並不止《史記》一家。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南朝劉勰說“陳壽三志,文質辨恰。”(《文心雕龍•史傳》)華嶠所撰《後漢書》在西晉也頗受好評,時人以為“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晉書•華嶠傳》)至於說到簡約,那也不是《史記》獨有的,如“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文心雕龍•史傳》)干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晉書•干寶傳》)總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人們並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這與我們對待《史記》的態度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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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的話:這是我去年為道歉而寫的一段文字。事情是這樣的:某雜誌曾約我寫篇文章。我寫了,也寄給人家了,但心裏很怕,到現在都很怕,怕鬧笑話,因為文章涉及到了我不懂的領域。因為怕,所以就屢次反覆,一會兒跟編輯說可以發,一會兒又說不要發了。終於,最後把編輯惹惱了。編輯生氣了,我很後悔,覺得對不起人家,是死是活都拿去發吧,為了表示歉意,我匆忙之中又寫了這篇短文寄給編輯。所以說,這篇短文只是一個表示認錯的“姿態”而已,根本不能算是文章,寫得實在是太簡單了。不過大家也不要過於責備我,我們看商家搞“買一贈一”活動的時候,那“贈”的東西常常不是什麼好東西。這兩天,雲中君又出現在往復了,看上去很孤單,為配合他一下,把這個帖子貼出來,讓大家見笑了。最近正在生病,很難受,萬一有朋友要和我討論,我不一定回答了。】

幾年前,我撰寫《漢唐間史學的發展》時,翻閱最多的就是錢穆先生的《中國史學名著》。我也常常向別人推薦這本書,但是,若問我這本書究竟好在哪裡,似乎一時間又回答不上來。

這本書是根據錢穆給學生講課的內容整理而成的。因為是講義性質,所以書中有不少關於史家生平、史書內容的介紹,就此而論,它與一般的史學史著作並無不同。不過,除此之外,書中也畢竟還有很多能反映作者學術特點的地方。

錢穆在學術上的特點到底是什麼?我不懂近代以來的學術史,不清楚這方面的學者是怎樣概括的。從一個一般讀者的角度看,我覺得他的特點或許可以用一個“通”字來概括。從縱的方面看,自先秦到明清,他都可以寫出質量一流的著作來;從橫的方面看,經學、史學、文學、宗教諸多領域他都懂。這樣一種知識背景再加上他銳利的眼光,就使得他討論問題時總能縱橫馳騁,總有一種大視野、大氣魄。比如講到《春秋》,他並不就事論事,而是把著眼點置於先秦以來學術的大變化上面。錢穆一向非常注意所謂“王官學”與“百家言”的區分。他在此說:“在古人當時,不僅從周公到孔子,即下至戰國秦漢,在當時中國人腦子裏,還無所謂‘史學’一觀念。當時學術大分野,只有經學和子學。”所謂經學即是“王官學”,所謂子學即是“百家言”。寫《春秋》的事情本來屬於王官學,可孔子卻“以一平民身份而來做天子王官之事”,因此錢穆得一結論說:“這一部《春秋》正在王官學與百家言的過渡中間。”講到《隋書•經籍志》中經史子集四部的問題時,他還是把著眼點置於這個大變化上面。他說:“以前的學問,只有上下兩層。上面是王官之學,下面是百家之言,到現在則變成了經史子集四部了。”在這裏,他依然沒有就事論事,而是把關注的對象放在了一個很長的過程中來加以考察,寥寥數語就把從先秦到唐初的學術分合概括了出來,充分顯示出了駕馭大場面而不被細節淹沒的大家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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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10月,六朝網轉載

  東漢後期,對歷史著作的注釋漸漸多了起來。延篤著有《史記音義》,服虔著有《漢書音訓》,應劭著有《漢書集解音義》。他們對史書的注釋如同對經書的注釋一樣,都是重在名物訓詁。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這種方法一直延續著。直到南朝才發生了變化,出現了裴松之對《三國志》的新式注釋方法。對此,不論南北,都有人響應。不過,從總的方面看,舊式的、著重於名物訓詁的方法在裴注以後仍然佔據著主流的地位。以往對裴注的研究碩果累累,但研究者多局限于優劣評價或靜態描述,很少從變化的角度討論問題。本文所關注的是:在史學史上為什麼會有裴注出現?裴注為什麼難以為繼?

一、漢末魏晉時期對《漢書》的注釋

  漢末魏晉時期不少人對史書加以注釋。當時注釋家最感興趣的是《漢書》。顏師古在《漢書敘例》中開列的屬於這一時期的注釋家有二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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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十年來.中國港臺地區的史學史研究成績斐然,在資料、觀念、研究視角以及西方當代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引入方面都頗具特色。本文分三個時期對20世紀50年代以來港臺地區的史學史研究成就和特點作了評述。指出.在60年代以前,其研究仍屬40年代大陸風格的延續;至70年代中期後,始進入較大發展時期,研究隊伍擴大,視野日見開闊,方法上亦一破過去偏重文獻考證的路數,趨向於多元化;90年代以後,除研究廣度有顯著推進外,更因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的變動而顯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特點。

[關鍵字]香港;臺灣;中國史學文;外國史學史

[作者簡介]

胡逢祥(1951—),男,浙江省諸暨市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和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史學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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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莽諸子與《太史公書》
研究生:朱浩毅
指導教授:李紀祥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90學年度碩士論文
論文頁數:
關鍵詞:太史公書 ; 續太史公書 ; 劉向 ; 揚雄 ; 班彪 ; 漢莽之際 ; 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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