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4-07-34971.htm
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浙江海盐人，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等校教授，是解放前著名的史学家。他较早地倡导开设中国史学原理及史学理论等课程，并讲授“中国史学概论”，在中国史学史的早期研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 朱希祖的中国史学研究
朱希祖师承章太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考取官费生赴日留学，后肄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那时章太炎正东走日本，倡言革命。朱希祖与黄侃、钱夏、周树人、马裕藻、许寿裳等，共同受业于章氏，听他讲说文、音韵诸学。太炎先生自撰年谱，其宣统二年条云：“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对朱氏的史学素养给予称赞。袁世凯想称帝，章太炎力诋之，遭袁氏软禁，章氏以绝食相抗。朱希祖奔走营护，对章氏可谓是情谊笃深。朱希祖治史，主张“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认为这是“史学主体之大用也”（注：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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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lyfwj/2006-04-01-34949.htm
[摘要] 章太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其思考往往超越时代，即使到今天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譬如他对“外熏”与“法自在性”的关系的思考便暗合当下学界对外缘现代性与自发现代性的划分。本文着重梳理章太炎对学术与政见、“独”与“群”、“外熏”与“法自在性”的关系以及对个性、道德等论题的深刻思考，以期对当下的思想文化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词] 学术与政见；独与群；个性；道德；“外熏”与“法自在性”
一、学术与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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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xglwj/2006-04-01-34951.htm
摘要：伦理革命是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首要目标和中心内容；陈独秀伦理思想的来源主要是西方近代的民主主义、功利主义和进化伦理观；陈独秀的伦理思想在继承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又对此作了发展。他的伦理革命观具有时代意义和贡献，然而，其思想体系又存在着许多逻辑上的悖论和混乱。
关键词：陈独秀；新文化运动前期；伦理革命
新文化运动前期（以“五四”为分界线），陈独秀提出了“伦理革命”的口号，[1] 猛烈抨击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大力宣扬西方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以往，学术界对陈独秀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介绍和分析陈独秀批判儒家伦理道德和传播西方近代伦理道德的具体内容及其反封建意义，而且，研究的力度不够。[2] 本文不拟对陈独秀“伦理革命”的思想作全面研究，只就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思想来源和在近代中国伦理变革中的历史定位这三个学术界研究不够或较少关注的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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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wjlwj/2006-04-01-34952.htm
摘 要：考证与思想并不矛盾，考证学者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史学思想的方式，他们往往寓思想于考证之中，议论与考证相结合，把史学思想建立在考辨求实的学术基础之上。他们多能贯通经史，移治经之方法以治史，对于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在治学理念上，把考证与经世看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关系，他们在解释、建构某种政治道德说教时，不脱离文献和历史本身。
关键词：历史考证；史学思想；钱大昕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历史考证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从事考证研究的史家穿穴经史，网罗文献，严密考订，实事求是，言必有据，不发空论，不仅在厘清史料、求得史实真相方面做出重大贡献，而且在史学思想方面也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揭示历史考证学者的文献学贡献的成果甚丰，探讨历史考证学者的史学思想的成果则明显不足。不仅如此，人们还往往把考证与思想对立起来，忽视了考证背后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实际上，只要翻检史学史，我们就会看到，每个史学家都有自己表达史学思想的不同的方式，作为研究者，应该对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给以充分的研究，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体察中国史学思想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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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3-29-34937.htm
胡适与何炳松同为20世纪中国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有不少有趣的共同之处，也有一些共同被人误解的地方，其中之一是有关他们的学术背景。胡适尝言：历史是我的训练。但其实胡适并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出身，他的本专业是哲学，只是他一直研究哲学史。与胡适相比，何炳松向来被视为专业历史学家，誉为“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实际上何炳松也不是历史学家出身。胡适和何炳松在美国受到的专业训练都不是历史。何学的是政治，他于191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比胡适早一年回国。但与胡适同时在1917年任教北大。
尽管何炳松没有攻取博士学位，与胡适一样，他在美国的学位论文也是有关先秦的。他写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政治，符合他的专业要求。回国之后，胡适与何炳松都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有不同程度的关系。胡适在1921年虽然没有接受邀请做编译所的所长，但推荐了王云五，并为之改革提出了参考意见，而何炳松则在1924年到编译所，以后又担任所长、总编辑等职，直到1935年出任暨南大学校长时才离开。更有意思的是，何炳松与胡适同样对章学诚有兴趣。胡适的《章实斋年谱》增订版出版时，何炳松为之作序。以后，何也发表了有关章学诚的论著。从他们回国到30年代中期，何与胡虽然交往不算多，但可谓气味相投，也曾在北大同事几年。直到1935年何炳松参与起草和发表“十教授宣言”，提倡中国文化本位，才与胡适的支持全盘西化的思想对立起来。但两人的关系并未恶化。〔1〕抗战开始后，胡在美国任大使，争取美援，而何则率领暨南大学的师生辗转于浙南、闽西等地，颠沛流离。两人没有来往。抗战结束，何已病入膏肓，一年不到就与世长辞了。
何炳松与胡适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胡适一直坚持西化的必要性，尽管他一生治学则以中学为主。而何虽然早年主持翻译西洋历史，成就卓然，但对如何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在中年之后有所改变，认为需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他们的不同，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而何的“变 ”与胡的“不变”，更揭示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改造与民族主义情结的处理上不同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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